母性与温柔的救赎

在处理罪与救赎时，很有趣的是，多半的作家会将救赎与「母性」或「温柔」做模拟。例如「罪与罚」中，那个深受罪责痛苦不堪的主角，是透过一个心灵纯洁，但不得不作妓女的悲惨女性所接纳。杜斯托也夫斯基也用「白痴」这部作品中善良宽容信任尊重人的癫痫患者，来衬托温柔的救赎拯救的主题。「红字」一样是透过母性温柔的忍耐，救赎了犯错的神父。狄更斯「双城记」中的生病的父亲，是敢于走出创伤饶恕仇敌，使仇敌获新生的温柔勇者。这种表达救赎的角度，无疑是受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仆人基督的形象，和十字架的饶恕与爱所影响。

软弱中的与上帝相遇

文学作品中，还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软弱中与上帝的相遇。像法利赛似的刚强的人，多半是自以为得上帝恩宠却离上帝很远，唯独税吏自知罪无可赦向上帝苦苦哀告，却最接近上帝。这种对信仰的理解，使基督教文学作品，经常铺陈挣扎困境，为小说人物制造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让他们在苦难，在自我形象的崩溃中，得以聆听上帝的声音。

「与上帝相遇」这样的结局，无疑的是对圣经「约伯记」的深刻体会。因而「透过苦难以成就善」的信仰奥秘，就蔚出基督教文学作品的深度。

这样的例子，见诸「卡拉马助夫兄弟们」中的大哥米卡，在唯一的救赎盼望──女友几近离弃他时，他绝望中做出深刻的祷词：「主阿！带着我一切的不法行为接受我吧！但是不要审判我。不加审判，就放过我吧！因为我自己审判了我自己。不要审判我，因为我爱你。主阿！我自身是卑鄙的，但是我爱你。你可以把我送进地狱，在那里我也会爱你。我将从那里呼喊，说我是永恒的爱你..... 」

这类似的心境，也出现于「红与黑」中，犯罪后的男主角。天主教作家葛林也经常陈述这类主题，其代表作品是「权力与荣耀」。

最有趣的是非西方系统，但深受基督教信仰浸濡的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沉默」。故事中的耶稣会士原本立足于自我架构的伟人天台上，却于有朝一日堕落成软弱无助的平凡人，他自诩的强者形象崩溃了，他由天国堕入地狱，成为叛教者，他必须谦卑的领受基督的宽恕与恩典，就在这时，上帝打破了沉默。这故事大纲一样与「软弱中与上帝相遇」的主题密切相关。

理性与罪

还有一个文学中重要的主题，就是对文明发展的不安。

知识理性带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可能，却也使堕落邪恶与人类历史共生，因此「自由意志」与「罪」，「自然」与「发展」，「爱」与「文明」，「人道」与「科学」，「善」与「恶」的非逻辑性的矛盾冲突，就成为西方文学中的永恒主题。

这样的主题，出现于狄更斯的「双城记」，在法国大革命这即将推出民主时代的重要契机，却隐含仇恨报复的种子，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卡夫卡的小说「蜕变」，是控诉资本主义畸形发展下人的孤独，苦闷，恐惧，自咎。

卡谬的「异乡人」，表达疏离异化下，人在世界犹如异乡人。还有作家企图透过文学作品表达文明发展到最后，人类世界完全驱逐掉对神的渴望，因而在无神世界中度着荒谬的人生，这种荒谬感，出现于贝克特的「等待果陀」，也出现于索尔贝娄的荒谬无聊的文学世界里。

这类主题的表达，基本上都是探讨理性文明进化带给人的不幸，是属于「欲善却成恶」的超个人种族属全世界性的悲剧。也是探讨人类知识理性有限性所导致的邪恶。这观点一样出自基督教信仰中的「人类摘取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想求知识理性，却因此与上帝远离。」主题。

天人交战与顺服

这是不屈服于命运，向上帝心有不甘的交战，是类似圣经中雅各与神摔跤的经验，并被逼向亚伯拉罕献祭的窘迫里，一直要到献上最爱的，才得经历上帝主权与爱的奥秘。这类的主题，就譬如澳洲作家马佳露「刺鸟」一书所描述的，女主角这一生都在向上帝争夺自己的最爱，直到顺服于穹苍下的奥秘，风浪中的人生才趋于平静。这类主题的小说，小说主人翁的性格刻化都十分的突出而鲜明，因为是与一位格上帝的交战，与泛神论的或佛教的文学作品，最是风格迥异。此外，歌德的「浮士德」，描述主角在人世浮沉中，一再透过出卖灵魂冀取对知识对爱情对权力的渴望，并在其中幻灭，可以说是以譬喻手法陈述「罪」的陷阱，也可以说是人不甘于臣服神，想透过别种手段得到他所认为的永恒的真实描述，这一样是「天人交战」。

探讨公义与爱

这主题是由对上帝公义与爱的属性的了解，得到小说题材的灵感，譬如说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就是探讨人对公义的难以平衡，走过头便酿成悲剧。或「双城记」里饶恕仇敌，为成全所爱而舍命的基督式仿真。

不过，很明显的是，在 80 年代以后，文学风潮很明显的趋向对弱势团体──包括女性，被歧视的种族，或同性恋的关注。还有就是因着对种族设限的开放，出现了对异族情调的浓厚兴趣，因而属南美似的或东方似的宗教情怀大量介绍引入西方文学世界，最明显的就是所谓的「魔幻写实」的文学风潮。

此外，因受后结构风的吹袭，文学主体由作品本身另有所指，走向作品本身就是目的，又再走向作品向读者开放让读者参与，也就是说，文学开始重视作者跟读者间的互动，读者的理解过程与诠释，并容许读者解构作者的创作。这就使作者或读者不再愿意信任文学作品中可以呈现出来的价值体系或宗教情怀。关于这样的文学观念的改变，最具代表性的力作就是伊塔罗. 卡安维诺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这种风潮，会不会被时代风潮再度冲击改变，对作者与读者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岁月自会证明。

台湾小说中的值值超越向度

最后我稍微谈一下台湾文学作品中价值超越向度的呈现。

台湾有一些受到基督教信仰影响的作家，也处理信仰主题。

而极有趣的是，不管是张系国的「皮牧师正传」，朱西宁的「画梦记」，七等生的小说，或陈映真的「万商帝君」，都透过小说陈述一个主题：真正的信仰内涵跟教会中所呈现出来的信仰，有非常大的差距。因而这些作家透过文学作品，想剥除教条和假象，直指信仰的核心。这种透过呈现暗斥「教条主义」的文学作品，比例大的令人称奇。

会不约而同的都将作品指向这一主题，很可能是因为「教条」本就是中国文化最容易出现的弱点，因而深受文化影响的教会领袖与信徒，在早期信仰传入时，尚无足够时间分离文化中的「教条倾向」，与信仰中的「教义深层内涵」。当基督教信仰尚未深入信徒的生活价值体系的精神核心，就会单单靠聚会证明自己的信仰，或以律法教条来证明自己的虔诚，因而信仰不是呈现饶恕宽爱接纳，反而呈现单单斥责罪，严厉划清界限的结果。

台湾涉及基督教情怀的文学作品，未来是否能摆脱「教条的痛恨」的型态，绝对与所有信仰者对信仰深层内涵的体会是否有进步大大相关，所以往后的处理基督教情怀的文学作品，会继续指出基督教信仰在台湾的真实处境。同样的，台湾其它文学作品的价值超越向度，一样会指出台湾人生命意义的真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