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基督精神的是托尔斯泰和泰戈尔。1921年张闻天在《托尔斯泰的艺术观》中指出托尔斯泰“拿宗教的知觉去评定艺术的价值”,这种宗教的知觉即为基督的知觉,“基督的知觉给一切人类的情感以新方向”。刘半农认定托尔斯泰的创作以“‘Where's love,there's God'(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一说为归宿”。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明显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不以暴力抗恶”的博爱容忍的人道主义精神都源于基督的教义。这种带着基督教色彩的人道精神渗透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之中,1907年由香港礼贤会出版的托尔斯泰小说中文译集,就以《托氏宗教小说》为名。泰戈尔的宗教观以热爱生命热爱人生的“爱”为核心,他说:“世界是从爱生的,是靠爱维系的,是向爱运动的,是进入爱里的。宇宙之创造是爱而人生之目的亦是爱。”1922年瞿世英撰文指出:“泰戈尔是以伟大的人格濡浸在印度精神里面,尽力的表现东方思想;同时却受了西方的基督教的精神的感动。于是印度文明之火炬,加了时代精神之油,照耀起来,便成了他的思想。”这种浸润着基督精神的爱的宗教使泰戈尔的诗文别具风采。五四前后对具有基督教色彩与精神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美国心理学家贝特森和文蒂斯认为,宗教经验是个人潜能和社会环境之间交感的产物(德莫马格里诺维奇.宗教心理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23)。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溢出浓浓的基督文化色彩,也是作家个人潜能和社会环境之间交感的结果,在基督教势力在中国不断加强的过程中,中国现代作家所受到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成为一种个人潜能,或是一种情感寄托,或是一种心理体验,或是一种生活积累,在以西方思想西方文化冲击批判中国封建思想传统文化的时代,新文化先驱者对基督伟大人格和精神的大力提倡,五四前夕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的发行出版,加上富有基督精神的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介绍,个人的潜能和社会环境融成一种“宗教经验”,使不少作家笔下染上基督教文化的色彩,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一种极为独特的文学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对中国的反封建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自由、博爱、平等的呼唤,促进了人道主义在中国的深入和发展。
杨剑龙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