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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大地上的悲悯
莲子 刘年(感谢网友惠寄)
批判：摩罗为什么能感动人 莲子：摩罗刚刚出版的这本<因幸福而哭泣>，似乎传来了一条消息，摩罗感到了幸福，并且因幸福而哭泣了。 刘年：这确实是一条令人欣慰的消息。对于一个经常幸福，经常哭泣的人来说，因幸福而哭泣是件平常的事情，可是发生在摩罗身上，就是一个有意味的事件。摩罗书上说，人如果体验不到这份为人所特有的欢乐和喜悦，尊荣和庄严，那么承受苦痛和担当患难的动力在那里呢？ 莲子：摩罗在承受了苦难的根基上，开始生长幸福了，在鲁迅那里，似乎没有这种"因幸福"的影子。鲁迅一直紧张地拿着一把刀，向他的对手逼近，向自己和虚无逼近。鲁迅只看到了鲜血，没有来得及发现道路两旁的山花红了，落叶也红了。一百年了，鲁迅这条因受伤而麻木的脉搏，终于有了恢复知觉的迹象。 刘年：其实摩罗一直都在寻找这样的知觉。摩罗作为一个批评者，他的批判很苛毒，但很多人都对摩罗的批评很感动。他那么狠，别人反而很感动，这时为什么？ 莲子：他在批判人文、政治的时候，也在批判自己。 刘年：社会的阴暗就是他的阴暗，社会的下流无耻，就是他的下流无耻。他是社会的一个代表，他的血液里流淌着社会的血液。摩罗不论是悲悯的时候，还是批判的时候都没有放过自己。 莲子：很多人的批判不感动人是因为他总在批评别人，好像罪恶都是别人的罪恶，批评完了，一身轻松地躲藏在批评家的面纱之下，享受批评者的光荣去了。 刘年：摩罗的批评不是就现象谈现象的，而是归根结蒂回到人的本位上去了，由世界人，中国人，回到个体人本身。人最起码应该有独立的人格，健康地活着。但人常常没有独立没有尊严没有健康。那是为什么呢？摩罗反观自己。他在<耻辱者手记>里有这样的意思：我可以没有恩宠、没有地位，没有名气、没有桂冠，但我决不可以没有独立人格。一个人这样呐喊的时候，是因为他已经没有了独立人格。他没有放过自己的没有人格。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独立人格了，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他这么发言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真实。这是实实在在的情况啊!因为实在，你就会感动。 莲子：《致郭铁成先生的一封信》里谈的就特别好，就说灵魂中的悲悯。他的悲悯不是居高临下的一个词，悲悯是非常平等的一种感觉。作为民族的一员，一个同胞，面对所有的下流和耻辱都有我的一份。他在要求别人忏悔的时候，他自己首先忏悔了，他并没有把压力强加于你。他不仅去悲悯那种被摧残的人，也悲悯那些伤害别人的人。而且他说，摧残他的别人也包括他自己。在这个文化层面上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摧残别人。他的这种悲悯、平等的感觉，就象佛教中那种平等是一样的，给予别人施舍，给予别人帮助，他就是你，他呈现的这个样子就是你的样子。这种平等也让人很感动。 刘年：他还说，我何止是没有尊严，我实在是一无所有，可我却不敢正视，我连正视一无所有的权利都没有-----我们像一只赖皮狗，怯生生地走在充满敌意的村巷里-----我们为了掩盖各种罪恶所作的各种努力其实都是不断地唤醒新的罪过-----中国人，在我们粗劣的神经上，要积淀多少人间的罪恶，才能将它沉到良知的水平面上，我们要经历过多少鲜血的洗渍，才能升起一丝恻隐之心？因为有了前面对自己状态的准确认知，所以他批判整个民族的时候，批判人类的时候，都觉得很真实，很真诚。 莲子：对，你不会认为他在说空话，他不是在简单粗暴地给他的"敌人"判死刑。他认为这种罪恶我是无法逃避的，如果审判的话，那首先应该审判的是我。要忏悔呢，我首先忏悔，要担当的话，我首先担当。 刘年：他的这种实在，不是说他先知先觉地产生了使命感，有了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体验了以后再去承担的。他完全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人。在文字里，可以看到摩罗是个很柔弱的人，他体验到了苦难，他觉得我要把这种苦难取掉，体验了一丝耻辱，我就把耻辱取掉，我没有尊严，那么我就应该有尊严。这样，他的担当就很真实，很贴近人的感觉。 莲子：圣雄甘地也是这样的，他不像很多政治领袖有很远大的理想，他以前也是个很怯懦的人，他自己到非洲去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又看到了很多印度人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就想消除这种不公正。但他决不用跟统治者同样的方式来消除这种不公正，他用的是超越的方式，他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他说，以眼还眼只能让所有的人都瞎了眼。他先看到了目标，定了方向，在实现的过程中，他自己也在成长。他的成功完全是因着自己的平凡的人格魅力。所以他很真实、很感动人。 刘年：摩罗知道人的痛苦和下流是怎么发生的，他虽然将这种现象批判得淋漓尽致，但他对任何受伤害者和伤害者都抱有一样的同情。他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为了担当而担当。有些怀着大理想的人，他们的目标很高，要担当人类的苦难，可是他们忽略了每个个体的尊严。而摩罗就是为了健康地活着，这种要求很低，很底线，似乎是在争取一种本能。 莲子：其实这也是人类最高的尊严。 虚无：摩罗为什么没有放弃悲悯 刘年：摩罗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对社会造成的苦难，和人本身在社会关系中的苦难认识得很清醒，稍微有一点不公平，有一点失去尊严他都很敏感。同样的事，别人能产生一分感觉，他能加深好几百倍，这样的性格或者命运，已经对他压力很大了，这是一种世间屋面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去担当，去抗争，去表达，去抚慰。在有关摩罗的很多评论中，基本只谈到了这一点，只谈到了在这个人文环境中，政治环境中人的渺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环境解决了，人就可以不渺小了，如果我们找回尊严了，我们就活得挺好了。摩罗实际上走得更远，在反思社会政治问题的同时，还在一直追问生命本身的意义。摩罗<自由的歌谣>就说，生命和虚无是同一个时间诞生的，虚无的重量大大超过了每个生命所能承受的限度，虚无是每个生命的宿命----他还说，我们拥有的是虚无，而不是生----我们从无中来，到无中去，这是不可争辩的实事。 莲子：在摩罗这里，虚无是什么的---- 刘年：对生命意义的彻底否定。人生无论多么辉煌，多么成功，最终都化为乌有。 莲子：好像怎么样的批判怎么样的忏悔，都毫无意义。 刘年：他说，人对付虚无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消灭虚无，首先以消灭身体的方式消灭虚无，第二是建功立业来消灭虚无，第三种是以艺术的方式回归本体，回归童贞状态，来回避对于虚无的思索。这种虚无的感觉对摩罗来说，压力挺大的。这让我想到鲁迅。鲁迅说，最害怕的是看到黑暗，最害怕的是连黑暗都感到虚无了，你任何的反抗力量都是虚无。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说，你们都是寻找光明的人，而我只不过是给黑暗捣捣乱。在这种绝望的状态中，挣扎着，彷徨着，跟每个丧失了尊严的人都交锋过，对任何一点他认为邪恶的东西都不放过，实际上他是在深重的绝望之中跟人战斗的。 莲子：鲁迅追寻了生命的本体意义，发现生命没什么意义，他就很绝望了。 刘年：他在虚无中奋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莲子：三年前，摩罗在他的<自由的歌谣>里说，他自己是个无赖，精神上一无所赖。再也没有什么可依赖的了。这就是一种深深地绝望。 刘年：我经常想到，对摩罗来说，人间的苦难对他有那么多折磨，生命本体对他也有那么大的压力，他本身又是那么弱小，受到那么多的伤害，他为什么还要承担这么多，为什么还要关爱别人，用温柔的方式抚慰别人？一想到这个问题心里就有点抽搐。鲁迅也是这样。所以鲁迅的抗争更具有悲剧性。如果一个有希望的人抗争的话，那他是有力量抗争的，而一个绝望的人还在抗争，更加难得。如果他完全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一个完全超人的人，他这么干我觉得理所应当。今天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如果不把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子看的话，他并不感动人。如就是上天的儿子话，他就有能量，他比人强，你钉他也没事，他感动就感动在他也只是个人的儿子! 莲子：从他的终极意义上来讲，包括抚慰别人帮助别人也是虚无的。 刘年：他看到了虚无，但他不能不做。 莲子：他没有很好地去思索他看到了却不能不去做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刘年：这就是他们真正的可贵之处，称之为人的一种东西。 莲子：如果他在虚无中要为自己找出路，为什么不就从这个地方去找呢？ 刘年：这本身就是一种出路。他在抚慰别人的时候，也在抚慰自己，无赖之中互相抚慰，才能使我们有一点点不无赖，才能使生命有一点点价值。他是这么认识的，所以他也是这么去做的。摩罗也想从这里找到一种超脱的价值，他一直在寻找。所以他看到有一点点阳光的东西都非常的感动，赶紧把它提炼出来。 摩罗的宗教:大地上的悲悯 莲子：是的。现在摩罗注意到很多东西，就像那对捡破烂老人收养了几个孩子，他就从中感动，马上就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了，他说他自己做不到，发现了这种伟大就会感动。 刘年：在跟他的交往中，我也常常会被触动。摩罗在家里跟朋友聊天时，他坐在沙发上，双手抱着一个垫子，很无辜很无助的样子，象一个小孩似的，说笑着，就好像自己在安慰自己，自己在支撑自己，自己在哄自己玩。看到他的这个样子，我就想，就是这样一个弱小的生命，他还在为民族忧患，为人类忧伤，还要支撑生命本体的虚无。我联想到卡夫卡的<地洞>。那个小虫子整天忧心忡忡的，把粮食藏到这儿也不行藏到那儿也不行，就是为了寻找安全感，让人很心碎。从这里我想到摩罗一切的忧患也是在寻找安全感。他的安全感是什么呢？从底线说，就是一种独立，真正像人一样健康地活着。再扩大一点，就是想对人类的生存个体的生命，找到价值。这种价值从思辩上能找到吗？他没找到，包括宗教，他也没有完全进入宗教去找。他以他的方式看到自己的卑微脆弱，从自己看到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被害的人害人的人都是这样的，他只好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力量去帮助别人，抚慰别人。 莲子：从摩罗的文字里可以感觉到摩罗是一个很懂事的人。他懂得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而现实中人又不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文字好像是从他的鲜血中流出来的。好像他把自己的毛细血管都伸到别人身上了，这血管伸得非常的长、非常的细，伸到什么地方又从什么地方流回了他的心，又从他的心里流了出来。他和人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毛细血管的循环关系。 刘年：有位叫王东成的学者说摩罗的文章有一种宗教感，这种宗教不是教堂里的宗教，而是一种大地上的宗教。 莲子：如果可以用宗教这个词语的话，那么摩罗的宗教有他的原创性。这种原创性在于他能细致地体察大地的现状。摩罗就是从这里面成长起来的。这个大地上有什么苦难，好像他就经历什么苦难，这个大地上有什么阳光他就都接受了这样的阳光。 刘年：大地的宗教实际上是这样的感觉，先不谈超越，也不谈彼岸，就谈现实人生。现实人生渺小、卑微是肯定的，被伤害是肯定的，不仅今天被伤害，一生中随时都会被伤害。但这种被伤害的同时要忏悔，被伤害的同时要去悲悯别人。如果这个世界每一个被伤害的人，能够在忏悔的同时，去悲悯别人，人类也算是得救了。我在摩罗的身上感受到的这种光明温暖是来自于这种忏悔。他实实在在地知道，这种伤害是无止尽的，忏悔是无止尽的--- 莲子：这是一种宿命的感觉。 刘年：我一般给人介绍摩罗文章的话，就介绍《致郭铁成先生的一封信》、《第二次诞生》、《中国人，你如何跳得过文革这一页》这三篇。但是就我个人趣味来讲呢，我最感亲近的是散布在他文章中的一些细节。摩罗在县城教书的时候，回家给父母买香蕉，父母吃了香焦说这是什么东西，怪怪的，不好吃，以后再也不要买这种东西了。后来，他在华东师大上学的时候，给父亲买了皮鞋，父亲说这个鞋子不舒服，以后再也不要花这冤枉钱。后来在家境好一点的时候，弟弟妹妹买回的香蕉，父母吃得特别香，特别爱吃。父亲对那皮鞋其实也很喜欢，但父亲还对摩罗的妹妹说，不能告诉你哥哥我们喜欢，免得他以后再买，他上学很艰难。这种人世间细腻的亲情，这种体贴都被摩罗捕捉到了。还有一个细节，是他在华东师大上学的时候，学校给的补贴很低，好像是每月一百多元钱。这很难生活，摩罗就想联名写信要求涨钱。后来他放假回家，路过景德镇，看到姨妈全家都下岗了，生活十分艰难。他就想到如果涨钱，那钱肯定不会从其他地方出，只能从姨妈这样的社会最底层出，那底层人的生活就更艰难了，所以他就把联名写信的愿望给打消了。还有他描写的那个<篾匠爷爷>，写他过一个门坎，特别慢地迈过步来的那个细节也特别感动我。摩罗有了对于这种小事情的体验和把握，他讲出来的任何道理你都不觉得空洞，你都觉得是由心而发出来的。就是那种大地上的宗教，很多的毛细血管。这种细节的把握在中国作家中很少的，这完全是真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人在说话。这么真实的心灵一旦产生力量，那就是真实的力量。 莲子：摩罗遇到许多坎坷还能创作还能生活下去，我想这种关怀对他滋养挺多的。 欢喜：摩罗因幸福而哭泣 刘年：我也经常见摩罗给别的作家写一些感受，比如给王开岭写的评论，他被一个年轻人，很有生命力的年轻作家感动了；前段时间谈新疆的刘亮程的时候，那种非常由衷的赞美，真的很动人。摩罗谈这些的时候，丝毫没有感到自己也是一个作家，他就没去想，如果把别人推得太高，我的位置是什么。摩罗丝毫不考虑这个问题，很天真的，完全投入这种境界，完全想把别人推出来。实际上摩罗推荐的作家我也看过，我个人的感觉，从精神含量上摩罗应该是比他们更重的。也许别人的优势是不可替代的，但是更能深入内心的还是他本人的东西。但摩罗很天真的那种感觉也非常好，他完全被感染了，完全就进入了别人的心灵。 莲子：所以摩罗写出了<因幸福而哭泣>。这本书里透出的气息，可以嗅出摩罗在精神上从虚无当中有所进展，他不再是那么绝望了，他在发现幸福，他有了发现的喜悦感，他认为可以从内心深处，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寻找美寻找爱。这书的名字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很久没有幸福的人突然感觉到了幸福，哭了起来，就像一块冰，来到了阳光之下，正在融化，给人一种泪汪汪的暖融融的感觉。 刘年：这本书的第一辑就叫<爱是阳光>。 莲子：他似乎从那种底线上破土而出了。在那篇<体验爱，体验幸福>里，他说，我捧着那首海子的诗，在心里反复地念叨首，幸福，幸福----这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声音，真得让人很振奋，他就那么率真地喊着，没有人不为这种喜悦而感动。 刘年：摩罗实际上一直奔着这个方向走的，他的途径也是很真实的，他的忏悔，他的批判，他的反抗，实际上就是为了寻找幸福，寻找真的爱。 莲子：他睁开了一双发现爱发现幸福的眼睛。一位在餐桌上给女儿不断夹菜的男人，让他感到是最有爱最温柔的男人----- 刘年：最初摩罗的状态是咀嚼耻辱的状态，第二个状态是由个人咀嚼耻辱而担当人类苦难的状态，这给他带来的是荒寒和冷硬，他由此走出了一步。我们刚才说了他人世界的苦难和精神上的虚无都很重，这个时候，以卑微的个体互相抚慰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时候，他寻找爱还有一种被动的感觉，他表现得更有悲剧色彩，更有力量，那是绝望的爱。而现在从绝望中生出有希望的爱，这是一种由被动对主动的转变。在<不死的火焰里>他说，平静和朴素，从容和慈爱，悲悯和抚慰，不仅应该成为诗人瞬间的体验，而且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成为我们的眼神和表情，成为我们的手势和声音。 莲子：在生活中他是这样要求的，在文学上他以更加宽容的----一个人一旦学习发现爱的时候，一旦爱的时候，他就变得宽容起来了，在<不死的火焰>这本书里说，应该以悲悯之心怜恤、以光明照耀、以仁爱之心拯救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他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家。 刘年：摩罗言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像有些人说的他妥协了，这不是变成一种假乐观，好像看不见黑暗了。他在这种包容中，完全承认黑暗与邪恶的存在，他对这些东西从来没有掉过身去，而是更加正视它。只是他正视的眼光不那么苛毒了，不那么对立了，他渐渐尝试着用慈爱包裹它了。他是朝这个方向走的。我觉得这是摩罗的成长，也是中国文人所看到的一种希望。对于从鲁迅以来，中国具有忧患意识的、沉于忧患不能自拔的文人病，摩罗启示了摆脱这种病的一种可能性。 莲子：从摩罗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人艺术家正在从对立和对抗当中破掉自己，从忧怨和愤怒之中解放自己，面对未来，面对具有爱具有希望的心灵的未来。心灵的未来，只能是更加的包容和搏大。摩罗在<因幸福而哭泣>中为自己没有幸福的感觉而羞愧。为什么摩罗以前没有这种幸福的感觉呢？说他很敏感，但他以前为什么会对幸福如此麻木？我想因为一直在怨，在向外投射的时候，没有用这颗眼睛和心力去发觉这种幸福和美。当他经历过种种挣扎之后，发现爱和幸福成了他最有前景的出路。 刘年：鲁迅在临死的时候说，一个也不宽恕。所以鲁迅最后的状态，还是在批判中战斗的状态。而摩罗进入了另一种姿态，那就是他寻找美和寻找爱的姿态，摩罗正在迈上超越鲁迅的一步。但并不是说，摩罗已经得到幸福了，已经感到美好了，他在渴望着更加打开心灵，更主动更有力量地去关爱社会，关爱人生。摩罗谈到耶稣和释迦牟尼是两个非常绝望的人，对人类绝望的人，因为绝望而产生最大的悲悯，他们制造出一个神，制造出一个佛来安慰众生。他认为佛神都是人类的产物，人类想找个东西来拯救自己，因为人没有能力拯救自己。摩罗的这种设定，还是认为虚无是绝对的，人的各种努力都是为了忘却虚无，掩盖虚无，跟虚无对抗，包括文化、爱、宗教都是对抗虚无。他把释迦牟尼佛和耶稣都认为是悲剧英雄。如果摩罗的设定是真的，那他们确实是悲剧英雄，就像西西弗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实际上，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呢？他们确实是超越了人的虚无呢？他们真的发觉了终极意义呢？我觉得有这种可能。从这种角度讲，我觉得我们应该主动地去探索这个问题，不要把以前的设定作为唯一的设定。 莲子：你说摩罗，或者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才有可能得到幸福？怎样才能站在坚实的幸福基地上？ 刘年：我觉得把心灵最大限度地开放，接近一些更伟大的心灵，比如说，真正去体会耶稣、释迦牟尼、甘地的心灵世界和精神意义。耶稣和佛陀离我们比较远了，能不能对甘地想得更仔细一些，能把甘地作为一个悲剧英雄吗？如果甘地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挣扎中进行非暴力不合作，那甘地也是悲剧英雄。可是甘地不是这样的，他很坦然，很从容，他很幸福地很有把握地做着这件事情。包括他被枪杀的时候，都是很有把握的。如果摩罗在欣赏这些人的时候，能够更加进入他们的内心，也许会洞见另一种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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