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

　　
　　一、一个深深的困惑
　　几年前，我看到了在大陆出版的龙应台女士的一本书，封面上几个赫赫的大字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好家伙，不必等到读完全书，单单是这书目，就先声逼人，令人触目惊心了。当我执笔写这篇文章时，受她的启发，一个标题跳到进了我的脑海中─“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
　　其实，这是二十多年前的疑问了，这么多年来，它一直压在我的心中。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我还是一个年轻人，也不知道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就连“悔改”这个词的来路去路也不清楚，我那时熟悉的是一个佛教的但后来在中国天主教中广泛使用的术语─忏悔。那时，我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现象令我思考起忏悔这个问题。我看到了一个个的当官的陆续被“解放”出来，又官复原职，或者官升一级、两级。也听到了他们控诉“四人帮”是怎么怎么地迫害了他们，听了几年，听来听去还是这一套。渐渐地我怀疑了。难道他们从来都是被迫害的吗？那么，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被饿死的那三、四千万人是谁之罪？一九五七年那五十多万被打成右派的又是谁之罪？还有那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究竟是谁在上、在下、在左、在右扇风点火并推波助澜的？
　　多年后，才看到了巴金写的随想录，是忏悔的，但是从人出发的，并且面对的也仅仅是人。再后来的后来，看到了颇有名气的文人宣告：我曾经是红卫兵，但我绝不忏悔。最近，文坛上又有了一场争论，焦点竟然也是忏悔。
　　令我惭愧的是，二十年来，当我因许多害人者拒不忏悔而愤愤不平时，当我追问他们为什么不忏悔时，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也需要忏悔，更不知道悔改为何物。一直到一九九五年我信了主耶稣，我才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难道我不需要悔改吗？我当然希望那答案是“不”。但是，我那不安的良心使我不能不承认：我必须悔改。这不仅是因为我也参入了那一场人类的浩劫，而且因为我是人，是一个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人的罪人。
　　问题是，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为什么不悔改呢？为什么我根本就没有觉得自己需要悔改呢？
　　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同胞一再看到，尽管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在华犯下了滔天大罪，但许多日本要人至今依然拒绝为此向中国人民道歉、忏悔。对此，我们常常感到义愤填膺。但我们自己呢？我们中国人自己整中国人、害中国人、杀中国人，这样的事还少吗？还不严重吗？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著民族灾难与历史的黑暗时，我们为什么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心灵的黑暗呢？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每一个人，整个的人类，从古至今从来都是这样，是我们背离上帝的罪孽使我们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了，从而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品尝我们的罪孽结出的苦果。但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悔改呢？为什么迄今为止，中国人哪，你不到上帝面前来悔改？
　　中国人哪，我们悖逆上帝、拒绝悔改要到什么时候呢？
　　
　　二、“天”在人心中的失落
　　我们中国人已经远离了上帝，如何能悔改？
　　即使是新儒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也认为，虽然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宗教文化传统，同时也没有一独立的祭司僧侣传统，但是，中华民族并非先天地就缺乏宗教精神。中国〈诗〉、〈书〉中之重视上帝或天之信仰是非常明显的，而此之天也就是人格化之上帝。同时，祭天地社稷之礼，亦一直为后代儒者所重视（见〈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这样的观察的确是很有见地的。
　　如同世界上其他的伟大民族一样，我们的先人，特别是创造了中华文化的那些圣贤们，他们是敬畏上天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一个存在，这存在在暝暝之中主宰著天地万物和人生。这些圣贤们竭尽一己的智慧和心力来寻找、认识这种存在，并且用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字将其概括为：“天”。或者“帝”、“上天”、“上帝”、“神”。民间的说法则是：“老天爷”“老天”，“天公”。
　　一部中国哲学，中心问题就是天人关系，所以，也可以称其为“天人之学”，恰如司马迁所言：通古今之变，明天人之际。。
　　据冯友兰的研究，春秋时期中国人对天的看法大概有五种意义，即“物质之天”、“主宰之天”（或“意志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冯说：“诗，书，左传，国语中所谓之天，除指物质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
　　一部〈论语〉中，“天”是最高范畴，单言“天”字的就有十八次之多，其中，孔子自己说的有十二次半。孔子的“天”，基本上是“ 主宰之天”。
　　面对这样的“主宰之天”，我们敬虔的先人的基本态度是：敬天，“畏天”，绝不“欺天”。〈书经〉云：“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孔子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正是基于人当畏天、不可欺天，才有了孔夫子的名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那话的重点觉得不是说祷告没有用处，而是说人不可以得罪上天。人若得罪了上天而不改过，那么，他无论用什么话来巴结上天都是没有用的。
　　但是，中国的圣贤与犹太先知和基督的门徒不同，后者的共同经历是：太初有圣言（道），上帝的话临到我；而前者的共同经验是：“天不言”。“天”没有直接对圣贤们说话。可天虽不言，却如孟子所说“以行与事示之（万章）”。这就造成了这样的境况，人渴望认识上帝，但上帝无言。于是人只有退而求其次，试图从“天”的“行与事”来理解“天”。而这样的理解，自然不可不能有偏、有弊、有误，无法得到真确的认识。
　　历史的悲剧就在于，自秦以后，一方面，在中国，百姓们虽然还保持著敬天之心，但又是什么都去拜拜，各路神仙都不得罪。而一个人─皇帝（天子）垄断了敬拜天的权利，只有他可以祭天。远志明在〈神州〉中说得好：“中国人，你惨就惨在，那坐在京城中央宝座上的，不是上帝，而是一个跟你一模一样、与生带著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但他却握著无限的权力，充当起了“人间的上帝”。
　　另一方面，那个人格化的上帝（天）的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渐渐被抽象化、虚幻化，到了宋明理学，就化成了一个仁、义、礼、智的“理”，所谓“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朱熹语）。而到了近现代以来，就连这个乾巴巴的“理”也被横扫了，说那是唯心主义的破烂货。天是什么，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而已。
　　时至今日，“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失落很久很久了。
　　如今，人们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了。至于良心吗，更不必怕。俗语说，良心，良心值多钱哪。
　　一个人若不敬畏上帝，悔改从何谈起？
　　
　　三、扭曲了的悔改
　　我们中国人的心灵对悔改是很陌生的。我们多多少少地熟悉一点忏悔这个词，但那也不过是反省自己的过错而已。而就是这一点，也常常被骄傲的人们的“内省不疚”所抵消。这几十年来。我们熟悉的是悔改的低劣替代品，往小里说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往大里说是批判与自我检讨。就是在今天，虽然偶而人们会看到听到那些被关进或者放出牢房的人写的悔过书，但那是在什么状态下写出来的，谁都明白。
　　因为我们都曾经历过。
　　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但青少年时代的往事还历历在目：自己和当年许多的中国人一样，站在毛泽东的画像前，向他请示、汇报、“狠斗私心一闪念”。尽管自己是诚心的，但那忏悔是心灵的扭曲。一个扭曲了的悔改就是：要求人向另一个人或者另一群人忏悔，而那个人、那一群人冒充是上帝，一贯正确，从不需要悔过，只需要命令并且听别人的悔过。但他们也是人，是也无法摆脱自己的人性中、心灵中的黑暗的人。当黑暗与黑暗相遇时，哪一个黑暗有权利说只有你才是黑暗呢？没有。所以，人与人之间可以有道歉、认错、认罪，但不必悔改，悔改乃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事，它首先是人自愿地向上帝认罪。
　　“认罪”这个词我曾经听了无数次，但是是向人而不是神。那是自己上中学时的事情，我作为“红卫兵小将”的代表参加了一期又一期的“斗争牛鬼蛇神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我不但听到了那些被划为“牛鬼蛇神”的老师们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而每一次检讨中都要大声地认罪：“我向党和毛主席认罪。向人民认罪，向红卫兵小将认罪！”他们刚认完罪，自己就和其他同学一起，一次又一次地批判他们的认罪是如何地不深刻，避重就轻，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等等。并且，命令他们不仅要坦白自己的罪行，还要认识其错误和罪行的根源，从阶级根源、历史根源，一直到到社会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还要承认自己罪行的影响恶劣，余毒无穷。而他们，则不得不一次次被迫地认罪检讨。
　　这是扭曲了的悔改的又一个突出的特征：它常常是在强力的压迫下被迫作出来的，与政治上的迫害、控制直接相联。在政治的淫威下，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实行自我折磨、自我侮辱，即便是违心的话，也不得不说，还得装出一副样子，表明你说的是心里话。最近读到沙叶新的文章，他将此类检讨概括为“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真是入木三分。
　　在强力下有意志的屈服，但不会有心的悔改，悔改是志愿的，发自人的内心。
　　其实，在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世界中，如何能谈论悔改？现今的时代，相对主义成了显学。人类根本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善恶是非的标准。一切都是相对的，昔日为是者，今日为非；今日为是者，明日亦难逃为非的宿命。如此这般，根本就没有一个是非善恶的绝对尺度，人们根据什么认为自己需要悔改，向谁悔改。
　　妥斯托也夫斯基问得好：若无上帝，孰不可为？
　　同理，若无上帝，我何罪之有，又何必悔改！
　　
　　四、人子如是说
　　但上帝在，所以，人不能不悔改。
　　虽然人为之悔改的事是丑陋的、邪恶的，但悔改之情却是神圣的，因为它是人心对神圣的反应，是人心听到了那神圣的呼唤，而那呼唤者是上帝。
　　悔改，就是人心从罪恶中回转，归向上帝。
　　“回转”，这是关于悔改的一个关键字。
　　当年，以色列的先知们向以色列人发出了上帝的呼召：
　　“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结14：6）。
　　人之所以要回转，因为他面对的是偶像，无论这偶像是佛祖菩萨、玉皇大帝、至圣先师、得道仙人，还是什么大师、领袖、歌星、球星，都是偶像，当人把他们视为上帝时，人就与真正的上帝背道而行。
　　“主耶和华说：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结　 33：1　　 1）。
　　上帝要世人转回，是出于他的慈爱。他渴望世人相信耶稣，从而得到永生，不至于灭亡。
　　“耶和华说：背道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上帝，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本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　 3：12─13）。
　　悔改的起点，就是人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背离上帝的罪孽。
　　“你们这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耶3：22）。
　　悔改是心灵的医治，是上帝亲自医治我们的痼疾。
　　人回转的不仅是思想，而且包括行为。如同中国人一样，当年的以色列人也非常喜欢使用一个心字。悔改，说到底，是心的悔改。人在悔改中向上帝献上的，正是自己的那一颗心，是一颗为自己的罪孽忧伤痛悔的心（诗51：17）。
　　当年耶稣出来传道时，他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太 4：1 7 ）。
　　信福音与悔改是一体两面。福音是上帝的恩典，悔改是人心的回转。而人心之所以能回转，那是福音的大能在人心中运行。
　　耶稣复活后，他的大弟子彼得向以色列人传福音时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徒2：36─38）。
　　十字架的信息之所以令人觉得扎心，因为它正是扎在了人的罪之上。主耶稣就是为了洗净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
　　这就是上帝向人发出的呼召，要悔改，回心转意，从什么地方回转呢？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自己的罪。
　　
　　五、“自我神化”的时代思潮
　　呼唤人悔改，这的确是不合时代潮流的。
　　当今时代的一个潮流就是“自我神化”，什么自我赞美，自我荣耀，自我欣赏、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等等，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中心本来就是人一直存在的根性，但唯有在现代，自我神化才成为显学，从哲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到社交术，人都毫不脸红地鼓吹自我中心，说什么上帝死了，我就是我的上帝。说什么，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一言以蔽之，狂妄。
　　许多所谓的现代人，他们对之顶摩礼拜的最大偶像已经不是了庙里的泥菩萨，不是什么天公、雷母，更不是什么伟大领袖、模范英雄人物了。他的最大偶像是他自己。当然，他依旧可以把这个小小的偶像扩展为一个歌星，球星，一个领袖，或者一个组织、一个政党。这就是人的悲哀，他自己本来不是上帝，却以上帝自居；他不信上帝，于是说没有上帝；他忍受不了上帝，于是说上帝死了。事实是：说上帝死了的人的确死了，但上帝依然在，在信他的男男女女的生命中，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之上、之中。
　　一个人若以上帝自居，或者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上帝，他怎么可能悔改！
　　当这种“自我神化”的时代思潮在中国大陆流行时，它是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的，这就是在中华文化中流传久远的虚假的圣人观、人性本善的乐观主义。
　　在八十年代的大陆文化界中，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曾风行一时。他用“乐感文化”来概括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所谓乐感文化，就是在人的伦常日用的人生快乐中实现超越，以达到人的身心与宇宙自然的合一。与之相对应，西方文化则被概括为“罪感文化”，这就是基于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为了赎罪而奋勇斗争：征服自然，改造自己，使自己的灵魂完全归依于上帝。无论是浮士德的无限追求，还是妥斯托也夫斯基的灵魂拷问，都是罪感文化的突出典型。
　　“乐感文化”的人性论基础就是性善论。孟子“道性善”，道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但他之所谓的人性，只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凸显的是人的类性。而当他论到性善的内容时，其实只是说了人人都有为善的可能。但谁都知道，可能虽然会变成现实，但它不是现实。并且，即便是可能，也不单单一种困难存在，而是多种可能并在。
　　但是，自从孟老夫子说了性善，又赞同了“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句古话后，“人之初，性本善”似乎就成了中华文化的公理。连主张“人之性恶，其善伪也”的荀子，也不在乎逻辑的矛盾，说什么“涂之人可以为禹”，虽然加上了一点限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自竺道生提出“一阐提人皆能成佛”，到禅宗的“顿悟成佛”，佛教更以“人皆可成佛”与儒家的“人皆可成圣”相对相峙而又相辅相成，更加强了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人性乐观主义。到了王阳明那里，就有了“满街都是圣人”一说，到了大跃进的时代，就有了“六亿神州尽舜尧”一叹。
　　于是，尽管从孔老夫子起就哀叹“天下无道”，尽管有荀子主张人性恶，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乏对人心中最深的黑暗─罪的认识与反省，进而也就无非产生出深刻的悔改精神。我们有懊悔、悔恨、悔过、悔悟，有追悔莫及，悔不当初，但没有悔改。
　　到了今日，像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终于出现了“悔改”这个词组。但其解释也不过是“认识错误并加以改正”而已。即使我们对悔改这个词并不陌生了。但我们的心灵对它仍然是非常隔膜，因为我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罪为何物。
　　
　　六、人都犯了罪
　　人若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就无需悔改。?
　　人是因自己的罪而悔改的。
　　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此，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
　　基督教的道理是从世人的罪开始的，而这个罪人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人出现的。这一个人站在上帝面前，看到自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于是有悔改。
　　我相信，当年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传教士，一定会为如何把基督教关于罪的观念翻译成中文而绞尽了脑汁，因为在中文中，根本就没有一个相应的字可以翻译英文的那个字─Sin，勉乎其难，译成了“罪”。
　　中国人一看到罪字，就想到犯法；而罪人，自然就是罪犯。即使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的基督徒，并且他们都自称自己是罪人，但随便翻开汉语字典或者词典，那上面对罪的基本定义还是作恶或者犯法的行为。因此，中国人对罪的认识，可以上到法律的高度，知道那是违法；甚至能上升到良心的高度，感到内疚。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上升不到上帝的高度，用上帝的话来衡量人之罪。而那正是基督教的入口处。就是说，人认识自己的罪与认识上帝是分不开的，人是在上帝的面前称为罪人的，所有的人都是。
　　基督教讲罪首先不是从人与法律的关系入手的，而是始终立足与人与上帝的关系，被上帝所创造的人悖逆他的创造者上帝，这就是罪。罪就是人因自己的悖逆使上帝与自己的关系破裂了，隔绝了。正因其如此，悔改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就是悖逆的人回心转意，与上帝和好。
　　从人与上帝的关系出发，基督教指出，罪是“矢不中地”。上帝创造了人，把自己的形象放到了人的生命中，希望人能活得像能像一个人，就是像基督那样的人。但是，所有的人都偏离了这一目标，偏离就是罪。最重要的是，人之所以偏离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目标在哪里，而是人坚持走自己的路，而那一条路通向死亡。
　　克尔凯戈尔说得好：“人是不能靠自己来解说罪的。因为人自己已经陷在罪之中了，他关于罪的谈论，骨子里都是要替罪说话，想寻找借口来减轻自己的罪”。
　　人只有将自己置身于与上帝的关系中，只有从上帝的话中才能知道罪。罪是在上帝面前犯下的，是人拒绝相信上帝，不听上帝的话，公然违背上帝为人所制定的法律。〈罗马书〉讲：“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这就是基督教关于罪的观念的深刻之处，它不是以人的标志来衡量人的善恶是非，无论是从法律标准，还是道德标准。根据那些标准，人可以说是无辜的、无奈的，不幸的，但不能说是不义的；人需要的是认错，检讨，而不是认罪。需要的是内省，而不是悔改。基督教是根据上帝之言来衡量人之罪的。它把人最大的罪归结为人不信上帝，不信主耶稣基督。人之所以有种种犯法的罪行，人之所以有道德的种种堕落，究其总根源，在于人不以上帝为上帝，反而以自己或者一个偶像为上帝。
　　人若不是来到上帝面前，罪就不能绝对地显现为罪，罪就不能绝对地被定为罪。罪之所以是罪，是因为它是在上帝面前犯下的，它得罪的不止是人，首先是上帝，它违背了上帝的意志，侵犯了上帝的主权，践踏了上帝的律法。上帝是光，若没有光，黑暗就不能显现为黑暗。
　　人在罪之中，所以要承认自己的罪。
　　人脱离罪恶，这就是真正的悔改。
　　
　　七、逃避自我
　　人拒绝悔改是与人逃避自我不可分割的。
　　无论一个人多么缺乏自知之明，他总是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他不是完美的，是有缺陷的，最起码的一点是，他达不到他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自我的形象。而当他观察别人时，无论他怎么迟钝，他总是能看出周围的人大都是有缺陷的。他无须更多的社会观察和社会经验就可以确信：人心比什么都邪恶。
　　但人并没有勇气深入他自己心里的深处。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不完美时，他心中已经悄悄地假定了一个“完美的标准”或者“完美的形象”，但实际上他在人间绝对找不到“完美的标准”，也发现不了一个“完美的形象”。而“完美”是属于上帝并且也仅仅指向上帝的。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感叹自己活得不像一个真正的人。但我们很少问一问自己，那个“真正的人”到底是谁？
　　但是，人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心灵的，他既不愿意承认自己生命的可悲，因为黑暗是他渴望摆脱但始终也摆脱不了的阴影；他同时也不敢面对真正的美好，因为他关于真正的人和完美的思想都是指向上帝的，并且表明，他自己是从上帝那里堕落下来的。
　　但是为了拒绝上帝也拒绝自我，人就拒绝了悔改。而拒绝悔改的秘诀就是：把自己躲藏到“众人”之中，其公式是：我之所以作了这样的孽，是因为他人如此……，这一个他人可以是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每一个人，也可以是社会、国家、民族、政党、领袖、上级领导、老师、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等等。我们会说，是的，我错了，但我之所以作了这孽，主要是由于外界环境对我的影响，是外因的作用。
　　这个借口古已有之，自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以来，人类的共同借口一直是这样的。当他们两位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树上的果子后，他们对上帝的辩解是什么呢？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不是我的错，是那女人的错。而潜台词则是：那女人则是你上帝给我的。夏娃则说，那蛇引诱了我，我就吃了。同样的逻辑，真是夫唱妇随：不是我的错，是那蛇的毛病，同样的潜台词：那蛇是你造的，是你的责任。
　　的确，他们俩人说的都是实话：是夏娃把树上的果子给亚当吃的，是那蛇欺骗了那女人。但是这只是事实真相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一部分却被他们隐瞒了，这就是上帝早已经有言在先，对亚当讲得清清楚楚，就是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他们更没有坦白地承认，他们之所以想吃这果子，不仅在那果子好看，好吃，更在于他们渴望能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蛇─邪灵对人的最大引诱就在于此，你们靠你们自己就能变得像上帝一样。
　　亚当、夏娃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模式，就是人犯了罪之后，他不仅没有勇气去悔改，反而以外因为借口为自己开头罪责。并且，当他与另一个罪人相比较的时候，他会权衡彼此罪孽的轻重、大小，会说大家都是彼此、彼此，半斤对八两，五十步笑一百步。
　　人拒绝悔改，不是勇敢，而是懦弱，他逃避他自己，他逃避自己的良心对自己的谴责，甚至任良心泯灭。
　　想到了文革，反右。毫无疑问，这些浩劫发动者、组织者永远也逃不了罪责。但问题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清白？我们是不是也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参入了那场大灾难？古希腊神化中有所谓的“潘多拉匣子”的故事，说是那匣子一打开，关在里面的邪恶的东西就都飞出来了。文革发动者作的正是打开那匣子的工作，但那里面飞出来的邪恶，绝对不是被突然地煽动出来的，那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有的，且一直隐藏在我们心中。
　　
　　八、在上帝面前作一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当年彼得与耶稣相遇时在，他在心灵被深深地震憾的状态下说出了这句心里话，将悔改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一个悔改的人，他会这样说：上帝啊，求你带我回转。我们要归向你，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耶31：18）没有上帝的帮助，人根本就无法悔改，因为他绝对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灵魂的黑暗到底有多么深。
　　当一个人悔改时，他就是在上帝面前成为实实在在的罪人。如此这般，人就是不作他所不是的人─圣人、义人、好人，而是作他所是的人，罪人。
　　路德说：上帝只能收纳被人离弃的人，只能医治有病的人，只能使瞎子看见，使死人复活。上帝只能使罪人成为圣徒，使愚拙人有智慧。总而言之，他之怜悯遭受灾难的人，赐恩典给犯罪的人。
　　路德的话是从耶稣那里化来的。耶稣曾经引用〈以赛亚书〉说：上帝“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路　 4：18）。一个悔改的人，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贫穷的人，一个有病的人，一个受压制的人，一个瞎子、死人，因为我们本来如此，本性如此。
　　当悔改的人来到上帝面前时，他不会带著他曾经引以为骄傲的知识和智慧，不会带著他那令人羡慕的家庭、文化，更不会带著受世人称赞的德性。他带的是是他的一无所有，一无所是，一无所能，带著他在灵性上的完全破产。他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的只是上帝的怜悯。他的心里话是：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
　　当然，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绝对不可能两手空空。我们是带著我们摆脱不了的罪孽来到上帝面前的。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拥有而上帝永远不会有的东西送给主耶稣，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罪。当人悔改时，他的心是沉重的，它不能不沉重，因为它感到自己的罪孽就像一座大山压在自己的身上，压得自己快喘不过气来，他会像保罗一样大声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拯救我脱离这罪恶的苦海呢？于是他祷告说，主啊，我真是罪孽深重呵。但是，我承担不了我的罪孽，我求你来替我承担。
　　我们把罪交给耶稣，求他饶恕，求他承担，这是交对了人。因为上帝将人的罪归于自己，并使无罪的成为有罪的，并为此而牺牲，使人在耶稣基督里头与上帝和好。这就是启示，就是福音。
　　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以 53：4）。这正是信仰的安慰和力量，是十字架的安慰和力量。正如路德所说：十字架“叫你相信基督已经担负了你的罪，为你的罪付了重价，你的罪既然放在基督身上，你就该平安了，你的罪放得正好，正是应该放的地方”。
　　
　　中国人哪，我的骨肉同胞，现在是我们悔改的时候了。让我们归向上帝，听到主耶稣的呼声：你悔改吧，
　　

信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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