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与世界

　　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55）是丹麦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对后世存在主义哲学与神学的影响最为人知。其实，他也是一位十分关心教会生活与事工的基督徒。他有时在教会中讲道，并且一度期望在教会中受按立。他看到教会中种种与“新约”原则背道而驰的现象，因而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写下一系列短文予以揭露和批评。这些短文汇集成书，即为《抨击“基督教世界”》(Attack Upon" Christend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齐克果时代的丹麦实行政教合一，路德宗是国教，与国家政权和民族文化结为一体。神职人员由国家授薪，凡在丹麦出生者皆自动成为路德宗教徒，只有加入国教会才能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尊敬。教会与政权的长期溶合使基督教的信仰为世俗的观念所侵蚀，神职人员和教徒的信仰扭曲、淡薄，教会生活流于形式。齐克果对这种情形深恶痛绝。在他看来，这种把基督信仰与国家和民族相结合而形成的所谓“基督教世界”实际上是对“新约”时代基督教的背叛。

　　他指出，按照“新约”的异象，基督徒与世界基本上处于对立的关系之中。“‘新约’中情形如下，主基督耶稣向世界发出坚决的抗议，而他所处的世界坚决反对他和他的教训。”（27页）福音的信息是对世界的价值观的否定，基督徒必须与属世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断绝关系；正因为如此，基督徒必然要遭到世界的反对，为信仰付出重价。他说：“根据‘新约’的基督教，基督徒必须承受弃绝世界和自我的一切征战、冲突和痛苦，同时他会因与他人的对立而受难。所以‘新约’一再提到遭别人痛恨，为教义而遭迫害，等等。”（149页）基督教的真理会使世人震惊与不悦，在属世价值观的支配下，许多人不愿放弃世界的欢愉。但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即使真理多么使人不悦，他仍会对其坚定不移，…仍会为其献身。”（151页）为这真理他愿意摆上一切，甚至自己的家庭。所以，“作一个‘新约’的基督徒是一个极其根本的变化，以至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对其家庭而言无异于最严重的试炼。对这样的基督徒来说，与神的关系如此重要…以至他可能失去一切与家庭有关的东西。…作一个‘新约’的基督徒意味著一个人脱离他平生的所执所爱。”（221页）作基督徒是从世界中死去，在基督中复活。这决非一个甜甜蜜蜜的过程。相反，“如果你与神的关系愈深，如果神越爱你…则你越会对此世的这种生活感到不快，你越会在此世受苦。”（189页）本著“新约”对基督徒生活所提出的这种彻底原则，齐克果对当时丹麦路德会的教会生活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他看来，所谓“基督教世界”的根本问题在于教会向世界及其价值观妥协，讨好世界，从而消弥了基督教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基督徒生活的代价也逐渐被冲淡，世上快乐和追求竟可以成为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甚至中心的部分。教会的国教地位使教会中的事奉和参与变为个人事业成功的捷径。一方面教会号召会众献身基督，另一方“基督徒的称号却沦为个人求得平安和摆脱麻烦与痛苦的手段。一个人可以凭此手段获得世界的财物、舒适和利益。”（27页）由于会众无法接受基督门徒道路的艰辛，所以教士们便“顶著基督教的名义发明了香喷喷的蜜糖，而人们便满心欢喜地捐出金钱来交换。”（47页）因为绝大部分的丹麦公民自然而然地成为教会成员，作基督徒真是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教会与世界打成了一片。结果诚如齐克果所言：“在基督教世界中，我们都是基督徒鸏鸏因此（二者之间的）对立的关系便消失了。他们毫无意义地把所有的人都变作基督
徒，所有的事物都基督化鸏鸏然而我们却（顶著基督教的名义）过著异教徒般的生活。”（149页）更可怕的是，信徒灵性生活的废弛使其对信仰的热忱低落，许多人成了图有虚名、冷冰冰的基督徒。齐克果把这种状况看作“最危险的一种冷淡”，比没有宗教信仰还糟。（185页）他对当时教会这种种现象痛心疾首，毫不客气地责之为一种“叛教”和虚情假意的“做戏”。他尖锐地问道，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找到多少真正的门徒呢？他的答案是，不多。他不否认信仰的大门对每个人都是敞开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是他坚决反对当时教会那种放弃原则，把全体国民都自然而然地算作基督徒、并且以政治特权为荣的心态和作法。他认为：“‘新约’的基督教无与伦比地使世人震惊和不快。每当它被真切地传布开来的时候，它既不会赢得成千上万的人，也不会获得任何利益与奖赏。”（151页）基督信仰的真理性不是靠人多势众、地位显赫来证实的。他说：“基督教与数量有著不同的关系：只要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便足以证明基督教的存在。”（127页）齐克果对“基督教世界”的批评可谓鞭辟入理、毫不留情。不足为奇，他的这些批评在当时招致了不少非议。不过，他这样做的动机不是尼采式的虚无主义的狂妄，而是出于对教会的关怀，目的是要把“基督教重新引进基督教世界”，恢复基督教的真义，所以他一向以“时代的矫正者”自称。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环境已和齐克果的时代大不相同。随著近代以来社会的世俗化，“政教分离”的制度已经在大多数民主国家确立，基督教在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失去了往日那种政体和法律上的国教地位与特权。但是，基督教在许多社会中并没有完全失去文化上的国教地位。正如某学者在论述北美基督教时所言：“我们在这个大陆的国教地位是文化性的，而非法律性的。就是说，基督教已经与社会主流阶层的文化价值和范畴结合在一起。”(DouglasJohn Hall , The End of Christendom and 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 Trinity PressInternational, 1997, Page 35)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认为齐克果在《抨击“基督教世界”》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无论是法律上、还是文化上的国教都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之处，即力求把基督信仰与当时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价值和思想观念沟通、融和起来，或者说强调基督教与世界的一致，其目标都是达成或维持基督教在某个特定社会与文化中的多数、主流地位，所谓“基督教国家和文明”或者说“基督教世界”是二者所追求的共同理想。齐克果提醒我们，这样一种调和福音与世界的心态与作法其实并不符合“新约”的精神。基督教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抗拒和批判世界所宣扬的价值，就与世界处于一种张力(Tension)之中。福音的真理永远是社会和文化的批判者、引导者，而不可能与文化融洽地结合成一种所谓“基督教文明”，福音只有把自己的真理性打折扣才能达成这种结合。我们不能一方面对历史上存在过的某些谓“基督教文明”（例如美国）啧啧称羡，一方面却对其黑暗面视而不见或著一笔带过。任何文明都体现著人的罪性，因此不会完全符合“新约”的异象。魔鬼曾要把全世界给耶稣，耶稣断然拒绝。耶稣还一再告诫他的门徒：“只因你们不属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翰福音15:19）。一旦教会向世界妥协，它就会丧失福音普世的真理和异象，而把某个时代或民族的文化价值神圣化，把上帝变为某种文化或民族的守护神（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基督信仰的“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其社会后果只要看看中古的西欧和当代的北爱尔兰就清楚了。当然，福音不可能存在于文化和社会的真空之中，教会从来不主张消极遁世，也不应该把自己与社会和文化隔离开来，因为只有在社会的参与中它才能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但是，教会一定要在与文化和社会的碰撞和互动的过程中，始终警惕福音的独特性被世界所阉割的危险性。在大谈特谈“使中国文化和社会基督化”以及基督教对现代化的贡献的时候，我们要切记福音的真理不可能与人创的文化和思想体系完全吻合，千万不要太匆忙地为让基督教挤进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流而使福音的精髓不知不觉地被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所改造，不要让基督的真理不知不觉地被世界的价值所俘虏。

　　我们当然要把福音传给普天下的万民，然而我们要时刻准备我们会被世界所拒斥，不要幻想世界最终会真心诚意地归顺神，不要笃定只有使基督教成为某某文化和社会中的主流和多数才算荣耀神，不要总是热衷于清点信主的人数以及追求信徒人数增长的速度而忽视信仰的品质，不要津津乐道于社会中有权有势有名者的皈依而轻看了“没有学问的小民”（徒4：13）。教会的使命是要宣告神对世界的审判在即、劝人悔改，而不是要维系或再造什么“基督教世界”。教会不应是世界的征服者、拥有者和统治者，而是世界的矫正者，是时代的中流砥柱和先知的声音。从“旧约”时代起，先知从来就不是社会中的多数，相反，先知所传递的信息倒常常被社会中的多数所拒绝。当基督徒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的多数和主流时，也是教会最容易失去其真正的异象和使命的时候，齐克果时代的丹麦教会便是明证；当真正的基督徒只是少数的时候，他们倒可以为神作出惊天动地的真见证。在希腊罗马的世界中，早期的教会是绝对的少数，却用先知式的品格和信息使世界翻天覆地。齐克果说得不错，基督教的真理不是靠信徒的人数、地位来显示的。神的大能毕竟是在人的软弱中才显的完全。对基督教自身的健康来说，在一个社会中的多数的地位未必一定就是好事，少数的地位未必一定就是坏事。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教会与社会权力和文化影响的核心太接近、甚至合为一体往往导致福音异象的流失；而当教会是受逼害、受排斥的少数时，却满有“新约”的异象。社会的权势、地位会使人腐败，也会使教会腐败。我们固然应当为福音的广传和更多的人信主而欢欣鼓舞，但同时也不要失去了冷静的头脑，要随时反思教会的真正使命以及所传的独特信息的含义是什么。尤其在基督徒成为某个社会中人口的多数时更应如此。现实地讲，复兴的热潮过后，始终真心跟随主的人依然是少数，这样的事情不是已经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了吗？教会要甘心、也要懂得作社会中的少数。我们不能完全脱离社会与文化，同时又要对社会与文化有所超越。我们不要作与世隔绝的少数派，而要作冲击社会的少数派。实现这种角色的关键在于使我们的灵命深深扎根于圣经的教训中。只有我们灵命的根扎得深，我们才能对社会和文化作出独特的指导与回应，而又不会被社会潮流卷走。对于教会的宣教事工而言，这种灵命的深造其实也是使信徒人数的增加不致流于虚浮的保证。

　　齐克果对教会的批评，还揭示了基督教吸收世界的价值观会给教会的生活和信徒个人的灵性造成何等的伤害。他像潘霍华一样强调作基督门徒要付的重价，强调作基督徒意味著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背起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与世俗的价值观根本抵触，会使许多人感到犹如芒刺在背，会使许多人望而却步。如果不是圣灵打开我们的心门，照亮我们的心房，我们根本无心也无力走上这条路。当教会为讨好大众或出于其它的原因而磨钝福音的锋芒时，当教会的信息不再震聋发聩却无关痛痒的时候，当教会只能提供令人们舒舒服服的心理安慰的时候，当教会只讲信仰对人们现世成功的帮助时，教会就在将基督徒的名分廉价出售，作基督徒就很可能意味著每周一次去教堂例行公事，基督徒的真义就丧失了，教会就成了失去了咸味的盐，教会的生命力就开始低落了。一旦教会内的信息与教会外的信息没有了本质的区别，教会真的还对世界中心灵空虚的人们有吸引力吗？人们还有什么必要来这种教会呢？在齐克果时代的丹麦，人们除了国教会大概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在今日各种信仰和学说纷列杂陈的多元化社会中，一个以刻意向世界及其价值靠拢来促进教会成长的基督教可能会成功于一时，但最终反而会被人们所冷落。近几十年来美国所谓主流教会的衰落多肇因于此。重温齐克果一百多年前对教会发出的警告，正可以引导我们回到圣经的教训，防止教会在各种社会潮流的交互冲击下迷失了方向。

转自《生命季刊》(http://www.cclife.org)第二卷之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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