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父之名

　　一、前言
为什么人性会堕落？为什么社会常有不同时代的苦难？什么是博爱、什么是正义？这些萦绕我们心中永远的提问，再一次被『以父之名』这部电影所激起，我们会如何回答？如何面对心中这种盘根错节的疑惑？

　　『以父之名』的背景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一个终日混混噩噩的年轻人，由于得不到父亲的肯定，于是放纵自己的生活而当起小贼；结果却在时代处境下莫名奇妙变成英军追补的狙击手，莫名奇妙被自己爱尔兰同胞当成英雄般协助逃难，莫名奇妙被爱尔兰共和军领袖警告危及生命，因而莫名奇妙被迫离开家乡前往伦敦，也莫名奇妙地在伦敦变成炸弹惯犯而被判冤狱十多年。

二、堕落与苦难
他只是一个自觉得不到父爱而叛逆的小孩子，如同千千万万平凡人父子亲情一样，谁不是从怀疑父爱的情境中走出，最后才能发现亲情的可贵？然而，在时代处境下，一个平凡的紧张父子关系，却被夸张地与环境结合成年轻人的犯罪倾向；年轻人的叛逆出口转向对英国人统治的集体情绪发泄是一种夸张的结合，年轻人的叛逆出口转向嬉痞生活而被冤枉成炸弹犯是另一种夸张的结合。每一个人都是从叛逆中走出，每一个人无论多么爱自己的亲人，总会像电影中一样在某段时间与自己亲人关系紧张，这是人性的有限。人性原本就因为种种缺乏而产生种种迷失，非得等待时间的熬练才能成熟，儿子需要成熟，父亲也需要成熟，人性的有限成为必然紧张的亲情关系，这是原罪，导致亲情总会叛逆（如儿子）或刻薄僵化（如父亲）的原罪。原本只是单纯的原罪造成的单纯亲情紧张关系，但是在时代的戏弄下，一切都变成苦难的根源。只是单纯对爆炸死亡的原始恐惧，可以变成英国群众对无辜人士的疯狂陷构入罪；只是单纯的生活叛逆，可以变为被妖魔化成冷血杀手的最佳人选；只是单纯的是非对错正义性格，也可以变成冷血毫不留情的杀手心态。没错，这就是社会上苦难的根源；因为人性的有限，所以产生原罪；因为种种盘根错节的原罪纠葛，所以产生苦难；因为产生苦难，所以人人寻找终极价值关怀，为自己寻求适合的道路。

　　三、博爱与正义
在狱中，父亲一贯的站出『博爱』的光辉，他不自怨自哀，不咀咒、不气馁，鼓励儿子。他只求无愧于心，只要自己不犯罪，环境加之的无辜罪名，全都在对玛丽亚的祷告中交托给上帝。这是爱，却缺乏正义，儿子无法满足，只能在父亲的虔诚祷告中予以嗤笑。儿子问：为什么父亲总是在他犯错时出现？这正是因为父亲的爱，不愿意儿子犯罪，而主动涉入儿子的各种生命错误选择，同时却也无法同理体会儿子真正需要的心理支持。

　　这时出现了真正的炸弹犯，他拥有完整的正义性格，勇于承认自己所做所为，直指男主角全家的无辜，并且立刻成为男主角的保护者。他一开始就以打架宣告他绝不屈服于社会压迫，并且以冷酷无比的炸弹威胁让狱中老大为之胆寒，因而使狱中爱尔兰人得到尊重与保护。这种完美无比的正义典型深深吸引了男主角那颗身受冤屈而冷望正义的心，他成为炸弹犯最得加的助手，策划整个监狱的示威运动。一时间，满足正义热情的灵魂，是否得到终极值值的满足？示威运动被镇压了，炸弹犯牢牢记住是监狱长下令镇压，根据冷静的正义原则，他该接受正义的处罚。于是他们设计了事件，炸弹犯亲手用自制火焰枪把监狱长烧得全身残废。看到火烧人的一幕，男主角被震惊了：走向正义，难道需要这样的冷酷？他面对著炸弹犯，质问：「杀人的感觉是如何呢？」。

　　男主角重新发现了父亲的博爱，他无法让自己的正义热情发挥到即使杀人也能冷静的极端，只能重新寻求与正义相反的出路──博爱。儿子与父亲重新对话，重新发现父亲的爱，重亲理解父亲是如此的有限，所以爱的表现也无法完全；无法完全的爱使儿子不满而心生叛逆，这是人性普遍的误会；现在透过儿子对正义的全新评价，博爱重新回到儿子的心灵。

　　然而博爱也不是简单的答案，父亲死了，而且是死在坚不认错的警政人士之瞒顸处置中。原本可以保外就医，却坚持他们是危险份子而拒不交保，终于导致父亲的死亡。父亲过去了，博爱的典型也过去了。终究，面对一个偏差的社会处境，博爱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答案。

　　四、结语
面对博爱与正义皆不能完全解答的处境，人应该如何自处？男主角有幸被一位有良心的律师加以救助而出狱，出狱的理由是非常妥协的「女王特赦」；如果他坚持正义，他可以选择「除非重新审判有关人员，否则绝不出狱以示抗议。」；如果他坚持博爱，他也不必在人群中宣称一定要洗刷父亲的冤名──他可以成为默默关心别人的善心人士，这是走向博爱而无正义的极致。很明显的，电影最后提供我们一条可能的出路：儿子出狱了，不是为了「罪名洗刷」的正义而出狱，而是为了对父亲的爱──因为对父亲的爱，绝不容许父亲身受冤名，所以要致力于冤案的平反。也就是说，生命值得生存的依据，是爱；而生命值得燃烧的表现，是正义。

　　电影最后告诉我们社会的苦难永远无法公平赏罚，失职人员无一受到处分，冤名仍无彻底洗刷。世事就是这样的，不完美的社会，不完美的个人。完全的公平只存在人心，不存在现实。

　　这部电影带给我最大的感动在于男主角经历社会苦难中博爱处境与正义处境的洗礼，他找到的出路绝对不是唯一，他可以选择坚持不出狱直到平反，也可以选择从此做一个像父亲一样的沉默善心人士；无论他选择什么，我们都会看到一种成熟──经历过爱与正义之两难后的成熟，而面对不完美的社会与个人。

　　电影绝对不可能提供我们任何答案，但我们却可以透过电影得到各种思辨：只要人性有堕落、社会有苦难，就必然引发个人在博爱与正义之间困难的抉择；在各种抉择中，人人都各自找到让自己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关怀。但是，我们是否都能通过电影中表现的二元张力──让自己能通过爱与正义不同向度的考验，而使我们有可能选择真正成熟的生命态度？台湾是一个充满苦难记忆的社会，种种博爱与正义的两难提问持续发生在各种社会处境；这种二元张力一直是意识形态的根源，往往使政治选举不是看到政策讨论而只看到私德攻诘，民主制度不见社会制衡而只见悲情意识。当爱与正义的二元张力不是放在同一直线，而只是用博爱要求对手放弃悲情，用正义纵容自己打压不同主张，那就只能造成社会更不完美的存在了。

　　可惜中国文化显然缺乏对爱与正义两难的深切体认，从台湾或大陆的电影看来，谈到社会苦难的电影，如『悲情城市』、『无言的山丘』或『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国人对于社会苦难的感受，总是以一种历史自然的愁思去超越，也就是看著事件过往如同历史的自然滚进，最后终究是一场空与幻灭。爱与正义的二元张力选择何以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此缺乏，是中国人早己超越了爱与正义的二元张力？还是中国人过度乐观于用历史自然的幻灭感超越社会苦难？每当我看到中国文化在艺术人文上表现的超越逍遥与在社会环境上表现的陷溺僵化，我总是深信，爱与正义两难这种普遍存在人心的张力呐喊，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解决；正如我们期待自己解决『以父之名』男主角的处境，而不愿自己成为警政人员的一角。

转自《信望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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