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录
上一篇 下一篇
请客吃饭何以成为艺术？ ——高氏兄弟访谈
晓兰
2002年2月4日是农历小年，这一天，前一时期被一些媒体炒得纷纷扬扬的行为艺术“拥抱”的作者前卫艺术家高氏兄弟在济南一家餐馆邀请了二十多位各行各业的人士与部分无家可归者共进晚餐过小年。本来请客吃饭在今天是最司空见惯的日常化行为，但由于高氏兄弟邀请的人员社会身份的复杂与差异使这次“请客吃饭”显得不同一般。参加这次会餐的除了无家可归者外，还有著名作家、艺术家、企业老板、小商贩、电视台编导、大学教授、研究生、小学生、杂志社总编、公司白领以及进城打工的民工。据说，高氏兄弟从当天中午开始向大街上的行人与正在乞讨的无家可归者发送请柬，但绝大多数受邀者没有到场，很多人都对他们的离奇行为心存疑惑，不理解他们的行为究竟是慈善行为，还是行为艺术？记者就有关问题对高氏兄弟进行了采访。 问：请问你们为什么选择小年，而不选择年三十或初一做这次与无家可归者共餐的活动？ 答：小年做比较方便。年三十或初一做不方便，而且也显得太夸张了。 问：你们怎么想到做这样一个作品？ 答：你有没有发现在在许多城市沿街乞讨的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了？如果没有这个活动，大家虽然都在一个城市里，可能永远也不会坐在一起共餐、交流。行为艺术就是要使好象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使应当发生的事情发生。最近我们刚刚完成《中国前卫艺术状况》的编著，我们非常遗憾地发现，在这本书中，无论是我们与批评家、策展人的谈话，还是艺术家的作品几乎都没有触及社会的边缘“底层”问题。这在我们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这样说仅仅表明我们对中国当代前卫艺术状况的反省，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中国当代前卫艺术持否定态度。艺术家有选择自己艺术方式的自由，要求每个艺术家都去关心底层既不现实，也无道理。但“底层”毕竟是我们现实社会中一个巨大而难言的存在，在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底层”作为一个不能回避的当代问题理应在当代艺术中有所反映，然而却一直被后殖民的艺术名利场逻辑所遮蔽，这种状况与当代思想界部分知识分子对普罗大众生存困境的探究关注形成巨大的反差，显得前卫艺术家有些过于自恋了。 问：你们这次会餐除了邀请无家可归者以外，还邀请了什么人？ 答：我们以不同方式向各行各业的人发出了邀请，在大街上向陌生人发送了大量请柬，但人们似乎都心存戒心，以为是什么圈套、玩笑或者是给酒店做广告我们通过电话邀请了作家王开岭、余杰、诗人孙磊、宇向、山东卫视编导王金明、张放、三江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扬水华、艺术家韩涛、白丁等人，直接登门邀请了作家刘烨园、《青年思想家》主编杨守森、《走向世界》杂志社总编纪涛……我们还向一位市委官员发出了邀请。 问：被邀请者都到了吗？ 答：那天毕竟是传统小年，在这一天，人们都愿意和自己的家人团聚，被邀请者当然不可能都到场。另外，我们发出邀请的时间比较晚，除了外地的王开岭和余杰是前一天晚上邀请的，其他人都是会餐当天发出的邀请。我们计划从设计印发请柬到行为结束限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所以大家从接到邀请到赶赴现场参加会餐的时间比较紧张。不过，特邀人员大部分都到了。 问：你们把一些不同身份的陌生人聚在一起同桌共餐会不会使大家不舒服？ 答：实际上，我们也感觉有点不舒服，但“舒服”并不是我们这次行为活动的目的。与身份如此“卑微”的人同餐共饮，对我们这些仅习惯于从理念上、文本中关怀底层的人来说很可能是不舒服的，对任何一个习惯于养尊处优、充满优越感的有身份的人来说都可能是不舒服的，这种不舒服实际上是一种很复杂的体验，其中也包含同情、自责、尴尬、不适等等，这恰恰是作品所要揭示、触及的…… 问：关注“底层”当然是好的。但你们这种方式是否反而会对那些无家可归者构成某种伤害？ 答：你的看法与我们一位因故未能参与这个行动的朋友的看法相似，他也认为我们的行为方式有问题，甚至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利用无家可归者做行为艺术活动，就象集权专制者利用大众的不知情愚弄大众一样，我们同样利用了他们的愚昧侵犯了无家可归者的人权。但我们认为“信息不对称”只是相对的，因为事先我们已经告送了他们我们的意图，他们来与大家共餐完全是自愿的。我们没有用谎言欺骗，没有用暴力或权力强迫，也没有非礼冒犯，怎么能说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呢？实际上，那天晚上大家还是很愉快的，最后我们采访每一位就餐者，问大家从接到邀请到就餐结束有什么感觉、感想，几个无家可归者和民工表示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的尊重，一位无家可归者说他十几年没有喝到酒了……当然，我们也不能保证没有一点副作用，有时一只充满爱意的手也会对人产生伤害，我们只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可能。 问：到场的那些“有身份的人”有什么反映？ 答：大家还是都很富有同情心的。女编辑单雅丽小姐一直不断地给无家可归者和民工们倒茶倒酒；总编纪涛先生则热心地询问他们的经历，甚至会餐结束时还送给一位少年无家可归者一百元压岁钱；我们大家也都分头送给他们新年挂历和乘车的费用…… 问：是否也出现了一些尴尬的局面？ 答：当然。开始的时候，无家可归者与民工们都坐在那里都默不作声，而“有身份的人”坐下来就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这致使特别富有同情心的单小姐向我们提议应当调整座位，安排“有身份的人”和无家可归者、民工一对一地坐在一起聊一聊，以免冷落了后者。 问：你们调整了座位了吗？ 答：没有。大家来了以后都是自己选择的座位，无家可归者和“有身份的人”很“自然”地分开象谈判一样分成了两排，这很真实。我们对单小姐说，如果你意识到有问题你就去和他们聊一聊，我们不想过多地限定大家，我们需要在行为记录片中呈现一种真实的状态。单小姐的热情确实使无家可归者们放松了许多。后来，其他人也用不同的方式对无家可归者们表达了某种慰问，在一起聊得挺热烈的。 问：不过，这种安慰毕竟是短暂的，无家可归者的命运不会因为一次意外的会餐而改变，那么，你们的行为到底会有多少意义呢？ 答：从邀请到会餐，我们是把整个行为过程当作一次行为艺术实验来做的，它的意义显然应当主要是针对行为艺术系统而言的。我们不能夸大一次艺术行为的社会意义。这个行为无法改变无家可归者的命运，但我们希望通过现场交流，至少可以向无家可归者发出了一个信息：在这个繁华而冷漠的城市里，还有人关心他们；我们也希望通过媒体传播向社会提示：当有人暴富或者走向小康，还有人无家可归，社会阶层的差异人为造成的交流障碍是有可能被打破的。当然，这只是希望，能做到哪一步，我们也不清楚。对于艺术的功利性与社会意义，我们一向既不刻意追求，也不有意回避。 问：你们认为这次行为艺术活动与慈善活动有什么不同？与一般的请客吃饭有什么不同？ 答：慈善活动的唯一目的应当是行善，而对于这次“与无家可归者共餐”行为艺术活动来说，我们并不排除行善的因素，但我们作为艺术家感兴趣的主要是制造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使人们构成一种短暂而特殊的互动关系，呈现了特殊场景中不同身份的人相处交流时的真实状况，进而使沉默无名的底层劳苦大众进入当代艺术与公众的视野。日常化的请客都有某种世俗的理由和目的，而我们这次请客是以艺术的名义，不过我们并没有在请客过程中预先设定很多与艺术有关的东西，甚至有意淡化所谓的艺术，或者说使艺术尽可能的日常化。我们在大街上向陌生的行人与无家可归者发送了一些请柬，请柬是用两年前我们在北京拍摄的一张乞讨的老人的照片做的，上面印上了一句话：“你愿意与无家可归者共进晚餐吗？”。这次宴请的邀请方式与人员组合与一般的日常请客有所不同，但在就餐的形式上没有多少不同，以至于到场的一位电视台的编导事后有些遗憾地说：本来以为能看到有裸体什么的行为艺术表演，结果却是凑在一起撮了一顿，感觉不大过瘾，不理解这是什么行为艺术。 问：那么，你们这次“与无家可归者共餐”作为行为艺术其艺术性何在？ 答：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差不多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次“与无家可归者共餐”行为的艺术性既在于它的日常性，也在于它与慈善行为和日常的请客吃饭的差异性。当然，你也可以参照它与以往已经发生的行为艺术的差异考虑它的艺术性。 问：无论从行为方式，还是在观念和价值趋向上，你们这个行为都和以往的自虐和暴力化的行为艺术的确有很大不同。你们怎么看近来发生的这些行为艺术现象？ 答：大众传媒已经根据自己的需要传播了许多行为艺术家如何如何的狂怪，行为艺术如何如何的有害之类的舆论，大众根据这些舆论对行为艺术产生了一些这样那样的成见与误解。当然，行为艺术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行为艺术作为一种实验艺术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在问题之中的艺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时很难说清楚。 问：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担心有人会说你们的行为有作秀之嫌？ 答：已经有人说我们是作“慈善秀”了。我们以不同方式做的“拥抱”行为也曾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但别人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我们有自己做艺术的逻辑与理想。如果我们与无家可归者共餐是作秀，那么博依斯当众给别人洗脚更是作秀，特丽莎修女照料临终的无家可归者是否也是作秀？怎样做才不是作秀呢？好在不是说我们作恶，说作秀就作秀吧！但愿大家都来作“慈善秀”！如果那样的话，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就有福了，我们也就不用以艺术的名义招人嫌了。
信仰之门
版权作者所有，文中观点不代表本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