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中国教会

　　众所周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所谓「四多」的现象：农民多、文盲多、老人多及妇女多。四多的倾向，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基督徒的社会边缘性，特别是中国教会难以吸纳青年人及知识分子的困境。从中国教会史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占信徒群体的比例一直不高，不过，与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相比，现阶段的处境仍有若干值得我们关注之处，因为这对我们了解基督教在当代的情况、以及前瞻其在21世纪的发展有著重要的意义。
　　
　　晚清的儒者基督徒群体
　　
　　百多年前，新教初传中国，由于大力发展慈善救济工作，最早受洗皈依者大多是社会的低下阶层，如何避免「吃教者」（Rice Christians）及提升信徒的属灵素质成为当时许多传教士的关怀所在。
　　19世纪的中国文人社群，普遍对基督教这「洋教」抱有敌视的态度，部分甚至策动民众，攻击教士教民，引发多起「教案」。不过，即或在这样反教的氛围下，仍有少部分具儒学背景的士大夫被基督教所吸引，成为早期的儒者基督徒（Confucian Christians）。
　　晚清儒者基督徒群体的出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作出理解。第一是，当时有少部分传教士以「学术传教」的方式致力于改善基督教在士大夫阶层的形象。其中最广为人道者，就是林乐知（Young J. Allen）、丁韪良（W.A.P. Martin）及李提摩太（T. Richard）等倡议的「从上而下」的策略。第二，这是个别士大夫出于针对当时社会文化危机以及个人生命的反省所作出的信仰抉择。
　　不过，在当时主流的文化思想领域中，这群清末的基督徒文人群体仍只是占有较边缘的位置。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再作讨论，一方面，皈依基督教的儒生，不少是科举制度的失败者，其中较为人熟悉的就有王韬、洪秀全、范子美等。这些儒生信徒大多有一共同经历，就是失意科场，他们或接触基督教，为教理所吸引而皈依；或受聘于传教士，任其「代笔」，然后受洗。与明末天主教耶稣会的经验不同，晚清极少上层士大夫皈依，我看不到有类似明末「圣教三柱石」（即徐光启、李之藻及杨廷筠）的经典人物，其他如明末贡生、举人及秀才名人奉教的情况，在晚清也极罕见。晚清信徒中拥有进士功名者，就笔者所知，仅有吴雷川及徐谦两人而已。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晚清儒者基督徒均属未能晋身主流及上层的边缘文人，受到社会的排斥及歧视。
　　这种不为主流社会认同的困局，在部分奉教文人身上便出现了反弹的情况。例如王韬日后便煞费苦心地掩盖自己与教会的关系，若非从其日记中找到相关的记载，后人根本无从得悉这位风流名士竟是基督徒。这种在心理上因著被边缘化而衍生的强烈自卑感，对我们窥探19世纪奉教文人的心理境况有著很大的帮助。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王韬的情况作广泛推衍，对不少奉教文人而言，他们虽然不被主流（儒家）文化所认同，但是却仍致力于整合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他们在文化适应上作出的建构与反省，却仍反映出其在被主流排斥的困境下，不愿意或不甘心「自我边缘化」的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具传统国学背景的基督徒学者在20世纪后仍没有淡忘其中国基督徒的身分与使命。例如吴雷川、王治心、范子美、张亦镜等人，同样具有敏锐的时代触觉，勇于反省中国教会的处境及困境，与时并进，回应时代的挑战。
　　
　　西化洗礼的基督徒知识精英
　　
　　进入20世纪，一批具有西学背景的基督徒知识分子逐渐崭露锋芒，在不同的领域内推动了中国教会的发展，这批基督徒知识分子有著以下的特色：
　　一、他们大多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信徒，接受教会学校教育，西学比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更为显著。他们不少更拥有出国留学的经验，在美国大学取得高等学位（包括神学）。例如诚静怡便在伦敦传道会背景的家庭中成长，在北京英华书院就读。余日章是圣公会第二代信徒，在文华书院及圣约翰大学接受西学，后再赴哈佛大学（Harvard Univ，）进修。刘廷芳是第三代信徒，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乔治亚大学（Univ， of Georgia）进修，后再获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硕士及博士学位及耶鲁大学（Yale Univ，）的神学士学位。赵紫宸虽是第一代信徒，但在萃英书院读书时信主，东吴大学毕业后，便赴美威德堡大(Vanderbilt Univ，）攻读神学。
　　二、在学成回国后，他们受到差会的重视，成为西人领袖的副手。由于中国基督教在20世纪开始呈多元化的发展，这批华人知识菁英甚至突破了个别地区或宗派的界线，在全国性的基督教舞台上建立自己的领导形象。例如，诚静怡便出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总干事及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会的会长。余日章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总干事，刘廷芳是燕京大学的教授，赵紫宸更出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
　　三、不少知识菁英学有专长，活跃于教会界以外的不同领域。例如韦卓民（华中大学校长）、林景润（福建协和大学校长）、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等人在中国高等教育方面贡献甚大。晏阳初在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方面的成就、洪业在国学研究上的地位更获得国际上的肯定。此外，在当时的政坛上，亦有部分不讳言其宗教信仰背景的人士，如宋美龄、冯玉祥、张之江、钮永健、王正廷等。
　　四、基督徒知识菁英勇于面对种种挑战，致力于文字创作，借著出版杂志，如《生命》、《真理》、《真理与生命》、《紫晶》、《文社》、《田家》等，在神学本土化及礼仪建构、反省基督教信仰与中国社会重建的关系上作了大量的探讨及实践，为华人神学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的再边缘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成为中国教会背负的沉重「原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逐渐把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文化的边缘地位推至极点。此时中国基督教的命运甚至比19世纪的民教冲突及20世纪的非基运动来得更为悲惨。因为在极左思想的影响和领导下，其对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控诉成为教会必须接受的罪状，在思想改造的巨大压力下，中国教会的神学建设只能配合政治任务及需要。中国教会的发展，因而受到极大的政治干扰。
　　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发展对基督教的另一个重大打击是，把解放前基督教在过去艰苦经营的文化教育事业连根拔起。1952年的院校调整，把13所基督教大学并到不同的院校。那些附设于基督教大学内的宗教系或神学院亦纷纷取消，这意味著基督教神学研究正式从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撤出。与此同时，原来由教会主办的中、小学，亦同样难逃国有化的命运，基督教在华办学百多年的历史于是划上句号。
　　基督教与中国教育系统分离的利弊并不是本文的重点。但是，当这种分离同时配合著强而有力的意识形态指导力量，特别是运用无神论并以基督教为批判的重点时，我们便不难想像其对日后基督教的发展带来何等负面的影响了。对许多知识分子而言，长久以来接受完整无神论教育，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的世界观普遍仍有很大的影响，要他们皈依宗教诚然是一件困难的事。
　　八十年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有著长足的发展，昔日政治运动对教会的灾难性打击不再，中国教会重灾后得以展开其漫长的重建工程。不过，中国教会在吸纳青年信徒及知识分子方面，仍面对极大的困难。现时青年人及知识分子占信徒的比例，显然低于青年人及知识分子占整体人口的百分比。我们可从两方面来解释这种现象，一是中国教会自身的条件对青年人及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不大。抑有进者，由于历史的因素，中国教会现时的生态环境，根本无从培养教会内的知识菁英，晚清及至民国时期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现象（尽管仍是少数）似已成为绝音。有关这点，由于已有较多人提及，在此不赘。笔者倒有兴趣讨论一下第二方面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妨碍了基督教发展的结构性因素。
　　其实，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从小便接受无神论的教育，对宗教一般持负面的态度。当然，即或在非无神论的教育制度下，也不必然代表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但是，中国社会现行的体制却对基督教在知识阶层的发展构成了若干的制约。例如，党员是严禁信仰宗教的，不少知识分子虽然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因著种种现实考虑，信仰宗教难免与其干部身分构成矛盾与冲突。此外，由于长久以来在国内占主导地位的关于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关系的论述，使不少知识分子不愿与基督教维持公开而密切的关系。他们不一定接受这种论述，甚至对基督教文化抱持若干欣赏的态度，但是，他们仍宁愿将之自限在学术研究的界线内，而不欲在公众领域参与教会的活动，这未尝不是出于中国社会的独特因素。曾经引起广泛争论的所谓「文化基督徒」现象，也许亦应从这种脉络下作出理解。
　　展望21世纪，中国社会肯定有著急剧的发展，中国教会是否与时代并进，还是落后于时代？中国教会能否及如何突破现有的困局？中国教会内可否孕育出勇于回应时代，并且不甘于自我边缘化的基督徒知识分子？这些问题和基督教在新世纪以何种面貌发展肯定有莫大的关系。
　　
　　1　参拙著：〈从社会阶层的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建道学刊》，第15期（2001年1月）。
　　2　参拙著：《文化适应与中国基督徒（1860-1911）》（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页39至43。
　　3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66）。
　　4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书店，1990），页189至191。
　　5　吴雷川于1893年中举，1898年获进士。徐谦于1902年中举，1903年获进士。有关吴氏的生平，可参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上卷（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1983），页69至75。有关徐谦的生平，可参拙著：《基督信仰与救国实践──二十世纪前期的个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学院，1997），页54以后。
　　6参王尔敏：〈王韬早年从教活动及其与西洋教士之交游〉，林治平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1985），页275至281。另苏精：〈王韬的基督教洗礼〉，林?彦、黄文江编：《王韬与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0），页435至452。
　　7　详参拙著：《文化适应与中国基督徒（1860-1911）》，第4至5章。
　　8　参吴利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香港：基督教文艺，1981）。另吴国安：《中国基督徒对时代的回应（1919-1926）──以《生命月刊》及《真理周刊》?中心的探讨》（香港：建道神学院，2000）。
　　9　参拙著：〈三自爱国运动的起源与发展（1949-1957）〉，收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
　　
　　转自《展望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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