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圣画创作断想(发言提纲)

　　
　　一
　　中国三自教会的美术作品，要在世界基督教艺术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是我们的目标。但“一席之地”的标准是怎样的？我认为至少是将我们的作品同人家的挂在一道时，在艺术效果上能够“平分秋色”，而不是“众星捧月”。
　　按此目标讲，我们暂居落后。我认为其原因有三。主观方面是建国前我国教会美术“中国化”的尝试未成气候，我们无所继承，一穷二白，以致起步较迟。客观方面是，目前全球强手林立，半个多世纪来各国画家进行圣经题材创作者不乏其人。据我见到的一小部分作品，其形式囊括所有画种，其内容既有圣经故事描绘，又有抒发寓意之作，水平都是专业规格以上，有些作品技巧甚至超过了达芬奇以来的圣画大师们。我们怎么办？从总体上讲我们也有优势-“中国样”。
　　我们的民族气质和习惯先天地决定了作品的中国味道。我们知道艺术水准有高下之分，但诸多画种却是平起平坐的。比如，一幅素描的艺术水准可以同一幅大油画相比较量，一方篆刻的水平也可以同一幅山水画媲美。因此，国外有“交响乐”式的大油画，我们有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式的线描。比的是水平，不是“土”和“洋”的哪个高哪个低。但是，我们若不能发挥出高超精到的技艺，若缺乏一定数量的积累，若拿不出有份量的力作，这“一席之地”也将是立不住的。
　　
　　二
　　
　　要看到并充分承认基督教艺术创作的局限性。艺术的规律之一就是在特定的形式制约中发挥。但圣画更重要的局限还在其宗教性、实用性及从属性。
　　中国历史上将“成教化，助人论”、“文以载道”等，作为文学艺术的纲领；“文革”期间将“内容决定形式”、“主题先行”、“创造典型形象”等作为文艺原则。尽管时下不少人觉得这些是片面的观念，会妨碍艺术家主观意识的张扬，妨碍百花齐放，然而，它们对宗教艺术却仍旧是适用的。就象广告美术之于商品的生产销售一般，圣画的宗教属性总是第一位的，欣赏功能是第二位的。基督教艺术要求用形象的、感情的手段，传达圣经内容、信仰教义，甚至神学思想，能够引发共鸣，起到潜移默化、坚固信心的作用。不能够“离谱”，否则就算不上基督教艺术作品。已故大画家林风眠堪称一代宗师，他所画的“基督受难”根本没有被算作是宗教艺术。圣画创作要在服务基督教信仰这个前提下去精益求精。即使不能象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作品那样，其光芒超出了教会的范围，但只要闪耀着信仰的微光就可能是好作品。
　　另一方面，基督教艺术的接受者(观众)是特定的人群(信徒)，能否被他们认可决定我们的圣画作品能否被列入宗教艺术。他们能看得出画家是否懂得圣经和教义，是否持有敬虔的创作心态；他们往往不理会神学思想的“打架”和理论家的“说教”，而用朴素直观的感知来判断取舍，对“大师”极的作品也不例外。实际上，他们无形中影响左右着基督教艺术家的创作实践。目前世界大多数基督教绘画作品，包括圣诞卡，以写实、具象作品为主，可见一斑。我就有过这种体验：给耶稣和门徒穿上了中国古代服装，这样画受到国外同工同道的欢迎，几乎被视为正宗中国圣画，然而在国内弟兄姊妹却叫不“响”。对此，我将重新审视，不能搞“双轨”制。有的同工提出要培养“观众”，从广义上可以这样讲，但它需要时间、探索和不懈努力。
　　再次，基督教美术既然以圣经为本，就避免不了圣经插画的性质，这无疑又是一个局限。至今描绘圣经事迹、“诠释”福音和教义的画家们占大多数，这类作品份额也最重。其实这正是我们自身的重要使命而毫无“委屈”。福音是超越地域、时空的最伟大、崇高、永恒的主题。历史上一大批有才华的艺术家都在这一主题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令世界刮目，我们也应当乐此不疲。顺便提一下我本人创作《最后的晚餐》的认识过程：我曾经进行了几年的构思，丁光训主教还亲自同我讨论过其基本形象。开始我总觉得达芬奇等十几位大师都有《最后的晚餐》传世，令人望而却步。后来恍然明白，有了他们的作品做参照，我便“站在大师的肩上”了。他们的作品恰恰有助于我画出与他们不同的面貌，发挥自己的独创，表达自己的理解，特别是中国式的水墨和以线条造型。这意味着我初步胜利了?又一幅新的圣经插画产生了。从目前反馈信息证明已被接受。愿颂赞归于上帝。
　　
　　三
　　
　　创造“中国样”的基督教美术样式，是我们研讨的核心问题。我国有恢弘悠久的艺术积淀，又有当今画坛空前多样化的形势；传统技法不断出新，中西结合异果纷呈。有哪些可资借鉴呢？我们如何参照使用呢？
　　宗教艺术因着信仰的保守性，必然会排斥某些艺术形式。比方说，傅小石的人物画就不如乃父傅抱石的人物画更适合用在圣画创作中。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艺术手法可以拿来或加以改造，用于圣画，这是学习，不是抄袭。如果“抄袭”的好，同样是真本事。
　　个中涉及到宗教艺术特有的形式感觉问题。我曾名之为“Sacred”味(引自“Sacred Paintings”一词)，难以界定，而又客观存在。“圣画”与“俗画”的区别即在于此。比如欧洲的圣画、圣乐、教学建筑有其特定的“Sacred”味。我国许多佛教洞窟、寺院壁画，甚至庙堂吟诵，也有其独具的“梵”味。
　　在西方，宗教艺术早已形成一套完整的艺术语言模式，它是各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几百年来赏阅、总结的结果。宗教艺术家们尽管理解不同、气质各异，却似乎都在此无形的框架中进行创作，作品于是有了共同的“味”。
　　我们中国基督教艺术作品的“味”，不必去追求西方的“Sacred”，也不能沾“梵”味、“俗”味，而应当是既有典型中国民族风格，又有浓厚的宗教气质，让人一眼便可断定其为中国基督教艺术，有这样的“味”，我们便成功了。这需要我们认真学习、积极创作、多出作品，力求“从量变到质变”，在整体上突破。我觉得今后重点更要在艺术语言上多下功夫。
　　形式语言，即所谓视觉冲击力，是决定作品总体成败重要因素。“内容决定形式”只讲了一个方面，“形式决定内容”是另一个方面，这才是辩证的认识。我们每位与会者都掌握艺术创作某些方面的技能，在圣经和基督教这一确定的内容面前，讲究形式技巧就成为第一位的课题。在艺术的百花园中，辉煌到牡丹花，平凡到蒲公英，都各占一席之地。因为它们都与其它的花不同，都有自己的个性。画家技艺水平有高低、个人专擅有不同，但作品只要有“自家样”就站得住。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静物画...任何画种都能找到颂扬上帝的方式。但是，却要清醒地认识到：用小口径猎枪能够打到野兔，不能去打野牛。换句话说，创作时要按自身特点，寻找自己能表现好的题材，按自己擅长的形式手段决定、选择合适、对口的内容。这样才能够达到预期设想，充分调动自身所有的智慧才能，有最好的发挥。
　　
　　四
　　
　　下面简要讲一下我的创作“轨迹”和一些设想。“转轨”十五年是不断选择和不断反复的过程，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去学习探索。教我国画的教授名家可以指导我笔墨技巧，但对圣画的研究我是“孤军作战”。巧在边疆生活中练出了些画少数民族风情画的“功夫”，对于画圣经人物极有助益，这是上帝奇妙的带领。
　　初期我的创作思路比较保守，只熟悉“文革”沿袭下来的小写意人物一种方法。题材也只是参考教会以往出版的主日学画片的内容系列，用小写意方法重画。当时的收获主要有二：一是作品经过重新布局构图，尽量减弱故事插画的特点，基本上达到了独幅主题画的规格。这些画大多用于“两会”出版的挂历；二是我所设计的结合了东方面孔和西方须发的耶稣造型基本被国内外所接受。
　　后来见过了不少国外各地区、各民族的比较夸张的基督教艺术作品，民间“土”味较浓厚，同样被接受，我便抱小心态度，开始尝试画装饰味较重、稍作夸张的作品。剪纸集《耶稣生平》算是其代表。据“两会”同工讲，这本画集因其采用中国民间形式而广受国外同道欢迎，然而在国内，似乎认识上还有距离。
　　我的又一种选择和尝试是五、六年前开始的。在国外同工同道的启发下，我采用了中国古代人物形象(见本次画展中的一幅十二门徒造像)。要留心不能将耶稣同孔子、华陀或者杜甫等相混。画门徒时尤其要注意别被误认为梁山好汉。这类作品还有待探讨。
　　经过以上反复认识和实践，我终于又回到中国传统，特别是工笔重彩。我觉得不论工笔重彩，还是写意作品，都是正宗“国货”。我认为最终、最佳选择是努力加强中国传统的笔墨功夫修养，搞我们的“民族管弦乐队”，拿出有功夫有份量之作，争取能取得象中央民族管弦乐队在维也纳的成功。
　　
　　五
　　
　　我下步的设想是：
　　元代永乐宫壁画庄严典雅，早已立于世界艺林而无愧。用这样形式描绘耶稣和门徒，如能用于绘制我国基督教美术作品，必是一个新的挑战。我的第一稿失败了，打算通过研究总结，重新开始。
　　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是盛唐以来中国传统人物画之辉煌代表。依其样式画耶稣生平事迹，必能“走向世界”。不知同工同仁有愿支持参与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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