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信而格物，格物以致信
——《万有之上：基督教与科学的奇缘》序
曾劭恺
我在高校任教的经历当中，常有学生对我说：“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要‘相信科学’。”就连在西方，也有很多人像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那样，以为自然科学能够带来”确定的知识”（definite knowledge）。
自然科学是人类用理性范畴解释经验归纳的活动。自然科学在神学、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持有一套科学方法无从证成，亦无可证伪的信念，因而它自身并非中立的。它既有一套自身所依据的信念，在自身的方法论体系之外，就不能以自身为信念的对象，更无权号召人们来相信它。
因果与“偶像”
譬如，自然科学用理论模型来诠释、描述自然现实时，预设一切的现象皆有生成的因由，没有任何现象能够无中生有。当年物理学家无法解释“双缝隙实验”（double slit experiment）所观测到的现象，这导致一些科学家怀疑，是否并非一切自然现象都是按照自然的因果规律发生的，但这并未令科学界放弃用科学理论解释一切现象背后的因果规律。当霍金（Stephen Hawking）阐释大爆炸理论时，他非常坚持，严格说来，宇宙并非从绝对的虚无生成的，而是有某种自然的第一因造成了宇宙的奇点（point of singularity）。假如宇宙能够无中生有，那么自然现象也能够无中生有，这样一来，科学理论就等同于无的放矢了，因为一切的理论模型，都假设了理性可解释的因果规律。
“因果”并非感官经验的对象。我们并非用感官经验观察到因果，因此相信这世间的一切皆有因果。当然，“因果”的概念也不光是我们在数不清的经验事件当中，观察到许多现象之间的常规对应性（譬如每次从某高处抛掷同样的物件，该物体都会以同样的加速度成为自由落体），进而养成的一种思维习惯，认为常规对应性（regular correlations）背后一定有着某种有效因（efficient causality）。
但事实是，我们在近乎无数的经验事件当中，发现许多我们无从解释的现象。我的身体出现症状，医生却无法解释病因；我的电脑故障，专业维修员也找不出原因；究竟使宇宙生成的第一因是什么，连霍金也无从解释，他甚至无法论证说宇宙大爆炸并非无因生成的事件。然而，在我们心灵当中，与生俱来就拥有“因果”的范畴，被我们用以解释一切的经验，就算解释失败，我们依旧相信，一切现象及存有的生成，都不可能是无中生有。
在“因果”以外，自然科学还必须接受普遍哲学意义上的“上帝”概念，亦即“自有永有者”（Being Itself）的概念。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家相信，一切的流变（flux）与生成（becoming），都必须以某种意义上的“不变者”为终极依据，否则自然现象就能够毫无来由地发生。譬如，霍金虽自称无神论者，但其实他在严格意义上是泛神论者：他相信自然即是上帝、上帝即是自然；宇宙的创造者是不具智慧的自然法则。
这些形而上学、神学的信念，都不是科学证据能够证明或证伪的。科学理论的科学性，就在于科学理论可被证伪。但自然科学本身却必须依赖不可证伪的信念方能成立。基督徒相信，上帝创造了时间，用时间从无创造了万有，并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如此。这也是自然科学无从证明或证伪的。
这么说来，基督徒是不是只管“信”就好呢？自然科学的数据、资料、理论模型，对于基督徒的信仰来说，有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倘若自然科学以致任何的知识体系，都必须建立在一些基本的世界观预设之上，并无真实的中立性（neutrality），那么这是否意味，一切的所谓知识体系，都只不过是不具客观性（objectivity）的“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彼此之间只能鸡同鸭讲？
本书二位作者带着专业的科学、护教学背景，在“普遍启示”的视角下，处理科学与信仰的关系。他们重视科学证据、科学的客观性，但他们也清楚地拒斥了“中立性”的迷思。他们处理科学与信仰的议题时，带着深厚的神学底蕴，是当前许多著书探讨此问题的作者所不具备的。
事实上，自然科学的产生，正是以基督教世界观为前提。科学方法之父培根（Francis Bacon）在宗教改革神学“创造－堕落－救赎”世界观的框架下，提出了自然哲学的归纳法（method of induction）。他指出，亚当受造时，上帝命他管理园子，并研究各从其类受造的万物，格物而致知，以为万物命名。亚当堕落后，不再以上帝在经验可感知的世界中所定立的自然启示为依据，选择了自己用理性去定夺真理，于是产生了诸般智性的偶像。
培根提出了四大偶像，其中“市场偶像”（idol of the marketplace）与“剧场偶像”（idol of the theater）尤为凸显宗教改革的思想。“市场”是指透过语言符号所进行的意义交换。培根说，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语言当中有许多的符号，并非与生俱来的先天观念，也不是我们从感官经验获得的概念，而是人类在试图理解世界的时候，自己“脑补”出来的。当我们用看不见、摸不著、不在上帝所造的可感世界之内的脑补概念来解释我们的经验时，我们就是在重复亚当吃禁果的罪。
“剧场”则是指哲学体系或认知体系。培根说，这些体系就像剧场中的剧本一样，是人写出来的。自然科学的理论也一样，都是人想出来的，用以解释我们透过经验所观察到的数据及资料。科学理论并非自然现实的真理自身，而是人对自然现实的解释。我们可以透过归纳法，让我们的理论愈来愈贴近自然的真理，但倘若我们相信科学理论自身就是真理，那么我们就是在造偶像了。
培根坚持，自然科学研究乃是蒙救赎的人，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所从事的活动。当我们在基督里重生以后，我们会想要排除我们心智上的偶像，透过圣经的亮光，研究上帝在自然中所彰显的荣耀。无独有偶，科学革命先驱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也说，自然科学研究，就是重生的基督徒“跟着上帝的思想去思考”（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的活动。
世界观与自然科学
基督教世界观是自然科学方法与精神的基础。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应该只读圣经，却忘记“这是天父世界”，因而不在圣经的亮光中看世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19:1）。造物主在所造万物当中，留下了诸般荣耀的证据。没有人能够不带任何神学预设、中立地审视这些证据：自然科学方法自身就预设了圣经世界观。
然而“中立”与“客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法庭宣判控方胜诉或败诉时，庭方就不再如诉讼之初，在控辩双方之间暂时保持中立，然而当庭方开始贴近控方抑或辩方的立场时，庭方理当是朝着客观判决的方向前进。
当然，人类在审判万有的主面前，万不可以庭方自居。但我想说的是，虽然科学研究不具任何中立性，但我们应当力求客观。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在于排除主观理性的偶像，以致我们的理论模型能够愈来愈贴近自然现实的真理本身，尽管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始终只能是有限者的理解、只能类比于上帝的绝对客观角度。我们不可能用科学证据来证明或证伪上帝的存在或祂的创造之工，因为上帝与祂的行动不在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内。然而，倘若科学家不接受圣经世界观，那么不但科学理论便再也无法客观地诠释一切的科学数据与资料，而且科学方法自身也会失去其形而上学的基础。
倘若科学成为“信”的对象，它就不是科学，而是迷信了。自然科学必须以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为信心的对象，并始终以自身为理性批判的对象，科学才能够被称为科学，为人类带来客观的知识。本书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一方面为我们厘清“信仰”与“科学”之间不可磨灭的区别，另一方面又帮助我们看到二者之间不可分离的结合。从神学的角度看来，本书的进路几乎无可挑剔。
2021年10月31日写于杭州
(曾劭恺博士是已出版多本神学及哲学专著的新加尔文主义神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