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的书写

　　在新时期涌现的一批“先锋派”小说作家中，北村无疑是最为独特的。从一开始的聒噪与迷津，到放弃文本叙事语言实验走向大众并同时走向神学立场，再到放弃宗教神学理念的简单说教走向终极神性的隐性书写，其小说从未离开对终极价值的不懈追寻和对神性意义的忠实书写。
　　                                 一
　　早期的北村作为先锋派的“真正的先锋派”（苏童语），一直偏执地坚持实验写作。从《黑马群》开始就一直醉心于聒噪、迷津的文本写作，事实上绝非纯技术、纯形式的。小说在叙事上不断运用梦游、颠覆、幻觉、逆游的手段——或者说是不断地利用语言作为一个自足的体系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空洞无能的躯壳这样一个矛盾——抹煞时间、谋灭故事，从而建筑所谓“瞬间意味”。但不难看出，这种聒噪的境地背后是一种痛苦的叙事人格。谢有顺先生说：“聒噪就是失语现象”，其实“失语”仅仅是被语言所困，而“聒噪”则是对语言的反叛与作战。因此，“聒噪”或者“迷津”不只是简单的文本快乐和言语实验，更是一种写作困境的确切描述。
　　在《聒噪者说》中，语言成了生存的意表，语言存在的意义即生存的意义。小说中凶杀案发生的地点是在聋哑学校，恰恰正是语言的盲区，这是否暗示着些什么？若果说“无声之语”——哑语还存在的话，那么小说中反复提及的那个堆满了一屋的印错了的《哑语手册》又代表了什么？北村在这里探求一个关于生存的终极意义或说事实真相的命名问题。“也许最初的命名就存在谬误，而随后的命名不过在谬误的迷津里试图突围的持续行为而已，事实的真相一开始就被语言（命名）所掩盖。”此外北村曾表示，文本实验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变空间（北村认为只有空间是“最终极的”），以此获取新的空间观念，即是终极信念的光芒所彻照的神性空间。在《聒噪者说》中，北村试图完成这个神性空间的建构，然而失败了。“神学教授企图通过写作到达神，他的写作姿势与描红没有很大的区别，如同他在深水河畔的徘徊与沉思冥想。聋哑学校连遭二次大火，最初的概括毁之一炬；而'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神性销毁了人类到达它那里的最初的道路……”可见北村是矛盾的。一方面企图建构“瞬间意味”和“神性空间”，另一方面又被语言意表的终极意义、神性围困，聒噪与迷津就是语言的失落、命名的痛苦、神性的丧失三位一体的最后结局！有趣的是，北村将终极价值归结为“神性”，可是他的所谓“神性”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北村无法给出一个令别人、令自己都信服的答案。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北村的聒噪与迷津的叙事言说写作并非是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盲从，其对“神性”的关注与探求，更接近现代主义对超越性精神的追寻。
　　                               二
　　就在北村的创作之路越走越窄之时，北村皈依基督教，北村那有点飘渺的乌托邦式的“神性空间”在经过一番徒然的尝试后，终于着陆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
　　从《施洗的河》开始，北村的神性书写进入了第二阶段。在前一时期的创作中，因着对小说形式的狂热追求的缘故，文本对终极追求的精神之光被大大消解了；进入第二阶段，北村在文本形式上逐渐回归传统，叙事语言也变得简约了，而文本的重心和兴奋点却转移到神学理念的表达上。就这一现象的成因我曾在《羔羊的施洗》一文中将之归结为创作主体终极信仰的确立。现在看来，这当然是主要原因，然而譬如“先锋派”技术革命的没落以及先锋干将们各自反拨、各自回归传统等这些大背景因素对北村的转型不能说没有影响。
　　《孙权的故事》、《施洗的河》以及《玛卓的爱情》等一批小说中，北村完全抛弃对语言的顾忌和对峙，将笔尖直抵生存的腹地。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被生活的苦难推向毁灭的边缘，而苦难的作祟者被北村解释为“原罪”或“神性的丧失”。《伤逝》中的超尘是一个找不到爱的女人，无论在丈夫、儿子还是旧情人身上，她都为爱而绝望，最后经历了精神的挣扎自杀而“超脱尘世”。《孙权的故事》中，就在孙权因误杀朋友、被判死刑而深陷绝望和自弃之时，在死牢中遇见了主。此后，灵魂归宿的确立使得肉身的灭亡不再重要了。北村首次完成了生存、罪恶（沉沦）、救赎的三部曲，首次将小说带入了这样一个关注人的罪恶、沉沦和上帝拯救的主题世界。应该说，这种关注是新颖的，并与同一时期哲学界中刘小枫提出的西方基督教神学美学本土化的构想遥相呼应，给当时思想界文化精神重构的困惑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然而当我们落实到文本中去时，却发现北村将终极性简单化了——小说展开的就是“人的绝路是神的开端”这一基督教神学命题。或许北村的真正意图正是要把小说沦为福音传播和布道的工具，这就使得小说的主题过于明朗，以致人物形象类型化、人物命运简单化。
　　“人物只有两种类型：信与不信、救赎与灭亡……其代价是牺牲了中间人物现实与终极之间的矛盾，灵与肉之间的挣扎。”就创作主体而言，北村兼有写作者与信徒的双重身份，但他却没能处理好这一对矛盾，在创作中想当然地运用了神的话语。然而，绝大多数读者是以人的话语来解读文本的，这就在言说话语和解读话语对话时产生了两种不同话语系统的错位现象，《施洗的河》的结局不被大多数读者接受其原因就在于此。小说主人公刘浪被自己的罪恶逼得走投无路，“这时，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即神的呼召，于是刘浪和他的小船顺流而下。他在船上回想自己的一生，“他实在疲倦，实在不想决定什么，他希望有一种别的东西来决定他的方向和去处”，他的内心世界顿时转向了神灵，一大段接一大段的“天问”将刘浪的迷惘和痛苦宣泄的淋漓尽致。一个传道人在刘浪沉船以后救了他，刘浪终于靠岸了——他用祷告了结了自己罪恶沉沦的前半生，神的赦罪和拯救给这个原本性格残暴而乖戾的恶魔施洗，成了神温顺的羔羊，并且依照神的指引带领了马大得着神的拯救，最后两人一同返回霍童。在北村看来，这样的结局是合情合理并且是一种必然，因为他所用的神的话语系统的中心就是“神看为是好的，神凡事都能”。这使得读者的阅读到此就无所适从了——一方面刘浪的“天问”问得好，另一方面刘浪的祷告归主简直是没有道理。北村会怎样解释呢？他一定这样说：“神的心意，人不明白”。很明显，北村是把一个神的因果律强加给了读者，而不是带领读者进入真正的神性之光中去。小说主题的过于明朗，人物命运的过于简单再加上人、神话语的错位使得北村小说的艺术价值大打折扣，不过北村或许已不会在意这些了，在他的小说中，艺术早已让位给了神学。
　　                             三
　　“先锋派”的真正意义，是永远在思考和永不停止地探索。北村向来是走在思考和探索的最前列的，然而当北村思考到了终极，探索到了终极时，一个问题又浮出了水面——终极以后是什么？北村自己必须思索并回答这个问题。他不可能永远是布道者。而北村的尴尬是：终极明朗了，一切都变得简单了。于是在以《长征》、《周渔的喊叫》为代表的第三阶段的小说创作中，北村由上帝那儿返回了人间。这并不意味着北村信仰上的背叛，而只是小说的着力点由对人性罪恶的描述和神性无限性的颂赞转向在人的有限性上去发掘那些神性的东西。
　　《长征》中土匪头子陶红得知妻子吴清德与自己的好友吴清风之间产生了爱情，一怒之下投靠了红军，并以丈夫和红军连长的双重身份报复了吴清德吴清风二人——吴清德被逼裸体示众，吴清风被陶红打烂了下身，成了废人。之后陶红带着吴清德随红军开始了长征，而吴清风拖着伤病之身追随红军走完了艰辛的二万五千里仅仅为了见心爱的人吴清德一面，之后吴清风就不知所踪了。
　　此时的北村醒悟到：作家写作立场的终极性确立，并不一定要在小说文本中完全展示终极话语，那如何解决这近乎“内容与形式”的老问题呢？北村小说走向了隐喻，爱情又一次被推向了前台。在这里爱情隐喻着人的终极信念，而不再象《伤逝》、《玛卓的爱情》中被描绘成无能和无可倚赖。晚年的吴清德对临终的丈夫陶红如是说：“你和我打了一辈子仗，你还是没有赢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掌握了一项秘密武器，那就是……爱情。”吴清风与吴清德的爱情升华最终是靠无性爱的追随来完成的，“无性爱”恰恰意表着对人的肉欲的有限性的超越，而超越了性爱的精神之爱又意表着神性，于是这种对爱情无性爱参与的二万五千里追随意表着人们在人性的有限限度上对终极信念或神性的追寻的执著和艰辛。
　　在这里，北村回避了单一化、纯粹化了的宗教神学观念，走向了人的内心，抛弃了在文本创作以先预设终极性、神性理念的做法，而是使终极性在文学作品的感性丰富过程的运动之中逐渐形成并完善，以致终极性在文本中始终只是被趋近，而不会被完结，形成了终极神性的隐性书写现象。
　　北村小说的流变，事实上就是北村心灵史的写照。从技术革命者到福音的传播者再到终极神性的隐性书写者，北村经过不断的追寻和尝试最终开进了现实与终极、文学与神性达成和解的艺术境地。北村依然坚定地进行他的神性书写，因为“先锋”必须走在前面。
转自《榕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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