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绝望的是高贵的——兼及站在信仰的立场上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潮的扬弃

　　
　　焦虑或者说绝望是对无限的无果之问。及这之无果而产生的痛苦。焦虑来自于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追问，和追问的无答案。
　　虽然在追问中没有答案，但是这个追问一旦开始就难以停息。焦虑是有限的人向无限伸出的一双求援的手，得到的却是两手空空。焦虑是盼望飞翔的少年指向天空的黑风筝，黑风筝一旦放出就永远没有收回的时刻。焦虑是站在生命的悬崖上呼唤：还有谁在？的苍茫。
　　焦虑不同于忧虑。焦虑主要是现代人回归个体后的奢侈品。
　　焦虑是一种高贵的事物。中国的古代人中有焦虑的实在少，也就是说中国古人中高贵的很少。屈原是一个失意的政客，一个怀才不遇的权力追逐者。李白想得到皇上恩宠不得其门而入，然后在长安的市场上装洒脱装洒醉，自称：“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是一个打肿脸皮充胖子，装酷的人。辛弃疾以一腔热血生在一个亡国时代，没有摊上一个好皇帝，又要坚持忠贞的专制时代基本原则，他的晚年作品伤情于风物，阴柔得可以。
　　
　　那些因为自已的人生抱负无法实现而产生的忧伤，不管这种忧伤多么惊心动魄都不是焦虑。也有的人因为自己的人生抱负无法实现而产生绝望，由这个绝望进而进入对生命存在意义的追问，并由这追问而产生绝望的，这样的绝望可以归入焦虑高贵的家谱。然而李白不在此列。在求体制内的高位而不可得后，他纵情于山水诗酒。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一种在对唐皇朝的体制绝望后而又没有勇气去面对绝望的“做秀”，用内蒙土话叫做“装大尾巴狼”。因此我基本上不喜欢中国古诗词中的豪放派。他们故意在一片幽暗的人生幻灭之海上抹上五彩缤纷的豪放的唾沫。然后在这唾沫上跳舞高歌。至于现代的豪放派如郭沫若、胡风之流高唱：“时间开始了”的应景诗篇的更是等而下之。
　　然而汉代的“古诗十九首”在中国的精神史上是一个罕见的异数，这些纤柔的诗句是这样认真地面对死亡的母题，这些诗句的作者是这样真切地对生命存在的意思义进行追问。那是中国精神史上辉煌的一页。它一点也不像魏晋风度的疯狂，不唐代肤浅的做秀，不像宋代莫名的忧伤。这些诗歌的作者在面对死亡与焦虑时反而是这样的从容，这样的绅士风度。但这一切都已沉没在更为幽暗的时空中。
　　
　　但是有一种人是由有限的人生苦难而走向对生命存在本身意义追问的，这样的人我知道有一个，他就是作家史铁生。残疾及肉体一次次在生死之间的挣扎与徘徊，使他的追问由今生的生死离别进一步指向无限的永恒。更为难得的是，他在人生绝望的大海上因为对基督教精神的思考而开始尝试建设一片属于他自己的蔚蓝色的天空。
　　
　　中国近代与焦虑共舞的腕级人物是鲁迅，他的一部《野草》是他建立在精神死亡之海上的墓志铭。这个死亡就是虚无，但这个“虚无”不同于中国哲学中“无中生有”的“无”，他是“有”，生命真实的存在、存在真实的痛苦、痛苦真实的撕心裂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这一切真实的痛苦却产生于生命存在意义无所寄托的“虚无”与幻灭。他的一生就是这样以绍兴人那一碗黄酒垫底的生命底气，以来自尼采权力意志哲学的那一派野力，绝望、反抗绝望、坚持绝望。这种绝望的坚持尤其坚忍和艰忍。殷海光先生说鲁迅既感觉到了生命的虚无，又要在为虚无的压迫下致力于求索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新生之路。这是一个极大的悖论。更痛苦的是鲁迅在求索民族新生之路上又是这样四处碰壁。这样的鲁迅我们可以把他描写成一位举着盾牌的战士，盾牌的后方是生命的虚无，盾牌的前方是出路的虚无。战士要博击的是双向的虚无。这种战斗就尤其惨烈。但是在鲁迅的晚年，我相信他是走向了一个彻底的绝望。这样的鲁迅才是一个够味的鲁迅。这样的鲁迅才配称中国在二十世纪的精神高峰。这样的鲁迅在神学意义上才算是来到了客西马尼园的入口处，但也仅仅是来到了客西马尼园的入口处。
　　
　　我曾对一位诗人朋友说，现代艺术的主题是对生命存在意义的追问，现代诗的主题是虚无与面对虚无的焦虑。相对于中国古人寄情于山水、逍遥于风月的名士风度，虚无与焦虑是一种更认真的生命态度，也是一种更深刻的和人生观。中国的现代诗七十年代后曾经如此地“热”，如此地居于时代话语的中心，这是不正常的，这种不正常是因为现代诗曾经在一个不正常的后文革时代被不正常地赋予了启蒙的使命。它用直面痛苦代替中国传统文学对痛苦的消解与回避。它用个体经经验代替集体的记忆，它用个人对自我的回归代替传统个人渴望被体制接纳及这种接纳无法实现后的苦闷与失望。它坚决地回到个体，那怕这种个体要面对存在的虚无。（我发现“虚无”一词在五笔字形中是无法连笔打出来的，这说明它仍被这个时代的主流所拒绝。）顺带说一句，当诗歌把虚无的主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鲁迅之后再一次深深在楔入中国文化流血的母体后，它的启蒙使命就完成了。因此它再一次回归到了它本应处于的寂寞的位置，那是它正常的位置，什么时候诗歌再跃入时代话语的中心，成为大多数人关注的对象，什么时候时代的精神气候恐怕又要忽冷忽热了。
　　
　　因此，回到个人是现代主义的起点，回到个人的绝望是现代艺术的主题。那怕回到个人的结果是绝望，我们也要勇敢地走向这样的绝望。海子说：“啊！我们属于秋天，秋天，只有走向一场严冬才能康复。”诗人是多么配被称为一个时代的先知啊！
　　
　　走向个体的绝望，走向个体的焦虑。这既是对中国传统集权体制和集团主义的否定，又是对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物质至上、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有力消解。虚无与焦虚是对生命之外的一切有限物对生命的异化的拒绝。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当代有了对话的主题，虽然中国与西文明从不同的路径出发，但都在焦虚与虚无的河口齐聚。
　　焦虑与虚无对每一个勇者的生命的煎熬是这样的痛苦，我们都曾以这样真实地与虚无对峙，或正在对峙中。而所罗门是一个真正曾经与焦虑和虚无对峙的人，不然他不会写出下这样的生命诗篇：“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虚空，人一切的劳碌都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所罗门是一位极富有的王，可见焦虑与虚无与欲望的是否满足无关，与贫富贵贱无关。它仅与有限的生命面对无限的存在发出的追问有关。“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也还将有更多的人走向与它的对峙。并与所罗门一样因对日光之下的一切事物的绝望而仰望日光之上的光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一9）
　　在文艺复兴时代，启蒙思潮掀翻了天主教的神权专制，实现了个人的自由。然而文艺复兴及启蒙时代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下走向对人理性的迷信，失去了对启示真理——出于《圣经》的基督精神——的敬虔。在当代我们以承继启蒙思潮的理性主义解构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承继现代主义的绝望母题解构百年现代化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在存在的意义上现代主义的绝望是比理性主义更为深刻的人类思想，但也仅仅是出于人的思想，如《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中所说的：“这个世界的光是不够的”）。这产在当代我们即有做为自由与民主的思想核心的个人性立场，又能保持对启示真理的敬虔，我们可能说是实现了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进程的扬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时代可能将是人类文明史一个可以算为新起点的时代。
　　
　　2001、12、20初稿，2002年1月4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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