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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消除冲突的三大原则(上)

马盖文博士原著·台雅各牧师编译

  
  前三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基督教与文化冲突的基本问题,以及基督徒在尊重圣经真理的前提下,可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本书馀下的篇幅将继续说明上述的建议。基督教与文化之间的冲突虽然无法避免,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并非无法解决。我们重视各种文化的价值,同时我们仍然忠于福音的信仰。
  
  甲、尊重圣经的真理
  
  在人们特别注意基督教与文化问题的今天,基督徒必须弄清楚论战各方对圣经的启示所持的态度,才能分辨他们的看法是否正确。今天的混乱,多半出于参加讨论基督教与文化问题的人们,没有说明自己对圣经的启示采取怎样的观点。有时这种对圣经的启示不表示态度的作法是无意的,有时是因为人们已经放弃了对圣经的信仰。这些人既然已经不再相信圣经是上帝唯一的启示,那么提倡殊途同归的道理,更能支持他们离弃圣经真理的行动。
  因此,任何对基督教与文化之间有意义的讨论,发言者必须光说明自己对圣经启示的权威持何态度。不仅如此,只是笼统的声明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还不够,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相信圣经的启示和权威,但是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只有在人们肯清楚说明自己对圣经的信仰以后,他们的理论才能获得公正的评价。
  基督徒对圣经的启示与权威的看法,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这样一本小书所能交待清楚的,但是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重视圣经的启示与轻视圣经的启示。
  
  一  重视圣经启示的观点
  这种观点承认全部圣经都是上帝的话,新旧两约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所以是永无错误的,也是基督徒一切信仰与行为的准则。只有圣经的启示能告诉我们上帝水远的旨意,人类永生的盼望和善必胜恶的最后结局。圣经是上帝所选择的人用两种不同的语文写成的,表面上看来圣经是人的话,但是因为内容是上帝默示给作者的,所以事实上圣经又是神的话。上帝的启示并不受这些古时的作者所用的文字和思想形态的束缚,因为上帝的真理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是超越文化界限的。不仅如此,这些作者们各有不同的背景,他们所选写的内容,并不只限于合乎他们文化和他们理性的材料。相反的,他们的作品有时是与他们的文化冲突的,是惹人愤怒而被人拒绝的。虽然上帝所用的是古时的语言和文化,但是上帝的真理并不受其限制。所以圣经中的绝对真理,是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对当时的人是不变的真理,对今天的人也是不变的真理。
  圣经的启示,乃是基督教有关上帝的基本真理之一,正如基督的神性一样是不能否认的。圣经是人领受了上帝的启示以后写成的,所以是人的话,也是神的话。基督是在人领受了上帝的旨意以后而降生的,所以我们的主是一位「完人」,也是一位「神人」。他生在犹太民族之中,第八天根据摩西的律法受了割礼,受希伯来文化的薰陶,用亚兰的语言讲道,一生完全遵行律法的规定,所以基督是完全的人,同时基督也是完全的神,他是上帝在肉身显现。他启示了宇宙的真理,活出了一个标准的人应有的生活,他的教训是为着所有时代和所有文化。这一切的真理都是上帝启示的,也是人们记录的,因此各国、各族和各种文化里的人研读圣经时,都能发现自己的罪恶和文化的缺点;也能得到心灵的安慰和灵性的食物。并且人们领受圣经的教训以后,更能改变原有的文化和扫除社会的弊病。正如本人所尊敬的同工,福乐神学院的教授邦慕礼博士(Dr.Geoffrey Bromiley)所说:「圣经文学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这种信念使我们清楚,我们所研究的是上帝在历史中所说的话和所作的事,不是一些抽象的真理或远见。这种认识也使我们重视圣经作者人性的因素--上帝选用了不同背景、不同性情和不同文学修养的人来写圣经,所以他们的作品也包含着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词句和不同的笔法。因此,我们必须小心的研究原文的语言,注意解经的原则。正确的加以翻译和解释。……圣经是经过上帝特别的启示写成的,不只是为了正确的记录上帝说过的话和作过的事,并且圣经的内容本身,也是永远正确而大有功效的。因此圣经具有神圣的功用和绝对的权威。」
  重视圣经启示的观点,认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三16~17)。旧约中为了强调圣经都是上帝的话,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和「耶和华的话临到」的字句,一共用了三千八百零八次之多,上帝对人类的引导并不限于已经写成的圣经,他仍在不断的给我们每日的引领,不过上帝给人随时的引导,永远不会抵触他所启示的圣经。真理的圣灵会不断的帮助我们从圣经的启示中发现新的亮光,满足时代和文化的需要。圣灵的工作是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不是在圣经的启示以外另发现属灵的真理,而是使我们明白上帝已经在圣经里启示了真理,并且使这些真理发出亮光来,满足我们特别的需要。重视圣经启示的观点,能帮助解决基督教与文化的冲突,否则真理便没有标准。
  
  二 轻视圣经启示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圣经并不是上帝的启示,更不是绝对不变的真理,而是信神的人根据上帝说过的话收集而成的记录。这些记录代表人类对永恒事物的灵感和远见,说明当时的作者对上帝的了解。因为这些作者对上帝的了解深受历史和文化背景限制,所以这些记录对其他时代和其他文化里的人,并没有绝对的价值。现代的人只能根据我们对当时历史与文化背景了解,推测圣经的意思和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根据这种观点出去传道的宣教士,必须更近一步的推测在新的文化背景下,上帝会对那些新归主的人说什么话,并且对他们会有怎样不同的要求?
  在这种观点之下,圣经本身并不是启示的真理,只不过是上帝的传声器而已。不仅如此,圣经的某些部分还有错误,对于这些错误,基督徒并不必为其辩护。然而对圣经有这种观点的人,仍然相信人们若肯读经灵修,上帝仍会藉着圣经对今天不同文化里的人说话。多数轻视圣经启示的人会同时强调,其他宗教的经典也受过上帝同样的启示。上帝对其他宗教的信徒,启示了适合他们文化的教训,这些人也根据他们的了解记录了下来,所以其他宗教的经典也包含上帝的真理,只不过没有基督教的圣经包含的那么多而已。
  对这种轻视圣经启示的观点而言,圣经并非基督徒行为的最高权威,也不是永无错误的信仰准则。事实上轻视圣经启示的人,多半重视文化的价值,这些人否认圣经永无错误的权威,却承认文化永无错误的假设。相反的,过去重视圣经启示的人,多半忽视了文化的价值。今天我们有了这种了解以后,不但应该尊重圣经的真理,同时也应该重视文化的价值。这样才不会走极端,而对所面对的问题也会获得平衡的解答了。
  
  三 印度的例证
  这种文化相对论的论点如果被教会采纳,势将破坏福音的基本信仰。例如过去一百年来,印度的某些基督徒已经受了这种思想的感染:
  例一,陈奇亚(Chenchiah)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也是一个著作很多的基督徒。虽然他不是教会的传道人,却是一个非常关心神学问题的信徒。他这样写着说:「在圣经对基督描写的背后,隐藏着一位宇宙性的基督。圣经对基督的记录,说明当时在希伯来与希罗文化里的人对他的了解。这些圣经作者对基督的认识是可贵的,也是受文化影响的,因此,他们的认识不应该限制我们的了解。印度的先知和学者,也同样认识这一位宇宙性的基督,我们既然是印度人,活在印度的文化之中,我们的责任,是从印度人的观点来认识这位宇宙性的基督。对我们而言,印度人认识的基督和希伯来人认识的基督,是同样正确的。」陈奇亚的错误,是认为使徒对基督的认识,受了希罗文化的影响,所以不能适合印度的需要。他所提倡的是用印度的宗教观念和哲学思想来代替新约的作品,这种主张势将破坏福音的见证。
  陈奇亚的结论虽然错误,但是他的论调却使我们清楚的认识轻视圣经的危险,如果我们认为圣经中的启示,只不过是受文化影响的有限真理,那么同样错误的结论是无法避免的。如果圣经的真理,是受希伯来和希罗文化的影响,那么对印度文化中的人,当然不一定会有同样的价值。如此推论下去,圣经对其他任何文化里的人都失去了价值。但是印度大多数的基督徒,并不赞成陈奇亚的观点,教会仍然深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它是藉着特别选召的人而写成的,虽然带着古代希伯来和希罗文化的语言和思想的形态,但是圣经的真理,乃是上帝为全人类所定的旨意,是超越文化与时空界限的。
  例二,另外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关心基督教与文化问题的印度人是查柯莱(Chakk kerai)。他对神学的贡献引起印度神学家的注意,使基督教的信仰脱离西方文化的色彩,而成为印度本土化的信仰,并且藉着印度的思想形态和文化方式表达出来。他反对某些印度人认为基督教是印度教最后境界的完成的说法,因为他认为:「基督教的内容并不清楚,历代以来人们对基督教的了解也不相同,以致今天没有人明白到底基督教是什么。」
  这种观点认为圣经并未说出宇宙的基督真正要说的话,只不过是对基督的一些推测而已。查柯莱因为极端重视印度文化的结果,使他采取了轻视圣经启示的立场,其实这是不必要的错误,因为圣经真理与文化价值,是可以并重的。他对基督的认识是不够的,因为离了圣经的启示,我们根本无法认识基督,但是他对基督教的批评有些却是正确的,因为他所认识的一八九五年前后在印度的基督教,实在带着浓厚的西方色彩。
  印度的基督教要摆脱欧美文化的成分,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印度人对福音的信仰,却不应脱离圣经的根据。其实尊重圣经的真理,并不是忽视文化的不同。历代以来,教会都是在不同的文化中生长,并且不同文化的因素,已使教会对基督的彰显更加丰富,只是教会对文化因素的接纳有所选择而已。
  查柯莱和陈奇亚希望使福音的信仰印度化的努力是可贵的,印度的教会对他们的贡献,也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他们推行福音信仰印度化的过程中,其实无须离弃圣经的真理,尊重圣经真理的人,也可以同时重视印度的文化和任何其他的文化。
  
  四 轻视圣经引起不信
  任何轻视圣经的观点,都会产生殊途同归的结论:各种宗教与福音真理,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和同样的权威。这种观点认为,圣经是基督徒行为的标准,其他的经典是其他宗教的准则。人类既然没有一定的道德标准,那么一切有关上帝、永生、罪恶和救恩等等绝对的信仰,也变成了人类的空想,因此,世间没有绝对正确的宗教,便成了必然的结论。一切的宗教都包含部分的真理,一切的宗教也包含部分的错误。各种宗教的经典都不过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是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所以越过了文化的界限,也就失去了功用。
  西方轻视圣经启示的基督徒,多半生活在受基督教影响的文化之中,他们这样作,自认为并无大害,因为他们以为圣经的真理,对他们而言乃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他们对批评者提出了抗议:「我们只不过是说,我们不应对自己的信仰太武断,其他的宗教,也包含不少的真理而已。」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就全世界而言,基督教仍然是一个少数宗教。当这种轻视圣经启示的观点,遇到全球各种强烈的异教信仰和各种学说之时,必然引起可怕的后果。在相对的情况下,宇宙间根本没有真理,没有启示,也没有人类可以认识的上帝!因此人类的理性成了最后的权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对不同的宗教而言,理性也会有不同的判断。正因为理性有很大的伸缩性,所以对绝对真理的不可知论,乃是唯一可能的结论!
  重视圣经启示的观点,并不是没有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比起轻视圣经启示的观点要少得多,并且后果也没有那么严重。因此消除基督教与文化之间的冲突,第一个原则就是尊重圣经的真理。
  根据圣经中一般的启示,上帝既然创造了人类,并且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我们信主的人,必须相信上帝已经向人启示他的心愿,罗马书第一章已经对此有清楚的说明。同时圣经也多次说明他来到自己所创造的人类当中,他自己创造的人类却不接待他。虽然上帝的光辉已经普照世界,但是世人因自己的行为邪恶,爱黑暗却不爱光明。人们虽然知道上帝荣耀的形像,却造了仿佛飞禽走兽的偶像来敬拜。基督徒虽然相信各种文化都有其真善美之处,但是对于人们敬拜偶像、认贼作父,却不能说是出于上帝的启示。
  
  五 圣经是否上帝超越文化的启示?
  这是最近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追问的一个难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将说明人们对圣经的看法。圣经中有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是教会历代以来深感困惑的。如果人们以为圣经对上帝旨意的记载不完全,那么这些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如果圣经只是人类对上帝启示的部分记录,那么一切有关「唯一道路」的论点,也就被否定了。
  有人否认圣经是上帝超越文化的启示,他们的推论是这样的:上帝曾经对人说话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时听见上帝说话的人所写的东西,只是他们个人的「领会」而已;不仅如此,他们对上帝的了解,又受了当时的语言和文化的限制,所以今天的人不能相信圣经中的某些记载,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基督徒并不需要相信全部圣经都是上帝的话。读经的目的,是要了解写圣经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所领会的意思,然后再推想上帝对今天的人会说怎样的话。
  根据这样的观点,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反对圣经是上帝对宇宙性真理的启示。如果圣经不是上帝超越文化的启示,那么圣经一定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了。凡是对圣经的启示持有这种看法的基督徒,一般来说都很容易接受「殊途同归」的主张。
  德国的神学家布特曼(Rudolf Bultmann)就是以这种观点而出名。他认为圣经完全受文化的限制,是藉着当时的故事、例证、思想形态和科学理论写成的;然而人类的文化一直在改变,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背景对真理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因此,布特曼认为,基督徒应该探索上帝在圣经中,对当时的人所要表达的超越时间性的真理是什么?研究圣经的文化背景,从这些文化的形式之内去发现重要的意义,然后再以适合于今天的文化、语言和思想形态的方式,将真理表达出来。
  如果布特曼所说的是翻译工作,这样的解释是很高明的。但是布氏所指的并不是翻译圣经的工作,而是圣经本身的内容。所谓从圣经的字句中,发现隐藏的真理并不是翻译的工作,乃是解经的工作。因此,他这种主张已经显出其轻视圣经真理的态度。如果我们要将圣经翻成另外一种语文,当然需要了解希伯来文或希腊文原来的意思,然后,才能在尽可能忠实于原作的前题下,完成翻译的工作。我们必须在新的语文中,找到与圣经「同样有力(Dynamic epuivalent)的字句」,才能将原作的真意发挥出来。正如邦慕礼教授所说:「圣经的内容,绝不是可以用任何形式表达出来的抽象而空洞的理论。圣经的内容是说明上帝在实现救恩的目的和审判的计划时,到底说了什么和作了什么。因为圣经是上帝作为的历史记录,所以其中的文学形式,也是圣经的特点之一。虽然圣经的内容,有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上帝选用了现有的形式,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并非偶然发生的事件,所以上帝选择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文笔来写作,也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圣经原作的形式,是不能随便废除的,因为破坏了圣经的形式,也会损害圣经的内容。」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重视圣经启示的基督徒反对布特曼的错误之时,他们也应同样强调了解圣经的文化与历史背景的重要。我们从加拉太书可以看出,使徒保罗对当时从犹太教中归主的人所坚持的律法主义精神,也有充分的了解,以致使他不得不写信加以纠正。如果我们用敬虔的态度,来查考圣经作者的意思和原来读者的了解,乃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的做法。但是这样的查考,只有那些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并且重视圣经启示的人,才能做得恰到好处。圣经中的基本要道对任何人种,不分贫富,不分智愚都是同样可贵的。
  
  六 保留功用而放弃形式是否正确?
  当传教士们在世界各地使基督教的崇拜仪式、教会组织、建筑形式和制度法规,适合各种不同的文化时,他们必须对外面的形式有所改变。例如,宣道会的传教士在西伊利安(West Irian)--印尼独立以后,从荷兰收回的新几内亚西部的伊拉哥山谷(Ilaga Valley),带领乌安东尼族(Uhunduni Tribe)信主的基督徒举行纪念主的圣餐时,他们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一个孤立的山区中,无酵饼和葡萄汁是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并且也很难买到,乌安东尼人的主食是甘薯,他们唯一见过的红色果汁,是从野生的覆盆子树(Wild raspberry)的果子中挤出来的。因此宣道会的传教士们,便决定用煮熟的甘薯来代表基督的身体,用覆盆子树的果汁来代替葡萄汁。他们这样作,不但改变了差遣他们出去的美国教会的传统,并且也改变了新约中原有的样式。他们改变了新约中所用的形式,保留了教会中应有的功用。也可以说,在不得己的情况下,他们抓住了在那可变的形式背后那不变的意义。(注二)
  传教士这样的做法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们虽然改变了外面的形式,却保留了圣餐的意义。但是改变外面的形式,有时也会破坏圣经的意义,这是教会不该许可的。例如,某一社会纪念古人的仪式,是由会众摇动手中白色的百合花。当地的教会纪念主的时候,如果用摇动手中的百合花来代替擘开的饼,就不适合了。虽然圣餐有纪念主的意思在内,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其他重要的意义是不容忽略的。摇动手中的百合花,虽然可以代表纪念主,但是却无法表示出圣经的话所包含的意义:「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林前十一24~26)任何离开新约的意义和使徒的榜样的作法,都是教会不应许可的。「改变形式保全意义」的作法,有时是不得已的,但是必须尽量符合圣经的标准。
  我们可以看看违反这一原则,可能发生怎样的后果。我们的主曾教导门徒要「赦免敌人」,如果有人为使基督教适应一个征服者的文化,而这样推论:「赦免敌人的道理是基督讲给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听的。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那些被征服的人,只有赦免他们的欺压者才能获得生存。但是在一个征服者的文化之中,最合理的事,莫过于『消灭敌人』。因此『合理的处置敌人』乃是上帝所说『赦免敌人』的真正意思。」如果有人这样解释圣经就大错特错了。
  历代的教会,曾不断的拒绝这种象征式或寓言式的解经方法。圣经最明显的意思,就是圣经真正的意思。如果为了适应文化,而在字里行间寻找可能有的新的意义,乃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这样作会产生许多主观的解释。这种解释最著名的错误之一,就是否认基督的复活,以为对现代人而言,「复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人们学习基督牺牲的精神,就是代表基督已经复活了。这种解释不但将圣经明文的记载置于不顾,并且还以为早期的门徒,活在科学发达以前的文化之中,误认他们从幻想中所得到的喜乐、力量和主的同在,成为基督的复活。
  圣经中有文化的因素!也有超越文化的因素。虽然圣经所用的是希伯来、亚兰和希腊的语文,但是上帝藉着这些古代的语文,向人类传达了超越时空和超越文化的真理。正如基督是上帝在肉身显现一样,他是真人,也是真神;同样,我们的圣经是人所写的话,也是神所写的话。因此圣经乃是上帝所启示的,是永无错误的,是信徒的最后权威。这一重视圣经启示的观点,乃是消除基督教与文化冲突的先决条件。轻视圣经启示的观点,不但无助于消除冲突,反而使冲突的声音更响亮。人们若不尊重圣经的真理,人间便没有最高的权威。在没有是非标准的情况之下,强盛的文化,便成了一时的标准,迫使其他文化中的人向它看齐。但是任何文化都不能持久不变,因此新兴起的文化,又会带来新的标准。昨天的亚述和罗马,今天的欧美与苏联,明天又会兴起新的势力和新的文化。在文化相对论盛行一时的今天,人们的思想似乎认为任何文化的作法都是对的。但是三十年前并非如此,德意日轴心国家的作为,不但为人痛恨,并且世人群起反对,经过一次空前的世界大战,才消灭了他们的主张和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思潮和新的文化,但是圣经的真理并未改变,圣经的真理,不但审判了德意日的侵略行为,也要审判今天文化相对论的主张。只有在人类尊重圣经真理的大前提之下,各种文化的优点才能被保存,缺点才能被改正。
  
  「注一」这是西方教会人士受了文化相对论影响以后的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其他宗教并不接受这种观点。
  「注二」如果当时这些传教士坚持饼与酒的形式,从外地运来饼与葡萄汁,那些从未见过饼与葡萄汁的乌安东尼人,是否会以为这些奇怪的食品有神奇的力量?不久之后,这些圣餐,也将成为不可违反的「传统」,当传教士离开以后,他们没有饼和酒,可能也就无法纪念主了。等到他们当中的信徒到外地旅行以后,如果发现外面的人可以随便的吃面包,喝葡萄汁的时候,可能他们又会大吃一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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