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是一种尊严

　　
　　我以为，“忏悔”问题的提出，带来了上帝对我们这个民族尚未绝望的信息。在我因此为这个民族日夜祷告的时候，一场“被容许”的断断续续的关于忏悔的讨论又把这希望重新委弃在黄土地上。还是那个比喻，摔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忏悔精神，被灾民理性五花大绑了。中国人忏悔，为什么就那么难？利害观念压倒性地击倒了是非观念，这可能是比较接近真相的解释之一。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讨论者对忏悔的理解仍然是在“东方观念”中完成的。忏悔是什么，在这里我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并以此求教于方家。当然，“忏悔”的艰难，恰恰是我们呼吁忏悔的理由。
　　
　　（一）
　　“二余之争”——以及“哈维尔和昆德拉”之争——引起学界的关注是一件好事。其中提及的“忏悔”问题尤其值得研究。我感到大多数朋友对余杰的批评是善意的。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这种善意的批评还存在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对余杰的过于刻责和对忏悔精神的“实用理性”的理解。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在《追问诚实》（该文发表在《开放时代》2000年3 月号）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解释：“批判，以什么名义”. 对于一个经历过并正在经历“1984”（奥威尔）年苦难的人，这怎么可能还是一个问题呢？余杰的背后是流血的天空，他的话语前提就是昨天发生的而今天仍在发生的悲剧。他对哈维尔和昆德拉的理解必须放到这个语境中去解读，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解读。当年轻的尸体缓缓倒下的时候，“哈维尔”当然是更伟大的。如果公平地理解，余杰对中国知识界的“全盘否定”并没有将自己摘出去的意思，他同时表达的是对自己作为迟到者的内疚和作为苟活者的愤怒。忏悔精神恰恰是中国知识界挽回荣誉的正确道路，它怎么可能损害他们的“清誉”呢？呼吁忏悔和以法惩恶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基本上是两个领域的问题。“批判，以受害者的名义”，这就是余杰文章内涵的话语前提。
　　同期杂志发表了崔卫平女士的文章：“拥有另外一些经验”。该文的基本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如果该文作为对“哈维尔和昆德拉”进行学术考古的话；如果我们“生活在别处”. 然而如果我们把余文中的“哈维尔和昆德拉”作一种隐语或象征性符号来理解，如此着浓墨的学术“发微”就显得过于“敏感”，或者说是有将对忏悔理念的演绎误作归纳之嫌。崔文最后的一段话尤其值得深思：我们批判谁？更重要的，是以什么名义批判？我们到底要什么？尤其是后两者，是我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问题。换句话说，我感到了存在于我们周围某些不正常的东西。最好还是回到哈维尔。哈维尔为什么要批判极权主义？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他表明，因为极权主义以其主观意志，以其僵化和专横，深深伤害了生活——压抑了生活本来具有的丰富和多样性，压抑了人们道德上精神上的更高追求。极权主义本质上是敌视文化的，因为它敌视自由活泼的创造性精神活动，敌视在“社会前头照亮道路”的“知识的闪光”。
　　我并不想调侃，或者我不希望我的“商榷”影响我对崔卫平老师真诚的尊重——但我要说，读这段话，“我感到了存在于我们周围某些不正常的东西。”关于忏悔和批判，我想我与崔卫平女士并无分歧。是的，善恶二元论神话和善人偶像该结束了，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心中之贼”。但这种深刻的个人自觉与其说鞭策我们放弃批判的权力（一种否定性话语霸权），不如说同时提醒我们自己意识到批评的责任。既然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人性恶”（或“人性弱”），这种个人自觉引申出来的应该是“存在的勇气”而不仅仅是“文学的勇气”——况且文学并不需要太多的勇气。忏悔意识不过是提醒我们不要用“我善你恶”这种僵化的话语来批判恶，并暗示批判者的高人一等的权威姿态；但绝不是否定对恶的批判的价值。
　　我们的生活中存在恶吗？当然！那么，“我们批判谁？更重要的，是以什么名义批判？我们到底要什么？”这些问题是怎么回事呢？“到底”“要我们回答什么”　　？当“李九莲”惨叫着的时候，我何以能如此风雅地质问愤怒的人群：“你们批判谁？更重要的，是以什么名义批判？你们到底要什么？”不，我们不能只顾表演“社会前头照亮道路”的“知识的闪光”！一个人道主义者是不能使用“个别现象”　　这种托词的。
　　她对极权主义的说明我也持保留态度。我们也许应该重新审视哈耶克和阿仑特的有关理论。不仅保守主义或渐进理性主义不是我们的话语前提——这一点正如秦晖先生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而且，“建构理性主义专制”也不是我们的话语前提——这是我近年来一直所主张的。当代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肯定指向上）我是赞同的，但在否定指向上（批判“疯狂的理性自负”），在中国，它不是批判了而是抬高了一种低一层次的专制形式：这里存在的是“实用理性”的专制而不是“建构理性”的专制。“东方专制主义”（魏特夫）无论是打着天下主义或皇权主义的旗帜，还是打着本质主义的灵幡，但在实践中，它只是一种原始专制主义，即“军事专制主义”. 原始极权主义的罪恶不仅仅是它“压抑精神文化”和窒息“知识的闪光”——这当然可以从它的记录中查到——但更为主要的问题是，它直接毁灭普通人（包括知识分子）的基本尊严和人的生命。根据崔文，仿佛极权主义仅仅是自由精神和文化人的敌人，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狂信的产物。这是理性专制主义的真实特征，但不是军事专制主义的真实特征，军事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机会主义的利益崇拜，而不是对主义的狂信；它不存在文化上的敌人，只存在肉体上的敌人。
　　如果我们确认生命价值之上，在这个前提下，任何在我们的邻居的生命和基本尊严受到疯狂践踏而无能为力的人，就不应该以“钱钟书和王小波”的名义自诩是“文明的氛围”的“实践者”. 我并不否定“钱钟书和王小波”的价值，但在这样一种具体语境中，我们应该表现出足够的诚实和惭愧。当我邻居的女儿向我哭啼要父亲的时候，如果我说我正在“给人类精神文明的大厦（自由精神的集中体现）添砖加瓦”，我能意识到自己多么象一个狡猾的说谎者。这种说词，同我们一直批判的本质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谎言有什么区别呢？它们不都宣称要“实践文明的氛围”
　　有些不能“闪光的东西”就必须牺牲吗？“人类文明”在“张三之死”的对比下，远远是一种伪价值。
　　我承认自己不能表现出足够的道德的勇气，因此我将文字生活看作一种自由的不得已的补偿（何况即使在这“自由”中，我仍然不能实践“实话实说”的自由），而不是自由本身，尤其不是自由的最高形式。我毫无“反智主义”的疾病，人类需要作家，更重要的是，个人需要“精神自由”. 但在具体的历史时段，那种“最高形式”的自由可能是一种奢侈，或着至少它未必是“最”高尚的。当我埋头书案的时候，脸上不要带有圣人的庄严。
　　
　　（二）
　　我同意，余杰的文章没有充分表达出“自我质疑”的精神，这是他应该关注的问题，我感到他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余杰的第二篇批评余秋雨的文章表现这种“进步”）。但批评余杰的朋友，是否真正做到了他们要求余杰应该做到的标准了呢？比如我们读了祝勇的《我为什么批评余杰》（《南方周末》2000年3 月17日）一文，不能不使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比如祝勇说余杰的“文革余孽说”很不好，可他又批评余杰文章有“文革遗风”，这不同样是“危言耸听、上纲上线”吗？类似的话还有：“余杰挂着李敖、王小波的招牌隆重面世”、“它蔑视专业范围内的知识分子”，余杰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按照他的设计去进行思想改造”，等等。
　　这种批评是否有“虚构话语前提”之嫌呢？这些话是余杰说的吗？祝文恰恰提示我们，余杰提出的忏悔话题在中国具有的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们（包括我自己）的确缺乏忏悔精神。比如我只敢“将余杰的一脸庄严消解掉”，但对于显然更“庄严”的脸我只能表示沉默，这使我深感耻辱，我看到了自己道德上的有限性，我不敢为自己“潇洒的批评”感到潇洒。忏悔精神还没有内化为我们的灵魂结构，它往往还是一种工具理性。把“忏悔”等同于“思想改造”是一种严重的误读。我们不仅缺乏个人的自觉，也缺乏民族的自觉或民族忏悔精神。把“修身治国平天下”、“我以我血荐轩辕”（想想李敖“我以我血荐蚩尤”的调侃吧）视为“人文精神”，是否是一种新的“古已有之”论呢？我们往往将忏悔精神作完全负面的理解，这恰恰反映了我们思想中宗教资源的贫困。关于忏悔问题，我在1998年的《向自由忏悔》一文中谈了我的看法，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忏悔是一种尊严，它体现了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理性的成熟和道德的诚实，体现了人的责任感，而不是相反。当中国人进入这样的精神状态，中国人恰恰捍卫了个人尊严和国家尊严。忏悔精神首先来自基督教的“上帝论”（面对绝对者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和“基督论”（耶酥被钉死在十子架上时我们是旁观者，而耶酥是为我们而死的），然后它来自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灾难的记忆与直观（面对人制造的恶人应意识到人的有限性和人的责任）。意识到我们自己理性的有限性和我们道德上的责任，这是人类的荣光。我们的耻辱不是因为我们忏悔了，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忏悔，缺乏理性和道德上的深度。呼吁余秋雨忏悔，这内含着一种尊重：余秋雨应该是一个有道德责任感和理性能力的大家。
　　
　　（三）
　　《南方周末》随后展开的关于忏悔的讨论曾令我振奋，然而我越来越感到失望，一个严肃的话题就这样被一种犬儒态度给“解构”了。这有真点这种感觉：“本来我还清楚，你一说我倒迷惑了”. 于坚先生究竟想说什么呢？“忏悔是个人的事情”，这话当然是不错的，但我们是否因此能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因为忏悔是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应该忏悔”？于坚先生应该知道，“忏悔”理念的提出是有自己的话语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它把人定义为有责任（对邻居负有责任而不是权力）的主体，而世界永存悲剧。这种定义根植于基督教的“位格主义”：“我们是被造者，上帝如此爱我们，因此我们更应爱我们”. 进一步讲，我们生活的世界存在各种苦难和不幸，由于“爱”这种人的规定性我们应该关心这些罪性。但由于我的各种有限性，我无力或不能克服这些罪性，于是我们感到内疚。比如面对“苏萍”这样的悲剧，我愤怒，但由于卑怯，我什么也不敢做，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此时对这种窘境怀有一种忏悔之心。“忏悔理性”并不是让每个人做烈士，但它决不嘲弄烈士，更不将自己的内疚转化为一种犬儒主义的轻松或优越。面对苏萍、李九莲、林昭，我们怎样说“忏悔是个人的事情”呢？个人和个体动物（不是攻击）的区别就在于个人是位格的存在，而个体动物是物理的存在。
　　徐友渔先生的反驳同样有待深化，也许这和“言论自由的可能性”有关。我们必须明白：是作为现实事件的“文革”而不是作为历史事件的“文革”才构成忏悔的基础，否则，忏悔理论就可能陷入以善恶二元论来“清算历史”的不宽容的境地。
　　“十字架神学”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认为：基督之死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永远是一个现实事件，基督每天都被钉十子架，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旁观者，我们的左手拿着铁钉，右手拿着铁锤。同时，历史上的每一个死者和今天的生者在正义面前、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是“历史进步的代价”，我们永远在场，正如无辜受难的人永远在场一样。回到我们现实，林昭死于过去，“林昭”也死于现在。因此，我们才可以说：“忏悔是绝对必要的”. 有论者引用“圣经”上的话来说明“忏悔是每个人的事”，因此试图说明“呼吁他人忏悔”的人存在一种“话语霸权”.
　　我想我们需要澄清两个问题：第一，呼吁他人忏悔并不等于自己拒绝忏悔；第二，“忏悔”或“呼吁忏悔”并不是在行使权利，而是在承担责任。按这我“少年学者”
　　的逻辑，人与人之间完全不需要任何呼告，因为几乎每件事都是“个人的事”，甚至似乎语言也无存在的必要了。一个警察滥用职权害了人，他不能说那是他个人的事，也不能说还有更恶的希特勒应该先忏悔才轮到他。我们呼吁他忏悔，因为仅仅法律制裁是在确认他是罪犯，而呼吁他忏悔才确认他是人，他因忏悔才可能得救。
　　《南方周末》或许由于同样的“成熟”的考虑，它的“讨论”客观上使人们可能产生种种的误解。通过回避一些话题来阐述忏悔的意义，这样做可能是失败的。
　　所以我认为，这种讨论如果不深入下去，还不如不进行的好。是的，对《南方周末》来说，忏悔这个话题，还是一个未尽的事业。
　　忏悔理性的提出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在哪里？它真正改变了“结构转换”的方式，此前，“转换者”（革命者、改良者和社会批评家）一直将自己与被转换的结构分开，现在，在忏悔理性的视野中，转换者应看见自己是被转换的结构上的零件，通过这种反观，“结构转换”终于有了可能。认识自己同样是墙上的一块砖头，不应导致相对主义的、犬儒主义的后现代姿态，而是承担起人的责任。
　　2000年的春天有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教皇约翰- 保罗二世向全世界忏悔天主教在历史上的积极罪恶和消极罪恶。有人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不幸（“他真傻”）、愤怒（“要谴责”）和欣慰（“哈哈，他也和我一样干过坏事”），我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我们批判恶。
　　我们以受害者的名义批判。
　　我们不要忽视恶同样内在于我自己的灵魂之中。
　　
　　* 此文的部分内容曾发于《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4 月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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