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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桥──跨越文化的鸿沟

斯托得(John Scott)著

  
  基督教发源于两千年前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文化,这样一个中东的宗教,怎么可能向活在廿世纪末期,生活多采多姿、五花八门的我们说话?
  讲道不只是解经,也是沟通;不只是诠释一段经文,也是将神所赐的信息传达给活生生的人,所以我打算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明讲道的基本性质。这个比喻圣经没有明文用过,所以不属圣经,可是我希望能证明,它所带给我们的是合乎圣经原则的使命。这个比喻便是筑桥。
  
  跨越文化的鸿沟
  
  两地若为河川或峡谷隔开,便需以桥为沟通的途径,以使交通流畅;否则便无法来往。这道峡谷鸿沟代表什么?跨越其上的桥又是什么?鸿沟是圣经世界与现代世界极深的裤隙。 一九五五年史诺爵士(Lord Snow)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谈到「两种文化」──科学与文化,他惋惜文学界与科学界人士彼此的差距愈来愈大。他提到这两者之间「互不了解的鸿沟」。如果这两种当代的文化差距已经这么大,它们与古代世界的鸿沟就更大了。基督教传播者所要筑的桥,便是要跨越这道既宽又深、两千年文化差距的鸿沟(旧约的情形差距更大)。我们的责任是:使神已启示的真理能够从圣经中流出来,进入现代人的生活中。
  几年以前,我曾和两位学生谈话,他们是两兄弟,一位就读于牛津大学,另一位就读于爱丁堡大学。他们生长于传统的基督教家庭,父母亲都信主。但他们俩人却放弃了父母的信仰和幼年所受的基督教教育。其中一位告诉我,他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另一位则称自己为不可知论者。我问他们,到底真象是什么?是否他们不再相信基督教的真实性?他们回答道:「我们的问题不在这一点。我们对基督教是否真实没有太大兴趣。即使你可以向我们证实它是真的,我们也不一定会接受。」「那么,你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我带著几分惊异地间。他们继续说:「我们想要知道的,不是基督教是否真实,而是它是否与这个时代有关。坦白说,我们丝毫看不出它怎么可能切合现代。基督教发源于两千年前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文化,这样一个中东的宗教,怎么可能向我们活在廿世纪末期、生活多采多姿、五花八门的我们说话?我们在七十年代已经送人上了月球,八十年代会送人上火星,今天可以作器官移植,明天就可以进行遗传工程:这个原始的巴勒斯坦宗教怎么可能与我们有任何关连?」我常常为那次谈话感谢神。那一次带给我生平最强烈的感受,发觉一般人认为圣经与他们之间的鸿沟何其深。这正是今日基督教传道人所面对的挑战。
  
  澄清两个误会
  
  然而,在继续发展讲道如筑桥的观念之前,我想我应该先说明两点,以避免一些误会。第一,虽然我在前面曾说,圣经世界与现代世界之间,有一道缺乏桥的峡谷,但我承认,其实过去已不断有筑桥的人;在教会历史之中,基督徒总在尝试使圣经的信息与当代文化建立关系;这种努力代代不绝。就筑桥而言,历史的连贯性似乎超过了我的比喻所容许的状况。有时候,新的一代并没有建新的桥,乃是重新整修旧桥,这里扩充一段,那里加一道纵。然而,现今的世界变化太快,新兴的一代感觉鸿沟愈宽,挑战益大,需要重建新桥。我那两位学生朋友心中,无疑有著极深的峡谷,将他们与圣经的信息远远隔开。
  第二、我承认,在要求关连性的迫切呼声之中,存有一些危机。如果我们只专注在回答人的问题;可能会忽略一项事实;他们常提出错误的问题,需要人帮助,才懂得怎么问正确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全盘接受世界对自己的认识,我们会成了时尚的仆人,而不是神的仆人。因此,为避免陷入网罗,不致成为迎台大众口味的现代假先知,我们所要筑的桥,应该更多以圣经的启示来衡量,而不是以时代精神为准则。教会的呼召是向世俗主义挑战,而不是投降。尽管如此,我们仍极其需要多去了解现代世界,提高敏感度。没有接触地面的讲道
  面对这个问题(如何越两个世界的鸿沟),传道人很容易犯以下两种错误之一。
  如果我们是保守人士(我是指我们的神学,而非性情或政治),忠于历史的正统基督教,我们就活在鸿沟的圣经一侧。我们在这边感到很舒服,也很安全。我们相信圣经,爱圣经,读圣经,研究圣经,阐释圣经。但是我们过到彼岸的现代世界就感到不自在,特别中年以后,这种感受更强。它令我们眼花撩乱,饱受威胁。因此我们往往会与它隔离。我们若阅读杜弗勒所著未来的冲击(Alvin Toffler's Future Shock),看见其中所载西方文化变迁的迅速,以及对人带来的困扰(这也是一种「文化震撼」,不过并非由跨越空间而来,乃是时间造成的),可能会受到极大的冲击,甚至有些人可能永远无法摆脱其震撼力。从我们的讲道便可看出这一点。我们所讲的都合乎圣经。当然,除此以外,我们还传什么?沈美恩和司布真是我们的英雄。我们定意效法他们讲解圣经,所有的教导都出自圣经。可是如果我将这两个世界的鸿沟画出来,再将我们的讲章放进去,我可能必须画一条直线,从圣经世界的这一端,直直往上,形成笔直的线条,但始终无法落于彼岸。因为我们的讲道太少接触地面了,不能成为进到现代世界的桥梁。它虽合乎圣经,却不合乎时代。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何只有解经而没有应用,我们则敬虔地回答,我们相信圣灵会将他的话应用于人的实际生活中。
  如果我对保守讲道的描绘,是一幅带刺的漫画,尚请读者见谅。我惟一的辩护是:这是从前的我的写照。我希望最近几年我已经修正了自己的方法,不过无论就理论或实际而言,我从前都只是讲解圣经,而让圣灵来作应用的工作。其实这个方法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么无效,原因有二。第一、圣经的经文本身相当富现代性,这点颇令人讶异:第二、圣灵的确用经文使听众看见自己的罪,相信基督,并向成圣迈进。傅赛思将这一点表达得精粹出众:
  传道人必须将听众带入永恒救赎的圣经世界中。……这世界与每个时代同样接近,对每个时代也同样有权柄,不论时代多新。对每一世纪,惟一合乎时宜的讲道,就是传讲这永恒之道,而惟有圣经向我们开启至圣之爱、恩典与救赎的永恒性,以及救我们脱离不得洁净之罪的恩典,是何等恒久不变。
  但同时,我们不能以福音永远与人有关,圣灵不断在人身上动工为藉口,逃避沟通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效法吉费尔牧师(Reverend Maynard Gilfil),示柏登(Shepperton)英国国教(Anglo Catholic)教会的副牧师,艾略特(George Eliot)向我们介绍说,他是「一位顶好的老绅士,抽菸的炳管很长,讲起道来却很短。」事实上「他有一大叠短讲章,边都发黄破损了;每个星期天,他从其中抽出两篇,按照次序拿,保证绝对公平──不管讲题是什么。」有几则惊人的故事,描写不合时宜的讲章,时下流传甚广。有一则讲到,一位军牧去看尼罗河上游正在建造的大水坝。他的听众平时必须忍受炎热的气候,与外界的隔离,他们空闲很多,娱乐器材却少,试探的攻击很强。你想,他会传什么信息?他讲的是「当按照教会日历守各圣徒之日──好像听众是家乡里敬虔的寡妇和老处女。」讲这故事的麦格利葛(W.M. McGregor),说他是「白痴第一名」。另外还有一位,「剑桥大学的院长,马司考(E.L. Mascall)在他的一本书中描述他……向一群在剑桥作工的人开讲道:『近年来,神存在的形而上辩证,大半因著条顿人(Teutonic,即德国人)的影响,在基督教护教范畴中,已经沦落至较不重要的地步。』」但这个人的笨拙,还不及索尔斯堡(Salisbury)的霍斯渥监督(Bishop John Wordsworth, 1885-1911),他在石伯恩学校(Sherborne School)的坚信礼崇拜中讲道:迫切地恳劝那些男孩,他们不管作什么都可以,只是千万不要娶前妻的姊妹为妻。」
  且让司布真暴露这种无关痛痒、专注神学细节的讲道,是何等可悲复可笑;
  比方,像创造前拣选论与创造后拣选论的大问题,圣子如何由圣父生的严密辩论,圣灵如何出自圣父与圣子的探究,前千禧年或后千禧年孰是孰非,这类问题不管有人认为多么重要,对敬虔的寡妇却毫不相干,她靠蝙织养活七个儿子,她要听的是神凡事必有预备的慈爱之言,而不是那些深不可测的奥秘。我认识一位牧师,他很会讲兽的十趾,基路伯的四张脸,貂皮的奥秘意义,方舟横木的预表,所罗门圣殿窗户的预表;但是对商人的罪、时代的诱惑、当今的需要,他几乎全然不提。换句话说,他完全脱节了。
  
  但有人任凭圣经启示从指间溜走
  
  我现在再谈另一种讲道的错误,就是那些不持保守神学,而持「自由」神学,或更偏激的「急进」神学之人,所犯的典型错误。他们发现,住在这道深沟的现代一端,十分意。他们是属于现代世界的现代人士。他们对时尚、潮流反应敏锐,知道周围一切发生的事:他们阅读现代诗集与哲学;对当代小说家的著作、顶尖科学家的最新发现都了如指掌;他们去看戏剧、电影,也看电视。杜弗勒的「未来的冲击」不能震撼他们,因为他们内在已有冲击吸收器。他们随著时代的变动而变。因此对他们的讲道,我必须在我的图上画另一条直线,不过这次方向正好相反。他们的讲道与现实世界完全结合,但是至于其出处(我们很想加上这句话)只有天知道。他们自然不会根据圣经;相反的,这些传道人放松双手,任凭圣经启示从指间溜走。
  
  兼顾圣经真理与时代的需要
  
  我们批评自由神学家,责怪他们放弃历史的基督教,却常不够尊重他们的动机,或嘉许他们尝试要作的事。其实他们的本意并不是拆毁,而是重建。他们知道,当代许多人对基督教极其轻蔑,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认为这信仰站不住脚,其信条陈腐过时,而字汇毫无意义。这个事实令最好的自由主义者深感痛心,而他们会发展那些神学,背后的原因就在此。他们急于重新陈述基督教信仰,用他们世俗的同事、朋友所能明白的词汇,有意义、能接受的话语,来作介绍。他们真心为这个需要努力,要向现代人提供现代的福音。就这点而言,他们著实令人佩服。我盼望我们保守派人士也能同样感受到这种刺激,不再以迂腐过时言词的壕沟自保,也不再以自己不能沟通而洋洋自得,惹人生厌。自由派人士的可惜之处,也是可责之处,是他们为了要抛弃古老的说法,竟把其中所含的真理一并丢弃了,就像倒洗澡水时连婴孩一块倒掉了。
  我感到,以上所刻画今日教会两大神学阵营的对比,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之一。一方面,保守派忠于圣经却不合时宜,另一方面,自由派与激进派跟上时代却不合圣经。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天真地走极端呢?每一个阵营各有其合理之处,一方是要保存神的启示,另一方则要向真实世界的真实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不把两方所关注的结合起来了自由派人士难道不能向保守派学习,保存合乎历史与圣经的基督教要素是必要的?保守派人士难道不能向自由派学习,极力将这些真理与真实世界建立关系是必要的?
  目前,这两个阵营在文化深渊两岸各倡所偏好的一方,几乎没有人在筑桥。然而,传道人的工作就是沟通。有人曾讽刺讲课,将其定义为:把资料从讲师的笔记上挪到学生的笔记上,不需经过两者的大脑;但讲道不应该同样成为这种缺乏沟通的劣例。我们应该祷告,求神兴起新一代的基督教传播者,有决心要跨越这道鸿沟:使神不变的信息与这变化万千的世界建立关系;拒绝为建立关系而牺牲真理,或为真理而放弃关系;定意要兼顾圣经的真理与时代的需要。
  
  (本文摘自John Stott「讲道的艺术」 一三九~一四五页,校园书房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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