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华的异象和挫折

　　
　　引言：辞世十三年之后，薛华的异象和挫折仍然继续缠绕著福音派。
　　一九六五年，当法兰西斯－薛华首度出现在美国舞台，福音派人士鲜少知道他的来历。那时薛华五十三岁。他的基督教信仰成型于基要派和现代主义激辩的三○年代，他所在的「长老圣经教会」，在信仰上是无可挑剔的基要派。薛华热烈地为圣经无误论辩护，不过这项教义在福音派圈内已呈现动摇之势。
　　然而，他不是寻常的基要派牧师。他和妻子艾蒂斯，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创立学生公社，在那里生活达十年之久。他讲道时穿著全副登山装备。一九七二年后，他更在这特立独行的造型之外，再添加长发和山羊白须。他的讲道也很另类，很少引用圣经，却很爱谈亨利米勒(当时美国学界最情色的作家)作品的哲学重要性。
　　往后二十年，薛华夫妇组织多方面的福音事工，重新塑造了美国的福音派。可能除了鲁益师，无学者比他影响福音派思想更深；也可能除了葛理翰，当代无一基督教领袖，能如他在福音运动整体层面上，留下更深印记。薛华夫妇提出基督徒社区观念，刺激福音派卸下文化外衣，鼓舞大量福音派人士成为认真的学者；鼓励妇女选择担任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角色；领导「新基督徒右翼联盟」的领袖；并且凝聚了福音派中反堕胎的力量。
　　薛华夫妇影响了各行各业的人物：例如组织「耶稣子民」的司巴克斯；音乐家拉瑞诺曼以及马克贺德；政治人物法威尔、派特罗伯森、杰克坎普、卡尔逊、蓝道泰瑞、库普、卡尔汤玛斯、提摩太和比弗利拉海；学者哈洛布郎，欧斯金尼氏、摩理士、品诺克和威尔斯。这一夥都是奇人，而这正是薛华人生拼图的一部分。要拼凑全图，我们得横跨半世纪和两大洲──从西敏神学院、欧洲艺术画廊、英国寄宿学校到梅育诊所，以及美国最高法院。最后，当薛华一生的拼图完成，我们看见福音派教义和现代世界轨迹极不相称的一面。
　　基要派代言人
　　薛华家的故事，应当从二○年代基要主义和现代主义冲突起算。艾蒂斯和薛华首次注意到对方是在一次教会青年聚会，两人都为捍卫基督教的正统教义起立发言。她是到中国的宣教士之女，从小家里就不断谈论神学现代化的邪恶。高中时她爱听葛瑞翰－梅钦的广播，敢和自然老师辩进化论，在神学书籍里寻找自由主义的踪迹。相反的，薛华出生在无宗教信仰的家庭。十几岁信主，反养成他基要主义式更敬虔的生活方式，他的阅读兴趣纯为属灵书籍，例如霍尔夫人的《威廉波顿生平》。
　　早期交往时候，艾蒂斯帮助薛华了解北方长老教派的点滴和各家观点。当薛华考虑该去何处接受神学训练，他原不喜欢梅钦西敏神学院浑身是刺的好战态度。他倾向于到纽约平和的圣经神学院就读，但艾蒂斯是梅钦的忠实追随者，说服薛华进入西敏。他在那里从梅钦学到圣经无误的教义，并从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学习荷兰神学兼政治家凯波尔(Abraham Kuyper)预设论的护教学。
　　他也学到三○年代长老教会论战的艺术。在薛华获得学位之前，梅钦过世，学校立刻陷入内哄。一九三七年薛华和艾蒂斯协助成立信心神学院，提供学生另一选择。这次痛苦的分裂，制造持续多年的个人仇恨。薛华很快变成一个言辞犀利的独立基要份子。但晚年旧伤平复后，促使他严肃地回想，该如何在真实基督徒的爱里面，看待神学上的差异。
　　在「圣经长老教会」牧会并投入青年工作九年之后，「海外宣道独立会」差派薛华到欧洲工作三个月，在「信仰圣经」的教会、牧者和机构之间建立联系管道。工作之余，他喜欢在艺廊消磨时间。一九四八年，独立会差派薛华到欧洲，成为长期宣教士。
　　薛华一家定居瑞士，在全欧洲推广「儿童归主」计划，并且成立独立基要主义运动的国际性机构。他们在瑞士山中的牧人小屋，招待滑雪度假的女学生，在火炉旁主持宗教讨论。每天工作量极大，常常要忙到午夜。
　　一年后，薛华遇到一位念艺术史的荷兰学生陆梅克，他和薛华一样委身于凯波尔的思想。他们一起讨论，思考如何让艺术成为大众化社会哲学的切入点。这成为陆梅克在艺术史上的研究专题、以及薛华所撰述的衰微西方社会之特色。后来几年，薛华带给陆梅克国际知名度，而陆梅克也激发并协助不少年轻的福音派艺术家如Theodore Prescott，以及艺术史专家，如救赎学院的Mary Leigh Morbey和惠敦学院的E. John Walford。
　　薛华带有分离主义倾向的讲道，经常责难巴特神学的弱点：「新正统派并未提供新答案。不过是存在主义哲学用世俗语言所说过的，现在改以神学语言表达」。薛华曾在一九五○年至巴特位于瑞士的居所，拜访这位知名神学家。薛华问巴特：「神创造了世界吗？」巴特回答：「神在第一世纪创造世界。」薛华指著窗外积雪的山丘问：「是这个世界吗？」巴特回答：「并不在乎是不是这个世界。」对于薛华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证实现代思想：假设宗教世界和物质世界包含两个分离的本体。薛华到死都不同意此观点，坚持「基督教提供真正的真理。」他信奉真理的一贯性，这点加强他一生对圣经全然无误的坚持。他不同意巴特的观点，巴特认为圣经的历史和科学可能不若神学真实、甚至是不同程度的真理。
　　虽然薛华确定巴特是错的，但他对自己的看法并无把握，隐藏著日益滋生的疑虑。加上他无法归避自己的基要分离主义，显不出基督徒的爱心，他的灵性于是变得枯乾没有喜乐。在一九五一和五二年间，他经历一段长期的属灵危机，怀疑自己所信的。艾蒂斯大为惊惶，迫切为他祷告，尽量不让他受到干扰。最后，他重新获得确据，知道自己的信念是对的，他发现「人真正的争战是世界观之争」，但他也重新看见基要信仰必须经由实际的爱来传播。他写道：「地方教会或基督教团体必需信仰纯正，但也应该是美丽的。地方团体是超自然神的标本，是在世人中间彰显实质医治的群体……多少正统地方教会，在这点上是死的，没有丝毫爱和交通的迹象：正统派名存实亡，极其丑陋！如果在地上活不出实际，等于否定了我们所表白的信仰。」
　　庇荫所的款待
　　一九五四年薛华带著新信息「看得见的爱」，回到美国「圣经长老教会」，然而并未获得普遍认同，有人不认为这是从主来的。薛华更进一步宣称：单是接待客旅都是他日益重要的事工，导致差传委员会减少对薛华夫妇的支持。因此，他们在一九五五年辞职，创办位于瑞士山间小镇霍模斯，称为「庇荫所」的独立福音机构。
　　一开始，他们的大女儿立即将洛桑大学的同学带回家。没多久，学生固定每周末来到庇荫所。薛华夫妇提供饮食、散步和主日敬拜等活动，营造一种气氛，鼓励哲学和宗教对话。
　　薛华一家精于此道。艾蒂斯尤其擅长持家艺术，她能制造迷人的气氛，让客人感觉轻松。薛华更是绝佳谈话对象，他关心人并且留心倾听，让宾客倍感尊宠。当他谈到基督教能解决人类困境时，总是充满热切的信心。薛华曾经写道：「这就是庇荫所以往和现在真正的根基。我们教导基于史实的基督教答案，对一切真诚的问题予以诚实回答。」不少学生因这些周末事工而信主，且有小部份志愿留下，帮助日益加增的工作需要。
　　这种独特开放山居的消息迅速传开，到一九五七年，每周末招待二十五人之多。周间薛华则在瑞士和义大利多处教课。虽然薛华家从未直接向外募款，艾蒂斯却有一份愈来愈长的「家信」名单，让支持者了解庇荫所的活动。
　　薛华一家直接体验到开放家园的代价不小。薛华日后追忆：「我们所有结婚礼物，在庇荫所前三年就耗尽。家里床单破损，地毯烧出洞来。有一次客人在客厅吸烟，几乎烧掉整片窗廉……毒品进了家，有人在房内呕吐。」
　　这段期间，来到庇荫所的多半是欧洲学生，在学校受过完整哲学教育，熟悉黑格尔、祈克果、海德格，以及沙特和卡谬的存在文学。这些学生帮助薛华看清后基督教的现代思潮，他则观察到他们所遭受的冲击。他们接受人类纯为物质世界里、时间和机率的产物。致使多数人无法分辨对错之间的基础，和正常人类生存的意义。这些年轻人具自我毁灭的紊乱道德观、社会疏离感以及追寻美好事物的真诚，激起薛华夫妇的同情。这使得开放家园的辛苦能够忍受，而且迫使薛华更深刻地反省现代文化的轨迹。
　　到一九六○年，连《时代》杂志都注意到庇荫所的独特现象。庇荫所设施扩展到三间屋子，艾蒂斯的「家庭祷告信」寄给一千三百人，主日傍晚的「茶会」，每次招待近五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因著人数激增，本来不居形式的周末活动，不得不改为演讲、研讨、工作以及敬拜等正规方式。庇荫所同工将薛华有关现代神学和文化之哲学意义的演讲录制下来，这些录音带立刻散播全球。在庇荫所的「学习」，就包括聆听和讨论薛华这些讲演录音带。
　　这些年的工作压力，使薛华夫妇的婚姻生活相当紧张，他俩的个性上都特别急，一切以工作为重。艾蒂斯天生骄傲好胜，薛华则多年在扔盆子、摔东西的坏脾气下挣扎。夫妻间常有剧烈争执。在庇荫所事工最繁忙的几年，不巧他们的儿子法兰克在三岁感染天花，使得情况格外辛苦。庇荫所的经济情形一直不稳，有时相当吃紧，多次面对满桌客人，而盘中只有一点基本食物。从事工开始就担负多项实际责任的艾蒂斯，开始厌倦她所扮演的角色。她回忆一九六○年代初期，写道：「这段期间我陷入自怜的光景。我从『愿作任何事』到『想为自己作些事』，这占据了不少我思想和祷告的时间。」
　　从欧洲及北美，薛华接到许多演讲邀请，然而艾蒂斯一直不愿意他远行。错失这次机会，对薛华造成极大挫折。这时他已身经百战，和高等知识份子中的怀疑论者、不可知论者和嘲讽者，经过上百场对话。他对于自己提供的标准答案深具信心，有雄心面对更广大的听众。艾蒂斯记得许多夜晚，在庇荫所的小组讨论之后，薛华上到卧室以拳击墙、直到红肿，说著：「唉，艾蒂斯，我确知我有真实的答案……我知道这些可以帮助人……但是没有人来听……只有一点点人来……我们到底在作什么？我到底在作什么？」
　　回到北美
　　一九六五年艾蒂斯终于软化，让薛华得到久盼的较大舞台。那时哈洛布朗在波斯顿学生中工作，安排薛华在那儿演讲。接著在惠顿学院有一系列讲话，整理后出版第一本书《永在的神》(The God Who Is There)。薛华涵盖艺术和科学领域，辩称所有现代思想和文化均立足于同一假设，认为人类是自然宇宙的或然率产物。然而基于此一前提的思想体系，却无法解释人性的起源，像「对目的和意义的期盼、爱情、道德和理性观念、美感和语言沟通。」在基督教之外其实只有两种选择，不是遁入不切实际的神秘主义，就是陷入贬低人类至机器层次的虚无野蛮主义。唯有基督教能和人类现实的存有相称，有能力解决存在的困境，因为它是真理。但是，除非基督徒先学会二十世纪的文化语言，藉此说服非基督徒面对其前提假设所产生的逻辑结论，否则无法有效地在当代传扬福音。
　　在一九六○年代中期，这个从瑞士山区来的紧张小子，所释放的信息与福音派圈内所盛行的全然不同。当惠敦学生还在争执可否放映小鹿班比，薛华已在畅谈伯格曼和费理尼的影片。当学校主管人员在筛检学生出版物是否含有存在主义思想，薛华却大谈卡谬、沙特和海德格。他引述迪伦－汤玛斯，熟悉萨尔瓦多－达里的艺术品，倾听披头四和约翰凯吉的音乐。
　　这次旅程对于福音派学生，产生电击般的果效。威尔斯后来称薛华在波斯顿的演讲开启了「基督教学者令人振奋的使命」。史家马克诺尔(Mark Noll)记得薛华在惠敦的演讲，为他学生时代最具启发性的校园学术活动。薛华拆除了隔开福音派与当代文化表达之间的帷幕，提供基督徒对雕塑、音乐、绘画和文学等课题的解读，这些都是现代人心灵的哲学陈述。历史未来学家米格理洛大受震撼：「薛华告诉我基督徒不必是一无所知的笨蛋。」
　　之后的十年，薛华成为美国福音派名人。出版了十八本书籍和小册子，大多出自一九五○年代后的演讲和谈话。(一九七五年之后，又出版四本书；单美国一地即销售两百五十万册以上。)
　　艾蒂斯陪著薛华四处演讲，也发展出自己的信息，广受欢迎。在大学校园里，艾蒂斯喜欢和宿舍女学生「进行亲密而坦率的交流，话题包括婚姻、性和如何成为饶富创意的专职家庭主妇。」她并且开始创作，一九六九年出版《庇荫所》(L'Abri)一书；一九七○年中期，经常为《今日基督教》撰写专栏，到一九八一年她完成八本有关家庭生活和灵修方面的书，销售超过一百万册。她在作品中经常反对「妇女解放」和双薪家庭的趋势。后者有些令人不解，因为随著薛华的事工扩展，艾蒂斯也开始了她全新的专职写作和演讲事业。而十一岁的儿子法兰基，那些年被送到英国的寄宿学校。
　　她描写庇荫所早期的光景，正好契合年轻人反正统文化的情感，提供离家青年家庭温暖，彼此分摊工作、自制全麦面包、以及壁炉边知性的交谈，而这一切全仰赖祈祷带来神超然的供应。《庇荫所》一书引来大批新访客，大多是美国福音工作者。不过庇荫所仍继续吸引不少非基督徒，甚至嬉皮时代的毒品专家李锐也曾造访。薛华和艾蒂斯现在每年只在庇荫所住三个月，平时工作交由女儿和义工维持。
　　薛华夫妇显出特殊的能力，能认同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初期的学生所关注的议题。薛华指责战后盛行的物质主义，坚称多数美国人没有高尚的人生哲学，只知道「个人平安和富裕」。虽然薛华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也不宽容国际间的武力竞赛：「在原子分裂、原子融合和飞弹对抗中，我们如何能相信『我们这边』发明和制造这些武器者的思想，基本上和共产党『那一边』所思想的不同？」他呼吁大家不要自毁巢穴，应当尊重社会常理。他反对种族主义，在庇荫所总是以身作则。他同情逃避现实社会者和吸毒者，「因为这些人够聪明，知道无人提供解决之道，所以他们选择出走……年长的一代没有带给他们任何值得关注之事。」
　　薛华甚至抨击福音派中产阶级之罪。他呼吁福音派人士接纳「革命性」的心态，放弃在教堂悬挂美国国旗：「忠党爱国不必和基督教挂钩。」他指责美国福音派过份个人化：「基督教信仰诚然是个人之事，但却不单是个人之事。必需有真实的社区，提供彼此间真正属灵和物质上的帮助。」他催促基督徒欢迎一切神所差来的人，包括学者、嬉皮和有毒瘾的人士。薛华说：「我向你们挑战，我因著耶稣基督胆敢向你们挑战。依照我建议的去行，开始为社区开放你们的家。」但他警告真正的社区需要教会「支援福音设施」，并祛除假冒伪善之恶习：「不要空谈反对富裕的社会，除非你立刻交出所积聚的那份钱财。不要空洞地反抗，说我这些信息不是神所教导的。」
　　薛华的信息，对于刚浮现的福音派青年文化，有如清新的空气。加州伯克莱「基督徒世界解放前线」的创始人史百克(Jack Sparks)，造访庇荫所，并且希望他的机构也能对知识份子造成一样的冲击。薛华对赖瑞诺曼(Larry Norman)，「耶稣革命的桂冠诗人」，也有极深的影响。(赖瑞在一首诗中，将庇荫所和朝之地并列：「我们在海法度蜜月，在加利利用餐 / 然后搭便车到瑞士造访庇荫所。」)一九七○年末期，诺曼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和艺术表演团体，他想使它成为「音乐的庇荫所」。艺团中有位音乐家马克赫德，就曾在庇荫所学习，他说那儿是一处可以放胆询问任何信仰疑难的地方。
　　尽管带著反正统文化色彩，薛华夫妇在一九七○年初期，开始和共和党保守派政治领袖建立关系。一九七一年他们认识了当时的众议员杰克坎普，他转而又介绍薛华夫妇给更多华盛顿政要。坎普的妻子琼恩以十年之久，带领一班众议员妻子阅读所有薛华的著作。福特总统的儿子麦可也曾是庇荫所的学生，他邀请他们至白宫用餐。
　　薛华在西敏和信心神学院所学到的圣经无误论，使他一直以强烈态度质疑任何偏离的神学主张。他引导学生远离富勒神学院以及大多数基督教大学。一九六六和一九七四年，薛华两度在葛理翰国际福音大会致词，但是他不喜欢葛理翰的传道风格。依薛华之见，葛理翰过份注重经验，对圣经无误的支持声音也不够大。不过，这段时期他相当自制，避免公开指名批判福音派人士和机构。
　　薛华为自己在福音派世界，创造出极高的独立地位。对于反正统文化倾向的学生和保守政治人物，都深具吸引力。他和美国其他福音派领袖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虽然薛华拥有广泛的国际接触，他却很快地将欧洲舞台抛诸脑后──欧洲是他思想成形的关键之地──转而关注美国内部事务和美国福音性次文化。
　　转向实践主义
　　一九七四年薛华二十一岁的儿子法兰基，将薛华的事工推入崭新的方向，不过最终又趋向传统传道风格。法兰基梦想制作一套十集影片，副标题为「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这是针对克拉克著名的「文明」系列，所作出的基督徒回应。这一影片计画，「我们该如何生活？」　(How Should We Then Live？1976~77，同名书籍中译《前车可监》) ，获得空前成功，使一般福音大众，了解薛华关于西方文化界基要知识份子逐渐衰败的信息。同名系列影片和书籍都极为畅销，随后到十八个城市的讲习会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
　　然而这计画却在庇荫所引起极大纠纷。原来庇荫所事工都是经过同工讨论和祷告，然后才作重大决策。但这件事，薛华一家是在决定之后，才要求祷告支持。他们甚至打破前例，公开向支持者募集款项，以支付超过百万美金的部分预算。
　　影片推出后，批评薛华的声浪增高。他第一次在惠敦学院演讲时，教职员的反应就不如学生对他的肯定。哲学教授荷姆斯(Arthur Holmes)对于薛华用简单推论，就摒弃整个哲学分析领域，深觉反感，后来《新闻周刊》曾引述他的话，大意是说他课堂上以薛华的书，作为随心所欲、不需研究哲学的例子。甚至在薛华早期比较严谨的作品中，因跨越过多不同专业领域和年代，专家经常会发现令人窘困的细部错误和过度简化之嫌。《前车可监》一书招来更多责难，因为基本上该书是将薛华早期作品以更简单的形式呈现。
　　然而，理论批评家本来就很难对所谓「踏脚石」学术，提出中肯定位。如同伟大的通俗教育家威尔斯(H.G. Wells)和杜兰(Will Durant)，薛华将理论课题普及化，成为条理清楚和深具意义的体系，凸显不同时代和不同领域间广泛的关联。杜兰所著《哲学的故事》一书有血有肉；这正是薛华对福音派的贡献。他让无数的高中和大学生，首度注意到历史和文化中重要观点的意义，以及基督教在智性上的丰富遗产。即使远在巴基斯坦，也有青年宣道会的同工，于一九七一年，带来薛华夫妇的著作，给宣教士子女寄宿学校的学生，他们反覆阅读这批书籍。教会的青少年领袖和校园传道，将薛华的书介绍给他们最优秀的学生，引导不少福音派学者开创他们的生涯。亚斯伯里神学院的哲学家华尔斯(Jerry Walls)回忆到：「薛华的书使我对基督教的认识改观。他帮助我比以往更广泛地思考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演变成较完整的世界观，包含许多以前我从未清楚想过和属灵有关联的事物。」
　　《前车可监》一书脉络所呈现的最大转折，是在堕胎议题。薛华广泛探讨堕胎合法性问题，视其为独裁政府和极权主义威胁的案例。薛华一向反对堕胎，不过到一九七三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堕胎合乎宪法之后，反对堕胎才成为他事工的重要部分。一九七七年初，薛华全神关注堕胎议题。薛华、法兰基和老友库普(C. Everett Koop)当时是美国知名小儿科外科手术和福音派反堕胎先驱)，合作拍制一套五集的影片，同时出版书籍和行动手册，并到全球四处演说。影片《人类到底怎么了？》(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Human Race? 1979) ，更结合薛华一贯对世俗人文主义、如何无情贬低生命的解说，以及库普强有力的证词，他举证医院普遍残害婴儿。库普后来写道，参与这件事是他成为雷根总统卫生部长的第一步。
　　该计画结果成败参半。旅行演说令人失望，听众很少，在一些城市尚且入不敷出。薛华责怪：「[福音派]领袖态度冷淡，他们不愿会友参加这些集会，唯恐妨碍到周遭文化对教会的接纳。」一九七八年，梅育诊所诊断出薛华罹患癌症，在化疗期间再加上出席率不佳的双重压力，薛华极度失望。不过，尽管听众和教会支持较预期为少，他们仍然代表可观的、基层反堕胎力量。不少人士肯定这套影片和演讲，视其为他们个人参与反堕胎行动的起点，而且很可能这一系列活动所造成的实质冲击，远超过参加人数庞大的《前车可监》讨论会？
　　薛华一家对主流福音派的反感日益加深，因为他们显然不愿为圣经无误辩护，也不愿参与反堕胎事工。例如，著名的一九七三年「芝加哥宣言」──由反正统文化的福音派年轻一代所召集，鼓吹社会行动──却丝毫未提及堕胎问题。因此薛华开始和联合反堕胎行动的新基督徒右翼领袖为伍。
　　薛华的著作说服了法威尔(Jerry Falwell)采取反堕胎立场。薛华还影响法威尔共同作战概念(薛华相信基督徒应该联合非基督徒反对社会不公)，这导致法威尔尝试引进天主教、犹太教、摩门教和其他团体，在一九七九年加入「道德多数」团体。薛华和法兰基公开支持法威尔和派特(Pat Roberson)。薛华在一九八一年的《基督徒宣言》中，定义堕胎为美国社会关键性议题，呼吁基督徒可以诉诸非暴力反抗，甚至提出武力抵抗政府的想法。这本书是派特最喜爱的书之一，而且启发当时就读于以琳圣经学院的年轻人泰瑞，开始一种新的反堕胎方式，采用民权运动消极抵抗的方法。泰瑞说：「如果你想认识援救行动(Operation Rescue) ，你就必须阅读薛华的《基督徒宣言》。」
　　这时候，反正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开始公开质疑薛华到底在想些什么。一九七○年薛华曾写道：「我们对年轻人所作最不义的一件事，就是要求他们保守」，但在《基督徒宣言》他却说：「一九八○年，藉著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保守势力……我们的机会之门大开……我们期待此门继续敞开，而且不只是在单一议题上。」一九七○年薛华曾提出警告，反对将基督教包在美国国旗底下，但在《基督徒宣言》他却采取前所未有的一步，赞扬「道德多数」团体──这些人真心保护未出生胎儿，对神以及对美国政府同样热诚效忠。薛华反正统文化的色彩，至此似乎已荡然无存。
　　一九八○年初，法兰基出版了几本嘲讽意味十足的书，攻击著名福音派人士和机构是「可悲的服事」，薛华和主流福音派的关系更形恶化。薛华未制止儿子──部份由于父子情深，部份也因为法兰基讲出薛华认为该说的话。薛华在最后一本书《福音派的大祸》(The Great Evangelical Disaster, 1984)，就称许法兰基对福音派的「激烈批评」，并跟著指名攻击。书中警告福音派顺应了八○年代的文化，并已走到背教的边缘。一九八四年初，薛华在和癌症搏斗之余，跑完十三座城市，宣讲此一主题。旅程结束后一个月，他在靠近梅育诊所、位于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的住处过世。
　　艾蒂斯继续罗彻斯特庇荫所的工作，一面仍旧写作。在瑞士的庇荫所也照常运作，还有其他在美国麻州、澳洲、荷兰、英格兰、印度、南韩、以及瑞典的庇荫所也一样。薛华的三个女儿和女婿仍旧参与世界各地庇荫所的工作。法兰基──现在称为法兰克──从苛责福音派改为影片制作；之后他写了本关于他家庭的小说，文笔细腻、有趣、引人并且刻薄。最近他离开福音派改信东正教，现在四处演讲并宣扬改教之事，措辞强烈一如他的父亲。
　　薛华所代表的意义
　　在生命末了，薛华似乎兜了一圈又回到起点。他的职事起于教会纷争的二○年代，结束在催促福音派进行下一波致命的争战。在薛华完成一切该说该作的之后，福音派仍旧不知怎样解释薛华的行为。评论家更苦于如何适当地将他定位，各式各样的称呼都有──牧师、布道家、福音预工、护教者、知识份子的宣教士、基要主义的导师、哲学家、先知。
　　所有这些称呼都有些道理；但若只取其中一项，将难以辨识薛华。在他去世前二十年间，薛华无疑是最重要的大众化知识份子。他认为思想是攸关生死的大事。而历史则教导我们：一个民族建设社会的理智基础，将决定该社会的法则和特性：「历史和文化有其源流。人类的思想奠定其根基，并促使它泉涌。」他的单一信息就是：我们无法期盼社会有公义和公平，除非人们由下而上以神的意念为意念。
　　尽管薛华在许多细处有缺失，但近来有些评论家承认，整体而言薛华具有长远的影响。薛华历史观点的中心概念，在于看见相对论在后基督教世界的胜利：「现代人已经丧失绝对标准，污染了道德的每一面，以享乐和相对主义决定标准。」他不会惊讶「后现代」思潮的降临，后现代已在知识界建立了无数相对论调的祭坛。他也不会对随之而来的道德真空感到讶异，这正是当代学术界的思想特色。在最近一期的《高等教育编年史》，人类学者卡洛琳(Carolyn Fluehr-Lobban)正苦脑著一项事实，亦即她所高举的专业指导原则──文化相对论──使她没有理论基础来反对强暴、或是不同文化间的灭种行为。我们几乎可以听到薛华说：「我早就告诉你了。」
　　在关怀生命的议题上，薛华特别有先见之明。一九七六年他就观察到：「在胎儿认定上，法院武断地区别存活和活人的定义。如果这样可行，我们是否也可以任意定义老年、剥夺其生存权？这样下去，安乐死很快就可以为人们所接受。如果这是对的，我们岂不是要在人脑死之后，取用植物人的器官和血液？」薛华严峻的警语，现已是稀松平常的新闻。医师凯沃金(Kevorkian)被称作「杀人不眨眼的杰克」，他所杀死的人数已经超过邦迪(Ted Bundy)，但是密西根州却无法禁止他。联邦法庭禁止华盛顿州以立法阻止医师杀害病人，而华盛顿大学更允许销售千万堕胎婴儿的身体器官。
　　薛华晚年，似乎以为社会秩序可以从上往下改革，先立法然后再教育知识界。他变得激进异常，这大概是因为，他无法坐视数以百万的胎儿被残害。如果说他后来的行为与他的哲学理念不一致，实在是有因可循。赞成堕胎合法化的历史学者威尔斯就曾说：如果我们真相信堕胎是夺取无辜的生命，薛华的反应也就合理。
　　当我们尝试衡量薛华所代表的意义，或许可以葛理翰作为比较。两人同时达到个人影响力的高峰，同样对美国福音派有难以估算的冲击。葛理翰在许多方面代表著中间温和的福音派──化解争论，希望人人圆满，同时和共和、民主两党为友，不轻易扰乱中产阶级的成规，愿意和所有给他福音机会的人合作。诚如历史家葛兰华克(Grant Wacker)所言：「当葛理翰说话，美国中产阶级听到的是他自己的声音。」见到葛理翰和总统走在一起，就如同见他手持圣经、站在讲坛一般自然。
　　但是，正如人们无法想像德蕾莎修女、会在名牌服饰店购买貂皮大衣，人们也无法想像薛华和名流富豪打高尔夫的模样。如果葛理翰代表福音派温和的一面，有如玻璃当中平滑的部分，那么薛华代表的则是压碎的玻璃边。本质上，福音派的宗派界限相当模糊，但薛华自己定位的基督教却极端偏狭。葛理翰广结善缘，欢迎各地盟友，但薛华拒绝任何结盟。对那些同意他的理想、却又不跟从他的，他将之归为共同作战者，以对抗现代文化中世俗和非人性的发展倾向。当葛理翰诉诸多数的中产阶层，薛华却攻击中产阶级、说他们看不清前面的方向。受他影响最深的，当然也就是那些对中产阶级怀有恨意的人士──辍学或逃避现实社会者、知识份子、以及那些开始察觉美国司法制度沦为无赖汉避难所的正派人士，这是值得注意的近代现象。
　　简言之，薛华代表基督教福音派、在所处世界一直局促不安的那一部分。他曾说：「在我的教导里，我非常强调我们是活在一个不正常的世界。假如我不认识这一事实──世界已非神所造的样子，那我个人简直无法忍受这个世界。」或许这就是他留给我们最持久的遗产──他透澈的先见之明，早看到神所设计的世界和人手所经营的世界之间，有著巨大的差异。
　　(本文译自《今日基督教》，一九九七年三月号)
　　作者为诺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Nortre Dame)历史系副教授。
　　转自加利利基督徒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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