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最早可推至唐朝。公元635年，东方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抵达西安传教译经，时称景教。根据公元1625年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记，其中有“真经”、“旧法”、“经留二十七部”和“翻经建寺”等语，证实在唐朝时已有翻译圣经之举，并有一部份译本出版与流传，但并非全译，译本亦已失传。

　　元朝时，西欧天主教方济各会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据科维诺主教於1305年1月8日从北京寄给罗马教皇的信中提到，“现在我已将全部新约和诗篇译成中文，并请人用最优美书法抄写完毕。”但未见流传。

　　明朝末年至清朝初年，西欧天主教传教士重入中国传教期间，在长达130年传教之际，并未见有圣经中文译本出版，只是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和供信徒诵读的问答中引用了一部份经文。

　　18世纪初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巴设曾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译成中文。这批译稿现存於英国伦敦博物馆，但是否为巴设所译，尚待考证。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到19世纪初年才开始著手将圣经翻译成中文，最早的中文译本在1822年出现，译者为在印度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士曼，称作“马士曼译本”。

　　第一位前往中国传教的新教传教士是英国人马礼逊，他是在1807年抵达广州的。1814年出版了他单独翻译的新约全书，1823年，他和另一位新教传教士米怜合作下完成旧约全书之后出版中文圣经全译本，取名《神天圣书》，线装本，共21册，史称“马礼逊译本”。从此，基督教的全部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人民。

　　1804年，由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合作修订的圣经中文译本问世，史称“郭实腊译本”。

　　太平天国初期用的新约全书，为郭实腊译本，定名为《救主耶稣新遗诏书》。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又出版了该译本一部份旧约经书，在太平军辖区流传甚广。

　　1843年8月，在华新教传教士在香港举行代表会议时，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根据以前译本重译圣经。在重译的过程中，参与翻译的传教士内部发生了译名争执，其中意见最大的，是对宇宙主宰的中文译名究竟应该称“神”或称“上帝”无法取得一致；结果各不相让，分成两个翻译班子，各自为政，进行翻译。

　　用称“上帝”的班子在1852年出版了新约全书，1854年出版了旧约全书，由大英圣书公会发行，史称“委办译本”。

　　用称“神”的班子则在1863年出版了“神版”圣经全译本，史称“裨治文译本”。

　　到1868年，由浸信会传教士高德主持的译经工作完成并出版，史称“高德译本”。以上所有版本译文均用古文。

　　但在“高德译本”出版之前，在1857年已出现第一部中文官话圣经译本，是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主持的，请了一位南京人当助手，被称为南京话版圣经，但只有新约全书。

　　另一部中文官话圣经译本是北方官话版本，在1868年出版，由美国传教士施约瑟主译，史称“施约瑟北方官话译本”。接著，他又用浅文理译经，在1902年出版，史称“施约瑟浅文理译本”。

　　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通过一项决议，由新教各宗派联合组成一个翻译班子，分成三组，分别负责文理、浅文理和白话文三种译本。经过28年的努力，在1919年出版，其中以白话文版的“国语和合本译本”最受欢迎，经过80个春秋，这部译本在中国仍广为使用，但分称“上帝”和“神”两种版本。

　　上述译本出版后，外国在华差会曾公开表示∶希望这是由外国传教士主持翻译的最后一个译本，盼望今后中国基督徒学者能肩负起翻译圣经的重任，出版一部符合原文的，又能适合中国最多数读者的中文圣经。

　　60年之后，一部完全由中国基督徒学者合作翻译的“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终於在香港出版。这批中国译者是∶许牧世、骆维仁、周联华、王成章和焦明。这个译本至今未能广泛流传。

　　圣经的中译是一项神圣的任务，译者首先必须是虔诚的基督徒；其次，他们必须接受严格的中文和外国语（古希伯来文、古希腊文、德文、英文等）的训练；再次，他们必须熟悉经文和教会史；最后，他们必须摆脱世俗意识型态和偏见的控制，用纯洁的中文进行合作，统一对宇宙主宰的称呼，不受宗派影响。分布在海内外的基督教界有识之士要捐弃成见，并集资成立中文圣经翻译基金会，物色青年基督徒献身於此事业，经过若干年的训练，然后合作著手翻译，并以中国基督徒捐献的款项，进行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是百年大计。

　　传教士还曾致力於使用中国方言翻译圣经的工作。

　　上海方言译本有中文和拉丁字母拼音两种版本。最早出版的是由麦都思翻译的约翰福音上海土白中文译本，1847年在上海出版。

　　1853年在伦敦出版了拉丁字母拼音译本。1870年出版了新约全书上海土白中文译本。旧约译本早在1854年出版了创世记，直到1908年出版了旧约全书上海土白中文全译本。

　　宁波土白译本最早出现在1852年，出版了新约中的四福音书。1868年出版了新约全书，1901年出版了旧约全书，1923年出版了修订译本，有宁波土白中文译本和拉丁字母拼音译本两种版本。

　　苏州土白译本只有中文版。1879年初次出版福音书和使徒行传，1892年出版了新约全书，1908年出版旧约全书。

　　福州土白译本全部用拉丁字母拼音。第一部译本是四福音书，1880年出版。1881年出版了新约全书，1914年出版了旧约全书。

　　此外，还有温州土白、杭州土白和金华土白的圣经译本，有中文和拉丁字母拼音两种版本。

　　厦门土白译本最早出现於1852年，用拉丁字母拼音首先出版约翰福音，1873年出版了新约全书，1884年出版了旧约全书。由台湾出版的厦门土白译本新约全书在1933年才正式发行，1965年又出版了修订版新约全书附诗篇。

　　汕头土白译本新约全书在1898年出版，是用中文排版。用拉丁字母拼音排版的新约全书在1905年出版。1922年出版了汕头土白中文全译本圣经。

　　福州土白译本最早出现的是在1852年出版的马太福音，1856年出版了新约全书，1888年出版了旧约全书，1891年出版了全译本，1909年出版了修订本。福州土白有中文和拉丁字母拼音两种版本，1921至1925年间还出版以注音符号排版的福州土白四福音书。

　　广州土白译本最早出现的是在1862年出版的四福音书，1886年出版了新约全书，1894年出了圣经全译本，以上均用中文排版。拉丁字母拼音圣经广州土白全译本是在1905年出版的，1959年出版了广州土白中文圣经全译本。

　　客家土白的圣经译本，最早的有1860年出版的四福音书，1883年出版了新约全书，1916年出版了圣经全译本。

　　1965年在台湾出版了客家土白约翰福音，用中文和拉丁字母拼音对照的译本。

　　此外，尚有直隶、天津、胶东、山东、海南、建宁、汀州、兴化等土白圣经译本陆续出版。台湾圣经公会从1965年至今，已先后出版5种台湾山地土白的圣经译本。

　　传教士还翻译出版多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圣经译本。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年，已经出版了满文、蒙古文、朝鲜文、俄文、藏缅文、藏汉文、傣文、花苗文、苗华文、黑苗文、僮族文、栗僳文、拉家文等3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圣经译本，大部份是用传教士们创造设计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出版的。在原来没有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中，至今仍沿用传教士创造的文字从事文化学习和出版图书。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可惜由於政治动　，在国内已不能见到所有的版本，如今在美国纽约圣经会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馆和香港等地还有珍藏。作者有幸曾在上海看到一部份译本；留美期间，曾到美国圣经会图书馆看到大部份珍藏，并为撰写这篇论文，在该馆研究了三个多月，在访问过去曾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人家里时，也曾亲睹他们的少量珍藏。

　　传教士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翻译圣经，为的是能让中国各族人民诵读，使不少人信仰了基督，他们的功绩，将载入史册，永志不忘。

　　

　　

　　圣经在中国的传播

　　

　　圣经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可分为五个阶段，即（一）1840年之前，（二）1840至1860年，（三）1860至1900年，（四）1900至1950年，（五）1950年至今。

　　（一）1840年之前，由於清朝政父赡禁教政策，圣经的印行与传播被严加禁止。马礼逊的中文全译本圣经在南洋印好后，都是秘密运入中国国境的。当时传教士曾用一些中国人在广州散发，结果都失败。传教士们也曾冒险到中国沿海地区散发圣经、福音书和小册、单张等，全部是免费赠送的，并未见有何成效。

　　英国和美国的圣经会对在中国沿海散发圣经曾有过大量资助，仅从1834至1836年间，美国圣经会就寄赠2万3千美元给在中国的传教士。这笔款项即使在160多年之后的今天，对一家四口的普通美国平民来，也足可供一年以上的各项生活开支，而在当时，都是美国基督徒五分、一角美元奉献积聚而汇往中国的（参阅美国圣经会档案论文未刊稿编号E-79-A）。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1838年曾写信给美国圣经会要求捐赠一艘船，以便乘船到中国沿海一带散发圣经。美国圣经会於是又拨赠给他两千美元，但郭实腊并未买船，却加入英国侵略军任陆军总司令卧鸟古的通译参谋和作战向导，至於那两千美元，当然进入他的腰包（郭实腊与美国圣经会来往信件，1839年1月1日，美国圣经会档案论文未刊稿编号15E-77）。

　　根据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32年写信给美国圣经会的信中称∶“可能有12000册或15000册圣经和福音书已经印刷和广泛散发给中国人。”（美国圣经会论文未刊稿编号15E-60）。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新教第一位牧师梁发曾在1832年出版了他编写的《劝世良言》一书共约10万字，载有60多篇文章，其中直接抄录圣经经文的有26篇，先抄一段经文然后加以阐发的有35篇，余为梁发所写学道经历。1836年，由传教士雇用的中国人前往广州龙藏街散发时，正值清朝地方政府举行一年一度考秀才的乡试，其中有一人在进入考棚前拿到一本《劝世良言》，此人即后来发动太平军起义的领袖洪秀全。在他定都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期内，曾印发了大量圣经散发给太平军阅读，撒下了不少福音种子。

　　（二）1840至1860年。在此期内，先由郭实腊在1844年在香港组织了“汉会”（又称“汉福会”），招募中国人前往内地散发圣经和福音书，他用了20个中国人去做此事。1845年增加到80人，1846年增至179人，1847年增至300人，1848年增至1000人，还用了100个传道人，在中国境内12个省活动。（这是根据郭实腊本人的报告，可信度存疑。）1851年郭实腊去世，於是在香港的传教士们决定对郭实腊及其“汉会”进行调查，才发现这批据称多达千人的“汉会”成员大多数是在香港和广东地区的无业游民和吸食鸦片者。他们在领到圣经和福音书后即分散外出，除散发一部份给邻近的居民外，把大批圣书等按斤两出售给杂货铺，作为包装食品之用，拿到的钱，则去买毒品当瘾君子了。

　　裨治文也曾向美国圣经会建议雇用中国人散发圣经。他在1846年写给该会的信中称∶“可以付给他们每人每月8至10元，前往我们不能去的地方。我现在就是用此法雇了一个中国人外出散发的。”但是美国圣经会当时没有采纳裨治文的建议（美国圣经会档案论文未刊稿编号15F-9）。

　　自此之后，传教士除在已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和香港免费散发圣经和福音书外，由於清朝政府仍严禁传教士进入内地，散发的数量在这一时期估计约有3万册，均是免费赠阅。

　　（三）1860至1900年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传教士根据条约规定已可进入内地传教，美国、英国、苏格兰圣经会已开始差派传教士们担任专职代理人，负责传播圣经的任务。

　　根据过去30多年的经验，在华传教士提出了一些新的措施。

　　1862年11月28日，在厦门的一位美国传教士写给美国圣经会的信中说∶“我们从以往的经历和观察中发现，大量免费散发圣经或布道传单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也是一个极大的浪费。”（美国圣经会档案论文未刊稿编号15V-F-2，第2页）1863年10月28日，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写给美国圣经会的信中也提到∶“迄今为止，由於不加区别随便乱发圣经，许多本圣经被掷掉了。”接著卫三畏又写道∶“中国人并非我们所假定的都看得懂圣经。如果他们还不能够理解圣经，就会把它抛在一边。”同年12月1日，卫三畏再次写信给美国圣经会，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他认为，由於中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在中国人还不陡擅甚麽是基督教之前就大量散发圣经，其效果并不好。他还提到，“听说已有5000本圣经在中国散发，但这不等於说中国人有多少兴趣去阅读它；真正想用钱去购买圣经的人，那就更少了。”卫三畏最后认为∶首先必须帮助中国人去查考圣经，在他们陡擅圣经的价值之后，再赠送或者出售给中国人，这才是上策（美国圣经会档案论文未刊稿编号15V-F2，第3至5页）。

　　传教士终於发现，中国老百姓识字的人很少，妇女几乎全部是文盲，把圣经发给他们都看不懂；而中国的士大夫们（今称知识份子），对西洋人主持翻译的圣经虽有文理、浅文理本，但大多持鄙视态度，不屑一顾，有的还认为是旁门邪道，宁可去念翻译水平高的佛经或只念四书五经去应付考试，升官发财。

　　针对上述发现的问题，在此一时期内，传教士取了以下一些措施∶（1）英、美圣经会决定派遣专职代理人，而且必须是洋人，负责在中国发行圣经的工作。

　　（2）聘请中国籍学者参加助译圣经工作，努力出版适合士大夫阅读的较高水平的圣经文理译本；另外出版老百姓能阅读的白话文和土白圣经读本；著手进行供少数民族阅读的译本。

　　（3）适当收费，以收回一部份成本，同时还可抬高圣经的身价。（4）对所雇用的中国推销员给以圣经知识训练，既做推销员，也当查经员，应付给他们每月2元5角至5元工资等。

　　经过上述改革，1860至1870年间的圣经等发行量为10万册，之后除战乱或自然灾害地区无法推销外，每年发行量较为稳定上升。

　　据统计，以上三个阶段，到1900年止，中文和土白、少数民族版本的圣经和布道书等发行总数累计共约2千2百万册，发行地区除西藏外，各省都已有了基督教的圣经和福音书。

　　（四）1900至1950年为第四阶段。从1900年义和团运动到1911年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期内，华北和东部地区发行圣经极端困难，而东南地区则稳步上升，但未能查到发行的估计数字。

　　1912至1937年应是圣经在中国传播的黄金时期。据1921年统计，在华三个圣经会共销售圣经达680余万册，其中全译本有4万5千册，新约全书1万5千册，余为福音书等。1922年至1925年间，中国虽发生非基督教运动，圣经销售量反而激增，据上海出版的英文日报《字林西报》1926年2月5日载称∶“一九二五年反帝运动高涨之际，《圣经》在中国的售出高达三百七十四万册，比一九二四年增售了一百万册。”

　　1937至1945年为抗日战争时期，之后自1946至1949年为国共内战时期，圣经销售除在西南地区有所增加外，已大幅下降。

　　（五）1950年至今为第五阶段。由於中国大陆已建立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圣经会在1953年前全部撤出大陆，由中国人出任的中华圣经会负责人到1954年被免职，机构撤消，人员入新成立的基督教联合书店，但因仍有相当数量的库存，从49年至55年底，圣经在中国大陆的发行量仍达21万2千册，这是全译本，而新约全书也有13万8千册散发，至於福音书等共发行约300万册。

　　但是到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教会及基督徒所拥有的圣经及有关读物，几乎全部被中共唆使的红卫兵小将烧光搜尽。作者所有的中外文圣经及教会读物和研究用书，被红卫兵堆在门外，一把火全部烧光，达千册以上。而屋内书架上残存的几本书中，竟有一本俄文圣经，当红卫兵命令逮捕我时，在收拾简单行装时，我将它藏在我的枕头套里，这部俄文圣经成了我在被囚的困境中，能与上帝交通和默想祈祷的重要宝书，得以度过生死关头。

　　可是，无论如何，圣经在当时并未全部消灭，作者曾亲睹一部由福州基督徒所传阅的圣经全文手抄本，其他地方也有手抄本全部或一部份福音书的秘密传阅。

　　从1979至1986年间，中共当局决定许圣经在大陆基督徒中发行，由官方指定的单位印刷，6年间共发售约500万册。

　　1985年，北京政府批设立中国案陕基金会，允许该会接受联合圣经会、美国圣经会、日本圣经会、香港圣经会及欧亚地区一部份圣经会的联合资助技术、资金和专门印刷圣经的纸张，签订了合同，在南京江宁县建造一座现代恢堋刷厂，每年印刷至少70万册中文圣经，并命名为案陕印刷厂。从1987年至今十多年来，据案陕基金会公布，已印刷圣经中文版，中文简体字版和数种少数民族版及辅助读物等达两千万册（这些由海外经费赞助而印刷的圣经，只能由官方教会出售，不其他单位如新华书店出售──编者）。

　　从1823年圣经中译本开始在中国传播至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根据在华各个圣经会的记录和中国的记录，总计发行约达3亿余部，远远超过其它各派宗教在中国发行的经卷。能与之匹敌的只有《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但当毛在1976年死后，他的数以亿计的“红宝书”而今安在哉？！而基督教的中文圣经，在“文革”中大部份被毁之后，如今竟又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在诵读它，认真地从中寻求真理和生命的道路。

　　顾长声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专家，著有《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国基督教简史》等。现居美国东部。

　　转自生命季刊(www.cclife.org)第四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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