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陷阱

　　
　　教会不是一个利益团体，也绝不能让自己沦为一个利益团体，
　　与其他团体平排并列向国家争取私利;
　　否则，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教会便失去了她「道德关怀的客观地位」，
　　这个地位亦正是教会的政治力量，道德力量的主源。
　　
　　基督教信仰无疑有改变人心的力量，越多人信道行道，奇迹也越多。但如果信徒不再以天堂为他们最终的归宿，而妙想天开，以为天堂可以建立在人间，那他们就比马克思更为愚昧。
　　──Russell Kirk
　　
　　过度简化的论调
　　
　　前章所提到的从政信徒，诸如法官阿特 (Utter)等人无疑有扭转局势的影响。但他们成功的幕后有许多人的支持；个别公民、教会团体、法庭、狱卒，甚至一些犯人都分别尽上了绵力。栽种的是人，唯有神叫万人万事互相效力，结出义果。
　　但近年来，许多信徒却得意忘形，居然以为我们只要多多选举信徒担任政职，便可收迅速改革社会之效。有人甚至荒唐到主张采取配额制；比方说，有百分之廿四的人是重生得救的信徒，政坛上就要有相同比率的信徒公仆。还有人提倡信徒应霸占政坛，公仆「为美国人民发言的同时亦是为神发言。」云云。
　　表面上这个方法似乎是挽救道德沦亡狂澜的最佳捷径，但实则是过度简化的危险论调。信徒任公职，社会流弊便霍然而愈的观念既荒谬、无神学根据，亦非事实。
　　这种企图以政治手段解决道德问题的作法显然对政治、对属灵之事都有误解，对人的能力寄予太大希望，对神的统管力太过缺乏信心。以为人的制度因著基督教的影响而改良，可以带来灵性复兴，甚至为神的国铺路。这种鸟托邦幻想不只有马克思主义论调之嫌，旦忽略了历史层出不穷的教训，是先有灵性大复兴才有法制的改革。反之，因法制优良而引起灵性大复兴的例子我是连一个也想不出来。
　　历史还让我们看儿，一个敬虔的人也不一定是一个公义智慧的统治者。举一个例，十九世纪统一德意志的日尔曼人帝国第一任首相俾斯麦是个热心的基督徒，读经祷告，公开为神作证，但他同时提倡「德国至上」不遗余力，为著达成这个目的，手段残诡在所不惜。他这个仇外的民族优越论，为世界带来两次大战的酷劫。
　　正如我们先前已经讨论过的，权力使人腐化，基督徒亦不例外，不但如此，被权力腐化的信徒有时还以为自己正在替天行道，其后果更不堪设想。让我们分辨清楚，先知可以替神说话，政治领袖却不可，不然他们可能演变成回教教主、暴君。
　　因此国家公仆的首要资格不是属灵不属灵，国家政职与其他专业一样，道德品行之外还必须有适合的资格和才干，连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当时还是神治，尚未有政治，摩西的岳父尚且建议他在百姓中选出「有才能」、敬畏神的人协助治理百姓 (见出十八21 )。
　　这个建议极为有理。比方说，如果恐怖份子占据机场预备行凶，我们宁愿唯有信主的警察，还是受过特别训练的警员前往应付？马丁路德说得好，他说他宁愿被一个称职的土耳其佬 (有异教徒的含意 )统治，亦不愿受治于一位无才无能的基督徒。
　　
　　信徒公民和信徒公仆
　　
　　让我再次提醒大家，信徒公民和信徒公仆的分别。作为国家公民，信徒有自由提倡自己的看法，在美国尤其如此，因为这是公民的宪法权。信徒国民应该将他们的信仰传播，尽力使文化基督化，但是是以理服人而不是用剑迫人。但当公仆的基督徒职责就完全两样了，他们的职权是配剑的职权。神将保持公安维护公理的任务交给政府，政职人员行使职权不是私事，而是服侍全民的公事，因此他们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位去播扬基督教文化，他们的职责只是维护公义，维护每一个国民的信仰自由。并不是说信徒公仆可以妥协他们的信仰或是他们对神的最高忠贞，他们一样要在生活上见证神，但他们不可利用他们的地位去偏袒基督教或基督教会。一位信徒作家讲得好：「基督化国家者就是不予基督徒以特别权益，而以争取全民平等待遇为原则的国家。」
　　二十世纪初，膺选荷兰首相的库怕 (Abraham Kuyper)是位著名的神学家。反对党人纷纷宣称此人会以神权高压的手段司政。后来却刚刚相反，库怕的政府和谐公平，一切团体的合法权益他都顾到，成为一个优良政府的模范。
　　如果信徒能分辨清楚信徒公仆与信徒平民的不同，他们就不会沫横飞乱发威风，像中世纪的十字军，使人避之犹恐不及。如果外界人士明白从政基督徒的真正责任，他们就不会那么害怕，更会欢迎忠于职守的信徒加入政坛。
　　
　　政治陷阱多得很
　　
　　但信徒也不要太天真，太随便的跳进政治的泥沼，以为自司出淤泥而不染，大肆改革一番。政治的陷阱多得很，我是过来人，且曾经一度是设陷的高手。
　　一九七二年尼克森总统竞选连任时，我的职责是拟出竞选策略。这个差使不容易，因为四年前他当选总统时票数不过仅仅过关，共和党又是个少数党不说，尼克森本人更是其貌不扬，在电视上亮相凶多吉少，那怎么是好？
　　我于是下苦工钻研历届显赫的大选，发现一九四八年杜鲁门的竞选最有可以借镜模仿之处，他们的策略是向众多的利益团体逐一怀柔献媚，一个一个的赢过来，慢慢积少成多使成了众数。
　　一些素来不支持我们的死对头，我认为不必浪费精神，我们要赢得的是可能支持我们的工农组织、南方福音派基督徒、东北部、中西部的天主教蓝领阶级等等，这些人后来被统称为「沈默的大众」。
　　这个策略诡滑实用，凡是有可能被我们利用的团体，我们都极尽利用之能事。换言之，这是一个政治手腕的杰作，尼克森热烈赞同，我便照计划展开攻势。
　　我开始陆续邀请各团体的领袖光临白宫，他们到访时的各种细节都由我预先安排妥当。款客的头一个节目就是跟我在白宫大餐厅中聚餐，我率领著这些贵宾经过长长的走廊，廊壁挂著总统忙公事忙的各式照片，夹道卫兵向我们嚓嚓敬礼，到达饭厅门前，我停下脚步，指著右边另一道门低声神秘的说：「世界局势操纵室。」
　　大家自都听过那传奇性的国防总指挥，一提到这个极度机密的部门，立刻浮现脑海的是满壁的地图，忙碌的电脑，一组专注的将军正在研究苏联军机的来去。事实上自二次大战后，真正的总指挥部已经迁到五角大厦的国军总部，剩下的只不过是一间办公大厅，少许资讯交流的设备和墙上一生老图表而已。
　　我们踏入饭厅。饭厅四壁包著油光监人的桃花心木，周围肃立著红色制服笔挺的海军侍者。厅内八至十张餐桌，内阁官员、白宫官员围坐深谈。
　　此情此景，连最反对我们的人也禁不住大受感动。几个以前从未到过白宫的民间领袖、民主党人士当场使表示愿意尽力支持我们。
　　还在迟疑未受感动的人，我便在午餐之后带他们上楼，如果总统不在，我便领著他们恭恭敬敬的参观著名的椭圆办公室。总统若在，我便问客人想不想见见总统，客人惊奇得张口结舌时，我便若无其事的探头房中 (当然这都是预先布置好的 )
　　「总统先生，」我说：「我和某某先生刚吃过午饭，我们可以进来跟总统道声哈罗吗？」
　　尼克森更是一绝。此时他便会拿出一副嵌著总统徽号的镀金袖扣赠给客人。客人离开的时候几近卑躬曲膝而退。椭圆办公室的引诱是没有人能够抵挡的。
　　由我引见总统的人各式各样，由支持我们的酪农，至怒发冲冠前来声讨公费减缩或反对越战的大教育家，不论是什么人，即使是头狮子，一被引进总统室，脚一踏上那蓝色软厚的地毯，总统的声音如雷贯耳，来人便马上变得柔顺如羊。椭圆办公室好似有散发香水迷药的功效，使来吵架的人忘了台词，迫不得已表示反对时，态度也变得颇为遗憾，连连保证他们对总统个人的尊敬。
　　最耐人寻味的是，著迷著得最厉害的人竟是宗教领袖。这些人念过神学，读过圣经，应该比任何人更清楚人的罪性，更不应该被今生权势弄得眼花撩乱。然而可叹，他们不只未能免俗，且比常人有过之无不及。
　　白宫的主日崇拜也是我们囊中之宝，邀请讲员我们最为关切的是：这人可以影响多少选民？礼拜会场可容二百人，赐谁入座也是大有讲究大有学问。此外还有各种国家大宴，诸如为来访的外国元首洗尘等隆重集会，我们都抓住机会，在最高法院法官、议员「大使等等要人中，插入了一些对大选有利用价值的大目标对象，将这些人捧得神魂颠倒，而我们的目的便水到渠成，皆人欢喜。
　　还有一次我们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基督教领袖和总统游河。这位领袖在东北部和中西部有很大的影响力，而我们正需要争取该两地区的选民。果然，大家看见总统和这位他们所敬佩的领袖有如此朋友之谊，都纷纷投总统的票了。这两区的选票被共和党赢去，还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
　　我并不是说这位领袖妥协了自己，而是指出，连一泣如此智慧、如此配得尊敬的好信徒也会被卷入圈套而不自觉。我也不是说尼克森是完全虚伪，因为他和各人、各团体的交往也有其诚恳之处，但一个事实无可否认：有权有势的人利用权势以保其权势是必然之理，归根结底，总少不了利用。
　　在独裁专制国家内，官员诱惑信徒入其陷阱更是不择手段了。尼加拉瓜前任政府的内政部长设有两间办公室：接见宗教领袖和美国访客的一间房子周围放满圣经和十字架的装饰；接见本国干部和社会主义国家来宾的房间则满墙马列口号，还挂著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的肖像。
　　我不是提倡宗教团体和领袖抵制白宫或是世上的皇宫和议会，因为这些政治所在之处，基督徒有责任去影响使公义可以伸张。圣经中的耶利米、阿摩司、弥迦、但以理等人是参政干政的最佳传统，可是也有许多其他的先知不选皇宫而宁可飘流旷野。
　　信徒 (他人亦然 )可以从政参政，但必须谨慎明察陷阱。鲁益师说：「每个政党必定潜藏的鬼魔，时时刻刻都准备好以圣灵的姿态出现。」托尔斯泰又说；「政府控制民众必须抓住一个理性的基础，于是都假装自己乃是遵循人类至高信仰的训示。」
　　
　　参政的几个危险
　　
　　让我们再逐一思想参政最大的几个危险。
　　第一，教会退化成一个利益团体，与其他利益团体没有差别。
　　一九八○年雷根竞选总统，出席一个教会右派组织的集会，新闻界指控他政教相混，他觉得没有道理。教会不就是另一个利益团体吗？雷根反驳，和工会与组织没有两样。雷根的坦率可嘉，但言论可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教会不是一个利益团体，也绝不能让自己沦为一个利益团体，与其他团体平排并列向国家争取私利；否则，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教会便失去了她「道德关怀的客观地位，这个地位亦正是教会的政治力量、道德力量的主源。」
　　托格费尔亦警告说，教会一旦沦为一个利益团体而已，众人便不再以道德标准而只是以政治标准来衡量褒贬教会了。美国教会的最优胜之处，托格费尔认为，乃在其与党派政治没有关连。他且指出，欧洲正好相反，而欧洲人民唾弃圣品人士与其说是因为他们代表神，不如说是因为他们与政权为友。
　　信徒参政第二个危险就是因得意而忘形。基督徒领袖见有那么多的政治权势不断讨好他们，很快便误以为自己的确是了不起。有一个国际赈灾组织的总长因大受各国元首的欢迎而得意忘形，以为自己是人人爱戴的人物，不知道大家讨好他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机关。这人很快便开始放肆，离弃了自己的家庭，为自己忠心服务多年的慈善带来极大的伤害之后终被革职。
　　这种庸人自大的另一个弊病是，教会领袖怕失去政界大人物的青睐，所以丧失自立不敢进谏。他们告诉自己，如果我表示反对，我便失去了再被邀请的机会，不被邀请又那还有影响政要的机会呢？似乎有理，但结果是适得其反。不敢进言的人与权势为友之路，不错，是保住了，但他们同时赔上了讨伐不义的发言权。
　　如此这般，福音像是抵押给了个别的政治运动，随著这运动的起落而沈浮。这是信徒参政的第三个，亦是最大的陷阱。教中人不论保守派或自由派都犯这个大错，就是将属灵的目标订在政治项目上。
　　有人问一位基督徒右派领袖，如果民主党当选一九八八年的总统大选，会怎么样？领袖认为简直──不堪设想，「我也不知道我们将要怎么样了，」他回答。
　　一九八○年雷根当选总统后，一位循道会的会督说：「我们不能完全归咎右派的张狂，亦应怪责圣徒的软弱。」「但如果信徒化失败为力量，努力向前，」他说，好日子终会来临的。言中之意，如果你的党派政见与会督的不同，你就根本不是「信徒」。
　　数年前，一个基督教大机构的著名领袖造访第三世界某亲美但独裁的国家元首，受到宫廷欢宴的盛大招待。这位宾客受宠若惊，连连称赞，恭维主人。数月后，主人被推翻，该基督教机构在该国的工作亦受诛连，勒令结束。
　　福音一有政治的联结，牵连妥协是必然的。怪不得索尔 (James Schall)说：「 ……任何基督教的社会理论若想成功，必须基于以下真理：信仰切不可成为政冶理论的工具。」因为福音一旦与政治理想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 )相连，必定渐丧灵力越来越走样，最后教会终必沦为属世组织。教会一与政治有染，政治世界的敷衍和今生的成功使成为教会的首务，福音的真理，福音的信息便被抛到五星云外。教会一旦失去文化良心的身份，社会所受到的灾害是十分可怕的。
　　我们前面已经看见过，三十年代的德国教会与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结盟，一位教会领袖甚至称纳粹为「天恩神迹」(gift and miracle of God)。最后勇敢坚决反抗希特勒暴行的不是政治化了的众教会，而是坚持纯正信仰不肯与权势妥协的认主教会 (Confessing Church)。
　　今日的解放神学亦同样堕入了与政治联盟的陷阱。一如许多基督教的政治运动，解放神学当初是出自一个崇高的理想。眼见在所谓基督教文化中的种种不义，神父和教会职员义愤填膺，群起组织民众采取行动为受压榨的穷人伸冤。慢慢的，政治变成首务，信仰贬为次要。不但如此，他们的组织起不了作用时，手段便越来越激烈。当信徒将贫富问题放在救恩之上，他们乃是标榜经济决定论，思想患了致命之伤，以为神的国可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这跟马克思主义又有什么分别？尼加拉瓜红衣主教兼政府官员说得妙，「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世界就是神国在人间」云云
　　
　　独立不受沾染
　　
　　参政陷阱既然那么多，信徒是否索性不沾政坛最安全？我绝非此意，事实上信徒往往必须与动机不同但目标相同的人一齐努力合作，只是他们一定要时时小心省察自己的动机，自己的思想是否仍保持基督徒的记号，未受沾染而变质。比如二次大战期间盟军讨伐纳粹，一个信徒士兵作战的动机，可能因为他相信他有义务站在公义的一边，征讨恶买满盈的暴政，因为刑罪罚恶伸张公义，是神交给地上政府的责任。与这信徒士兵同在一个战壕内的另一位战友，却可能是为自己国家的光荣或其他理由而战。各人动机不一定一样，但他们的敌人仍是相同，仍可并肩作战。
　　信徒往往因为不肯妥协拒受沾染而受到别人的猜疑，即使和他们同站一边，他们也不完全信任你，这是保持独立不肯与政治结盟的人所要付的代价。只有绝对独立而绝不受外界势力所主使的教会，才有可能当社会的良心。
　　
　　转自《加利利之家》
　　

信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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