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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传道人
范学德
陈师母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并不太好。那是九八年的第一个主日,她和陈牧师第一次到我们教堂中参加崇拜,崇拜结束后我们就在过道中开始了第一次交谈,谈的是什么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在说过几句话后,我又说了句什么,师母就直接了当地说,那么说不对,接著又解释了不对在哪里。我听后一楞,感到有点不舒服,脸也觉得热了一会儿,心想,这个师母说话可真厉害,一点面子也不给。在教会和大家一同吃过午饭后,我带牧师和师母一同去见《生命季刊》编辑峙军和儆聆夫妇。在他们家中,我们自然就谈到了《生命季刊》的编辑情况。这时,师母拿起一本《季刊》,指着封面说:这样设计像是出自业余人之手,因为没有将当期的内容告诉人们。师母这么讲,我觉得挺不客气,这就更加深了我对她已经产生的那个不太好的第一印象。 但紧接着又产生了另一个印象:师母是个挺了不起的人。为什么又有这个看法呢?因为我和陈师母谈了半天,还不知道她的姓名。于是我就问了,师母也就答了。哎哟,她的名字怎这么熟?想了一想后我问,你是不是翻译过什么书?牧师代答,师母翻译了不少书。啊!我知道了。我正在读的斯托得写的两本书,就都是师母翻译的。我看着衣着朴素的师母,有点不大敢相信地问,就是你翻译的斯托得?“是啊,就是我啊。”师母一笑,很温和地一笑。我晃着头说,你知道吗,不知为什么,在我的印象中,译者一直是一位男士。师母又笑了,开心地笑了,说,怎么会呢,你从我的名字就应当看出我是个女的嘛,那个淑字是有三点水的,淑女的淑嘛。我说对呀,是淑女的淑哇,是女孩子的名字呀,可我过去怎么就没有注意到呢?大家都笑了。 笑归笑,可我还是很好奇,一个翻译家怎么能当师母?这两个角色在我大脑里一下子还统一不起来。但我还是很佩服作为翻译家的师母,说师母你好厉害,译了那么多好书。师母平淡地一笑,说翻译只是我的一小部分工作。陈师母虽然是师母,但不是我们教会的师母,她是陪陈牧师来读书的。牧师读的是博士,在离我们教会三四英里路的三一神学院。在来芝加哥之前,陈牧师夫妇在洛杉矶牧会七、八年,挺大的一间华人教会,听说有六、七百人。一听这两个数字:七、八年,六、七百人,我就觉得好吓人。在教会中待过几年后我也略略地知道,牧师难当,师母更难当。尤其是当华人教会中的师母,简直是难上难!既要“价廉”,又要“物美”。价廉是买一送一,师母跟牧师一起来牧养教会,但又不拿薪水。物美是教会希望师母什么都能干,既要能探访关怀,带领查经,弹琴,又要什么难听的话都能听进去,什么难忍的事都得忍在心里。当师母不易! 这个问题想着想着我有一天就忍不住地问了师母:你和牧师一起牧会那么多年,一定很难吧。师母平静地说,还好哇。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弟兄姐妹们也都很爱我们,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同心的为主作工。师母这么说,我不大信,以为是她和我不熟,不好往深里说。不管怎么样,干那么长时间,不说难,但累是一定的。这一次陪牧师读书,师母该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息一下了,或者,集中精力再多翻译几本书。 就这样,开始了我同陈师母一年多的相识。 过不久,我就接到了师母的一个电话,邀请我们一家人和他们夫妇一起吃早餐,时间是礼拜六。在吃饭期间,牧师和师母很关心地问到了我的各种情况,那时我即将从神学院毕业,又提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挺烦的。那顿饭虽然是很平常的美式早餐,但我吃得很愉快,因为它是我归主三年多来第一次被牧师邀请共进早餐,也是第一次体验到了被牧者关怀是什么感觉:很温暖的。 我毕业后不久,师母打电话希望我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于是,我就来了。晚上七点半,我来到了教会的地下室。祷告会就在这里举行。那时候,正是我们教会面临很大困难的时候,教会没有牧师已经四年了,连作召集人的神学生也毕业了,弟兄姐妹的心有点冷了,散了。一个六、七十人的中文堂,周三的祷告会只有五六个弟兄姐妹参加,并且,经常参加的,也就是这五六个姐妹弟兄。 我惊奇地发现,祷告会是由师母带领的,而她来到我们教会才几个月。那天我在祷告会中似乎说的很多,第二天,师母给我来了电话,她鼓励我继续参加祷告会,还特意叮嘱我,和大家一起祷告时,不要说的那么长,多给其他的弟兄姐妹留一些时间祷告,多鼓励大家祷告。我感谢师母这么爽直地提醒我,我知道这是为了我好。 从此后,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是我在灵里非常喜乐的一件事,不但不再感到沉闷,反而是若赶不上参加,就觉得那个礼拜的生活少了点什么,不是不关轻重的一点,而是关系生命向哪里去的那关键一点。 很快地,我们的祷告会有了琴声,只要师母在,就大都是她在弹琴,和大家一起放声赞美我们的主;很快地,我们有了供祷告会使用的新歌本,那里的诗歌是师母一首一首地选的,并复印装钉成册;很快地,有了牧师为祷告会专门传讲的简短的信息――在圣经中,上帝是怎么样教我们祷告的;很快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手中都有了一张纸,上面详细地印出了各项祷告事项,不用说,这是出自师母之手。 记得第一次看到印好的各项祷告事项时,我吃了一惊,师母来到我们教会的时间不长,怎么就像一直生活在我们教会中一样,教会中的大事小情她似乎都知道。单单是一个个打电话问这几十多项的祷告事项,就得花费她多少时间和精力啊。 一转眼,一年半多过去了,祷告会不再冷冷清清了,每一次都有二十位左右的弟兄姐妹来参加祷告会,我们都亲眼看到了圣灵在弟兄姐妹的心中运行,看到了上帝是怎么样地应允了我们的一个又一个的祷告。 陈师母在带领祷告会一两个月后,就请弟兄姐妹们为在教会中推动小组事工而祷告。那时候,连一些同工也不清楚小组事工是怎么回事,怎么个搞法,师母就带领大家一边祷告,一边学习。自然,她又得担任起教师的工作了。在师母的直接组织下,我们教会的第一个小组――西南小组在四月底诞生了。我由于有事,没赶上参加小组成立的庆典,只是听几个弟兄姐妹告诉我:非常好。我想,自然会是这样的,非常好。有师母弹钢琴,领着大家一同唱诗歌,有师母讲小组事工的基本原则,有师母设计的整个活动的节目和她打好印好的节目单,有师母为此献上的祷告,自然会是非常好的。 西南小组成立后,师母和教会负责团契的蓝弟兄又找我商讨如何在别的地方成立新的小组,师母让我们为此而祷告,并且她也和我们一起祷告。就这样,在祷告中,第二个、第三个小组成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小组陆续都诞生了。一年很快过去了,又见春花,我们的小组长大了,有的小组聚会时已经有二、三十人参加了,太大了,快要分成两个组了。在春光中,师母开始和我们一起商讨,如何挑选小组的副组长,培训他们成为新的小组长。 和陈师母接触的时间越长,我就越发感觉到师母就好像有使不完的力量,我常不由自主地想到马可福音中的一句话: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但问师母她自己为什么主意这么多,这么有精力,师母却总是说,人都是软弱的,感谢神,他赐给我们力量。 冬去春来,当春风吹过的时候,师母和牧师又在思考如何更好地使弟兄姐妹在真理和圣灵中崇拜上帝。她踏踏实实地作一件又一件的具体工作,一步一步地帮助我们教会怎么样更好地敬拜神。渐渐地,主日崇拜的程序单革新了,在同样大小的一页纸上,却有了更多的内容和信息,程序单是师母亲自作的;渐渐地,崇拜的程序有了一些改动,我们有了二十分钟左右的一段时间,专门用诗歌来敬拜赞美,并且有弟兄姐妹站在台前领唱诗歌,并且师母还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带领诗歌敬拜;渐渐地,我们在使用老的诗歌本的同时,也开始了唱一些新的欢快的短歌,用各种美妙的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在接受了上帝的祝福后,又同声唱阿们颂来回应上帝的祝福……我们教会的历史虽然不是很长,但也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些崇拜方式的改革虽然不是很激烈的,但也不算小。我时常在猜想,陈师母为了这些改动,在私下要花多少时间来作沟通的工作啊。 师母真的是渴望我们的崇拜能蒙上帝悦纳,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这一年多来,她不但训练司琴,而且多次亲自弹琴示范。她指导带领崇拜的弟兄姐妹,她和诗班一起练习诗歌,她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入到诗班中。有一次,师母去外地举行福音讲座,行程很紧,她硬是在礼拜五晚上赶了回来,为的是参加诗班七点半开始的练习,她下了飞机后,连家都没顾得回,就直接赶到了教会。 一转眼,一年多过去了,参加主日崇拜的人越来越多了,由六、七十人增加到了一百人左右,崇拜神的气氛更浓了,更热烈了,更亲切了。有的弟兄姐妹说,在我们的崇拜中,我真感到我离上帝好近,主就在我们当中。 就在第一次见到陈师母时,我又知道了她还担任了恩福基金会的主要负责同工。从那以后,我接到了恩福基金会的每一期通讯,这些通讯都是师母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的,这几百多份的通讯是她亲手一封一封地寄发寄发出去。恩福基金会这几年支持了李灵、张敏、宁子、王忠欣、谢文郁、熊焱等一个个神学生读神学,人们常常能看到这些神学生在传福音的战场上冲锋陷阵,但却不容易看见正是像陈师母这样一群的弟兄姐妹把他们年轻的姐妹弟兄扶上了战马。 我知道,陈师母还继续在业余时间翻译基督教方面的书籍,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她又翻译了两三本新书。作这一切,都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而最需要的是投入一颗爱主的心。我真不知道,在过去的一年多,师母为了牧养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付出了多少心血,多少祷告!半年前,我看陈师母那么忙,就问她,师母,你本来是来陪陈牧师读书的,为什么还那么忙?师母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说,忙吗?就是这样啊,一直就这样啊。我又说,你是师母啊,为什么不趁牧师读书时休息一下,反而在教会中投入了这么大的精力。师母这回听明白了我的问题,她想都没想就回答,这是我的本分啊,我是一个传道人啊。 我是一个传道人。这一句话,字字重千斤。 师母很快就要和牧师一起回到台湾了。这一年多来,尽管她和我说过了许多的话,但我一直记住的大概不会太多,但这句话将永远留在我的心里。这句话是她的生命写照:我是一个传道人。
信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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