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心灵的故乡——从“新左派”到基督徒的心路历程

　　
　　我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独自醒来，那时候我在这块大地上游走、聆听教诲、寻求我的思想、壮大我的身心。这个过程发生于我的母校北京大学，也发生在我们祖国的平原、海道和河川。　　　　　　　　　　　　　　　　 ——骆一禾
　　
　　圣经给我提供了我曾经苦苦寻求的存在之终极，也给我提供了我还来不及寻求的抵达终极之路径。
　　
　　一、造反到绝望
　　
　　大约五年前，大学毕业前几天，面对一片茫然的前程，我写道："寻找一个心灵的故乡，让我们的灵魂在那里发芽生长。"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追寻心灵的故乡。
　　中学时代，由于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受左倾文化的影响，只觉得要到山外边去，在那里建功立业。记得高考结束那一天回家，面对车窗外的茫茫群山，我心中忽然产生了一种"万里江山"的冲动——这样美好的"江山"不能落入别人的手里，必须把它据为已有。当然，我为自己设想的"建功立业"的途径就是参与一场"革命"，用最纯洁的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思想来改造这个已经"变质"了的社会。今天，当“新左派”在中国大陆渐成气候时，我虽没有对他们学理的深入了解，但它的基本思想我并不陌生，因为所谓回到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数十年前就曾经令一个山乡少年激动不已。那是1993年前后的事。
　　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自然而然地会以在这个世界上建立最伟大的功业作为他人生的"信仰"，不管这种功业是权力、金钱还是名气。
　　上了大学，当中国二十世纪中叶后四十年的意识形态神话终于被撕开了一道裂口，从这个裂口开始，我的左倾迷梦的大厦慢慢倾倒。于是就幻想着要是中国能够实现民主，那么一切的问题就都解决了，于是又感叹自己没有赶上八十年代末的那一个轰轰烈烈的广场，遗憾未能将自己的热血洒在火热的八十年代。这样的"民主"情结，其实与我原来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没有本质的不同，它对"民主"并没有深入的理解，只是由于对现实的不满，相信以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来取代现有的已经被确认出了问题的社会制度，一切都会好起来。对于自己所倡导的东西没有深入的了解，甚至自己在本质上是与自己所倡导的精神相反的，但居然以之为拯救自己和国家的灵丹妙药，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其实在这个误区的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自私，那就是以追求一个"理想"作为自己人生实现的一条途径，不管是追求"纯正"的共产主义，还是追求所谓的"民主"。
　　庆幸的是我没有赶上八十年代，不然我可能也可能已经那一场事变中成为喋血的“十二月党人”了。我在八十年代以后迎来自己的青春，这是我的幸运。既然在一场民族的创痛中通过外在的变革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已经断绝，那么就只有回归自己的心灵了。我说："我要将自己的鲜血洒在大地上"，而命运说："回归你的心灵吧！"
　　紧接着现代诗歌来了，诗人们以其自杀的行动，向这个世代宣告了现代艺术的虚无主题，在虚无主义的阴影下我度过了我的大学时代。在大学毕业离校那一天夜里，我写道："大学时期我与虚无和绝望战斗了三年。" 作为一个没有信仰而求索追问生命意义的人，每一刻死亡的主题都会浮上心头，每一刻都有一个意念在提醒你：这一切都是荒谬的，何必再继续下去呢？那时在操场的灯光下，在凤凰木的阴影里，或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我总是追问：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生命终究将归于幻灭吗？如果生命在这个茫无方向的宇宙中本是尘埃，我们又何必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苦苦奋斗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现在就结束这终将归于虚空的人生呢？
　　每个暑期回家我都很怕见到母亲，母亲含辛茹苦将我养大，含辛茹苦地将我送到山外读大学，然而我在大山外头找到的却是绝望。母亲在我的身上寄托了她生命的全部希望，而我却在内心中时时盘算着自杀。
　　
　　二、苦难为粮，苦难为水
　　
　　在大学毕业前，有一个时期，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青春已经"烂"掉了，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深深地毒害了我的青春，我希望有一个机会重新开始，让我那已经死去的青春复活，从头再来。带着对心灵故乡的渴望，我加入了打工的行列。当生存成为压倒一切的难题时，人就顾不上灵魂的需要了。就这样，我在特区淘金的队伍里摸爬滚打。直到家破人亡，失去职业也失去健康，来到了生命的尽头。
　　
　　由直面苦难到认识造成苦难的罪恶，由直面苦难与罪恶到寻求拯救是我走向信仰的过程。
　　在我的大学时代，我有一个年轻的老师也是基督徒，然而我嘲笑他："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还信基督教！"那时人家带我去教会，面对大声赞美，充满喜乐的信徒，我总是心怀不屑，甚至觉得基督教这一种异质文化的传入对于中国是一种极大的危胁。
　　我的祖父信的是道教，是一个道观里“扶乩”的主持人。所以我一直到做新闻记者后，还看大量风水、相术的书。反醒起来，真是在最现代化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最前现代的灵魂。
　　1996年我刚大学毕业，父亲即患癌症，我从千里之外赶回故乡。母亲在深夜里让我陪他到一座高山上建在巨石之颠的道观里求问"神仙"，无助的母亲让我在那些偶像面前快快烧香，下跪。我没有下跪，因为那时我通过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非常皮毛的了解，已经有了一个"独一的神"的概念。在母亲的苦苦哀求下，我点燃一炷香，很虔诚地插在那些偶像的面前。插完了我转身跑出道观，站在巨石上，看着浓浓的黑夜中，脚下海浪一样起伏的山脉，和山谷中星星点点的灯火，我忽然如此深切地感到什么叫"大地上苦难"和"苦难中命如草芥的人们"。那时我全身颤抖，热泪滚滚而下，渴望跪在这一块土地上。
　　父亲在没日没夜的哭号中去世，弥离之际，我问他："养我这么大辛苦不辛苦？"他说："生儿养女是天经地义"。然而在这样的时刻，我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安慰我的父亲，只有给他背毛泽东的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天就要亮了，而你就要走了，你就要独自去面对死亡了，但是我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你的。这个时刻让我感觉到近代的中国人做为一个群体的精神资源的枯竭。我们需要新的文明基因的注入，我想这种认识是我后来接受福音的一个原因。
　　
　　1998年冬天，当我来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有两个群体同时进入了我的视野：经历了九十年代初中期的严寒而重新开始反省与批判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海外流亡或留学因信主而忏悔着的同胞。
　　那时，中国的出版环境遇上了一个小阳春，通过"草原部落"出版的一批书，我前所未有地了解了中国人在文革中所经历的苦难，特别是看到张志新被刑事犯轮奸，神经失常后用自己的月经血沾馒头吃时，我禁不住在黑夜中长久地跪下去了。由此出发，我独自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反醒，我发现在中国历史中缺少对人的生命的尊重。这一切形成了浓浓的负罪感压在我的身上。我知道我虽然未参与文革中迫害张志新的一幕，但是假如我生在那个时代，我一定是一个最积极迫害人的人。
　　我深深感觉到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进行精神突围时的迷茫，所付出的代价的沉重。也更看到了每个生命个体在面对几千年历史罪债时所应承担的责任。由此我仰望天空，然而中国的天空已经一无所有，我们的天空已经关闭。中国上古信仰的上天的权威早已被"天子"所窃取。由于看不到来自天空的拯救之光，所以我们躲在小巷里彼此狙击，彼此欺诈，彼此杀戳。我们的大地已经荒芜，我们的心灵已经受伤。
　　在如饥似渴地对罪恶的挖掘中，我发现对罪恶的反醒可以带给一个人新生的力量。我想一个人心灵的麻木首先是从对罪恶的麻木开始的，而一个民族的麻木也体现那个民族的个体对罪恶的麻木上。我迫切感到我需要一种如耶稣背负十字架的精神。那时我说："如果我们抚慰黑暗而不得温熙，向天空呼喊而没有回声，我们有没有勇气跪下去并且背起来--我们应该有勇气跪下去并且背起来！"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那时有多么的骄傲，那时我已经看到了罪恶的事实，也看到了人心中的罪性。然而，我竟还认为个人可以承担罪恶，竟不承认自己作为一个罪人需要拯救。
　　两年前我的父母亲都死了，而且我的母亲死得很惨--服农药自杀，然而回到不夜的城市，我却迅速忘记了痛苦，或者说我没有勇气去面对痛苦，去面对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因此总是在人们的面前装出最乐观的态度。
　　如果说大陆知识分子的反省使我正视作为一个群体的民族的罪恶苦难的话，那么海外学人忏悔的声音却把我引向造成这苦难背后的人性的罪恶。那时候我有机会看到许多"海外校园"出版的书，我发现那一些在八十年代末逃离故土的人们有着面对苦难不一样的态度。他们勇于言说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耻辱，他们不回避自己心中的创伤。他们面对苦难的态度唤起了我的良知，使我也试着去"揭自己的伤疤"（远志明语），当我看到《信仰对话录》中苏晓康所受的苦难以及远志明弟兄的回信中的第一句话："读了你第一句话，我便流泪了"的时候，我也流下了热泪。
　　苦难是粮，使我的心灵成长；苦难是水，泼醒了我麻木的心灵。
　　一位作家说："人要成器，后腰须有支撑。"作为一个诗歌创作者我曾经如此地怀念八十年代的创造力，怀念八十年代求索着的一代人，我把他们称为"思想的一代与健康的一代"。如今，我却幸运地与这一代人中因为一场政治与精神的饥荒离开了故土的人们相遇。虽然与他们相遇时，他们已经成了我陌生的信仰者，成了我曾经激烈反对的基督教的信奉者。我也幸运地听到了这一代人或继承了这一代人的精神而在中国这块盐碱地上继续思考的人们的发言。那时钱理群教授从北京给我写信说，看了我的文章："仿佛听到了带着血蒸气的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他鼓励我继承五四一代"立人"的理想。而当我的目光越过这一片多灾多难的神州大陆，在北美，我看到了另一种仰望中的蔚蓝色的生命图景。
　　
　　三、不合时宜的永恒追问者
　　
　　人是一种很尴尬与荒谬的存在，原因在于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却能发出对永恒的追问。而且这种追问是无意识中发出的。这种追问一旦发出，人就走上了一条精神漂泊的旅程，人在寻找中，而他都找到的一切眼见事物都无法成为他生命终极的寄托，因为一切眼见的都是有限的。这种对永恒的追寻一旦开始，人的心灵就会本能地以永恒的尺度去衡量所遇见的一切。就像鲁迅先生所写的，在一个婴孩的生日宴会上众人都说这个婴孩将会如何大富大贵，独有一个人指出这个婴孩是会死的，这个人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永恒追问者。在永恒之尺度的衡量下，当人发现眼见的一切终将消逝时，这个世界将在他眼中成为一个没有秩序和破碎的存在，这样的人将是多么痛苦啊！我在青春的焦灼中曾经饱尝这种无果之问的痛苦。鲁迅在他的《野草》中卓越地表达了这一种困境，而当代中国学人作家都以各自的方式触及了这一个领域，言说了有限的人具有寻求永恒的本能却要面对灵魂在永恒中的无所皈依的困境，所以海子说：“人类基本上是一个粗糙的结构。”史铁生先生说：“人的心灵是先天残缺的”，朱学勤先生在他不大被学界注意的随笔《平静的坏心情》中也亮出了灵魂面对无边幽暗时的暗淡的底色，这算是严谨的学者偶尔露出的“峥嵘”。
　　人在寻找永恒而人竟不自知，所以人就永远在流浪中，而帕斯卡尔说：“人的心中有一个洞，除了上帝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填满它。”就像圣经说的“上帝将永远放在人的心里”，那就是说人是被造在有限中而有寻找永恒本能和以其理性了解永恒的可能的存在物。
　　所有的人都在寻找，有的人没有永恒意识的觉醒，他把追求名利地位成了生命的“信仰”，他可能得不到这一切而抱憾而终，也可能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得到了这一切然后发现这一切终不能带给他幸福；也有人可能一路在寻找中，一路发现他所遇见的都不是他所要找到，直到他咽下最后的一口气，他都知道眼前他所找到的不是他所要找的，这个最后的分辨的能力就是人的理性。而最后一种人，在寻找中找到了，但是当他找到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已经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而他并知道自己正在寻找的东西。因此人走上信仰的路离不开理性，但理性所能起到的只是在人成为信仰者前提醒人，有限的一切不是你永恒的归宿；或在成为信仰者后，告诉自己，你所找到的是你以前一直在寻找而不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的东西。
　　因此人成为信仰者是身不由已，如圣经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如耶稣基督说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或者如老子所说的“圣人的事业是排除一切人为努力的事业”，我想老子一定在面对永恒时发现了人的有限性，所以他说：“顺天休命”，这不正是基督教所讲的“安息”吗？
　　一个有健全理性的人都会承认，人无法成为自身存在的原因，成为人自身的终极归宿，更不能成为人与宇宙这个存在的总和的终极原因。因此人每时每刻的存在都在与我们所生存于其中而我们又无法彻底洞见其边际的宇宙的终极真理发生一个脱节，我们发现我们与这个宇宙的终极真理之间缺少一种可靠的关系时，这种危机性就使人的生命变得荒谬与绝望。然而圣经的伟大在于它不仅有一个存在的本体性的伟大宣告，还有一个人抵达这个存在的本体的明确的应许。前者是上帝在回答摩西提问时的回答：“我是自有永有的”。（I am who I am），当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后惊讶不已，这不是我一直在苦苦寻求，而无法找到的存在之终极境界吗？后者则是耶稣基督常被以为专断的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样圣经给我提供了我曾经苦苦寻求的存在之终极，也给我提供了我还来不及寻求的抵达终极之路径。
　　我曾经去寻求过道教和佛教，进而走向伊斯兰教，最后才找到了基督。从理性的角度来说，现在我认为这个世界如果还有真理的话，那么它一定在耶稣这边。
　　
　　四、仰望晨星
　　
　　"信道是由听道来的。"在试炼中，每当我打开《圣经》读福音书，耶稣基督的话总是带给我巨大的安慰，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11：28）"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16：33）"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象世人所赐的。"（约14：27）耶稣的很多行为总是带给我深深的感动，我最喜欢读的是他上十字架前给门徒洗脚的那一段。当他去看拉撒路的坟墓时，《圣经》说："耶稣哭了"！这样一位充满了悲悯与慈爱的人却一直在宣告自己是从天父那里来的，尤其是他离世前的那段祷告，情感是那样真实，对"天父"的爱是那样的热切。我开始不得不面对一个有位格的，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与我们可以有沟通的上帝的观念。
　　
　　作为一个在自己的国土上被生存的境遇和精神的迷茫双重流放的人，来到了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我也来到了十字架面前。虽然我在理性上不承认自己需要拯救，但别人已经听见我在梦中呼叫救主。当我在十字架面前跪下去的时候，我竟还在心中骄傲地说：“我以这个民族最优秀的青年的身份跪在你面前。”
　　以前我跪下来是因为看见民族历史上的苦难，现在跪下来是祷告，寻求神。有时也为自己能找到一个工作祷告，我只要有最基本的生存，只要有一口饭吃。然而神似乎没有马上给我回应。正所谓：人的终点是神的起点。在绝境中，我忍不住反复发问："我岂不是耶和华的儿女么？"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可以指望的了，我把手伸向天空，希望握住一双信实的拯救之手。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忧愁之极，我冲出房间，决心把一切抛在脑后，冲到大海边。仿佛摩西昔年在沙漠中看见了荆棘的燃烧，我站在礁石上看见了海水的燃烧。当我静静地仰望和凝视着蔚蓝色的天空，口里喃喃念着远志明弟兄的一段美文："我的神，你化做漫天的大光，晶莹温柔蔚蓝的光，放射出生命、自由和大爱，温柔地呼唤着世人。"那一刻，头顶的天空一下子向我开启了，我真的感受到了永恒的召唤，一个从上头来的无限的爱的回应。那一刻我一切苦难中的忧伤，都已得到安慰；一切寻求中的迷茫都有了答案。我相信了："我的国不在地上"。
　　感谢主！他把我带到了京郊荒野的"草原部落"，这个现在已经被封杀的出版机构是九十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主要阵地，我成了这个机构的编辑部负责人。有机会接触中国最优秀的人文学者。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公推鲁迅，然而鲁迅只是走出了身后的大宅院--那已经枯竭了的中国精神，而独自走向大旷野，然而他在旷野中什么也没有找到。我把鲁迅的精神总结为："绝望--反抗绝望--坚持绝望"，他所能做的只是坚持在绝望的高度上不下来。如我的朋友，作家摩罗所说的"鲁迅倒在中华民族的零公里处。"他没有找到人做为一种存在物的价值所在。同样的幻灭也存在于上个世纪致力于变革中国文化的每一个先行者身上，从毛泽东到海子，每一个人都免不了深深的幻灭。而九十年代末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知识界中得到一定范围内的认同。作为信主而又深深浸淫其间的一个人，我知道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民主、宪政，甚至在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都是很好的，是中国所需要的。然而它面对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是无法解决人作为一种存在，他生命的意义在那里。
　　一个没有寻找到人的存在终极价值的人往往会走向"我死以后，管它洪水滔天"，他不会对自己负责，也不会对他人负责。中国的历史中为什么缺少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与此有关。然而，在基督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爱的，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命立约救赎出来的。所以因为信仰，我学会了用神的眼光去看生命，在基督里有每个个体生命的尊贵，因为每个个体的人都与上帝建立自己的关系，自由地与自有永有的上帝沟通，所以在基督里有生命的独立、自由与尊严。这样出自于信仰的个人主义信念才是自由主义的基石。在二十世纪初，紧接着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现代化的"五四"运动有一个反基督教运动，然而就像我的福建同乡林语堂以投身五四开始离开基督信仰，经历了一个长长的精神流浪，晚年又回到上帝的怀抱一样。我做为一个在二十世纪的末期，自觉回归纯正"五四"精神的青年却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五四""立人"的理想只有在基督里才能真正实现。
　　原来我在现代艺术的幻灭中，每时每刻都在追问："人活着为了什么？"没有人可以给我答案。因此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别处"，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每时每刻都活在对这个世界及别人的仇恨中。然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3：14）自有永有的上主居然取了肉身的形象来到世界救赎罪人，这是"我们连提都不好意思提的"（唐崇荣语）。我们这些尘土所造的人竟可以在肉身中回应永恒上主的呼召，这是什么样的恩典和慈爱呢？当我的心灵一向天空开启，当赞美的诗歌响起："不知何以因信得救，恩门向我敞开"时我一次次忍不住泪流满面。信主以前"虚无与幻灭"是我每时每刻的焦虑。现在信心是神对我每时每刻的呼召，基督是我在生命的尽头所望见的那明亮的晨星。
　　八十年代的赤子，英年早逝的诗人骆一禾说：“我在中国大地上独自醒来，那时候我在这块大地上游走、聆听教诲、寻求我的思想、壮大我的身心。这个过程发生于我的母校北京大学，也发生在我们祖国的平原、海道和河川。”在我求索生命的意义的青春年代里，我被流放于被朋友们称为文化荒漠的厦门，我曾以精神的流放者自居，因为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上，北京始终是事件的中心。在南国的海边我的心灵在孤独中苦苦追问，我曾经以先知似的口吻说道：“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与这块土地上最伟大的生命形式相遇”。然而在做为文化版图边缘的厦门我遇见了，并且遇见的是那遭遇比我更遥远的流放的人们和他们所信仰的上帝。“礼失而求诸于野”，是这个意思吗？
　　生命因孤独坚韧，孤独因为信仰而超越。而在仰望的超越中我找到了我心灵的故乡——那来自天幕的生命之光。
　　

信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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