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字架：由“本色”到“装置”的隐喻

　　我是在寻找个体话语中所闪烁的灵魂光芒的路上，遇到高氏兄弟的《临界大十字架》的，并试图由此展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十字架最原初的意义指极刑刑具--一种“死亡装置”。正因为它作为生与死的界面划出了人存在最内在本质和最素朴的法则，并成为痛苦的象征和苦难的标志。然而，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而受死、复活、升天，并为世人的罪恶作了挽回祭仪之后，在基督教中，十字架就超越了痛苦耻辱层面，而成为神与人和好的福音象征。
　　而到了20世纪，当虚无绝望成为时髦，而希望理想成为过时之时，布洛赫的《希望原理》、莫尔特曼《希望神学》将十字架的苦难记忆和人类希望紧紧连在了一起，因为“绝望即罪”（莫尔特曼）。
　　这样，对“十字架”的阐释框架经历了“原初性”的死亡痛苦象征、“神性”的福音象征和“当代性”的希望象征的三层演进。然而，令我感到的意思的是，高氏兄弟的《大十字架》（由五个高约3米多的大十字架组成；分别命名为：《世界之夜》、《世纪黄昏》、《黎明的弥撒》、《人类的忧虑》、《福音书》）这一“装置艺术”，使十字架的意义由“本色”进入新的隐喻：《大字架》是创作者对十字架进行的一次解构、整合与重构的实验，它已超出宗教的语境，切入现实存在与当代文化的语境，是对现代艺术堕落倾向的不满、反抗与超越，是从文化理想主义的高度对人类生存的异化状况作批判性的考察。“世纪末生活中的受难意识使我们产生了一种泛十字架的倾向。生活、历史、艺术、理性、道德权力、金钱、欲望、理想等等，都使我们想到十字架，仿佛我们自己的身体也被钉在一个无形的大十字架上”（高氏兄弟语。）不难看到，创作者在原初本色的物质十字架上，“装置”了圣经、地球仪、时钟、手枪、镀金数码、有机镜片、小灯泡、太极图等新的现成品时，在观念上也对原“十字架”的意义进行了重组。这种物质的赘物衍加增加了新的语境和空间序列，并以红色基高调改造了黑色十字架的本体象征（死亡）模式、而成为警示（红灯闪烁）、生命（红色）、耻辱（红字）、拯救（红十字）的意义迭加，而又以倾倒的十字架在观念上突破了人与神的合好话语而再一轮强调了人将自己重新钉死在十字回上的世纪苦难的降临。
　　于是，十字架的意义经“装置”以后，呈现后退势态，由当代的希望回退至神人和解的象征回退至苦难的死亡装置。由这种装置所产生的人的缺席、神的缺席、在场的缺席、暗示出绝望、人神失和，苦难已成为“世界之夜”中的“人类的忧虑”。爱与死的十字架，又一次显现出“牺牲”的隐喻性，在泛十字架情结中重新书写世纪末人类的命运，并在红色和各种“赘物”中指向或暗示了“真”。

二、临界：超越绝望的希望界面

　　“临界”是一种生命状态、一种精神节点，一种超截止狂妄无知而抵达自由希望的契机。作品的界面是作者精神界面的“踪迹”之所在。我注意到，高氏兄弟的创作之路是从一个界面迈向另一个界面的，正如他们所理解的世界是由一个维度抵达另一个维度一样。80年代末，高氏兄弟以“充气主义”的作品《子夜的弥撒--世纪末最后的审判》、《结局或开始--世纪末的最后审判》、《世纪末的性之花》、《快乐原则--世纪末的性亡花》、《头戴桂冠的皇后--世纪末的性之花》等现成品艺术，开始解构。这一初期的充气与反充气、性与反性的作品中，已然出现了充气的十字架符号，只是人们只看到表面的性符号而使作品的这一维度落入盲点而已。 但是，现成品充气装置以一种以恶抗恶的泛性主义面目出现，使其文化批判成为一种文化自我贬损、一种破坏中的建构缺席、一种对畸形病态文明的野蛮挑战，其正负面效应均相当明显。这无疑表明高氏兄弟的创作仍处寻找自己的路和对文化进行真正“解码”的实验界面。 
而90年代初，高氏兄弟推出了自己的“政治波普艺术”--复印机艺术，由一种充气式的膨胀退回到具体的现实符码解构和政治话语重写的界面。后现代时期的机械复制使得人性和艺术淹没在商业操作的文化垃圾之中，大众文化成为这个深度削平的世界的“平面意识形态”。于是将这种平面的复制挪用来对权力、偶像、金钱加以总体解构，成为作者新的工作平台。然而，这一阶段明显的“摹仿”和有意的政治话语“操作”，使人感到刺激的是“批判的形式”，而不是作者自己的“创造的形式”，前者可挪用拼接，而后者必须是生命的再造。
　　高氏兄弟历经“充气主义”和“复印机艺术”两个界面以后，终于在自己的路上找到了“临界”之点，从而以十字架装置（神喻）作为自己灵魂的证明和艺术风格的界面转换，实现了由“摹仿”艺术到“创造”艺术的转型。 
　　在心灵之眼上，不再仅仅盯视性与政治的问题，而是由对性和金钱及权力的批判上升到新理想价值的重建，由个体话语走向新的群体话语。这一由摧毁、打破到重建、重组的临界点，标示出作者心性眼界的扩展和艺术趣味内在的提升，并由此顺理成章地抵达由绝望到希望，绝望中的希望的临界点。
　　在十字架静默无言的巨大空间张力中，一切世俗的犬儒主义、机会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都失去了合法性。当今世界，在“上帝死了”（尼采）、“人死了”（福科）、“知识分子死了”（利奥塔）以后，出现文化侏儒与艺术偏瘫共舞、自恋话语与欲望操作合谋的世纪末景观。渎神成为一个世纪的话语优先权的体现。 我注意到高氏兄弟拯救主题的意向性。然而，当我的眼光被这个相当现代的“装置”弄得过分零乱时，当我不断看到手枪（暴力）、镀金（虚纪假饰的光辉）、血浆（血腥）、地球仪（人类生态）、小柜（内在空虚）以及小灯泡过分漂亮的装饰以后，我蓦然感到，这些外加赘物不仅没有集中我对人类命运之根的形而上思考，反而使我的思想游弋于过分琐碎的具体物象上，仅使我看到的是一个个“世俗化”了的十字架。十字架原初状态反而淡化开去，或许说作者在一心“造神”之时却不期然地潜在“解神”。是世俗和表面使“本真”逃逸了，正如本色往往失落于珠光宝气之中一样。当你直奔你的目标（主题）而去时，正是目标离你最远之时。过分的美化、装置甚至装饰化，使作品的内在厚重遭到形式的解构，从而使绝望成为“美丽的绝望”，而忘记返朴归真悟得真理。我以为，人类陷入“已知”的网套中太久了，所以总以为只有“增加”知识才能获得超越。其实从“知者无知”中，我们去深深领略哈耶克的“无知”知识观批判，方能明白人在事实上处于无知状态时，主观上却最以为自己有积压。人类的狂妄（胜天灭神）缘于自信有知，真是“神欲其亡，必令其狂”。狂妄是灭亡的前奏，是绝望的因。拯救之路也许可以换言之：“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致于无为”（《老子》）。我更欣赏那种“现象学态度”；做减法，即将生命和艺术的赘物去掉，使本真之物得以敞亮。也许这是人类重新发现和背负苦难十字架的本真含义的“希望”之路，也许是艺术由小视野上升到人类拯救大视野的“临界”思维，亦未可知。

三、苦难记忆：超越东方主义、西方主义

　　后殖民话语使任何文化阐释都充盈着一种“阐释的焦虑”。当赛义德、斯比沃克们在大谈“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进而抨击西方按自己的文化规则去解读、书写、编码甚至误读并重造一个“东方”神话时，作为“他者”的东方被置换成一道“被看”的文化风景，同时，也滋长献媚西方这一“他者的他者”的情调，并为其提供“被看”和“看”的最佳角度。
然而，当我们东方人眼中出现的西方核心符码--十字架时，会怎么样呢？是按照东方的话语规则重新编码呢？还是以东方的方式“误读”呢？是将这西方符码移植为东方景观呢？还是中国人眼中的西方所指位移--泛化的能指呢？是以对抗的姿态使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东方对西方的误读和重组织上成为“文明的冲突”（享廷顿）呢？还是超越东西方“主义”而成为“人缺席”的时代审判和人类拯救的人类主义？这些问题至为复杂而又相当关键。
　　近十几年的中国现代美术，不夸张地说成为了西方风格、思潮、流派的东方实验室。中国现代艺术在相当程度上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翻版和摹仿。这一处境决定了中国艺术家将在世界永远处于挪用西方话语而最终难以超越的尴尬地位。这一“文化身份”和“价值认同”的夹缝，使一种无可奈何的次等文化情结漫延，并通过艺术品转嫁给了观众和社会，使文化艺术中的后殖民问题进入人们痛苦思考的视域。
　　那么，这一学术前沿问题，在高氏兄弟那里获得了怎样的解决呢？他们将“十字架”这一西方“元话语”引为中心主题，是怎样处理既搬用西方“重典”又去安顿自我根基以对付“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呢？用一中国太极图对应地球仪是想显示十字架上的真呢？还是认为可以将太极图与地球仪在十字架光辉中整合为“世界主义”呢？谁能保证《大十字架》不是中国人眼中理解的“这个”十字架？正如太极图在西方人眼中是东方主义的“太极”一样。《西风中的中国》与中国人眼中的《大十字架》有何微妙的关系？究竟是怎样书写自我并获得身份认同的？
　　事实上，高氏兄弟面对了这些绕不过去的“问题”，进而认为，“十字架根植于人性，它是人类历史厄运与现状的象征。我们早已习惯于把人类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而今日的全球文化也的确正朝着一个人类言语化共同体方向--人类主义的方向发展”。当作者消解了东西二元之对立以后，以一个世界主义者、人类主义者自居时，的确有可能从视“十字架”为“他者”的文化殖民角度转化为他者与本我的“合二为一”。因为对人类来说，价值虚无和精神绝望不仅威胁到西方或东方，而且威胁到整个人类。人类而临“生存还是毁灭”这一同一命运。核战争阴影、生态环境的破坏、人口能源危机、意识形态和种族、性别冲突，使人类共同面对绝望与希望、苦难记忆与文化对话的现实。
人性中的苦难意识和希望信念是人类战胜命运并最终走向“大同”的内在依据。真正的十字架上的真理是人性的实现。时间将使人类走出互相仇视、相互冷战的东西方“挑战应战”模式，而最终整合到文化的普遍价值有效性和精神超越涵摄性品质--对人类和世界的终极关怀上。
　　十字架的苦难预示着苦难的解除，是苦难记忆使这种解除得以实现；十字架上的死亡昭示着新的复活，是战胜绝望的希望并使这复活成为人类的启示性救赎。苦难记忆与人类希望使人类终将能打破“希望--绝望”的恶性循环，并最终战胜绝望。
　　历经苦难并开始对话的人类，还有企么理由去虚无游戏和悲观绝望呢？

（王岳川 学者 北京） 

《人类的忧虑》

《黎明的弥撒（局部）》

《黎明的弥撒》

《黎明的弥撒》

《世纪黄昏(变体)》

《作者与他们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