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的当下境况与未来希望

　　
　　一现时代文艺的基本境况
　　
　　无论如何，艺术在二十世纪的退化与庸俗化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从一个艺术创作者——或者还原到一个人的直觉体感来讲，流行艺术通常所具有的性质“震惊效果”被过度使用，已达至了对“身体施暴”的程度。那些超过100分贝的重金属音响，那些将隐私物甚至排泄物置入视觉领域的做法，只能证明艺术灵魂的全面贫弱与蜕化。在过去的时代，它还能作用于较长久的高级感觉系统，而今却只能作用于低级感官。由此带来的审美属性是短暂性、流逝性、革命造反品质以及一味追求“创新”的骚动心态。
　　产生这一切变乱的根源是人自身出了问题。信仰已不再是人的生存之根。从表面上看，是上帝的隐匿，然而实则却是人主动背弃了神明。这一背弃的结果，似乎是人获得了自由解放并极大地抬举了人自己，可实质上却是人的灵魂被形而下的物质异化和禁锢—结果是极大贬低了自身。试问，作为一个从土地中生长起来的、七情六欲俱全的人，还有什么比向神看齐更能使人趋向高贵呢？至少在视觉艺术领域，难道那些怪诞且残缺不全的雕塑，破碎而令人咋舌的绘画，能比古希腊的“眺望楼的阿波罗”、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最后的审判”更使人感到尊荣与高尚。快慰与喜乐吗？固然，现时代扭曲变形的视觉艺术品作为我们所处实际生存境况的真实揭露，多少具有对神性隐匿、人性异化的反证的意味．或者至少是对粉饰性、意识形态化的伪艺术的无情穿透（由此而转变为对神圣缺席所造成的心灵困厄的感叹），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当代性”；但同时我们切莫忘记了．艺术的终极使命并非只是敞开地狱之门现世的迷乱和黑暗仅是我们生命旅程出发的当下性起点，而绝非可供灵魂安居的栖地。
　　那么我们要问：为何会出现精神荒漠现象？首先要澄明的是，所谓精神荒漠是指人内心的自先荒芜，换句话说也就是人自先离弃了信仰而不由自主的造成价值的颠倒与人性定位的的偏差。不言而喻，人性定位的偏差．是相对于人性的正确定位而言的，这是一桩生存论意义上的严肃性的学术论断。考虑到生物与生理构造的基本性质，人只能是一个未定其价值身位的X，它的存在的全部意义，在于一个趋向于更高级存在形态的不断跃动的动姿之中。这是人的生命应永远处于一个二元对立的精神张力景观下方才具有意义的关键。如若取消人必得趋向的理想世界和彼岸世界，人的生存便无方向可言，人因向神看齐而获得尊荣的可能性也将随之消逝。现时代文艺基本素质的全面退化与低下，伟大艺术形态的不复呈现，高贵精神向低卑流俗的屈服，“物质人”、“机器人”的大量出现，已然以确凿的事实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可悲的境况。
　　
　　二　艺术在现时代中的作用与地位
　　必须承认。真正伟大的艺术——精神性艺术，在现时代的地位是非常软弱的.绝对的善、纯粹的精神性，天生不具生命强力。所以耶稣基督的眼泪被称为“羔羊的眼泪”。但上帝的羔羊在另一个国度里却是注定充满荣耀的。而生命的强力亦总有衰颓、毁灭乃至消逝的那一天。但丁曾借助贝德丽采的神圣引导而在净界顶端同时看到了这两个从终极意义上永不能沟通的国度。光，则是穿透这两个国度的唯一物质。呵，用光来象征精神性的基质该是多么奇妙！它是无法把提的，又是无所不在的，渗漫周遭一切的一切的。玫瑰花窗的绚丽色彩，宏伟建筑的尖顶在夕辉照耀下的色彩变幻，圣咏、弥撒中那似云彩般升腾而上的乐音，唱诗班与圣歌合唱队所发出的灿烂的和声......，这些都是光的启示的产物，或者说是精神的启示之物。而精神所启示出来的，正是甘心情愿皈依信仰的生命强力，在这一相遇事件中，生命强力与神圣精神的结合使得奇迹发生：冷漠无情的变成了令人感动的，无意义的变成了有意义的，鲁莽的变成了温顺的．冰凉无光的变成了光彩夺目的……。这一神圣的馈赠，不正是中世纪北欧蛮族的文化艺术转型时所生发的景象吗？不正是斯拉夫人、罗斯人于十四、十五世纪突然创作出来的圣像画中那神奇美妙的圣光型神秘体验吗？这赋予昔日野蛮、血腥、惨暗、艰砺的北方大地以温柔们爱之光的奥秘；　是来自摹然被信仰的灵虚之气贯透的灵魂，来自被柔弱之爱击穿　的灵魂，来自屈膝向神圣下跪的灵魂！
　　来自信仰情怀之创生学的艺术，因光的弥漫与朗照而显得无比动人。战死的鲜血，从圣杯传说到基督受难的十字架，从英雄史诗到四福音书，几乎是在一瞬间完成了某种不可思议的转换。这一神奇转换的见证，见诸于十四——十五世纪尼德兰音乐的勃兴，见诸于十六一十七世纪德意志音乐的崛起，见诸于十三世纪法兰西哥特式教堂建筑的繁荣，见诸于十四——十五世纪俄罗斯圣　像画的辉煌。
　　然而，人终究是人而非神，当人自以为能像神那样把握外部世　界与自身命运时，油然萌生的自信乃至狂妄便驱使人逐步背离了神圣、抛弃了信仰。由此，艺术的荣耀之冕便逐渐黯淡无光了。音乐艺术的急剧衰落首先证明了这一点。视觉艺术也不例外。这便是精神性的严肃艺术在现时代位处边缘，显得“无用、软弱”的外部原因。如今的人们之所以还需要艺术，至多把它当作一种从平庸的单维日常生活中获得暂时解脱的工具（如亨利·马蒂斯的名言：“艺术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安乐椅或按摩榻”）。这实际是在以肉身幸福的名义扼杀艺术潜在的深层价值。那么何谓艺术潜在的深层意义与价值呢？对于有着精神之眼的人来说，艺术——音声。图像、形体——所构成的魂语与灵语的织体，是沟通人的生命既定困境与超验未然之境的联系纽带。R·瓜尔蒂尼所说的“艺术开启精神的未然之境”，便是站在希望神学的立场上向我们示明：即使我们置身于生存困境之中，仍须持守对神圣降恩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以坚信某种“生存的新天地必将到来”为标识的。然而，在此需要提防的是：不能将这种盼望误读成“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因为，乌托邦社会理想的本质在于过分乐观地相信人能解决人的问题。可是，人类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社会形态——不管是以什么正义、幸福、自由、平等的名义去创立的，都已证明所谓乌托邦理想在终极意义的不可能性和欺骗性，以及这种欺骗性所带来的灾难性。
　　艺术在现时代——一个信仰沦丧、神圣隐匿的时代中的使命，决不是为科学进步论、人本主义社会论、人性至上论或现世乌托邦理想作注脚，而是要作为对人类生存永恒悲剧境况的发言者与见证者在场。“艺术的警醒作用”，是艺术在这心灵普遍蒙难的物质化时代中的首要使命。A·基弗尔所描绘的荒原大地图像，Tum所创作的纵深废墟景观，均是体现这一批判使命的力作。
　　强有力的艺术品——宏伟的音流、激荡的色彩、博大的画面，并不必然会使人由此而孤傲狂妄起来，因为艺术的强力也具有这样的功能：使艺术家的灵魂彻底敞开，经历上至天宇下至深渊的大苦大难，从而最终导致神圣的出场。保罗、奥古斯丁、米开朗基罗。多那太罗、贝多芬、马勒、卢奥、柯科希卡、西盖罗斯、奥罗斯哥、基弗尔……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人物。实质上，强大有力并指向神性的艺术品，不仅以精神见证的形式传达出神圣的启示，而且也有效反抗了现世的权力话语，以及由这一话语产生出的一系列“大众文化工业产品”的侵蚀。可以这么说，强有力的精神性艺术是与权力话语对抗的有效形态。
　　那么权力的性质是什么呢？
　　
　　三权力与“有效”
　　
　　权力是对在现实中生存着的人的一种强制性管理。它是一种意志的强行贯彻，一种概念的具体实施；其作用与功能是使人们在某种法定秩序下生活。权力的本质与人的生物根性——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相联系，所以强权——权力的极端形式，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之一。权力就终极意义来讲无法最终合理，它是对每个天生禀赋神圣生存权利（蒙神圣之召而来）的个体人的潜在威胁。所以权力需要监督。由此引出一个命题：监督权力所持的伦理道德依据在哪里？回答是：只能在神圣存在——上帝那里。也就是说，唯有上帝赋予每个人的神圣生存权利，方才为我们监督世间的一切权力形态给出了最终的伦理基础。同时它也是奠定现代民主社会三权分立、代议制的深层基础。M·韦伯所描述的新教伦理产生过程，已为我们理解上述观点提供了详实的论据。
　　如若取消了神性这一维，便失去对世俗权力施行制约的终极性基础。艺术对现世的监督与批判，只有立足于神性维度上才有深刻的可能，才有与平庸、媚俗、粉饰、追潮、逐新、噱头等一系列浮光掠影的“花招”划清界限的可能。艺术的精神指向，应是“神圣权力”的传达者；当然，持此种精神指向的艺术家自己应首先是信仰者，是对神圣的下跪者，是对人类苦难和不幸的关怀者与同情者，如此，他才有资格担负起传达者的使命。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卢奥、卡夫卡、艾略特、凡·高、吉皮乌斯、沙克丝…，便是这种关怀与同情的体现者。
　　精神是软弱的，但它又是无所不在的；权力是强有力的，但它亦是狭隘有限的，如同人的生命一样。人们往往只看到世俗权力的“生效与有效”，却常常忽视了它的罪恶性以及终极的被审判性。这种人在年轻时常有的无知，往往是一个老人在垂暮时仟悔、痛思的根源。他到那时方才意识到：生命行将完结，那些靠生命的强力意志所奋斗而获得的一切——从物质财富到名誉地位，都将与他；无关。死神已在冥冥中向他召唤，他周身的血液，最多只能支撑他捱到灵魂的审判台前。如若他不能在这仅存的有限时刻中企望到新生国度的形廓；如若他不能从终极实在那里获得灵魂的安宁与喜乐，那行将坠入空虚中的恐惧，那托带着罪恶泥污的自我谴责，那种因长期无意义的蛀空式生存而生发的“‘行尸走向”感，一就一定会在这生命的临界点把他击溃……。这时他也许会鼓起最后的思维力在想：难道人生的价值，就是那些在这欲望、权力的相互交织和倾轧中日复一日所呈现的东西吗？难道人生将注定在“他人就是地狱”的永无沟通中捱到尽端吗？难道被生物性所紧紧箍套住的肉身，就永远不能步入一个更高、更新的存在状态吗？难道人类在伟大时代曾持有过的艺术精神——无论是视觉的或是听觉的，都一定如昨日黄花那般一去不复返吗？难道人能够在时代发展、科技进步的“乐观挺进”中彻底改变人与死亡的最终相遇吗？一一倘若果真如此。我们尚且能在取消人的生存悲剧性景观的基础上另行谈论人的生命意义，一个永远不死、不老的人的另一种幸福或苦恼；一个取消了时间性而只有空间占有性的人的欢乐与悲哀。但至少在目前已知的人类历史中，任何人还无法想象出或描述出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景象。记得曾有一部电影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人从文艺复兴的十六世纪一直活到现在工业文明的二十世纪，他竟先未言说他的幸福——而是首先表述了他的厌倦，因为他永远只能品尝到一种爱情——一种少男少女之间幼稚的欢爱纯情，而无法渐进到人的中年、老年时对爱情成熟的体验。纯真的爱情虽十分可人，但因缺乏对比、失之变化而令人生厌。实际上这个浪漫的电影构思可以追溯到人类神话的最古老隐喻之一——西比尔向神要求了不死而忘了要求不老；结果她老得想死也无法死去。这实际上是以另一种表述方式来隐喻：若取消了时间的戏剧式结构，意义与价值便会退场。因为意义和价值之永恒性正是相对于生命的有限性而存在的，那种幻想人能够在科技力量中找到改变人生命的必然趋势——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衰老的秘方，并希图以此来一举取消人从神圣启示那里获得生命真理与价值意义，这样的念头实在是人所犯的最大过失。
　　诚然，我们并不想否认科技在改变人类的普遍生存状况方面，在促进社会趋向合理方面所起的作甩，但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忽视它反过来给人类带来的异化恶果：文化品质全面蜕化、精神生活极度匾乏、媚俗文艺铺天盖地、罪恶不义肆行泛滥。
　　科技、金钱、商业运作的有效性，对东方（中国）传统中那种以庄禅的虚无主义为根基的“无为而无不为”、“清净脱俗”的逃避心态无疑是一件有效武器，但后者毕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一俟前者胜利，其负面作用便会迅速显露出来。因为，无论前者或后者，它们与神圣的永恒实有之间都存在着一道无法逾越的价值鸿沟。为什么在这生命终有一死的世界里，我们要说有而不是无？为什么立足在这充溢着欲望和血泪的现世大地上，我们要坚持信仰、期盼而不是放纵、沦落？其终极原因、皆在于我们是蒙神圣之召唤而来的，我们的精神是注定要趋向神圣之终极实在的（尽管其间充满了沦丧与堕落）。在此背景下，现世意义上的“生效”，其最高价值也只是为精神的到场和朗显提供一个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精神以及作为这种精神物质化的文化艺术，那么我们与物种生命几百万年来那无意义、无价值的存在又有何区别呢？因此、《圣经》的创世说是对人的精神生命史的，个创生学隐喻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假设。正由于有了神圣突入此世——耶稣基督的道化肉身、以其言语和行为所启示出的生命真义，人类方才获得有灵有魂的生存价值。
　　那些雄伟的精神性建筑（大教堂）、绚烂的玻璃窗花与壁画、瑰丽的乐音旋律、提携人心的雕塑、圣洁庄严的诗剧等等，不都是作为对人与神圣相遇的见证而存在的吗？相反，此前的原始艺术——虽不乏生动的线条、奇妙的形象、古怪的音响…，但从其形态的直观上来看，能与具有伟大信仰的艺术形态相提并论吗？若没有天、地、人、神四根神柱的支撑，所有的文化艺术形态至多有其一般性的审美观念内涵，而断无终极的启示性意义。
　　
　　四“生效”、“功利”与“创造”
　　
　　“生效”指某种观念、理念在现世存在世界的具体实施与体现，对它的适度强调，可使我们“有效地”清除东方虚无主义那种清静无为的逃避心态之劣根性。但另一方面，生效毕竟是在“权力意志”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概念词语，在它之中所隐含的价值裂痕，唯有在神圣的光照下方能得到部分的弥平。否则，作为一个一旦堕入就无法超拔出来的深渊，过分迷恋于“生效”反而具有更大的毁灭性。
　　在此我们要问的是，“在神圣光照下的弥平”究竟指何涵义？可以这么说，“生效”只有具有置于神圣背景下的创造性质，那道价值裂痕才由可能被弥平，深渊中的毒素才有可能被覆盖，舍此，”物质的生效’与“精神的生效”就会在一个相对主义的平面上被“功利主义”抹成一团稀泥。
　　真正的“创造”，是上帝赋于人的某种具有神圣品性的基质，它与人的十命力的结合．方才是人获得幸福的来源。真正的创造体现了由人所具体执行的神的意志，因此它最终必然回归到神圣的怀抱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方才说得上物质生产与精神创造的正确关系。这两者关系的一个重要中介是“功利”这一观念。功利本身并无所谓好坏善恶，但它必须在最终意义上指向精神。如果功利只限于感官享乐与肉身幸福，如若功利不趋向灵魂的绝对提升，那么功利的物质化成果就极可能反过来压迫人。现时代各种艺术垃圾漫衍世间，便是“功利”在背离精神、否弃神灵之后所处飘泊处境的必然结果。
　　信仰统领功利，或功利背离信仰，这两种状态我们均可在人类不同时期的艺术形态中得到印证。圣经艺术时期——不论是建筑、雕刻、绘画或音乐，均显出信仰对一切物质存在的高度凝聚力和统摄力。在此，“功利”只是一个虔敬的仆人，一切荣耀归于主耶稣。当然，这也许是以巨大的肉体痛苦来作为代价的。反观现代艺术——它涉及到视觉与听觉的各个艺术门类，大都刻意表现出对原有精神传统的反叛与挑战，其结果，是将肉体的解放与感性的高扬抬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令人悲哀的是，它很快就不可避免地全面失控，功利成了无形的上帝。它指挥着盲目的肉身恣行无羁，甚至不惜甘冒纵身罪恶深渊的危险。然而最为严重的后果是：这一切肉体的解放竟是以精神惨遭蹂躏作为换取代价的，难道在歌舞厅、赌场、妓院风靡全球的时刻，大众的普遍文化质素的下降和精神意志的沦落不是一个铁的既定事实吗？
　　
　　五人的狂妄
　　
　　之所以人类对“权力”、“有效性”、“功利”、“创造”等一系列观念频生迷误，最基本的原因来自于人的狂妄。人自以为借助科学理性、科技智能便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由此，人开始公然抹煞此岸与彼岸的距离，在“我”字被一再大写的迷狂之中，任凭自我奔跑撒欢。在刚开始阶段，这种纯粹自我的创造尚显出一定的活力与积极性，但不久便显出疲软之相，甚至显露出更为可怕的堕落趋势。因为：这个被大写的人，实质上竟是一个不断自我贬低的人！正是人的狂妄，使人丧失了终极的榜样，从而只能向人的生物性屈服。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那些由人的主体创造意志所开发出来的新的审美领域，竟是以丧失一系列人之为人的精神品质作为代价的。宽恕、怜悯、同情、仟悔、自责、爱、感恩、呼告、倾诉、搀扶、赞美……，这些使人高贵、尊荣的精神情怀，统统在对人的主体创造性的疯狂膜拜中沦丧了，消失了。
　　尽管人类社会形态比起以前来要丰富得多，尽管目前人类社会所制定的自我道德律令能够制约和规范人们的大部分社会行为，但危机不仅依然存在，甚至更为深刻，内在。悲哀的阴云从未从大地上空消散，各种价值观的混乱，社会危机的重叠，艺术垃圾的弥漫，已将人类推上了一个面临生存决断的临界点。
　　“我们如死一般活着，苦难正变得更为深入”。难道“狂妄的人”——这个曾为上帝之死而欢欣鼓舞的人，还不应该从生命内在的苦难与死亡经验中感受到危机的震惊，并重新企盼启示的降临吗？
　　
　　六苦难、死亡
　　
　　如前所述，科学理性、技术力量使人造成某种错觉，自以为一劳永逸地远离了苦难和死亡。殊不知，苦难、死亡却是人类生存的某种基质。尤其是在今天，苦难的黑影被遮掩在经济繁荣的表象下，死亡的毒刺在灵魂深处悄然发芽。
　　然而，也正是这一苦难的阴影和死亡的毒刺，方才为人勾划出了一个可悲可叹、可感可钦的，由苦难到拯救、由不幸到至福的四重结构世界。苦难永恒而普遍地存在，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对苦难体验的深度以及表现它的力度。对于一个精神力足够强的民族来说，苦难能使其沉潜到虚无的渊底（而不是飘浮在半空），并最终成为敞开某种生命真义启示的契机。在此，超验信仰与伟大文化的前景在向他们呼召。
　　拉丁民族在“罗马的高贵诗魂”——维吉尔的引导下。逐渐具备了超验信仰的情怀，而圣保罗的传教，则进一步使他们行走在通往克吕尼修道院唱诗班的圣咏旋律中，直到终于看到了但丁所编织的玫瑰花环，在乐音的深处辉耀。对于一个新天地的复活冀望，使人再次变得年轻，以至于最终战胜死亡。这种二重生命的再生超越景观，决非那种“此生永世轮回”或“善恶因果报应”的生命阐释，而是立足于苦难大地悲剧景观中对生命进行沉思、对神圣发出祈盼、对苦难进行超越的结果。
　　苦难的最后解脱形式是死亡。死亡如果没有神性之手的依托——它以允诺复活之希望的形式呈现，那么死亡便会成功地变为隐伏在我们心灵上无法拔除的毒刺＿
　　人生的一般经验可以这样来描述比喻：人在年幼的时候盼望赶快长大，因为我们相信：生长茁壮会将我们导人幸福——永远快乐、健康、无忧无虑的乐观向上。但当生物的规律迈过了它成熟的顶点，衰老——死亡的先遣者便开始固执地附着于生命体上。不久，死神便从生命的雾障后露出它的狰狞面目.这时，我们的另一双眼被迫打开了。虽然这一双眼本不只是为看清死神的面容而开启的——它有其更为高贵的使命，但死亡却是它欲禀承那高贵使命必须经过的炼狱。这桩生发在另一个存在世界里的事件，是我们那双看贯了现存世界诸事件的本然之眼所无法看到的，然而，艺术史实却是我们破悉这一奥秘的最佳路径。只要稍稍注意一下许多大师晚年作品发生转变的事实，我们便可窥视到神性越过永恒向有限生命发出的召唤（或者说是人性克服死亡向永恒神圣的超升）。
　　米开朗基罗晚年在“最后的审判”、“圣母抱基督遗体悲拗像”中所体现的那个由巨人变为信仰皈依者的历程；贝多芬在“欢乐颂”、“D大调庄严弥撒”中所呈显的那个由英雄变为赞美吟咏者的历程；莫扎特在“安魂弥撒曲”中所展示的那个由宫廷乐师变为哀歌天使的历程；乔治·卢奥在“圣书风景”、“受难”组画中所体现的那个由愤世嫉俗者变为流泪悲悯者的历程，G－S－艾略特在“大教堂的谋杀案”、“四个四重奏”中所展示的那个由现世揭露者变为关怀祈祷者的历程〔·奥罗斯哥在“瓜达拉哈拉救济院小礼拜堂全景壁画”中所展现的由荒野呼告者变为末世预言者的历程……，无一不印证了这点。
　　文学艺术史从形象的领域向我们显示：生命的意义只向站立在生存临界点上的灵魂敞开．惟此时他才能既俯身看到从深渊中迫近上来的死神步履，又仰首瞻瞩到从天空传来的神圣呼召。如若那些习惯于平地生活的人一旦像查拉图斯特拉那样仁立于高山绝顶的稀空中时；如若那些整日沉溺于日常生活中的人一旦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站在待处死刑的绞架下时他们完全痛感生命的价值真义、切感尼采的诗歌和陀氏的小说中那些痛苦、祈盼平面上，因此我们的心肺功能衰退、想象能力贫弱、日常肉身幸福成为人们公认的价值尺规。原因皆在于灵魂世界业已哑暗、神圣存在业已隐匿、精神领域中最基本的高处与低处之分已被抹煞！
　　
　　七　高处与低处
　　
　　苦难作为人类有限生存的基质，它永恒地提出了一个“获救”命题。对这一命题的回答，必然引出灵魂域中高处与低处的二元对立，这也是人类富有意义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诸种二元对立景观中至关重要的一维。在艺术中．它往往表现为“至高的荣耀”与“深渊的体验”二者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哥特式教堂建筑．以陡直的上升造型，极富象征性地指明了低处的肉身与高处的精神之间的身位关系——提携、慰藉、超升、蒙思、获救、喜乐。然而，许多“现代人”却把哥特式大教堂内壁柱上的直立雕像看作是某种纯粹艺术风格样式的体现，甚至可将其与其它建筑进行一系列形式主义的所谓比较，这无疑是一个可笑的错误。如果这类论调得以确立的话，那么艺术也就没有什么高低之分了，人类艺术精神也就没有任何可趋向的高处了。这不等于是在美学领域制造关于艺术创造方面的谎言吗？我们要说的是，不仅建筑有高下之分，就是各民族——文化域的艺术形态在终极价值判断方面也断然有别。从人类的视觉所感知的形的基本性质来看，形体是无所不在之灵的实有化（栖居之所），光则赋予了形体以真实的可视可触性。当直立向上的形置于天、地、人、神四重结构中时，便蕴含了从低处到高处，从肉身到精神，从人性到神性的一切潜在意义。方尖碑一俟矗立于尼罗河畔，即标示着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之———埃及文明之魂已开始真正地意识到“高处”与“低处”对确立生命意义的迫切性。基督教文明禀承了埃及文明的余辉，在帝国铁蹄的迫害下、在蛮族入侵的灾难中逐步构筑起精神的王座：从“拉康塔堡”到“巴西利卡”式教堂，从拜占廷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到“西部哥特式”大教堂；从圣徒到殉道者，从先知到信仰者；那斑斑的血泪在圣光的抚揉中组编成荣耀的花环，一如《神曲》第二十三歌所描述的灿烂景象。当环绕这灿烂景象的花瓣如天使般从高处缓缓飘降下来时，低处的众魂有福了。生存的无穷黑暗，由于有了玫瑰花瓣的降临而得以映亮；生灵对死亡深渊的恐惧，由于有了天使羽翼的护卫而得以消弥。当人们目睹那些体现了圣洁信仰的艺术时，其灵魂获得的难道不正是这些吗？
　　有限生存的悲苦，本是无从慰藉的，即使是富贵荣华一生的帝王，待垂者临终之时也要惊心胆战地面对死亡的渊薮，也会哀叹：“人终难免一死呵！”更何况那些善良懦弱的平民百姓！此时，只有高处伸过来的搀扶之手，方才带来给我们终极的慰藉：因为神圣已化身为人，来到我们中间，并为赎回我们犯下的罪而无辜受死！在受难的十字架上，不仅死亡被战胜了，而且我们还因此获得了永恒的高处一它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并感召世人在有限世间生活的扁平面上树立那精神的主座。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方尖碑、哥特式教堂，方才能把捉住它的神学美学之深义。
　　
　　八自救与他救
　　
　　在精神的高处与低处尽端，横亘着最后的困惑：自救与他救。这一命题之所以令人困惑，是因为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始终鼓励人们相信自救，并在无形中信奉一位理智的上帝。理智的上帝，其本质并非什么上帝而是人的骄傲，它与十字架上受难的上帝无关。至少在艺术领域，我们已饱尝了这样的恶果：人的骄傲与撒旦达成盟约，合谋消灭歌声。难道在现代、当代艺术的万花筒里和魔术阵中，灵魂的歌声还存在吗？精神性艺术还存在吗？
　　当然，在此并非是要否定自救，况且它也是否定不了的。一因为，只有那些进行过艰苦自救努力的灵魂，才能在最后的生死临界点上被他救之光启明。这是一个从神性背景上提出的人类学问题，换句话说，文化人类学只有经过价值现象学的剥离，方才显出价值论上的本真意义。这一意义是我们那活血活肉的灵体所乐意接受的，同时也是神圣的救主所乐意看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命意志如同一个沉睡的矿藏。其巨大的潜在能量非得经过开采和燃烧，其光亮才能映照出生命旅程的长度和深度。但更为关键的是，在燃烧中被启明的神圣召唤，从遥远的宝座深处向我们发出；虽然那直射而来的光使自然之眼无法正视，但柔和的投影却能标示出我们的灵魂身位。这一譬喻便是伦勃朗的伟大肖像艺术的精髓所在。我们看到，当生命以虔敬恭迎的姿态迎接着从异域投射来的光亮时，逐渐地，自救之手在祈祷的自语中便不知不觉地摸够到了搀扶的他救之手。这两只无形之手的秘密相触，才引导着伟大的艺术灵魂创作出令所有灵魂为之动容的画面。伦勃朗的肖像艺术——文艺复兴后期最具世间人情味的艺术样式，正由于各种本质性原素（明暗、线条、形体、色彩等）共同集合在一个生存的临界点上，而涵括了“自救的低处恳求”与“他救的高处搀扶”的全部意义。
　　
　　九新世纪的艺术
　　
　　在新的世纪中，执著于精神性艺术者应一致努力，去挣脱现代艺术、当代艺术所面临的普遍文化困境。而走出这一困境的道路，g 只有在对新的精神性艺术的构建中才能实现。所谓精神性艺术，要旨在于重新摆正艺术与天、地、人、神的关系。艺术不能被放大，更不能被抬到信仰的地位，成为宗教的替代物。因为艺术并不能给出生命的答案与归宿。当下艺术的心灵功能，只不过在于对人的物质异化过程提出一个监督与警醒。而新世纪的艺术，则还要肩负起重新将艺术纳入深度性的精神、灵魂信仰这些超验维度中的使命。至于目前，艺术的退居边缘是极为正常的，这是对于艺术在近代以来主动离弃神性的惩罚。现时代的艺术看似自由了，实则却处于飘泊无依的状态。而对于处于飘泊中的任何事物来讲，回家”是最为重要的命题。何为艺术“之家”？此乃精神性的灵魂家园，在这个家园中，神圣的光照将使属人的艺术蒙纳荣光，并逐渐被提升到更高一级的艺术形态，直至有幸作为传道之言，作为神圣存在的视觉见证。这一见证分为两个方面，其反面是批判——立足精神、灵魂超越一维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其正面是赞美——立足于神圣荣耀恩泽一维的真心诚意的赞美。这一赞美与现世的歌颂、粉饰无关。它是对生命存在、创造力的奇迹和美的奥秘的吟唱。打一个最直白的比喻：在建筑艺术中，构成建筑物的基本材料是冰冷僵死的物质，只因与上帝所赋予我们的生命具有内在同构——与我们灵魂的血脉贯通，方才诞生了美。美的终极源泉只能来自上帝的荣耀。当我们聆听声乐的最高形式“主日弥撒”的荣耀经中那些充溢光辉的音声旋律时，便可亲感和理解，何为美之荣耀体态。这一音声体态的凝固形式便是精神性建筑（教堂）。那宏伟的主体空间，那精美的细部镂刻，那丰富的韵律变化，均充分显示了多声部的魁力。循着那流畅的生命阶梯，灵魂将瞻瞩到一系列生命与神圣相遇的动人奇迹。
　　在日常宴饮的恣意纵乐的表象之下，是生命时光的默默流逝和死亡阴影的悄然逼近。世间的一切，在时间冷酷之轭的驱赶下，无可挽回地衰颓。这是生命存在的可悲基质。它永远蜇伏在每一颗孤独的灵魂深处。
　　梦中的我常见到这样的情景：身体被不可知的力量轻举入空，无根地飘荡，直至升到远离生命的清冷高处。当我藉着月光回眸地球，竟是那样的无依无傍，亦如任何一颗星球那样闪烁着凄冷的幽光。刹那间我明白了：人是无法离开神而单独存在的！可悲可叹的生命存在作为神恩的赐与之物，唯有在神圣那里才能获得终极的依托与守护。
　　经过二十世纪的磨难——人的解放与贬值、神的隐匿与朗显，我们懂得：要执握做人的意义，必须以恢复神性这一维来重整人性的定位；而人的正确定位，只能在重建天、地、人、神四维空间中得以实现。
　　时值今日，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的对抗正在逐渐为各文化域的潜在冲突所替代，人们似乎喘了一口气。但现代社会的痼疾——由于否弃神而带来的基本不信赖，正在啃啮着从冷战阴影中摆脱出来的人们。各种深层的紧张关系已把人们消耗得精疲力竭。由此，我们迫切需要构建一个使各种紧张关系趋于协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与神的重归于好是其深藏的首要命题；而艺术，则是将这一命题彻底开启的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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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刊于《流亡与栖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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