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信仰与基督教神学（兼续回苏兄）
基甸
回应苏梦枕《诅咒上帝》
http://godoor.net/jidianlinks/lx/smz1.htm
有这么一所大学，在创建的时候在其建校方针中赫然写明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是人生最崇高和最终极的目的。这个学校的格言是“追求真理”，而这个“真理”是指上帝启示的真理。这个学校的校徽上，有两本书向上翻开，一本书朝下扣着，翻开的两本书象征上帝启示给人类的知识，扣着的那本书象征人类对上帝的真理不可能全部掌握，上帝有上帝的奥秘，人对上帝应该有敬畏之心。这所学校不是一所神学院，不是今天的美国福音派或者基要派基督徒办的大学，也不是十二、十三世纪欧洲兴起的天主教大学（那些大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鼻祖）。这个学校是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的“世俗”（并非为教会设立的）大学--哈佛。（今天的哈佛已经变成真正的、彻底“世俗化”的大学，但那是后来的故事了。）
基督教为什么会有神学？神学不是人的学问、基督教信仰不是与“人本主义”相左的么？这个问题不但非基督徒会有质疑，基督徒同样会有困惑。一些（少数）比较极端的基督徒甚至把神学视为“属魔鬼的东西”。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看待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的（巨大的）问题。
让我借此机会“科普”一哈好了。
按照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或者说“传统”的、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信仰），人因为犯罪堕落与上帝隔绝，已经没有能力单靠自己的理性认识全部关于上帝的真理。人获取终极的真知识的唯一途径是接受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有两种：1）普遍启示—如康德所谓“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在我心中道德的律令”，2）特殊启示—即圣经与耶稣基督。（我想哈佛校徽上的那两本书，应该也是一本是大自然和良心，一本是圣经和基督。）一方面，上帝的启示是全备清楚的，对人的“得救”和人与上帝和好来说是充分的，另一方面，上帝有他的奥秘，而人的理性有严重的局限，因此正如哈佛校徽所表明的，上帝的真理人不能全部掌握，因此人需要谦卑，同时需要努力追求去认识上帝的真理。
苏兄想当然地以为“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反智，就是只要迷信盲信就好，信了就上天堂，知识越多越“反动”。可“因信称义”真的一定引向反理性、反智的“盲信”吗？这样的“反智主义”真的是“基督教”的吗？
基督教信仰当然是讲“信而得救”的。基督教信仰的知识论是相信人要认识上帝，必然出于上帝自己超越的启示，即自上而下的“神找人”而不是抓着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提起来一样的“人找神”（参见哥林多前书一、二等章，约翰福音三章及罗马书等）。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理性，反而给理性适当的位置，在一定的范围内肯定理性的价值。这样的理性观正是跟传统基督教（如奥古斯丁）的“以信求知”的思想一致的。奥古斯丁当然是相信“因信称义”的“恩典神学”的。但是他同时强调“信心”本身并不是人得救的条件或者得救的原因--就是说人也不能指着自己的“信心”自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以弗所书二：8）。用同样强调“因信称义”的马丁路德的话来说，“因信称义”是人【通过信】被上帝称为义，而不是【因为信】就得称义--上帝的恩典称人为义，人以信来领受，信心是人得救的工具和媒介，而不是得救的条件或原因。
信心既然不是得救的条件或原因，那么信心的功用是什么呢？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信心只用于未见之事”，能够看见的事不需要信心。对得救属上帝的人来说，上帝及上帝的道就是“未见之事”。所以基督徒认识上帝是“以信开始，而以眼见来完成”。人从接受上帝的恩典开始，直到最终能够明白看见上帝恩典的成全，就是“信仰寻求理解”的过程。“信心”是基督徒当初“领恩”的媒介，“信仰”是基督徒得救以后“知恩”所构成的理解。信心引导我们寻求对得救的理解，正如保罗所说“知道所信的是谁”（提摩太后书一：12）。对奥古斯丁而言，真正的信仰必然需要寻求理解明白，“谁只相信他所不知道的事，谁就不能说是寻见了”。更进一步地说，真正的信仰就是真正的明白。因为我们的信仰并非一种心理作用，而是终极关怀，其要相信明白的是上帝启示的真理。真理之为真理，绝对不决定于我们心理上的认同。所以对真理的终极追求，就是对她的信仰和明白。因此人凭信心接受上帝的启示与救恩，而信心必然寻求理解，形成系统化的信仰。信心引导理性不断寻求更深的理解与明白。所以按照基督教信仰，基督徒都是以蒙恩得救开始，继而“以信求知”，以至最终明白真道。我们所信的还要去理解、去明白，我们要“深知道所信的是谁”，不但相信他，而且也要“知道”他、“认识”他。当今广受欢迎的福音派神学家巴刻（J.
I. Packer）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书，书名就叫《认识神》（Knowing God）。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
“以信求知”的传统并不是相信基督教信仰只限于理性能够确认的部分。信仰超越理性，它能够接触由启示而来的真理，而这是理性难以测度了解的。理性的角色是在启示所得的知识上建造，探索其含义究竟为何。中世纪的思想家吉尔松将基督教信仰体系比喻为华丽的大教堂，它建立于理性的石基上，但是其巍峨的建构却高出理性的基础，远超过理性所能了解的。而且奥古斯丁所谓的“理解力”，并不是如康德所批判的“纯粹理性”，而是结合人的理智、情感、意志的全人的对真理的追求，正如奥氏在《忏悔录》中所描述的人寻找上帝的“心灵之旅”。
从以上的角度来看，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对“神学有什么用”的回答就应该很清楚了。当然，基督教有两千年的历史，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数以亿计，苏兄说“基督神学的理论体系确实非常庞大”也是对的。（苏兄说“要从道义上反对它”不知是笔误还是语病？还是你想说“从道理上”或者“从教义上”？）苏兄原帖中所批评的经院神学只是历史上天主教神学的一派，并不能代表“基督神学”。在阿奎那（Thomas Aquinas,AD1225-1274）的时代，经院神学为了基督教神学系统化和“显明内在理性”的需要，开始从希腊哲学中寻求支持。当时的神学家们似乎对亚里斯多德情有独钟，认定他的理念可以为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提供理性的基础，也可以用来对抗反对基督教的人士（就象今天的苏兄这样的“反基派”）的批判、护卫基督教信仰。这也就是今后来的基督教（改教以前的天主教）的护教学所采取的进路（这种护教的进路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也许仍然有其影响）。阿奎那的雄心壮志是要建构一种兼具信仰与理性的知识体系，这也就是后来经院神哲学无所不包罗的“神学大全”的由来（阿奎那的巨著就叫《神学大全》）。今天我们一提到“经院神学”，就会想到“一个针尖上能够站几个天使”之类的迂腐得可笑的“课题”，理性主义细菌侵蚀的病症由此可见一斑。（当然阿奎那更以著名的证明上帝存在的“五法”而为人所知。）在福音派新教基督徒看来，阿奎那等人的知识论和护教理念（即苏兄提到的“自然神学”）有一个致命的先设，就是人的理性尚未完全堕落，所以人可以通过“中立”的理性来认识上帝，甚或仅仅依靠理性就能认识上帝。而这是不符合圣经所启示的知识论的。圣经清楚地表明，人背离上帝犯罪堕落，而人的堕落是“全人”的，包括理性的昏暗和蒙昧。堕落的罪人会压抑真理（罗马书1：19-23）。因此圣经断然拒斥人可以仅仅靠着理性归回上帝的可能性。
经院神学以后基督教神学一直在发展。及至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改教家们倡导的“回到圣经”和“唯独信心”等，实际上是对“经院神学”中的理性主义进路的反动和抗争。马丁路德（1483-1546）极力反抗亚里斯多德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统治，提倡重新正本清源回到奥古斯丁“以信求知”的原则，强调人的理性必须被信仰所引导。加尔文（1509-1564）的《基督教要义》强调教义和教理，将教义与信仰生活紧密相连。加尔文重新以真知识（认识神）作为神学的主旨，也是溯源“以信求知”的理念。加尔文讲的“知识”是救赎性的“以信求知”，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知识论。（路德和加尔文应该说是新教神学的代表。由此可见苏兄的批判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却真的是太片面太肤浅了，就象摸过大象尾巴尖尖两秒钟的盲人写一篇文章大批“不过就是一根短绳子的大象”一样。）
从改教到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对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的言说逐渐走向多元化。对此议题有较多较深入的探讨的神学家，先后有具存在主义意味的克尔凯戈尔（齐克果）、注重信仰经验的士马赫莱、强调“历史意识”的特洛尔奇、关注“处境化”的蒂利希（田力克）和注重“先设”护教的范泰尔(Van
Til)，等等。不过在二十世纪西方多元化的神学中，最引人注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的大概还是巴特的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新正统神学”。巴特希望建构的“神学大厦”乃是一方面确立传统的教义学（巴特的巨篇代表作即是《教会教义学》），一方面又力图与种种现代思潮对话。巴特仍然视神学为“信仰寻求理解”，他认为神学是人“关于上帝的言说”。面对现代主义和自由派神学，巴特奋起抗争竭力批判，然而范泰尔等认为巴特仍然接受了自由派神学和世俗哲学的一些先设。西方现代神学经历了现代主义和自由派神学的冲击，今天又面临后现代思潮的泛滥，对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的反思仍然在继续。毋庸讳言，对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当今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看法是多元化的。“耶路撒冷和雅典”是两千年的古老问题了。基督徒多种当然不是没有极端“反智”的，但是更多的（所谓“主流”的）基督徒并不简单的把理性和信仰绝对地对立起来。
苏兄最为反感的，是把基督教神学和“超自然的神圣启示和现代自然科学、哲学等混为一体”（后面还有“招摇惑众”一语，又是明显的偏激的诛心之论）。就这一点来说，很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对这样的“自然神学”也有批判。但苏兄说“超自然的、特殊的、抽象的基督教的生活世界只能建立在或者依赖于主观的个人信念”，基督徒就不敢苟同了。基督徒的信仰建立在上帝启示的真理之上，因此基督徒信仰的对象是“客观”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信则灵”，上帝（还有上帝创造的自然律）存在就存在，不依赖于我们相信才存在。人的堕落是全人的，上帝的救赎也是全人的。基督徒的信仰认真地说并非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不是礼拜天做了礼拜，然后就跟自己的“生活世界”完全无关了，“平时”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正如神学家、教育家、新闻家、政治家凯帕尔所说，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一个“生命（生活）体系”，是涵盖科学、哲学、艺术、政治。。。等整个人生与社会层面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1]，基督徒可以而且应该努力在各个领域“荣神益人”，当最好的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基督教神学还有一个认识，就是上帝既是超越的，又是临在的—“道成肉身”。）而且既然上帝有普遍启示，现代自然科学也好，哲学人文科学也好，对基督徒来说都不是没有价值，都可能是上帝显明其普遍启示的管道（当然也都可以用来见证和荣耀上帝）。加尔文说过，“假如我们相信，上帝的灵是真理惟一的源泉，那么不管真理在何处显明，我们都不应该拒绝或藐视，要不然我们就是侮辱上帝的灵了”。（强烈建议在网上高谈上帝的朋友们至少去读一点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有网络版[2]）。
当然苏兄的这个反感也是受了一些“主义”的影响。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思想，基本上是人本主义而与基督教信仰渐行渐远的。宗教被视为跟“生活世界”完全隔离的“形而上学”的“二楼”，表面上似乎很超越，实际上却很虚无缥缈，变成非常“业余”和私人性的“爱好”。在1836年以后的哈佛校徽上，那本象征敬畏上帝的书也变成朝上翻开了，意味着人已经不再需要敬畏上帝，教育和“宗教”不再“搅在一起”，上帝被逐出知识和思想的领地。不要说世俗的大学，就是今天的一些（“自由派”）的神学院，也都不把“认识上帝”当作目标，在今天神学研究可以完全跟信仰分开，变成完全是学术性的研究，根本不信上帝的人也一样可以研究。目前国内的一些基督教研究机构就是这样的[3]。当然，在很多基督徒看来，一帮根本不“认识”上帝的人在那里穷研究上帝，多少是有点搞笑的（圣经里和基督教信仰语境里的“认识”，不仅仅是理智上知道其存在，好比“苏梦枕认识克林顿”一样，而是包含了“相交”、“相契”、有生命的联系的意思）。
呵呵，这一“科普”开来就“普”多了，写得太长了，抱歉。在这里打住吧。关于达尔文主义与基督教，就留给以后再谈了，各位可参阅相关帖集[4]。
最后给苏兄“进一言”：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我劝你就不要“咸吃萝卜淡操心”了。人不是一根消化管道，人有“精神需求”，有“宗教情怀”，有“心灵追寻”，这个不是你和你的“主义”，也不是科学和哲学，可以“解决”的。中国人说不信上帝，甚至说“大爷我什么都不信”，但结果是信完毛 ZD又信李 HZ，结果是什么都信。基督教在中国经过那么多年的镇压和洗脑，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连一贯反教的知识分子都开始关注和感兴趣，归根到底，正是因为思想自由和心灵的自由任何人都无法真正的禁锢。苏兄不是崇尚思想自由吗，为什么要把基督教当成异端邪说洪水猛兽呢？你反对这反对那，可有些事情岂是你的意志可以改变或阻拦的？王怡看点关于上帝的书，你又犯得着这么忧心忡忡吗？难道那些书真的是有某种魔力的“大毒草”？苏兄自己看了些类似的书，不仍然还是反基的么？（当然，我看你是没有看懂，呵呵。）王怡又有什么特殊的呢？（我这么讲不是对王怡兄不敬。恰恰相反，王怡是我很喜欢而且尊敬的网友。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苏兄的“担忧”是把王兄的思想能力“看扁了”。）再说像你这样反基，真的很可能反而是在帮基督教的忙—我深信更多的有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会被一些肤浅的反基宣传和偏激的反基言论所误导，反而会通过网上的争论更加了解和认识基督教信仰，甚至帮助自己最终“认识”上帝。
[1]凯帕尔著、王兆丰译 《加尔文主义讲座》
http://godoor.net/jidianlinks/kp/kp.htm
[2]加尔文《基督教要义》
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ReformationTheology/institutes/institutes.html
）
[3]基督教研究机构与学术刊物
[4][进化vs.创造/设计]帖集
http://www.godoor.net/jidianlinks/jhl.htm
另，本文“以信求知”部分主要参考资料：
陈佐人，《教义、神学与“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现象与论争》，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编，香港，1997
A. E. McGrath,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中译本《基督教神学手册》，刘良淑、王瑞琦译，校园书房出版社，台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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