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主义讲座》第2讲
亚伯拉罕.凯帕尔(Abraham Kuyper)著 （1898年）
王兆丰译
第二讲：加尔文主义与宗教信仰
我们在上一讲所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1、加尔文主义就意味着抗罗宗主义的成熟，它使人类发展达到了一个更高更丰富的阶段。
2、以法国革命为起始点的现代主义世界观，除了模仿加尔文主义所宣告的辉煌的理论之外毫无自夸之处，因此也就不配得那所谓带领我们走向更高阶段的荣誉。
3、任何拒绝无神论的人必定会回到加尔文主义上来，不是恢复那老旧的形式，而是再次持定加尔文主义的原则，并且应用这些原则形成抗罗宗思想的统一，来改变今天基督徒那种缺乏能力的实际生活，来面对我们时代的挑战。
在今天这一讲里，我们要谈的是加尔文主义与宗教信仰。首先，我们会来看在敬拜至高神的范畴里，加尔文主义所起的主导作用。在宗教范畴内，加尔文主义所占有的那种特殊和感人的地位是无可否认的。
犹如一支神来之笔，加尔文主义创造出了自己的信仰告白，自己的神学，自己的教会组织结构，自己的教会纪律，自己的崇拜方式和自己的道德实践。长期来，历史研究的结果越来越证实我们宗教生活中所有新的加尔文主义形式都是同一种根本的思想，同一种不变的原则所产生的必然逻辑结果。与加尔文主义的能量相比，现代主义在同样范畴内毫无成果的努力所表现出来是一种彻底的无能。自从进入“神秘主义”以来，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现代主义也承认有必要为我们这个时代创造出一种新的宗教形式。在那曾一度闪闪发光的理性主义出现后仅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唯物主义已完全躲进的科学之中，一种空洞的虔诚又一次在竭尽其诱惑之能，一天比一天更吸引人去一头扎进那神秘主义的温泉之中。此种带给人几乎是愉快感觉的现代神秘主久义，正从那只来自不可知无限的琼浆玉露之杯开怀豪饮，饮鸠止渴（译注：此处用的是罗马神话中的一故），有人甚至说：这是有目的地要在一度耸立的清教徒大厦的废墟上建造出一种新宗教，新规矩，并要为其作为宗教生活的更高进化来举行一个宣誓仪式。这二十多年以来，这座新殿的庄严献礼也早已向我们承诺过。那么，她是否产生过什么结果呢？没有，什么也没有带给我们，也从来未产生过任何实际效果，那些五花八门的假设也从来未产生过一个有条有理的原则，甚至连一个稍微相关的运动迹象也看不出来，那棵人们等待已久的花连苗都没有从这片光秃秃的土地上发出来。与此相比，十六世纪伟大的宗教精神，以那大师般的一笔，就在目瞪口呆的世界面前展现出完整的宗教伟业，建立起最符合圣经的无形的信仰大厦。此大厦是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建成圣至观众们都忘了去注意她那奇妙的基础，而今天的现代宗教思想，我都不能用“创建”一词来描述，充其量不过是杂乱地堆积而成，就如是出自一个失败的业余作家之手，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家庭，甚至找不出几个隐居的灵魂曾经在此找到他“破碎心灵”的安慰（注：奥古斯汀语）。
而那位日内瓦的改教家则以他那伟大的属灵能力一下子就在五个国家里并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中为人提供了生活的指南，将人心向着众灵之父的神提升，让人获得永恒的圣洁平安。
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一个问题：这种奇妙的能量到底是什么？
现在就请允许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此宗教信仰本身，然后是在教会生活里所反映出来的此宗教信仰，最后是此宗教信仰给实际生活所带的效果。
那么，我们首先就必须来讨论这种宗教信仰。这里有四个关联的问题：
一、 宗教信仰的存在到底是为了神还是为了人？
二、 宗教信仰是直接运作还是必须通过媒介？
三、 宗教信仰是否能只需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还是关系到我们全部人生和我们的存在本身？
四、 宗教信仰是否能成为一种正常的，还必须是一个非正常的既：教会的特征是什么？
五、
对于这些问题，加尔文主义的回答是：
1、
宗教信仰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的，为了人的，而是美好的，是为了神的。
2、
宗教信仰的运作不应通过媒介的方式，而应是通过人的解释，直接出于人的心灵。
3、 宗教信仰不应只是与生活并行的，部分的，而必须掌握我们人全部的生存。
4、
宗教信仰的特征应该是救赎性的，它不应出于我们的败坏本性，而是出于我们里面新造的人，是通过重生在恢复人原来的标准。
下面请允许我对这些答案进行一一阐述：
现代宗教哲学视宗教为源自于人的一种潜能，它本身不能产生而仅仅只能支撑和维持宗教，此观点将支撑一棵正在生长的活苗的死的架子，当作了活苗本身。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是，人与环绕他周围的势不可挡之能的宇宙之间的强烈反差。宗教信仰被作为一种神秘的能量介绍给人，试图要为他提供一种力量，能够来对抗那引起他死一般恐惧的宇宙之强能。人从自己身上可以知觉的那种不可见的灵魂统治他可见的身体这种经验上，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大自然也一定由其本身的一些隐而不见的灵所驱动而运作。于是他就以此种万物有灵论为基础，先是把自然界的现象解释成为一支内在灵军所造成的结果，然后他又试图来抓住它们，控制它们，使它们来为他服务。再接下去，他的个人主义理念又将此发展成为一个更综述性的概念，开始相信有着个性的诸神的存在，并期望这些高于自然的神们会有效地与那可怕的自然力抗争。最后，在认识到灵与物质之间的巨大差别之后，他对那高于一切有形之物的超然之灵开始表示敬意，但他最后还是放弃了相信这样一位超出人世、宇宙间以外的有个性的灵。反过来却以他自己心灵的高傲而沾沾自喜，府伏在一种无个性的理想之下，将自己视作为值得敬拜的化身。无论在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宗教发展的哪一个阶段里，此宗教决不可能克服或超过其自身的主观特性，永远都是为人服务的宗教。人的宗教性是为了要来祈求或利用那些运行在大自然面纱后面的各种精灵，好使自己不再受捉摸不定的宇宙的摆弄。无论是喇嘛教的和尚将邪灵关进瓦坛也好，东方自然诸神们被呼来为抗拒自然之力向人提供避护也罢，抑或是那些被膜拜的希腊众神们，或者是唯心主义哲学将人的灵作为自己的偶像。在所有这种种不同的形式里，宗教仅仅是为了人的原故，为了他的安全，他的自由，他的地位，也部分是为了他战胜死亡而存在。这样的宗教既使是发展到了一神论，这个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丝毫不会改变，它的存在是为了帮助人，为了保障社会的秩序，为了在人需要协助或拯救的时候祭出来帮忙，要不然就是为了给人心因为罪的原因永远不会停止的挣扎中打上强心针。这样所产生的任何宗教其结果都会在饥荒、瘟疫横行的时候大行其道，在穷人和受压迫的人群中盛行，在卑微与脆弱之辈中得以发展，但却在繁荣盛世之下日渐憔悴；对成功富有的人们缺乏吸引力，也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所唾弃。当那些文明社会享受安逸与舒适，当科学进步，人日益不受自然压力的威胁之时，人们就会扔掉宗教的拐棍，以他们自己可怜的双腿踉跄向前，并对一路上的任何圣洁之物嗤之以鼻。
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宗教的必然下场。它只是一种不必要的多余而已，一旦自我兴趣得到满足它便消声匿迹。这就是基督教以外所有民族国家早期的宗教，今天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在比我们更富有更文明发达的社会里，所重复的也仍然是此同一种现象。
加尔文主义与以上这一切截然相反。它并不否认宗教具有它人的、主观的一面；它也不反对说当我们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在需要提升属灵热情的时候，宗教可以被我们的意向所推动，所鼓舞并得以加强；但加尔文主义坚持认为，出于上述这些原因的这种人为追求，在宗教的本质与目的上，是一种顺序上的颠倒。并且，加尔文主义者视这些为宗教本身的果子而加以珍惜。这样的宗教当然也为人带来祝福，但它却不是为了人而存在。正如圣经所说：“神创造万物是为他自己而造”（哥罗西1：16）
正因为此原因，神甚至在整个无意识的自然界里，在植物上、在动物上、也在孩童身上印上了宗教的表达：“全地都满了他的荣耀”（以赛亚6：2——4）“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诗8：1）“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19：1）“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马太21：16）冰霜雨雪、飓风、深渊——万物都的的确确在赞美神。正如人是被造万物中的颠峰，宗教信仰也同样唯有在按神自己的形象被造的人中间得以明确地表达，并且这决非出于人的寻求，而是神自己将信仰的种子（如加尔文所说的）撒在人心里，将真正的基本的宗教信仰表达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神自己通过拨动人灵魂的琴弦所产生的神圣感觉使人具有宗教性。由于罪的原故，一个需要的声音打破了此神圣之曲的合谐。在其最初的形式上，在其最自然的状况下，宗教完全是一种钦佩赞赏、崇拜敬意之情，它所产生的是升华与合一，而不是一种奴仆与受压者的依靠情绪。正如天上环绕宝座前撒拉弗那不间断的呼喊之声：“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6：3），地上人的宗教也应当是同一个声音，反射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灵感之源的——神的荣耀。宗教里每一个动机的起始点是神而不是人。人是器皿、是方法，唯有神是目的，是始点也是终点，是众水之源泉，也是众水所流回的海洋。无视宗教就是弃决我们存在的最高目的；而除神之外对自己的存在别无所求，除神的旨意之外别无他望，全身心地沉浸在主名的荣耀之中，这才是所有真正宗教信仰的精髓与核心。“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全”是三重的祷告，是所有真正宗教的表达之语。我们的格言必须是“先求神的国”然后再想到自己的需要。我们首先承认的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绝对全权，因为万有都是被他所造，籍着他所造，也为他而造。因此，我们的祷告就是所有宗教生活的最深的表现。这就是加尔文主义坚持的根本性的宗教概念，再也没有人找到过比此概念更高的概念。因为比此更高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加尔文主义的这种根本思想就是圣经的根本思想，就是基督教信仰范畴里的根本思想，也是人最高理想的实现。今天的宗教哲学，既使是在它最大胆飞行中，也从未达到过比此更高之处，也从未形成过更理想的概念。
宗教信仰中的第二个原则问题是：宗教信仰必须是直接的，还是必须通过中介的？人的灵魂与神之间是否必须要有教会、祭司、巫师、或任何一种神职中介？还是应将所有的中间步骤统统扔掉，好使信仰将人的灵魂与神直接联结起来？我们知道在所有非基督教的宗教里，毫无例外地将人的中介视为必须的。既使是在基督教自己的范畴之内，罗马天主教也又一次塞进了圣母、众天使、圣徒、烈士和一整套等级森严的神职人员系统等所组成的中介、中保体制。虽然马丁路德曾站出来坚决地反对神父制的中介系统，那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会（即：路德宗教会）却又旧梦重温，自称为“中保的位置、神秘的管家”。在此点上，也是加尔文并且唯独加尔文完全认清，纯洁的属灵信仰的概念。他确信，宗教信仰是神与人心之间的直接交流，绝不应包括被造之人的中介。这决非出于对神职人员的憎恨，也不是轻视烈士的价值，更不是低估天使的重要性，而完全是因为加尔文以捍卫信仰的真谛和此信仰真谛中神的荣耀为责无旁贷的己任，绝不允许任何妥协与摇摆。他以圣洁的义怒，与任何站在灵魂与神之间的人和传统开战。他当然清楚地认识到，堕落的罪人要与真正的信仰有份，就必须有一位中保，但此中保绝不可能在任何人中找到，唯有既是神又是人，唯有神自己才能成为这样的中保。并且，确定此中保的职分不是来自我们人的一方，而唯独来自神的一方，来自神和圣灵内住的，被重生的心。
在所有的宗教里，神必须是主动的能力之源。唯有神才能使我们有信仰，他才能赐给我们真正的宗教之情，我们的能力所能做的是组成教会，以表达神自己在我们心底深处搅动起来的最深的情感。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把加尔文看作仅仅是奥古斯汀第二的人是错误的。尽管奥古斯汀对神圣洁恩典的坦承令人崇敬，但他仍然一直是一位主教，他保留了自己作为三位一体神与普通信徒之间的中介地位。并且，尽管他在他那时代是最敬虔之辈中的佼佼者，但他对代表一般信徒对信仰的真正要求却没有深刻见解。因而在他的教义里，把教会誉为一个神秘的供应者，认为神所有的恩典都只从教会里流出，所有的好处人只能从教会领受。然而奥古斯汀又比较注重预定论，因此奥氐本人才是造成奥古斯汀主义与加尔文主义之间模糊不清的原因。出于人的原故的宗教就会有这样一种立场，即：必须以人来作其他人的中介。而为了神的原故的宗教则不可阻挡地拒绝所有的人为中介。只要宗教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帮助人，只要人以为凭自己的献身就配得恩典，那么，不那么敬虔的人祈求敬虔之辈来做他们的中介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因为一个人得不到，只好有求于他人。结果子的枝子太高，只有手长的才能摘到，那么手长的只好为那些无奈的代劳了。
与此相反，假如宗教的要求是每一个人必须将荣耀归给神，无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来代替他人，那么每一个人就必须自己来到神面前，于是宗教也就只能在信徒们的普通祭司概念上达到其目的。甚至新生婴儿也必须从神自己那里获得信仰的种子。那么，哪怕婴儿在没来得及受洗之前就以夭折，这孩子也不必被送去地狱边缘的清白之处（译注：罗马天主教的创新之说）等候。若是蒙拣选的孩子，那么就与其它蒙拣选的一样，进入与神的个人交往之处，直到永永远远。这第二点对于个人蒙拣选的承认上，其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这也正是信仰的顶点。一方面，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必须倾向于让人自由，让人可以对神刻在一切被造之物上的宗教印记清楚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每一个宗教范畴里的中介、祭司或巫师的出现都将人的心灵捆绑。并且，敬虔之心越热忱，这种捆绑与束缚也越可怕。在罗马天主教里，甚至在今天，那些虔诚的信徒仍然被紧紧地束缚在神职人员的桎梏之下，只有那些虔诚之心减弱了的天主教徒，通过与自己教会保持一种半松半紧的联系才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半的自由。在路德宗教会里，教会的束缚要少一些，但却远远没有完全松开。唯有以加尔文主义为立场的教会中，我们才找得到属灵上的独立性，此独立性也使信徒若有必要，为了神的原故，可以站出来反对自己教会里最强有力的人。唯有那些自己站在神面前不受干扰地享受与神交通的人才能真正具有那荣耀的自由翅膀。
在荷兰、在法国，在英格兰、在美国，历史提供了最无可否认的证据与事实。那些专制者们从未见过像加尔文的跟随者们那样如此具有良心的自由与不可征服的反抗精神，如此英勇无畏而充满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心的人们。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每一种神职中介无一例外的，必然是造成一种外在的宗教并饰以神圣的形式。唯有当那些神职中介消失，神创世之前的全权拣选将人内在心灵与神自己直接相联，那上天之光直接照进人们的心底，唯有这样的宗教信仰，在最绝对的概念上，才真正是得以完美实现的宗教。
这就自然地引出第三个宗教信仰上的问题：信仰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呢？还是在最严格意义上，最全面、最彻底的征服整个人的？
假如宗教的实现要依赖神职人员的中介，那么宗教也就只能是部分的。如此理所当然的是，每个人只在他的宗教需要被激发起来的时候，或者他能找到人为中介的时候才需要宗教。此类宗教信仰的这种特殊性可以用下面的三个特征来表明，即：此宗教必须在其特定的宗教组织之内，在其特定的宗教范围之内和在其特定的宗教人群之中才能生存，才能发达。
最近发生的一起争议可以来证明其第一种限止。我们这代人中的学者们声称宗教应该退出知识界。宗教想要表达自己，唯有使用或神秘兮兮或实用主义的手段。在宗教范畴之内，神秘性与道德性总是会被热烈喝采。同样，在宗教范畴内，知识与理智只会引向深奥的幻觉，也就只配闭嘴。抽象思维与教义正在被日益关入禁区，取而代之的是不可知论的趾高气扬。与人为善成为测验宗教的试金石。在情绪与感觉的河流上，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掌舵航行。而深入思考则被看作是要陷人于沼泽地而被避而远之。任何宣告，只要是带有教义的前提，就被标上不符合宗教的违禁品拒之门外。尽管同样是被这些学者们誉为宗教天才的基督以最强的语气教导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译注：中文合和本的“意”字原文希腊文为“心、意、智慧”）。但他们却反其道而行，想方设法要我们放弃思想，扔掉智慧，认为这些东西在圣洁范畴内是无用的，是不符合宗教信仰的。
于是，宗教信仰就被限制在我们的感觉与意志上，而不是我们的全人，其结果我们信仰生活的范围也就只能是限制在这种局部性之中。信仰被从科学、从社会政治生活中扫地出门，只好呆在我们内心的祷告隐秘之处。康德（译注：德国哲学家）把宗教的范围限定在道德生活的范畴之内。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秘主义将宗教信仰关进了情感之域。其结果，一度是我们生活中坚定力量的信仰被推到了生活的边缘，不再成为推动世界前进的动力而被看作是躲在远远角落里的个人爱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特征之三，即：宗教信仰在我们这代人中被视为只适合于一群敬虔的人，与他人无关。因此，宗教组织的有限性也就造成了宗教范围的有限性，后者又造成了宗教圈子里的人群的有限性。正如艺术被视为有其自己的组织，自己的范围和自己的热衷者一样，宗教信仰也不例外。因着大部分人不具备神秘的感觉也缺乏坚强的意志，他们也就没有看见过神秘的发光，缺少虔诚的行为。但事实上，还是有许多人内心充满对无限者的感觉，充满了圣洁的力量，并且，敬虔与信仰使他们在想象力和实际能力上都成为出类拨萃之辈。
罗马天主教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上也渐渐地喜欢起上述的部分性的观点。他们把天主教之内存在的视为唯一的宗教信仰，把信仰的影响范围限制在生活中那些他们使之成圣的部分。我完全承认，他们想要尽最大的努力把人类生活都拉进圣洁圈子之内，但是任何此圈子之外的，任何未受过他们洗的，未被他们点过圣水的都被认为是对真正宗教信仰无益的。就如他们将生活中被圣化过的与污秽的之间画上一条界线一样，他们也在自己的圣洁范围之内有不同的宗教标准划分——神父与修道院为“至圣所”，敬虔信徒为“内院”，那些虽然受过洗但仍然继续贪爱世界的罪中之乐之众则就成为“外院”。那些在外院里的人把生活中90%的时间花在宗教以外的事上。
于是，宗教也就随着人们从平常日子到节日，好年头到危难、灾病之日，从人生得意到濒死之时，而成为与部分的人生有关系的东西了。这个体系的两重性在一年一度复活节来临之前的那段时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译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规定，复活节前四十天为大斋节，而斋节前则有一个星期的狂欢节）从尽性狂欢到斋戒、忏悔，给人的灵魂荡个大千秋。不过中间倒还给属血气的一个机会，让他们在沉入幽谷之前来倒空他们欢乐之杯里的狂笑、荒唐之残滓。
对此，加尔文主义予以坚决反对，并证明宗教信仰的全面性与完全的实际应用。假如万事万物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神，那么他们就当然应该将荣耀归给神。天上的日、月、星晨，空中的飞鸟，周围的整个大自然和所有的生命，以及在这一切之上的作祭司的人都必须向神负责。尽管被造之物的大部分因罪向着神的荣耀死了，那理想的要求并未改变，即：每个被造之物必须沉浸在宗教信仰的河流里，以信仰作为祭献给全能之神。把信仰仅仅限于感觉与意志，对于加尔文主义来说，简直就是匪夷所思。被造之物的祭司所受的膏油从头顶流到胡须一直流到他的长袍的底边。他的整个人，包括他的能力、他的力量必须被圣洁之情渗透，他又怎么能够将自己里面的理性良心，即：那从神自己那里来的，照耀他的亮光拒之门外呢？
要让他所信的神成为他感情之下的世界，成为他意志的外在表现，而不在他的内心，不在他的良心中央，不在他的思想之中；在研究自然与哲理有一套标准，但在想到创造主本身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标准，对于加尔文主义看来，所有这一切无异都是在公开否认永恒之神。
加尔文主义宣告说，无论在宗教的范围之内还是在对人的影响上，信仰都应当具有统一性。神创造了万事万物并给它们的存在设立了不变的规律。加尔文主义认为既然神已经为所有的生命预定了规律与法则，万有都当绝对顺服神、事奉神。那种躲藏在秘室里、局限在教会里的宗教为加尔文所憎恶。加尔文与诗篇的作者一起要求天、地，要求万国万民将荣耀归给神。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全能全权的神。宗教信仰要求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必须赞美神，遵守神的法律。人手所做的一切都当被热情的、不停的祷告所渗透。一个人无论站在何处，无论做什么，从事何种行业，不拘是种地还是经商，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或从事艺术或研究科学，他都永远站在神的面前，他都受雇于服事神的工作，他都必须顺服他的神。在一切之上，他的最高目的就是荣耀神。
如此，加尔文主义者是不可能将信仰只限于一群人或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中间，宗教信仰关系到全人类。因为全人类都是神的创造，是他的奇妙创造之工的产物，也完全属于他。因此，全人类都当充满对神的敬畏，男、女、老、少，卑贱、尊贵，不仅是那些已经开始进入他里面的，也包括那些还站在远处的，都不例外。因为神不仅创造了人类，不仅将他的特殊恩典赐给一群特殊的、蒙他拣选的人，也将他的普通恩典赐给所有的人。有一点是肯定的，信仰的亮光和信仰的生活在教会里是最集中的，但此永恒之光也通过教会洞开的围墙和宽敞的窗口射向全世界。这是座落在山上的城，人人都能从远处看到她。这是神圣的盐，渗透每一个方向，抑止所有的腐败。哪怕是那些尚未见到那上头来的光的人或者闭上眼睛不看的人，也同样地被告诫，也同样地被强调要在万事上归荣耀给神。所有的部分宗教都将其两重性来影响人们的生活，但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从不丢弃宗教一致性的准则。来自神的同一个要求必须刻在所有人的生活里。因为只有这位神维持、保护了所有的生命，正如他创造了所有的生命一样。
这，就直接引出了我们的第四个主要问题：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到底应该是一般性的、正常的，还是特殊的，关于救赎的？
我所关心的是，信仰上所必须来思考的关于人的现状到底是正常，还是已经败坏、陷入罪中、已不属正常。眼下最时兴的观点是，宗教信仰的起始点应该把人都视为正常的，即：非但人之初性本善，而且现在还是不错。这到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已经达到了宗教信仰的正常标准，没有人坚持这种说法，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声明的荒唐。事实上，我们所见到的远远达不到正常的宗教标准，因此，宗教的发展一直都是不完美的，正是这种“正常”宗教的观点，认为宗教就是从低等渐渐发展到高级的理想才是正常的。根据这种观点，最早的宗教痕迹就应该在动物身上找。这，可以从狗对主人的爱慕上看到，就像我们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一样，宗教也就是逐渐从低向高阶段发展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宗教经历过所有的记录，目前它正在做的就是使自己脱离教会与教义，进入到一个所谓更高的阶段——人对那不可知的无限具有的一种无意识的感觉。
这一整套的理论遭到一个完全不同理论的坚决反对。这个完全不同的理论并不否认在动物里面有许多与人相似的地方，或者你若允许我这样说的话，动物都是事先按人的形象造的，就如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一样。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人被造时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完美的，即：他的里面充满了纯洁的、真正的宗教。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外邦泛神主义中有那么多的不完全的、荒唐的宗教，其原因不在人被造时的状况，而是人堕落后的结果。这些低级的，不完全的宗教形式不是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而是一种可悲的败坏。这种败坏就其本质而言，只有以一种救赎的方式才有可能得以恢复，回到真正的宗教。
在上述两种理论的选择上，加尔文主义毫不迟疑。在神的面前，加尔文主义者如此地被神的圣洁所感动，乃至他对自己身上罪的认识立即使他的灵魂遭受折磨，自己罪的可怕本质给他的心压上了负不起的重担。任何企图把罪解释成人向完美发展道路上不完美的阶段，只会引起他的忿怒，因为这是对神无尚权威的侮辱。他承认，罪的外在表现或许在我们看来是逐渐变得不那么可怕，但人心的道德状况却从未改变过。三千多年前，大卫的灵魂向神哭喊，十六世纪每位神的儿女在神面前的激情仍然丝毫未变。罪的败坏是人类一切不幸的根源，这个概念今天远不如在加尔文的时代那么深刻，然而加尔文主义者根据圣经，所坚持的关于地狱与定罪的断言则绝非严酷，而是生活的最严肃性和对神的绝对圣洁的最深刻认识的证明。难道从那位至高者嘴里没有流出最温柔、最感人的话吗，难道不是吗？但同样从他口里不也是重复地、决定性地说出“丢到外面的黑暗里”（马太22：13），“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马可9：48）吗？在此点上，加尔文也是对的，因为那不同意这些话，拒绝这些话的人就是表里不一。这种人既想要真诚地承认神的圣洁，又不想放弃罪的毁坏能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对罪的认识一事上，加尔文主义者在对自己生活的悲惨和在对神的圣洁伟大的深切体会与信服上认识到，真正的生存首先是重生，第二是良心的清洁。
重生就好像是神将那扭曲的生命轮子一下子纠正过来。但因这一讲的主题不是重生，我就不能详细展开。但我必须提一下启示，即：圣经的权威，很重要的一点是，施韦策（注：德国新派神学家）等人把圣经说成仅仅是改革宗教信仰告白的原则。但真正的加尔文主义关于圣经的概念远比此深刻，加尔文认为，圣经是圣经启示中必不可少的。对于加尔文来说，圣经是高于一切的权威，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此教义使加尔文主义者能够把对圣经的批判性分析与应用（注：新派神学用的就是此批判性分析）视为对基督教本身的背弃。在人堕落之前的伊甸园里没有圣经，在将来荣耀的天堂里也不需要圣经。当那透明的自然之光作我们的衣裳，当神里面的话以本来的清晰在我们心中响起，当人类的所有语言都完全诚实，当我们里面的耳朵完全打开之日来临，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圣经呢？哪一个母亲正当她那些亲爱的儿女环绕膝下之时，正当神允许她尽情享受儿女们的爱之时，会在一份关于“儿女之爱”的协议书中失落呢？
但是在我们目前这种状况之下，在这种不能通过自然与神交往之下，我们的心已经失落。罪带来与神的隔绝，当今在那种反对圣经权威的观点上反映出来的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我们人的状况是正常的，我们的宗教信仰不需要拯救。既然如此，那么圣经也就大可不必了，非但不必，并且还给我们的感觉造成阻碍，成为条条框框。因为圣经把一本书夹在了神与我们的心之间。有了口头的交流就不需要书写了。当太阳升起照亮屋子时，你就会关掉电灯，而太阳下山后，你就感到人工照明的需要了，每间住人的屋子都需要照明。宗教信仰也一样，在没有雾来挡住我们的眼睛见到神圣之光的时候，我们的脚前就不需要灯，路上也不需要光。
但是，当历史、当我们的经验和良心同证这样一个事实，即：纯洁与完全的天上之光已消失，我们在黑暗里摸索的时候，那么就必须有一种不同的光来照亮我们，神所使用的这种光就是他的圣洁话语。
因此，对于加尔文主义者来说，圣经之绝对必要性不是来自于推理，而是直接来自圣灵的见证。这不仅是历史上一贯的立场，也是圣经本身所宣告的。但圣经那影响灵魂，吸引灵魂的磁铁般力量，尤如磁铁一样，不是出于推论也不是什么不可喻的魔术，而是清楚明了地叫人知道。
神重生我们，他重新点燃起我们心里那被罪所扑灭了的灯。此重生的必然结果就是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与外面的世界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此冲突越强烈，重生的原则就越渗入我们的良心。神在圣经里向被重生的人启示了一个不同的思想世界，一个不同的力量的世界，一个完全的美丽人生的世界。这与他的日常世界截然相反，却与他心里新生命的奇妙之道相吻合。于是蒙重生的人开始体会从他灵魂深处所搅动起来的特征，体会到圣经中向他启示的。从而认识到他周围世界的本性，认识到圣经里的神圣真实。一旦他开始认识到这些的真实，他就接受了圣灵的见证，他里面就对众光、众灵之父产生渴慕。离开圣经，他只能找到价值的影子，但现在他透过圣经的棱镜向上看，他重新找到了他的父、他的神。为此原因，他并不为科学设限制。若有人批判就由他批判吧，这种批判甚至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圣经的伟大。加尔文主义者一刻也不会因任何批评而放弃手中的棱镜，它将神圣之光分解成灿烂的五彩缤纷。无论人如何指摘，他内心所蒙受的恩典，圣灵的果子能够使他决不放弃神圣，决不放弃那对罪人来说必不可少的、宗教信仰的救赎立场与特性。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如同花草、动物一般。我们的无意识与孩童，与入睡了的，与失去理智的亦无差异。让我们之所以成为高级的生命，之所以使我们成为头脑清醒的人的关键是我们的完全的自我意识。因此，假如宗教信仰作为最重要的功能，要在自我意识的最高范畴内运作的话，那么救赎的信仰，与内心重生的必要性都要求有一种亮光，一种启示来照亮我们的那点微光。此亮光来自神，通过人写成的圣洁的话语赐给我们。
终上所述，在宗教信仰这四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加尔文主义已经一一表达了自己的教义，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既使是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满足最理想的要求，并为更高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第一，它认为宗教信仰既不是实用主义，也不应该是那种为了人而存在的善良的守护神的概念，而是为了神，并且唯独是为了神而存在。这就是加尔文主义的神全权全能的教义。
第二，在宗教信仰里，神与灵魂之间绝不允许有任何被造之物作为中介。真正的宗教信仰是神自己在人内心的直接工作，这就是拣选的教义。
第三，宗教信仰不是一般性的，而必须是救赎性的。
这也就引出了第四点：由重生之必要性与圣经之必要性所组成的教义。
在讨论了宗教信仰的这些特性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教会。从它的组识形式，或者说它的存在现象上来看，我会分三个阶段来看，加尔文主义概念上基督的教会本质，教会的具体表现和教会的目的。
1、 教会的本质
加尔文主义认为教会的本质是一个属灵的有机组识，包括天上、地上，其中心和一切行为的起始点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神创造了宇宙，并将此宇宙的属灵中心置于我们这个星球之上，使地上的万物以人为被造的顶峰，按神的形象被造，并吩咐人使万有为了神的荣耀而成为圣洁。因此，在神的创造中，人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尽管罪已经搅扰了此设计，但神仍然使这一切继续在地上存留、运作。他如此爱他的世界以致他以自己儿子的位格自己赐给世人，再一次使我们人类、并通过我们人类使他的宇宙与他重新建立起一个与永生有份的关系。毫无疑问，人类这棵树的许多枝子、叶子会雕落，这棵树本身仍然会得救；靠着在基督里的新根，这棵树会再一次开出荣耀之花。因为并不单单是在这里、那里拯救一些个人，最后机械地堆积起一团，重生得救的是人类的有机的活组识。因此，所有蒙重生之人的生命组成了我们有机的组识，基督是此有机组识元首，所有成员都通过奥秘地与他联合而凝聚在一起，但是只有在主第二次再来之日，此作为宇宙中心的完美的有机组识才会真正显明，目前，它还是隐藏的，就像是剪影一样只能隐约看到。将来，新耶路撒冷从天上，从神而降。目前它从我们的眼里收回其光芒于奥秘之不可见之中。因此，真正的圣所是在天上。在那里有赎罪祭坛与祷告香坛，在那里有基督按麦基洗德的等次在祭坛前，在神的面前作唯一的大祭司。
在中世纪的那些年代里，罗马教会越来越丢掉此教会的特性而变成为世界俗的性质。在地上的教会里又搬回圣所，用石头再砌祭坛，并设立一套等级森严的祭司制度在祭坛前运作。接下来，那有形的牺牲就成为必然，最后就发明了那套不流血的弥撒献祭仪式。加尔文主义坚决反对这一套，不是从原则上与祭司制度对抗或反对祭坛与牺牲本身，因为祭司的职分不会消失。原因很简单，每个人都深知自己心里的罪需要赎罪祭这个事实。所以，加尔文主义要除去的是这套世界上的自备献祭制度，要每一位信徒都再一次抬起眼睛，仰望天上的真正圣所，那里有我们唯一的祭司基督站在真正的祭坛前作执事。因此，这场战争中所反对的不是祭司职分，而是，罗马天主教关于弥撒仪式中的那套圣餐献祭教义，并且唯有加尔文一人从头到底言行一致地彻底反对。路德宗和英国圣公会（即英国国教）的人们重新建起一种地上的祭坛，唯有加尔文主义敢于完全将其弃之。结果，圣公会中的祭司制（即：主教制）被保留下来，在路德宗的国家里王子们成了最高主教，教会中也模仿了罗马天主教的等级制；而加尔文主义宣告教会里所有人的绝对平等，拒绝为教会领袖和管理人员添加任何其它的职称，他们都是执事（译注：英语长老、执事传道人都可用Minister 一词），都是仆人。加尔文认为，把旧约时代作教导用的，在新约已经实现了的影子与预表今天再拿出来，有损于基督的荣耀，也降低了教会的属天性质。
因此，这些悦人眼目的浮华仪式一日不停止，加尔文主义就一日不罢休。唯有当这种神职司铎的最后一粒闪闪发亮的扣子被除去，地上的教会才会再一次成为外院，信徒们可以在此仰望天上永活神的真正圣所。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对教会的这种属天特征作了如下完美的描述：
“无形的普世教会为过去、现在与将来在教会的元首基督之下所召集合而为一的选民总数所构成。这教会就是主的配偶、身体和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
唯有此才是无形教会成为圣洁，并具有长期重要性的教义。诚然，基督的教会是不可能在地上真正地、完全地存在的，至多也就是一代信徒在某一段时间里，在此圣殿大门之内。从创世起以前各世代的信徒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去到了天上，因此，那些存留在此的是客旅，正从圣殿大门往圣所去的路上，那些在今生未与基督联合的人死后是不可能得救的。弥撒仪式绝不能为死去的做什么，也没有能力叫死者再悔改，这是德国的现代新派神学家们正在鼓吹的。
这一切的人为仪式被加尔文视为是在混淆天上真教会与地上不完全教会之间的区别。不是地上的教会将光送到天上，而是天上的教会必要将光送到地上的教会，地上的教会就好像是被一片幔子遮住看不到天上教会的真象。因此，我们在地上首先是通过圣灵与天上的真教会奥秘在交通，其次我们也因着显示在透明幔子上那真教全的影子而喜乐。神的儿女不应以为真教会在地上，幔子的那边只不过是我们想象力所能及的理想产物，与此相反，我们应该诚信的是，基督成为人，成为我们的样式，已经进入了幔子那一边的无形之中，成为与他同在、在他周围、在他里面的教会的元首，那里是我们得救的真正的、根本的圣所。
在清楚地知道了无形教会的本质和对我们蒙重生的人类与天地所起的作用之后，让我们来看看地上教会的形式。各地有不同的地方教会，或信徒以教会的形式聚集的团体，遵守基督自己制定的规定。地上的教会不是分配恩典的机构，就好像是在那里分配属灵药物似的。教会里没有神秘的、属灵的高、低等次可以让神职人员对普通信徒施加神秘的影响。教会里只有蒙重生的，公开承认信仰的信徒根据圣经的命令，在信仰的结构下所形成的一个团体，以基督为王共同生活。这才是地上的教会，不是建筑物，不是严密的组识，也不是属灵的论资排辈。对于加尔文来说。只有在一群由公开承认信仰的个人所组成的人群中才能找到教会，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众人合在一起，不是以他们自己看为合适，而是按照基督的命令而行。在地上的教会里，众信徒的普遍祭司作用必须得以执行。请不要误解，我不是说教会是一群敬虔之辈为了宗教目的的组合。这不是教会的本质，真正的、天上的教会必定会在地上反映出它自己。若不是如此，你可以有一个社会，但都不是教会。
教会的本质就是基督的身体，蒙重生的人是肢体。因此，地上的教会只应由在基督里的人群所组成，他们在神面前低头，活在神的话里，遵守他的命令。为此，地上的教会必定要宣讲神的话，施洗与分领圣餐，执行教会纪律，凡事都面对神。
这也就决定了教会的管理机制，正如教会本身一样，它的管理机制也是出于天上、出于基督。他通过圣灵在会众中的工作有效地管理教会，因此，在基督之下既然人人平等，信徒中就不应有高、低之分，只有服待、带领、管理的执事，一种完全的长老集体制；教会的权力直接来自基督自己，并通过会众集体于长执同工。又由他们来管理会众。因此，基督的全权是绝对唯一的权威，但教会的管理机制则是民主的，由此又符合逻辑地产生一个系统，任何教会无权凌驾于另一教会之上，所有的教会都是平等的，都属于一个身体，各教会之间联合的唯一途径是教会大会制。
现在让我来提醒你们此同一种原则下所产生的后果，即：教会与教会之间以不同的纯洁程度与差异所造成的宗教派的多种性。假如教会被视为一个与信仰无关的恩典的机构，或者是一个由等到级分明的神职人员把托付给他们的恩典向众人分发，其结果就必然是此等级森的制度本身延伸到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教会生活中加上同一个印章。但若教会是由会众所组成，由信徒联合而成，并且各教会仅仅是以联合的方式合一，那么各国的国情、历史、甚至思考方式都会对教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宗派、不同形式教会的出现就是必然结果。于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是，每所教会的绝对特征就不复存在，各教会并肩而立，在纯洁程度上有差异，但仍已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出基督在天上的圣洁教会的特性。
我并没有说加尔文主义神学家们从一开始就已宣告了此结果。权力的欲望也同样在他们的心门上叩击，既便不是出于此种危险的心态，他们从神学基础上，从他们的理想标准上来判断其它教会也没有错，也是很自然的。但这一点儿也无损于一个伟大的事实，即：在看待他们教会的时候不是作为一个等级制的机构而是由个体信徒所组成的教会，他们教会生活的开始，以及他们的政治生活的开始和他们社会生活的开始不是出于强制，而是出于自由。正因为此出发点，除了各教会自行联合所规定的之外，没有一间教会可以捅有比其它教会更高的权力。
因此，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历史的差别就必定会在教会生活中反映出来。不同民族之间在道德上、性格上、情绪上和对生活的见解上的差别也一定会产生对同一真理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这也就造成各种不同宗派外在的教会生活上的不同。从而在我们（抗罗宗）的一边就出现了离开那丰富而深刻的加尔文主义信仰告白，不仅仅是离开，甚至还有公开反对的，然而这些教会都深深地基于对罗马天主教神职制教义的反对和承认教会乃众信徒的组合，而此真理正是加尔文主义最基本的概念。尽管这事实不可否认地导致了不圣洁的竞争，甚至有罪的错误做法；然而这三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叫人不能不承认，这种有着与加尔文主义的根本思想不可分割关系的多宗派性，对于信仰生活的成长与兴旺远比那种强制性的统一要有利。并且，我们可以预见到将来的果子会更丰硕，但条件上，教会自由不可堕落成漠不关心，也不可有一间仍然举着加尔文主义旗帜，承认加尔文主义信仰告白却不履行其神圣使命向其它教会建议、说明上述原则之优越性的教会。
另外还有与此有关的一点必须指明，上述关于“教会由信徒所组成”的概念可能会引出一个唯有信徒所组成，连他们的孩子排除之外的概念。这决不是加尔文主义所教导的，加尔文主义关于婴儿受洗一事上的教导与此正相反。信徒们相聚决不会破坏他们与自己后代之间的自然联系，相反，他们会使此联系圣洁化，孩子们通过受洗归入教会之中，直到他们长大后或公开承认信仰或公开拒绝信仰，这就是加尔文主义极其重要的“约”的概念，这也是我们信仰告白中的重要条款，它表明教会之河不是流在人生的自然河流之外，而是因为教会生活与人类有机的后代子孙平行向前。约与教会是不可分割的：约将教会与人相联，神自己在恩典生活与自然生活的联结上加上印记。当然，这里必须有教会纪律，以在保护此约的纯洁性，防止因为自然与恩典的混淆而削弱教会的纯洁。因此，加尔文主义认为一个将其所有居民都包括在内的国家教会是不可能的，所谓只包括一个国家，并将其整个国家都包括在内的国家教会是外邦人的概念，或者最多也就是犹太人的概念，基督的教会不是国家性的，而是世界性的，教会的范畴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全世界。当路德宗的改教家们在他们国家的王子们的唆使之下使他们的教会国有化时，有些加尔文主义的教会也偏离而走上此路，他们所走的方向不是高出而是连罗马天主教都不如。
值得高兴的是，我可以用下面的见证来作个小结：我们的多特信经（译注：1618~1619）期间与你们的同样令人尊敬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译注：1643~1648）都珍视改革宗教会的教会特征，对每一种离开唯一正确原则的宗派倾向进行毫不留情地批评。
在对教会的本质与教会的形式进行了叙述之后，现在让我将你们的注意力引到教会的目的上来。这里，我不打算谈政教分离的问题，这是下一讲“加尔文与政治”要讨论的内容。我们要来看的是教会在世上寄居所应有目的，此目的不可能是为了人，而是让信徒为将来天上作准备。一个蒙重生的的孩子若死在摇篮里，就不再需要进一步的准备而直接进天堂。无论在哪里，只要是圣灵在灵魂里点燃起了永生的光花，圣徒的坚忍到底就保证了他们的永远得救。地上的教会仅仅是为神的原故而存在，对于神的选民来说，蒙重生就足以使他清楚自己永远的目的地，但这还不是以彰显神在人群中作工的荣耀。为了我们神的荣耀，心里蒙了重生的人必然要公开承认信仰，教会则必须通过宣讲神的话来对此公开承认，对人的归正作出贡献。在蒙重生的人心里闪烁着火花，但唯有在归正了的人身上，火花才能燃起火焰，此火焰又聚成教会的光照耀世界，这，就是按我们主耶稣所命令的，好叫人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首先，我们信主之后和成圣过程中按主耶稣的要求行善，服待人，这不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得救，而是为了荣耀神。其次，教会必须来挑旺此火，使之更明亮，方法是通过圣徒的交通与施行圣礼，即：洗礼与分领主餐。只有当几百支蜡烛在一个灯台上燃烧时那柔和的光才能发出明亮之光。同样信徒也当聚集起来，他们就能增加他们的亮光，那在七支灯台间行走的基督就要使这光变得纯洁、变得更亮更热。因此，教会的目的不在于我们，而在于神，在于他那荣耀之名。
正是出于此神圣的目的，加尔文主义才在教会里竭力恢复严格的属灵敬拜。甚至连远离基督教的哲学家冯·哈特曼也承认说：这种真正宗教信仰上的属灵敬拜越是敬虔就越有勇气鄙视外在的宗教表演，就越具有从象征转变到实际的能量，从而使加尔文主义变得更为美丽——那是一颗敬拜的灵魂内在的，属灵的美丽。
那种注重感情的教会敬拜活动使人有一种宗教上的舒适也讨人喜欢。唯有加尔文主义的纯洁的属灵敬拜以对神的真崇拜，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为目的。出于此同样的原因，就引出了我们的教会纪律，这是每一所真正的加尔文主义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教会纪律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丑闻，甚至也不是为了要修剪那些野枝子，而是为了保存神的约之圣洁，也要让世人看到这样一个庄严的事实：神是如此纯洁他决不能看罪恶。最后，我们来看教会的慈善行为，这是加尔文一人所理解、并按其在初代教会中的形式加以恢复。真正理解执事这个职分性质的，不是罗马教庭也不是西腊教会，不是路德宗也不是英国国教。唯有加尔文主义重新恢复执事这个教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识形式的荣耀地位。但是，在此执事的事工上，最重要的原则不是要突出、荣耀那些分发救济的人，而是要荣耀那在人们心里动了善工的神的名。执事们不是我们的仆人，而是基督的仆人。我们所交于他们的是我们交还给神的，因为我们是管家，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因此，教会的慈善事工是以神的名义将东西分给神的穷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教会里贫困的会员若只感谢执事和那些给予的人而不是基督，他事实上是在拒绝那真正的给予者，正是他通过他的执事们，有目的地证明他不仅是救人灵魂，也是看顾人身体、生活的救赎主、安慰者，是神在永世之前为我们堕落的人类所膏立的。是的，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议地说明，加尔文关于教会的基本概念完全适合于宗教信仰的理念。所有形式的自我为中心和守护神的概念毫无立脚之地。我们所拥有的永远是一种真正的宗教，一个真正的教会，目的是为了神而不是为了人。教会起源于神，她的形式来自于神，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是为彰显神的荣耀。
最后，我要谈的是宗教信仰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果子，或者说加尔文主义在道德问题上的立场，这也是本讲座的最后一部分。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加尔文主义里的一种看上去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信仰告白被指责为淡化对道德的强调，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对道德的要求又是那么的高。反律法主义（或唯信仰论）与清教徒的严肃混在了一起。一眼看上去，加尔文主义的信仰告白的逻辑结论就是反律法主义，就好像清教徒将他们高度的道德热情碰巧地注进了预定论教义的冷酷无情之中。罗马天主教、路德宗、阿米念主义和自由派对加尔文主义的指责向来就是预定论的绝对性，而其登峰造极当然是圣徒坚忍到底。他们认为，此教义必然导致太轻松的良心安慰，太危险的道德放纵。然而，加尔文主义不是以理性辩论来回答此指责，而是以世界各地有口皆碑的具体行动来驳斥这种由错误推论所产生的臆测。我们要问的只有一句：“世界上有那一种宗教信仰产生过像清教徒那样高尚纯洁的道德生活？”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呀，（译注：罗马书6：1）就是教会在作孩童时期邪灵用来污蔑圣徒保罗的魔呓。十六世纪《海德堡要理问答》就是对可耻的指责“难道加尔文主义的教义不是引人过放荡的生活吗？”的回答，以捍卫加尔文主义。
维尔西努和奥利维亚努（译注：“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作者）作面对的也同样是那古老陈旧的诽谤之词。毫无疑问，属肉体的情欲仍然不肯放弃甚至还鼓励人里头的罪。是的，反律法主义本身就一再一再地滥用、妄用加尔文主义信仰告白，利用告白作挡箭牌来隐藏那未归正之心的欲望。但是，正如机械、重复地阅读书面告白的文字对真正的信仰鲜有共同之处一样，要让加尔文主义信仰告白对那些仅仅反射加尔文的教义，然而又毫无加尔文主义热心的石头负责，也同样不可理喻。唯有那些灵魂里被神的伟大崇高与无上权威所击，顺服他那势不可挡的永恒之爱，敢于在撒旦和世界面前，在他们自己属世界的心里宣告此大爱，确信自己是蒙神拣选，因而为此永远恩典单单感谢神的人们才是加尔文主义者，才配是上高举加尔文主义的大旗。这种人不能不在伟大崇高、无上权威的神面前战惊颤抖，视神的话为掌管他人生的最高准则而紧紧伴随左右。现在，很多人视加尔文主义为毫无作用的宗教律法，“宗教律法”这个词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以人遵守律法便可得救的宗教，而加尔文主义则正相反，它那完全的救赎定义上指出，人若不在基督和基督的救赎之工里，绝无得救的可能。
然而，加尔文主义的一贯特征是将人置于神的面前，不仅是在神的教会里，而且是在他个人、家庭、社会与政治生活里。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只要他在地上存在一天，神的伟大与权威就永远在他眼前、在他心上。他是过旅，是寄居的，但并不是那种对世界不闻不问只是走过场而已的概念，而是在那条漫长道路的每一步上，都必须牢记他对那位全然伟大，等候在他旅途终点的神的责任。
在那扇为他打开的进入永生的大门前面是最后的审判。此大审判必要细察、看他在这条漫长的客旅之路上是否有一颗按那至高者规条、命令的一切而行，要荣耀神的心。
现在我们来看加尔文主义者在神的命令、规条里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此信心乃是确信所有的生命在被造之前就已经在神的恩典里了。因此所有的生命就必定在其存在里有一条神自己所立的法律，天地之间没有一种生命存在于神的命令、规条之外。这些命令、规条也可以被称为自然规律，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自然规律并非源于自然，而是神加给自然的规律。因此，天空有天空的规律，地上有地上的规律。这个宇宙正是由这些出于神的规律而得以运转，正如诗篇作者所言，这些规律都是神的仆役。因此，我们的身体，我们血液循环，我们的呼吸功能都有神设立的规律。在神设立的规律里，有管理我们思维的逻辑，也有我们的审美观，更有人类生活严格的道德准则。这里所说的道德准则不是人所规定的成文法律，而是神对每一个最小最具体的细节所制定的道德准则，就如神为最大的行星所制定的轨道和最小的星星制定的运行路线一样，叫我们在每一种情况下都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这些掌管万事的规律准则，不象法律书上可以宣读的条文，也不象生活里的清规戒律，只能在一时一事上对我们行使权力，而是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的，那位无所不在的全能之神的旨意，也正是这位神一直以他神圣的权威约束我们。加尔文主义者不象康德（译注：十九世纪德国的人本主义哲学家）那样以自己的理性思维从十诫的命令中将神只看作为立法者。因为他站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看见神，他与神同行，他在自己这个人，在他的存在中感受到神。因此他的耳朵边永远响着那在自然中也在他身体里面，在他思维也在他行为之中的不停的，来自神的诫命。
那么，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随时根据这些命令、规定来调整自己，不是出于被迫，好像它们是套在他脖子上的、他自己想要甩掉的重轭，而是视它们如茫茫沙漠中的向导，深知自己的无知，若不依靠、不跟随此向导绝无安全出路。若我们的呼吸道被堵塞时，我们不可抗拒地、立即就会试着要除去堵塞物，使我们的呼吸恢复正常，恢复到神根据他定的自然规律的那样。一旦堵塞物除去，我们就立刻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如释重负。基督徒也一样，他正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个挠乱，都会令他要尽力尽快地恢复他的属灵呼吸，恢复到根据神所定的道德律的正常上来，因为只有当恢复正常之后，他里面的生命会再一次在他的灵魂里活过来，才有可能重新得力。所以，那种把普通的道德规律与特定的“基督教”诫命区分开来的说法对于加尔文主义者来说是陌生的。难道我们能够想象得出，神在一个时候定旨要以一套道德律管理万事，而现在在基督里他又另有不同的一套？就好像他不是永恒的、不变的神，不是从创世之日起直到永永远远，就已经定旨，现在仍以此旨意并且将永远以此旨意用同一个道德律来管理世界似的！基督已经扫去了遮盖他那管理世界的道德律上人的罪性之尘，使其重新放射出原来那耀眼的光芒。
正是基督，也唯有基督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永恒之爱，也正是这爱从起初就是这个世界运作的原则。在此一切之上，基督已经赐给我们里面能力，以坚定不移的脚步行在他的道德律中。
但此道德律从起初就从未改变过。它不仅要求信徒，也同样是对每一个人，对所有的人际关系的要求。因此，加尔文主义不是把以哲学方法总结出来所谓的道德规范，就好像我们不得不创造出、寻找出一套东西来管理生活似的。加尔文主义做的就是将我们置于神的伟大崇高之下，让我们服在他那永不改变的命令规条与诫命之下。因此，加尔文主义的所有论理道德都立足于西乃山之法律（即：十诫），这并非意味着那才是这个世界的道德律的开始，而是将十诫尊为神最初造人时写在他们心里的律法之神圣而权威性的总结。它们也是神重新写在每一颗归正之心心版上的律法。加尔文主义者所顺从的是良心，不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作为一个立法者的那个良心，而是一个神自己在人心里激励起来的，用以审判人的良心，就像是一具直接的神圣探测器。他不是顺从宗教信仰，把教义视为一个分离的独立存在，然后把他自己的道德生活作为附属于宗教信仰的第二种独立存在。而是视宗教信仰为将自己置于神的面前、得蒙神圣旨意的方式。对于加尔文来说，敬爱与崇拜是每一种属灵活动的驱动力。因此，一种对神的敬畏之心就作为一个现实注入他的全部生命——家庭、社会、科学与艺术、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涯等等，等等。一个得赎的人，在他生活的所有一切事情上、所有一切选择中都被一种明察秋毫的、最激励人心的对神的敬畏所控制，因为他的良心永远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眼中。这就是历史上的加尔文主义者。在万事上永远以对永生神的最深刻最神圣的敬畏之心来作自己的生活准则——这才是真正清教徒的写照。
离世出尘从来就不是加尔文主义者的特征，而是重洗派的口号。这可以由重洗派的教义来证明。根据他们的教义，重洗派主义者宣称自己是“圣徒”，坚决与他们所站立于其中的世界势不两立。他们拒绝宣誓；憎恶参军，遣责任何担任政府职位的人。他们想在这个罪的世界中模塑出一个与我们现实的存在毫无关系的新世界。他们拒绝对旧世界的一切责任与义务，怕自己受污染、被接触感染。这正是加尔文主义者一贯不赞同并予以否认的。事实上，并不存在一善、恶并存的两个世界。神所造的完美的，后来堕落成为罪人的是同一个人：这个“自我”的老罪人就是蒙了重生的，进入永生的那个人。同样，一度曾展现出乐园的所有荣耀的，后来被咒诅所惩治，并且从人堕落之后靠着神的普通恩典而立的也是同一个世界，此世界的中心已被基督所赎所救，并且将来必要经历可怕的审判而进入荣耀。
正因为此原因，加尔文主义者不能将自己关在教会之内，把世界交给命运。相反，他感到自己被呼召要根据神一贯的命令、规条，为了神的名，致力于使这个世界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并且身在极其痛苦的堕落与恶行之中而坚立，行众人眼中看为高尚、看为善、看为美好的一切事。也正因为此原因，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假如你们能允许我以我祖辈为例），加尔文主义竟能够在正值我们祖国荷兰处于一个挣扎着不知何去何从的时代，在短短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在我们的社会里，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层面，从商业贸易到手工业到制造业，从农业到园艺，从艺术到科学，酿造出不屈不挠的能量，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为整个西欧注入了一种崭新的、人类生活发展的驱动力。
但上述的这一切仍然有例外，此例外乃是，加尔文主义并不认为与未归正的世界之间的每一项亲密交往是合法的。我们对三件事情投反对，以此对未来世界的极不敬虔之举设路障：它们是牌局、戏院和舞场的娱乐。我会先一一分析，然后再作一总结。
加尔文主义禁止打牌，并不是禁止所有的游戏或运动，不是因为牌里面就有魔鬼的引诱，而是因为打牌在我们心里助长一种引导，把我们的信任寄托于运气、离开神的危险倾向。一种游戏若需要眼睛尖、反应快、经验丰富，那么它就有一种很好的特性。而牌局之类的游戏主要由牌的分布，盲目的分配来决定，就有一种想象出来的在神以外的倾向，即所谓机会或运气。而这一类的不信是我们大家都有的倾向。股票炒作的热情就说明人们对运气比对认真工作要有远远大得多的兴趣。因此，加尔文主义者认为要防止年轻一代被打牌这种有危险倾向的游戏所害。加尔文和他的跟随者们以自己永远感受到的在神面前这个事实作为一个永不枯竭的泉源，并依靠此泉源过一种严肃的生活，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姑息以命运来取代神的特性，把凭运气置于坚信神的旨意之上的那种对上述泉源的下毒。对于加尔文来说，敬畏神与凭运气犹如水、火互不相容。
我们反对上戏院的理由则不同。小说、戏剧创作并无罪性可言，人的想象力本身就是神自己所赐的。跌宕起伏的剧情也没有特别的邪恶之处。当年密尔顿（译注：英国清教徒时期伟大诗人，著有“失落园”）非旦很赞赏沙士比亚的戏剧，自己不也是以戏剧性的形式创作的吗？
现在我是否可以请问诸位，难道此事的结果不值得他们这样的勇敢行为吗？既使是三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你在我的加尔文主义祖国，在苏格兰，在你们美国，上述的那种世俗娱乐活动仍不得在社会上登堂入室，而人们的生活因着人心里属灵的有根有基，已经发展到如此高的水平和对圣洁的如此追求，以至引来心怀敌意之辈的妒嫉。不仅是那些文艺圈子里的蝴蝶翅膀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就连翅膀上的金粉也从未这般的闪闪发光。
这就是我所以想要敬请你们注意的证据。我们的时代比起加尔文的时代来，伦理道德的论文著作和专题讨论可算是汗牛充栋；哲学家们、神学家们抢着向我们显示他们所找到的（或者说是他们所藏起来的）通往道德之路。但是有一件事是所有这些学者们都做不到的，那就是在大众那无能为力的良心里重建高尚的道德标准。
然而我们必须要抱怨、要抗议的是，我们道德大楼的基础正在渐渐松动，渐渐失去了其稳定性，直到那可以让各阶层人民都能感到的，可以保证未来仍有道德可言的最后一个堡垒消失为止。
现在，政治家们，立法官员们都在公开地宣告弱肉强食；财产私有被视为偷窃，爱情变成了儿戏，诚实被公开嘲笑。泛神主义者已经毫无顾忌地将耶稣和尼罗混为一谈；尼采走得更远，认为基督对温柔的人祝福是对人性的咒诅。（译注：①第一世纪极残忍的罗马皇帝；②尼采是法国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奠基人）。
同样，公共戏院、剧场本身也并不邪恶。当年在日内瓦就有公开上映的剧场，加尔文也同意。不，那使我们的先辈生气的不是喜剧、不是悲剧，也不是歌剧本身，而是这些戏剧里要求男、女演员把牺牲道德作为一条规则，目的就是为了取悦于公众。当时戏剧界的道德水平的确很低。一方面这种道德水平的低下会对人的品德起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另一方面，现代的剧场里不象古希腊时代舞台上只有男性演员，为了起到吸引人的效果，女人上台将神所赐给女人的最圣洁的珍宝，即她的无瑕疵名声处险境、遭毁环。当然，具有严格道德标准的剧院是受欢迎的，但除了很少的几个大城市之外，这样的剧院从经济角度上说也是很难生存的。事实是，剧院上演的剧目道德上越遭，剧院就越赚钱。太多的情况下，剧院的兴旺是以男人的品格、女人的纯洁为代价的。坚信人身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名的加尔文主义者，对这种以牺牲道德来满足人的眼目之愉的勾当就不能不遣责了。
说到跳舞，就连象巴黎“费加罗报”这种非基督教的世俗报纸都赞同加尔文
主义者的观点。最近，费加罗报上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了一个父亲第一次把女儿带进舞厅所引起的道德麻烦。文章指出，这种道德上的令人痛苦的现象，至少在眼下的巴黎，足可以从娱乐场中那些窃窃耳语和不正经的眼神中看到的。这里，加尔文主义所抗议的也不是跳舞本身，而是跳舞常常引人走向不纯洁的倾向。现在我就回到刚才我所说的障碍上来。我们父辈的判断实在准确，这个世界着迷般地热爱着的就是此三件事，跳舞、打牌和上戏院。在世俗的圈子里，这些娱乐活动非旦毫无非议之处，而且还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谁要是胆敢站出来反对，那么就必定招来恶意攻击。正是为此原因，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清清楚楚地知道，当他越过这条界线时，他所做的是以牺牲。
现在，让我们来把这一切与三个世纪以来加尔文主义的辉煌成果作个比较。加尔文主义知道伦理道德的哲学研究不能救这个世界，但唯有重塑人的良心才能使世界变得美好。
因此，加尔文主义不沉缅于理性探讨，而是将人的灵魂直接置于永活的神面前，以至人心在神的神圣伟大面前战兢颤抖，并使人在此神圣伟大中发现神大爱的荣耀。回顾历史，你们都很清楚，在加尔文的时代，世界腐败到了何等可怕的程度，道德降到了何种低下的水准。从皇宫贵族到平民百姓，从神职人员到科研人员，男女老少没有例外。你们中间谁敢否认加尔文主义在道德上的胜利冠冕？它曾在一代人中，虽然被逼上战场，被押上断头台，但却能够同时在五个国家里创造出大批高贵的男人和更高贵的女人，产生出那闻所未闻的崇高理念，俱备那无与伦比的道德自律能力。
（第二讲完，译于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