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主义讲座》第1讲
亚伯拉罕.凯帕尔(Abraham Kuyper)著 （1898年）
王兆丰译
第一讲：论加尔文主义作为一个生活体系
在开始之前，我想我们应该先给“加尔文主义”这个名词从历史的角度上下一个定义。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群中“加尔文主义”这个概念的用法截然不同。我把它们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加尔文主义代表一种信仰告白的类型。在很多罗马天主教国家里，加尔文主义被用来嘲笑所有属于改革宗教会的人，无论他是否真正有信仰。在法国，有人甚至称犹太人和加尔文主义者是危害国家利益的，是对道德生活具有危险性的人。
第二类：与第一类相反，加尔文主义被称为是信仰告白派，尤其是指公开宣告他们相信预定论教义的人们。他们被贴上狭窄教义牺牲品的标签。这种攻击是如此咄咄逼人，以至于那些完全相信，也公开捍卫预定论并以加尔文主义者为荣的神学家诸如赫治，有时也不得不以奥古斯汀主义来代替加尔无主义。(译注：关于信仰告白，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后的二百年里，几乎所有改革宗教会的正式信仰告白，从瑞士的海尔凡帝克信仰告白，苏格兰信仰告白，荷兰的多特大会决议，英格兰教会的三十九条，到德国的海德堡信条，一直到著名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伦敦浸信会信仰告白都是以加尔文主义神学为基础的)。
第三类：其他基督教宗派如浸信会和遁道会中一部分人也使用“加尔文主义”这个称号，最著名的就是英国的司布真等称自己为加尔文主义浸信会，威尔士的怀特菲称自己为加尔文主义遁道会者。这也属于信仰告白的一种，只不过是应用在特定的一个宗派之上。毫无疑问，这种事情一定会遭到加尔文本人严厉的批评。加尔文活着的时候，没有一个改革宗教会会以一个人的名字来称呼基督的教会。只有路德宗这样做过。
第四类：除了上诉三种用法之外，“加尔文主义”的第四个用法是科学名称。这无论从历史上，哲学上，政治上都可以来证明。历史上，除了路德宗、重洗派和反对三位一体的索西尼派之外，加尔文主义指的就是宗教改革的方向。哲学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在约翰加尔文影响之下所形成的一个思想体系，并且成为在生活的多个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作为一个政治名称，加尔文主义代表了一种政治运动，在民主立宪制下保障各国的自由。首先在荷兰，接着在英格兰，从十八世纪末以来在美国。在科学的概念上，时下德国的学者们中正盛行加尔文主义者一个名字。不仅是那些本身同情加尔文主义的人，就连那些弃决了正统基督教信仰告白的学者们也不否认加尔文思想的重要性。这点，可以从当代最权威的三位科学家的话中看到：富鲁英博士这样宣告：“加尔文主义给荷兰带来了由民主的教会机制，严格的道德准则以及怀着改革人类宗教道德的热情所组成的神圣的逻辑体系”。另一位历史学家怀着理性的同情心这样写到：“加尔文主义是十六世纪宗教与政治原则发展而成的最高形式”。第三位科学家不讳地承认加尔文主义解放了瑞士、荷兰、英国，也为清教徒先人们发展美国的繁荣提供了动力“。同样，你们美国的著名历史学家班克罗夫也认为加尔文主义是一个具有”哲学实体、伦理道德、社会福址和人类自由的体系，而所有这一切都来自神“。
我所要讲的正是这最后一种，从严格的科学概念上定义的加尔文主义，这是一个已经在西欧、美国、南非发展形成了我们在生活中、在思想上具有其本身原则的独立的体系。加尔文主义的范畴应该比我们所想象的狭窄的信仰解释要宽广的多。由于对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教会的反感而使各国抗罗宗产生了不同的称呼：法国的“胡格诺”派，荷兰的“拜格斯”，英国的“清教徒”和“长老会”，北美的“清教徒移民先父”等等。但所有这些宗教改革的果实在欧洲和北美大陆所产生的特定的改革宗教会的形成，都出于加尔文主义这个源头。加尔文主义的范畴不应只限制在这些更为纯洁的启示。没有人将这种排斥性的规则应用在基督教这个概念上。在基督教的界限之内，我们不仅接受西欧各国，也欣然接受俄国、巴尔干各国、亚美尼亚、埃塞俄比亚等的教会。同样，我们也应将各地从更纯洁的加尔文主义分离出去的各改革宗教会归在一起。
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三十九条遵照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尽管她那等级森严的管理机制与敬拜程序上已经离开了加尔文的正道，并且已经招致了严重的牛津运动(译注：十九世纪以牛津大学为中心的英国圣公会内兴起的运动，旨在反对圣公会内的改革宗倾向，标榜恢复传统的罗马天主教教义与礼仪)。独立派的信仰告白同样是加尔文主义的，虽然他们的教会组织形式被打破变成为各自独立的形式。(译注：独立派是十六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中主张各教堂独立自主的一派，主要包括公理会，浸信会)。如果说在卫斯理的领导之下大部分遁道会的人反对加尔文主义的神学解释，那么恰恰是加尔文主义的精神本身产生了这种反对当时死板的教会生活的精神。因此可以这样说，在整个宗教改革所涵盖的领域之内，只要不是路德宗或索西尼派，都是由加尔文主义所主导的。包括浸信会主义者们也把自己归列加尔文主义的帐篷之下。正是加尔文主义的自由特征才使这些阴影和不同观点，以及对这些极端倾向的反对得以兴起。罗马天主教基于其等级森严的体制，至今仍然能维持一个整体。路德宗教会的整体性则来自德意志各州王子的权力。(译注：德国的路德宗教会都以各自所在的省的王子为领袖)。
与此二体系不同的是，加尔文主义约束教会的等级制度，反对政府干涉教会，因此也就发展出各种不同的形式，当然也就存在着分裂的危险，容易产生各种各样一边倒的倾向。加尔文主义的这种促使生活自由发展的体系，除了产生出全面的、纯洁的、充满活力的核心之外，也会产生倾向于反叛的各种边缘力量。但就在这种较纯洁的核心与不太纯洁的边缘之间的冲突之中加尔文主义精神本身就保证了其稳定运作。
我们知道加尔文主义立足于其特有的信仰形式。正是出于这种信仰的良心，加尔文主义发展了其特有的神学，其特有的教会秩序与制度，并且也发展起了政治与社会生活、道德观念、自然与恩典之间的关系、基督教与世界的关系，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在这些诸多的关系中，只要这些发展是自动自发的出自于加尔文主义最深刻的生命原则，加尔文主义就永远是那完全相同的加尔文主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加尔文主义屹立于人类其它三个庞大复杂的生活系统之列。它们分别是：外邦多神论主义，伊斯兰教和罗马天主教。因此我们将人类归纳成为四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准确地说，应该以基督教而不是以加尔文主义来与外邦文化、伊斯兰文化相比。但是以加尔文主义来作此对比更好。因为加尔文主义比罗马天主教、比路德宗更纯洁、更准确地体现了基督教。在受希腊东正教影响下的俄国和巴尔干各国，基督教没有能够从他们国家的神秘主义传统下产生出一个自己的生活形式。在路德宗国家里，政权的介入与干预阻碍了属灵原则的自由运行。罗马天主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及其具体表现只能说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一套。与罗马天主教相反，加尔文主义的出现不仅仅是建立起一个不同的教会体系，这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体系，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存在方式，为人心的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观念、理想。
但这一切直到我们的时代才得以实现。只要认真学习一下历史，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承认这点。这是不足为奇的。假如加尔文主义是以一个完全成熟、研究透彻的系统进入生活，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但加尔文主义的源头却是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出现的。在存在的顺序上，首先是生活。对于加尔文主义来说，第一件事情就是生活本身，是实践。并且，在加尔文主义成功的国家里如瑞士、荷兰、英格兰和苏格兰等，历史上没有多少哲学的背景。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生活是自发的，也缺乏那种分析计算、深思熟虑。历史学家、神学家们把加尔文主义现象与其原则之间一致性的关系作为专题来研究还是后来的事情。甚至可以说，要对这样一个深刻而又广泛的生命现象进行理论上、系统上的研究、学习，只能在其最初的生命火花消失之后才有可能。然而，为了此系统的未来，有必要为此系统定出明确的界限。此外，还必须加上一条：在我们自己意识的镜子里，尤其是处在这个哲学盛行的年代里，以一个统一的体系来回顾思考我们的存在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深刻的分析、研究加尔文主义不仅为今天所需也同样有益于将来。
在罗马天主教里，人人都知道他为何而活，人人都清楚他们是生活在罗马天主教生活体系的一致性之中。即使是在伊斯兰教国家里，人们的生活也被同一种原则所主宰。而只有抗罗宗主义在旷野里无目的、无方向的游荡，没有什么发展。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抗罗宗国家里，泛神论主义出生于现代德国的哲学，成形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且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日益地宣告自己的权威。甚至在神学上也以各种各样的名称试图要推翻基督教传统，想要以我们父辈的遗产来换取那毫无希望的现代佛教主义。这些思想起源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革命和眼下盛行的德国哲学并且形成了一个生活体系要与我们父辈们所建立起来的直接对抗。我们的父辈所致力奋斗的，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为了基督教的纯洁。而现今的运动打的则是一场荣耀人的战争。激发他们的不是各各他的谦卑之心，而是英雄崇拜式的骄傲。那么我们基督徒站在此现代主义面前为什么如此软弱无力？我们为什么一直在丧失地盘？原因很简单，我们缺少一个具有一致性的关于生活的概念。这种概念，这个体系可以赋予我们不可抗拒的能量，在前线击退敌人。但此生活概念的统一性在抗罗宗所走的弯弯曲曲、多种多样的道路上，在含糊不清的概念中是找不到的。在过去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加尔文主义为自己开挖出一条生命河流的通道。正是立足在加尔文主义生活概念的统一性上，你们在美国、我们在欧洲能够站立得稳、与罗马天主教并列，反对现代主义。没有这样一种统一性作为出发点，作为生活体系，我们就没有能力保持我们的独立地位，必定会衰弱下去。
在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在接受加尔文主义之前一定要有更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个体系不是一个偏面的，短暂的现象而是一个有根有基的，全面的体系。它不但能够在今天坚固我们也能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接着要问的是，作为一个体系，象泛神论或无神论主义、伊斯兰主义、罗马天主教和现代主义这样的生活体系，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首先要求的是，在所有人类生活中三个基本关系
(1)
我们与神的关系
(2)
我们与人的关系
(3)
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上有一个特定的原则，有一个特有的见解。因此，作为一个生活体系而言，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要在对神的关系上有特别的解释。这点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若要让与神的关系这件事在我们整个生活中打上烙印，它就必须从我们的良心开始，在此良心里，我们的生活是不可分割的，生活的一致性就存在于此。它不是生长出去的枝子叶子，而是枝子叶子赖以生长的根基。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在我们人类的有限与超出我们以外的无限之间的对照。唯在此点上我们可以找到人类生活的各种不同支流的共同点。就个人而言，这是在我们心灵最深处的不断重复的经验，是我们接近那位永恒者的地方。我们生命的所有光束都聚焦在此点上。也唯有在此，我们才能找到那痛苦地失落在每天的压力烦恼之中的和谐性。在我们的祷告中，不仅有我们与神的合一，也有我们个人生活的合一。历史上，无论哪一种运动，只要不是源于此最深的源泉就永远是片面的、短暂的。唯有那些出自个人经验最深处的行动，才具有生活的全面性，才能够长存。
这点，适用于外邦泛神主义。它凭人的猜测假设认为敬拜神是在被造物之中。在此系统中，无论是最低形式的那种说人的地位与动物无异理论，还是最高层次的佛教都无差别。此系统从未产生过神独立存在于一切被造之物之外，存在于一切被造之物之上的概念。但即使是在这种不完全的形式下，它也有自己的起始点来解释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也就是因为有此重要的起始点，它就能够产生自己的一整套的人类社会的存在。
我们再来看一看伊斯兰教。它全然反对外邦泛神论，切断被造之物与神之间的一切接触。默罕默德、可兰经虽是历史名词，但在本质上，奥斯曼帝国(注：伊斯兰教全盛时期)是外邦泛神论主义的绝对对立面。为了防止任何混杂，伊斯兰教也同样产生出一个特殊的人类生活的世界。
罗马天主教也不例外。这个以教皇、等阶森严的神职系统、弥撒等等所组成的体系源于一个基本思想：神与被造物之间的交往要通过一个神秘的中间环节---教会来实现。这里所说的神秘是指一个有形的，以教皇为最高权威的组织。在这里，教会站在神与世界之间。由此，罗马天主教也激发了、产生了一个自己的人类社会。
与上述三者共同站立而又对立的加尔文主义立足于自己的，也同样是根本的思想之上。它不象外邦泛神主义那样在被造之物中寻找神，不象伊斯兰教那样将神与人隔绝开，也不象罗马天主教那样在神与人之间设立一套中间组织，加尔文主义的崇高概念是：神虽高于一切被造之物，但却以圣灵与人直接交流。这也是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的核心所在。人与神的交流完全出于神在永恒里的美好旨意。因此恩典只有直接来自神。我们存在的每时每刻，我们的属灵生命完全依赖于神自己。“荣耀单单归于神”不是出发点而是结果(注：宗教改革时期的五个伟大主题之一。
即：唯独圣经是权威；唯独基督是救主；恩典单单来自神；得救单单通过信；荣耀单单归于神)
神的预定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预定论不是为了把人分开，也不是出于人的骄傲。而是为了保障从永远到永远，我们内在的自我与永生神的交流。加尔文主义者反对罗马天主教的第一个理由是人为地把教会本身置于灵魂与上帝之间。教会不是一个由各种职位所组成的，独立的机构。只要信徒们的信心与神接触，他们本身就是教会。
正如上述三个体系一样，加尔文主义也找到了关于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明确解释。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生活体系所必须具备的第一条件。
这里，我能看到两种反对意见。首先有人会问，我是否将本应属于抗罗宗的荣誉归给了加尔文主义？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当我说加尔文主义重新建立起了与神的直接交流，我并非贬低抗罗宗的重要性。在抗罗宗的范畴之内,历史上唯有路德宗与加尔文主义并肩而立。马丁。路德发起抗罗运动应该得到最高的称赞。在他心里，而不是在加尔文心里，经过痛苦挣扎之后，路德领导了震惊世界的历史运动。解释路德不需要加尔文。但解释加尔文就离不开路德。在很大程度上，加尔文进入的收获来自威登堡的英雄在德国境内外撒下的种子(注：威登堡是路德发起抗罗运动的地方)。
但是，当我们问谁对宗教改革的原则有着最深刻的见解，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最全面的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历史就会指向日内瓦的思想家而不是威登堡的英雄。路德和加尔文都竭力要找到与神的直接交流。路德从主观的、人类的一边开始，而加尔文则是从客观的、宇宙的一边开始。路德的出发点是教会概念上称义的信心；而加尔文的出发点则宽广的多，他的出发点是神的全能在宇宙里的统一原则。这样，自然的结果是，路德仍然将教会看作是站在信徒和神之间的代表，是具有权威的教师；而加尔文则是在信徒们本身之中寻找教会的第一人。路德以他的能力所及在圣餐的观点上，在教会敬拜的礼仪上仍依靠罗马天主教会的观点；而加尔文则是第一位划出一条线从神直接到人，从人直接到神之人。在路德宗的国家里，宗教改革从从王子们而不是从人民开始，因而也就从属于政府的权力之下，王子们成了教会里最高的大主教。在这种原则之下，也就既不能改变社会生活，也不能改变政治生活。因此，从来就没有过路德宗创造出一个特殊的生活形态这种说法，甚至连“路德主义”这个名词都极少有人提过；而学历史的人越来越承认，加尔文主义创造出一个完全是它自己的人类生活系统。
我们听到的第二条反对意见是：假如每一个生活系统都必须以人与神的关系的解释来作为起始点，那么你怎么解释现代主义呢？因为现代主义源自与一切宗教决裂的法国革命。
这是个不问自答的问题。假如你把所有关于永生神的概念统统摈弃掉，正如罗素那样高喊“不要上帝！不要主宰！”口号(译注：罗素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及后来的法国革命的奠基人)，那么你恰恰是为你对上帝的解释下了一个最明确的定义。我们可以用以下的例子作比喻。一国政府召回了驻另一国大使，断绝一切正常关系，与那国的关系就处于紧张状态，最后结果便导致战争。法国革命的领袖们除了当时法国的天主教之外，对神毫无关系可言。他们窒息了所有与神的关系，因为他们想要窒息教会的一切权力。结果，他们向一切信仰告白宣战。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将上帝视为一个敌对的势力。不，是将上帝视为死了，假如不是在心里的话至少也是在社会上，在科学上。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现代主义从法国转到德国，并不满足于仅仅否认上帝。它自从披上了泛神论或不可知论的外衣之后，以各种名目要将上帝从神学上从实践中驱逐出去。于是它与三位一体神为敌就达到了顶峰。
因此，我认为如何看待与神的关系主导着每一个生活系统。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感谢加尔文主义关于神与人，人与神的直接关系的根本教导。我再加上一句：加尔文主义既没有发明也没有构想出此教导。这是神自己将它放在他所造就的英雄们，他所差遣的使者们的心里的。这不是一个聪明智慧的产物，而是神在人心里作工的果子。此点必须强调！加尔文主义从来未曾在天才的祭坛上烧过香，也从来没有为它的英雄们立过纪念碑。事实上，连他们的名字都很少提起过。唯一用来纪念加尔文的是日内瓦的一块石头。他的墓在何处都早已被遗忘。这是忘恩负义吗？决不是。若说加尔文被人尊敬，哪怕是在十六¾-十七世纪的时候，人人都清楚有一位比加尔文更大的。那就是神自己。这是神自己兴起的工作。没有一个运动有过象加尔文主义那样不同寻常的发展。加尔文主义在西欧国家里兴起，并非是出于哪所名牌大学。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带领，也不是因为政府的领导。它的发展出自于人民的心里。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商人、仆人、女佣，他们身上所具备的是同样的品格。他们心里都有永远得救的确据。这，非但不需要教会的介入，甚至教会的反对也丝毫改变不了人们心里与神永远的和好。并且因着这种神圣的交流，人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都因此而找到自己崇高而神圣的呼召，使他们从事的每一个职业都成为圣洁，每个人以自己的能力所及来荣耀神的名。因此，当这些与圣洁生活有份的男女老少被逼着放弃他们的信仰，否认他们的主时，他们以行动证明那是不可能的事。他们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走上绞刑架，没有畏惧没有怨言，嘴上唱着诗篇，心里充满喜乐。加尔文不是这一切的作者，是神通过他的圣灵在加尔文心里作工，让他激励起他们的心。加尔文不是站在他们之上，而是作为弟兄与他们并肩站立，和他们共同领受神的祝福。加尔文主义对人与神的直接交流所给出的根本性解释也不是加尔文发明的，而是神自己赐给我们父辈们的一种特权。加尔文不过是第一个清楚地领悟到此恩典的人。圣灵在历史上的伟大作为使加尔文主义分别为圣，这就是加尔文主义那种奇妙能量的来源。
历史上，信仰生命的脉搏有时很微弱，有时很强劲。十六世纪的西欧各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信仰的主题主导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历史也由于此信仰翻开了新的一页，正象今天的新历史是从法国革命的不信开始一样。信仰生活的这种周期性所遵行的是何种规律我们无法明确定义。但是很明显这种规律是存在的。信仰高潮来临时，圣灵在人们心里的工作是不可抗拒的。加尔文主义者，清教徒和先父们所经历的正是神的这种伟大的内在工作。圣灵在每个人心里的工作程度上有所不同，这在任何一个伟大运动中都是如此。那些成为运动中心，推动运动发展的人们在最大程度上经历的就是圣灵的强大能力。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来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他们被神亲自接纳而与永生神交往。因着神在人心里的工作，一个人的一生都应该活在神目前这个概念便成为加尔文主义思想的根基。此决定性的概念，不应该说此伟大的事实主导了加尔文主义者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加尔文主义那充满活力的生活体系也正是在此根基上长成。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产生一个生活体系所必须具备的第二个条件。那就是对人与人的关系的解释。我们如何站在神的面前是首要的，其次就是如何站在人的面前。这关系到我们怎样决定来建设我们的生活。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不是统一性而是无穷无尽的多样性。神在创世的时候就建立起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在身体上、属灵上所蒙的恩赐也各不相同。这种关系在每一个生活系统中不是被削弱就是被加强。外邦泛神主义、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和加尔文主义在看待、解释此关系上都有自己根本的立场。假如上帝象外邦泛神论那样认为是存在于被造物之中，那么神圣性、超然性也就在人的中间。于是他们发明了半人半神，搞起了英雄崇拜，最后导致了向凯撒大帝献祭这样的事。令一方面，那些低贱的人们就被视为草芥一般。因此而产生了象印度和埃及的种姓制度，产生了各国的奴隶制度，将某些人置于其他人之下。在伊斯兰教国家里，在那真主赐给虔信者与之相伴的天国美女的乐园里，权大于法，女人成为男人的奴隶，被征服国的人民成了伊斯兰教国家的奴隶。
罗马天主教虽生长于基督教的土壤里，但却将本来是绝对的视为相对的，而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解释成等级式、阶梯式的。在天使中有等级，在教会里有等级，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也以等级区分。从而产生了一种完全是贵族特权式的基本概念。
现代主义否认一切差别。非但男女平等，甚至不将男女颠倒誓不罢休。他们将一切差别都置于一个共同的天平之上。在弃决统一性的禁令之下抹杀生活。他们仅允许一种统一，一个观点，一种生活方式。凡超出此规范的就被认为是对公众良心的侮辱。
加尔文主义从人与神之间的根本关系上得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殊解释。也正是这种唯一真实的关系使得十六世纪以来，人变得尊贵。如果加尔文主义将整个人类直接放在神的面前，那么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富人、穷人，软弱的或强壮的，智慧的还是愚拙的，在神的面前都是被造之物，都是失落的罪人。除了神设立的政权而使有些人比别人在更高的职位上，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理由作他人之主，凌驾于他人之上。神赐给一些人聪明才智，为的要使这些多得的人能服侍那些少得的人，要使他们从心里服侍神。因此加尔文主义不仅谴责奴隶制、种姓制，也谴责对妇女对穷人的奴役；不仅反对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度，也反对一切贵族特权。除非是那些蒙神恩赐，具有特殊才干与品德的个人或家庭，并且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不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与骄傲，而是用来服侍神。由此可知，加尔文主义对生活的解释必定是民主的。它提倡各国的自由，致力于在政治上、社会上承认、尊重、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原因是每一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所造。这一切，不是出于妒忌，不是低位的要越级登上高位，而是所有的人都曲膝在以色列的圣者面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加尔文主义没有与旧时代发生过突然决裂这个历史事实。即使是在早期阶段，加尔文主义并未直接废除而是通过道德上的审判来削弱奴隶制度。因此，加尔文主义允许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度，贵族特权的暂时继续。威廉一世并没有因为他是贵族而遭谴责，相反他正因此而得荣誉(注：威廉一世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期间领导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奥伦治亲王)。加尔文主义的社会改革是从人心开始的。如上所述，它不是出于对等级制度的妒忌，也不是出于不正当地拥有财富的企图，而是出于对生活的严肃的解释。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通过对高尚品德的不断追求而让贵族与富人产生妒嫉。
凡事首先仰望神然后再看待邻舍，就是加尔文主义为头脑与心灵提供的驱动力。民主的概念就是在这种对神的敬畏、在神面前的一致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民主概念也不断地赢得人心。埃格蒙特公爵遭逼受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注：宗教改革时期荷兰名将，因反对西班牙对抗罗宗的镇压而被以叛逆砍头)。他为了更纯洁的信仰与纺织厂工人和其他平民一起走上断头台，以死来使完全不同阶级的贵族与平民和好。也可以说，阿尔瓦则以他血腥的镇压促进了民主精神的蓬勃发展(注：阿尔瓦是当时血腥镇压荷兰抗罗宗的西班牙将军)。哪怕是从人的利益考虑，将每个人都置于平等地位这个永垂不朽的荣誉，也无可争议地属于加尔文主义。这种平等与法国革命所梦想的那种不着边际的平等完全不同。后者是同心协力地反对神。而前者是没有贫富之别，人人都跪在神面前被同一种热情所燃烧，那就是为了荣耀神的名。
决定一个体系对生活的解释的第三个基本关系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已经回顾了加尔文主义在人与神、人与人的关系上的思想。下面我们来看最后一条：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一般说来，外邦多神论对世界的估计过高。一方面对世界具有恐惧之心，另一方面又迷失在其中。
伊斯兰教正好相反，把世界看得太低。他们常常以那所谓的感官享受的乐园为目标而嘲笑藐视世界。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
在基督教的欧洲和美国，比较重视教会与世界的关系而忽视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情况源于中世纪。在罗马天主教的等级观念下，教会与世界互相排斥。前者被看为圣洁的，后者则被视为在咒诅之下。教会之外的一切都被看作是在魔鬼的影响之下。因此在基督教国家里，整个社会生活都必须在教会的翅膀底下。政府必须由教会指定，也必须遵守信仰告白。艺术和科学必须经过教会的审查、控制。工商业活动也必须唯教会的马头是瞻。人从出身到死亡，人的家庭生活也必须在教会的监护之下。所有这一切是要使世界从属于基督之下的巨大努力。但，这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把不同的生活倾向不是视为异端就是看作巫术而施以严酷审判，推上绞刑架。这种要命的理论是以铁的逻辑执行的。它不是出于残酷，也不是出于野心，却是以要拯救基督化的世界这个伟大目标为目的。于是，世界就附属在教会的阴影之下，逃离世界不仅是修道院甚至神职也不例外。但是，让教会来掌管世界已经被证明对生活的自由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加尔文主义以它双重的社会地位在思想上、概念上进行了一场完全不同的改革。加尔文主义将自己放在神面前，不仅因着人按神形被造而尊重人，而且将世界视为神圣的创造，旗帜鲜明地指出，救恩是神的特殊恩典，神也有一般恩典，维持、供应世上的一切生命，放缓对地的诅咒，限制世界的破坏。这就给了我们生活的自由发展以空间，让我们在生活中荣耀他的名。因此，教会作为基督徒聚会的所在。我们生活的世界，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是要脱离神而是脱离教会的控制。从而，家庭生活恢复了独立、工商业在自由中得以发展，艺术与科学也从教会的束缚、限制下获得活力。人开始理解，管理自然界和一切被造物是他的神圣职责，这正是神在创世之初所吩咐人要做的。咒诅并不在这个世界本身，而在罪上。不是从世界逃进修道院，人的责任应该是在世界上，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事奉神。因此，加尔文主义以清教徒的严肃，不仅敢于面对世界，自己又不被这世界的毒酒所击倒，并且也为生活的发展提供动力，征服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加尔文主义在反对重洗派的一事上尤其展现出其信仰之勇敢。因为重洗派采取了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形式，试图从禁欲主义出发，推销给世界，要求所有信徒都必须遵守。后来在西欧抗罗宗里出现的阿考斯姆主义活动就是建立在重洗派而不是加尔文主义的原则上的。事实上，重洗主义所采纳的是罗马天主教的那套理论，所不同的是：
(1) 将神的国代替教会，废除了神职人员与一般信徒之间在道德标准上的双重标准。
(2) 未受洗的世界在诅咒之下，因此信徒应该退出所有的社会、政府机构。
(3) 以神国之名，要将所有的社会生活置于神国的护卫之下，加以重新模塑。因此一个叫做雷登约翰的人在爱尔兰的芒斯特省，一度以暴力建立起一个他们称为新锡安王国的政权，效忠他的人甚至在阿姆斯特丹街头裸行。
(4)
因此，正如否定罗马天主教的理论一样，加尔文主义也否定重洗派的理论，宣告说教会必须将自己的权力限止在属灵的范畴之内，在世界上我们应承认神普遍恩典的力量。
至此为止，我们证明了加尔文主义在人类生存的三个基本关系上，有其明确定义的起始点。即：我们与神、与人、与世界的关系：
(1) 人与永恒者之间的直接交往而不需要借助教会。
(2) 承认每个人的价值，即：每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被造。因此，每个人在神，在政府的眼里有尊严。
(3) 承认整个世界所爱的咒诅被神的普通恩典所约束，尊重世界上的生活以及其独立性。并且我们必须在每一个领域里开发神藏于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的潜能。
以上所证明的加尔文主义在此三种基本关系上的立场，完全有权力与外邦泛神主义、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和现代主义一样坚立，无可置疑地为自己赢得一个立场鲜明的，全面的生活体系。事实还远不止这些。在一些地区，加尔文主义以其对生活的独特解释，在属灵和世俗的两个范畴内，形成一个包括家庭、社会生活在内的独立的生活体系。但加尔文主义尚未获得带领人类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之声誉。按我们的观点，加尔文主义的生活体系的确对为我们的心灵提供动力与奉献精神这一荣誉受之无愧。在中国，孔孟之道有权说它在那片土地上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生活体系。蒙古人也同样按他们的理论形成他们自己的生活体系。但中国并未对整个人类作出过很大贡献。就他们自己的生活而言，他们的水是清澈的，但他们所形成的不过是一个孤立的湖泊。以古老文明著称的印度文明、墨西哥玛亚文明、秘鲁的印加文明也都类似。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社会文明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但随后却停留在那里，并且至今仍处于那种封闭状况，对整个人类并未带来什么益处(注：此演讲的时间是在1898年)。此一概念若应用在非洲大陆那些文明发展还处于低级阶段的各民族上会更有力，他们所形成的最多也就是池塘和沼泽地，世界上只有一股宽广、充满活力的河流，从一开始就承受了未来的应许。这股河流起源于中东，稳定不断地从东流向西。从西欧又来到北美大陆，从你们的东海岸各州又流到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这条河流发源于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从那里流向希腊，从希腊流到了罗马帝国，从罗马天主教各国又流向西、北欧各国，又从荷兰从英格兰流到你们美洲。目前此河流在这里伫立等待。她向西的途中有中国和日本的阻拦：此外，现在也没人能看得出将来东欧、斯洛伐克各民族会发生什么，但至今为止他们还未产生任何进展。
尽管未来的面纱尚未揭开，这股从东方到西方的流动之河的历程是不可否认的。因此，我可以有把握的说，外邦泛神主义、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是上述已经完成的三个阶段，未来方向的接力棒已经传到加尔文主义的手中，但今天法国革命的女儿--现代主义则拒绝加尔文主义的这种领导作用。
上述这四个发展阶段并非机械地发生。每个阶段里也都包含着冲突和分裂。生活的这种发展是有机的，因此每一阶段都与其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加尔文主义的严格逻辑性早已为奥古斯汀所悟。早在奥古斯订之前，保罗在给罗马教会的信里就已经宣告了。从保罗又可追溯到以色列和她的先知们，是啊，可以一直追溯到列祖的帐篷里。同样，罗马天主教的出现也并非偶然，它是以色列的祭司制度、各各他的十字架和罗马帝国的世界性组织结构的混合。伊斯兰教也不例外，是希伯来一神论，拿撒勒的先知(注：伊斯兰教承认耶稣，但只视为先知。穆罕默德早年曾接触犹太教和基督教并受影响)和什叶派的大杂烩。甚至在外邦泛神论中，一方面是巴比伦和埃及，另一方面是希腊与罗马，也都是建立在他们祖先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众所周知，人类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力量是成功的从巴比伦到埃及到希腊到罗马，然后又发展到了罗马天主教的国家与地区，最后发展到西欧的加尔文主义国家。如果说以色列在巴比伦和埃及时代曾经昌盛过，无论他们当时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人类发展的接力棒却不在亚伯拉罕子孙手里，而在伯沙撒们(注：巴比伦王，见但以理书第五章)和法老们的手中。并且此领导地位的接力棒没有从巴比伦、埃及传到以色列，而传到了希腊和罗马。无论基督教的河流曾如何高涨过，当第8~9世纪伊斯兰教出现的时候，默罕默德的追随者们曾经是我们的老师，世界上许多重大事件也都与他们有关。尽管罗马教庭在明斯特和约之后又将他们的统治权维持了一段时间，无人怀疑眼下我们所获得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即不是西班牙(注：十六世纪之前欧洲最强大国家，属罗马教庭)也不是奥凶帝国，甚至也与当时的日耳曼各省无关，而完全是来自于加尔文主义的荷兰和十六世纪的英国。在路易十四(注：法国皇帝)点头之下，罗马教庭在法国扑灭了其最高的发展，只有到法国革命的时候，影子般表现出一种完全走样、变形的加尔文主义，不幸地从内部破坏了法兰西的民族力量，削弱了法国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加尔文主义的基本思想被从荷兰移植到了英国，又来到美国，并成为向西发展的驱动力。今天她已经伫立在太平洋的东岸，以敬畏之心等待神预旨所定的下一步。虽然我们无法得知未来，但上述人类发展的这几个阶段一直到加尔文主义，的确是一个历史事实。目前正在欧洲和美国所发生的冲突双方，一方是加尔文主义那出自神，出自神话语的力量，人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来荣耀神，另一方则是法国革命的产物，高呼着“不要神，没有主！”；其眼下的代表形式就是德国的泛神主义，她正日益走向现代外神主义或无神论。
根据上述的论证，我想我把既不是宗教上的，也不是神学上的，更不是世俗的概念，而是至今为止人类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中最年轻的，蒙神呼召来影响人类生活进程的一个阶段这个荣誉加给加尔文主义应该不算过份。
各国从不成熟向成熟的发展过程有点类似家庭生活，人小的时候，一切决定都由家长所做。在各国的发展中也一样，首先是从小亚细亚的专制暴君，然后是君主制，接着有祭司制度，最后发展到祭司制与政权并存领导每一个运动。历史上巴比伦和埃及，希腊与罗马，伊斯兰教统治与罗马天主教统治都证实了这种发展进程。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即：这并不是一个永恒的状态。正如这些国家经过长期的发展最后都会达到一个阶段，各地的人民觉醒过来，为他们自己的权力站起来，并引导运动的方向。加尔文主义的兴起就达到了这个阶段。至今为止，推动社会发展的各种运动不是来自于国家权力，就是教会或是科学，都是从上到下的。但在加尔文主义里，运动源于社会各阶层人民的自发性，它推动社会生活朝着更高阶段发展。加尔文主义是从民众中开始的。在路德宗国家里，政府仍然对社会发展起领导作用。但在瑞士，在法国抗罗宗地区的胡格诺派；在比利时，在荷兰，在苏格兰，在英国，人民自己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并且他们已经成熟起来，成为时代的佼佼者。即使是在某些情况下，就如当年在荷兰，贵族曾勇敢地为那些被压迫的人们站出来，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成就什么。而人民却以惊人的能力，打破障碍，获得自由，正如“沉默的威廉”自己说的，普通百姓自发的英勇行为才是成功的原因。
因此，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中心现象，加尔文不仅受之无愧的享有与外邦泛神主义、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一样作为主宰一个特定生活范围的荣誉，它也满足了达到人类发展更高阶段的要求。若没有事实作依据，这不过是一个可能性而已。假如历史没有证明加尔文主义已经造成人类生活之河流向一条不同的渠道，已经使各国的生活变得更有尊严，那么这一切还都是纸上谈兵。
因此，在此讲结束之际，我要说加尔文主义不仅指出了这一切的可能性，并且也知道怎样付诸实践。有证据吗？只要你问自己一下，假如十六世纪在西欧上空未曾升起过加尔文主义之星，我们还会有今天的欧洲和美国吗？西班牙就会毁灭荷兰，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和苏格兰仍然会继续他们的统治。半心半意、不冷不热就会成为瑞士的今天，欧洲各国的政权也会不可避免地走回到老路上去。抗罗宗主义也决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罗马教庭，波旁(注：法国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就可以为所欲为。欧洲各国、美国的自由也就无从谈起，整个美国将仍然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欧、美大陆的历史也就会是一部令人伤心泪下的历史。莱比锡协议(注：1548年在麦兰松主持下德皇与国会达成的调合德国罗马天主教与抗罗宗的临时协议)的精神或许就会成功，将北欧再一次变为天主教化的抗罗宗、古老的君主制度。十九世纪下半叶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们满怀热情、全力以赴地考查、研究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那段历史的结果证明，当年强大的西班牙若不是被加尔文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英雄们所击溃，荷兰的历史、欧洲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就会是令人痛心的黑暗与不幸，而不是今天的光明与激动人心。
富鲁英教授公正地评论说：“在瑞士、法国、荷兰、苏格兰、英国，在任何一块抗罗宗主义被刀剑顶着胸膛之下所建立起来的土地上，正是加尔文主义使这一切成为事实”。
在此，我想提醒诸位的是，要不是因为加尔文主义在人心里植入了一个不同的原则，向人们的头脑显示了另外一个世界，上述的世界历史转折是不会发生的。唯有加尔文主义为我们获得了，并以宪法保障了我们的民主权力。当年自发地从欧洲开始的那个伟大运动，促进了科学和艺术的兴起，开创了商业与贸易的繁荣，美化了家庭与社会生活，造就了中产阶级受尊重的地位，促成了慈善事业的蓬勃兴起。并且，在此一切之上，以清教徒的严肃来提倡清洁、尊贵的道德生活。你自己来作一个判断，看看我们是要将此神赐的加尔文主义存进历史档案，还是相信加尔文主义将会带来的祝福，带来一个尚未显明的未来。
假如我们大西洋两岸的基督徒们想要在十字架的大旗之下，与眼下盛行的无神论和泛神主义争战，唯有加尔文主义才能为我们提供不屈不挠坚定不移的原则，保障我们会赢得那决非容易的胜利。
（第一讲完, 译于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