谛听天国的神秘声音

　　一位朋友在来信中感叹说：“在这里给人希望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给人痛苦的不是痛苦，而是快乐。给人快乐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这是眼下中国最奇怪的地方。”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咀嚼的精辟论断，因为它描述了长期以来我们真实的生存境遇，切中了我生命体验中最深切的领悟。
　　我们生活在这样奇怪的境遇中，出路多半只有两条，那就是麻木和发疯。我们如果既没有发疯，也没有彻底麻木下去，算是得到了天之大助。我们应该为此庆幸，为此感谢上天的大恩大德。
　　我所写下的那些文字，其实都可以看作是我出于逃避发疯和麻木的需要而留下的些许痕迹。为了不至于发疯我不得不用文字宣泄，为了不至于麻木我不得不用文字寻找感觉。今天想来，我的文字的功用竟然如此卑微琐屑，真是有点羞愧难当。然而，为了在精神上挽救自己的覆亡，我确实不得不如此——以前不得不日此，今天依然不得不如此。
　　正因为不得不如此，我越来越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去面对那些为多数读书人所关心所谈论的问题，那些高远而又博大的问题，那些玄妙而又抽象的问题。我对精神生命之外的事情，对精神自救之外的问题，好象越来越不关心了。不是不想关心，而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心力来关心。甚至也不是完全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心力，而是我还来不及组织起足够的心力投入其中，我在内心的某一角已经感觉到了这些问题的虚妄。我不愿意认为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解决我精神上的空虚、疲乏与绝望。
　　前几年，我还有点寄希望于个人，我的一篇讨论知识分子精神资源问题的文章，最后一节就叫“成为个人”。那时我还准备另写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提倡在中国来一个精神哲学的转变，以具有纯真的本性和强大的自由意志的个人，作为我们重建精神文化的支点。可是后来，我对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在几百年间建立起来的人本主义传统和个人主义精神，渐渐产生了怀疑。我终于知道，人、个人，决不象西方人道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光明纯净，也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值得我们坚定地信赖。我不是想从道德的角度对人作什么批判和清算。我只是想说，人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当然也没有贯彻、实施自己的心理愿望和精神信念的能力。人几乎完全受着人性深处隐秘的欲望和冲动的掌握、控制和支配，同时也深受与生命伦理相对抗的历史逻辑的支配。尽管人类知道怎样才是高贵、怎样才是幸福，人类甚至一天也没停止过把自己引向高贵和幸福的努力，可是人类所建立的一切理想，都被自己所毁坏。人类所建立的一切契约、禁忌和原则，都被自己所砸碎。比如说，人要求自己遏制暴力冲动，建立相互尊重、和平友好的伦理秩序，可是人类竟然没有能力放弃战争与暴力哪怕一天或者一小时。人一有机会就掠夺，就使坏。张宇光《拉萨的月亮》一书中就写到了西藏原始部落之间的抢掠问题。实际上这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法布尔的《昆虫记》详细描写了屎壳郎巧言欺诈、劫掠同伴食物的情况。在远古时代，几乎所有的部落都是这样掠夺成性、逞强欺弱的。一切战争最初的最根本的原因，都是掠夺。汉族与匈奴族之间的无数次战争，都是由掠夺导致的。中国商周时代弱者向强者进贡的规矩，实际上就是掠夺与征服的延伸。对于强者来说，这是一种不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一劳永逸的掠夺。周代用严格的礼制使得这种掠夺合法化、合理化，从此掠夺成了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文明行为，成了叫孔子眷恋不已的“礼”。孔子最急切的政治主张就是恢复周礼。人们甚至给“礼”赋予高贵神圣的意味，真是滑稽得很。这是人类的思想家在百般无奈中所作的万般无奈的选择。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制度化的掠夺，就是强者的一次性暴力所获得的利息。
　　我们总是用居高临下的眼光审视古人，好象我们比古人文明了一些，聪明了一些。这是现代人一相情愿的妄断。发生在现代世界的那些战争，与古人的战争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现代人的残酷，与古人的残酷也没有什么区别。仅仅只是方式略有改变。当我们知道玛雅人把人的头皮剥下用于祭祀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嘲笑他们的愚昧无知，更不要产生什么优越感。希特勒的焚尸炉与玛雅人的剥皮刀，谁更残酷？仅仅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杀害几十万个生命，这样的残酷，是古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为了一种虚妄的信念，不惜杀害十分之一的人口（如前苏联），甚至五分之一人口（如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也是古人不可想象的。
　　古人大约没有思想罪，现代社会大量大量的人因为怀有某种思想而被剥夺生命，或者像胡风和那些右派分子那样被剥夺做人的权利。有时候，甚至所有认字的人都要被关进集中营，这种有理说不清的痛苦，不会比面对玛雅人的剥皮刀时的痛苦小一些。我真真切切地相信，现代世界的残酷和罪恶，一点也不比古人少。仅仅只是方式有所改变。如此而已。
　　也就是说，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一点也没提高。人类依然深陷在欲望的汪洋大海中，无力自拔，大多数时候也无意自拔。由于受到人本主义思潮的鼓吹，现代人很少考虑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很少面对人性中阴暗下流的东西。我们几乎是无限夸大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和高贵的一面，我们甚至常常相信人类是万能的。尤其可怕的是，我们竟然常常相信个人是万能的。以人类亿万之众，竟然常常愚蠢地拜倒在某一个凡身肉胎的脚下，把世界的一切希望和个人的身家性命都交付给这么一个个人。这一点更深切地说明了人是多么残缺不全的一个物种。
　　多年以前，莎士比亚剧本和诗歌中对于人性的礼赞，布克哈特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自尊自信和人格理想的充满诗意的描述，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和捍卫，歌德、惠特曼对于人的内在创造力的展现与歌颂，卢梭和马克思对于公正、平等、正义的呼唤和信赖，康帕内拉、布朗基、克鲁泡特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杰弗逊改造人类生活的伟大热情和伟大生命力，托尔斯泰、甘地、泰戈尔浩荡无边的人性之爱，——所有这一切铸就了我的精神生活。所有这些人，都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所诞生过的最伟大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财富。很长一段时间，在最闭塞的地理死角和社会死角，我一直独自承受着来自人性深处和社会深处最阴暗力量的挤压和蹂躏。可是，由于对上述那些伟大的财富怀有坚定的信念，我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神气。我甚至形成了具有人格主义色彩的思想倾向，认为人有能力按照自己认定的理想人格铸造自己的形象。二十世纪具有怀疑主义色彩的各种思潮，对我的影响很少很小。我常常不无骄傲地说，我是十九世纪的人，我愿意永远生活在十九世纪。可以说，我是近代人文主义精神传统的最真实的作品和最坚定的信徒。
　　可是，最近两三年来，我渐渐感觉到人文主义的思想资源没法解释我对于人类历史、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整体观察和整体体验。我所认识的人和人性，跟他们所描述的人和人性，差距很大。人类虽然一直在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可是这些努力的有效性很小很低。人文主义者对于人和人性的礼赞、信赖，越来越显得不真实，显得苍白无力。人根本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意气风发，灿烂辉煌，也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具有具有决定自己命运的道德能力和理性能力。
　　人是一种希望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永远主宰不了自己命运的动物。他不但是历史的奴隶、社会潮流的奴隶，也是自己的奴隶。人主宰自己命运的愿望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真实的，或者说是自以为真实，实际上并不真实。历史上许多了不起的人物，为人类的生存作出了各种各样充满光辉的解释，设定了各种各样引人入胜的生活意义，这表明了人性深处对于生命之虚无与虚妄的恐惧。但所有这些假设都没法把生命本身的虚无填满，也没法使得人性中阴暗下流的东西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变。人类对于生命之虚无与虚妄的恐惧将是永恒的。
　　看清了人类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的幻灭和蔑视。我所幻灭的是对于人性的过于光辉过于单一的礼赞和信赖。我的文字如果像你所说的打开了一个什么口子，这个口子就是幻灭。人性深处的痛苦和无奈，时时都在启示着我们调整对人类的态度。尽管人类也有值得礼赞的东西，可是更根本地说，人类更需要悲悯。尽管人类必定要为掌握自己的命运继续付出不懈的努力，但人类更需要得到某种内外相通的力量的拯救。跟礼赞比起来，对人类的悲悯是更为深刻的感情。这是领悟到人类别无出路而生长起来的最真挚最温柔的爱心。当我们这样爱人类的时候，内心已经体验到了精神得到拯救的可能性。
　　在没有出路中寻求出路，这也许就是人类唯一的出路。这唯一的出路不在于幻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于看清人性自身的有限性，向人类之外寻找拯救。人类的根本缺陷决定了人必须放弃人类万能的虚妄信念，必须到人类之外和人性之外去寻找精神出路。这就要求人学会真实，学会谦卑，学会虔敬。如果说人性确实还有光明因素可言，真实、谦卑和虔敬就是其最充分的体现。说到底，爱的力量，拯救的力量，依然来自人类生命的内部。
　　这就是我这些年来的思想历程。我的这些思想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最近两三年间，一丝一毫地逐渐出现的。这期间是我精神上最虚弱的时期。对于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幻灭感深深地折磨着我。这种折磨还没有完全过去。用悲悯的眼光悲悯自己也许是有效的，可是用拯救的态度拯救自己却难于做到。在我从人本主义精神资源中渐渐退出的时候，没有另一个同样丰富的资源为我提供支持。我企图从宗教世界汲取营养，企图从基督、佛陀、托尔斯泰、甘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得到启示。可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环境使得我们与宗教隔得太远。尽管我想尽快跨过去，却感到步履沉重，虚弱无力。我只能远远地打量他们，极力从他们模糊的背影里感受希望之光，同时尽可能地敞开心灵，细心捕捉来自上天的神秘声音。我几乎为此耗尽心力，无法去关心更加广泛的问题。我不知道这种虚弱感何时能够结束，但我们总该好自为之才是。你在信中说，“我给自己定了个大致的目标，以后试着努力去做。这种时候只能多要求自己。”你的想法对我具有鞭策和鼓励效果。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应该永远保持最大的善意，保持最真诚的祝福和祈祷，但永远不要抱有什么指望。指望太多，其实是为难自己。即使是对于自己，我们也很难有多少期待和信赖。人性如此，历史和现实如此，我们作为人性的承载者，作为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的创造物和体现者，怕是也难于超越诸般缺陷和罪孽吧。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取消人的主体性，更不是主张自甘堕落，成为心安理得的无赖。我只是说，对自己也要低调一些。低调不等于放弃对自己的要求，而是明确意识到自身境遇的荒谬和精神的局限。意识到自身境遇的荒谬和精神的局限，并不是为我们自身的麻木和疯狂寻找借口，相反，我们需要以更强大的心力担负起我们对于世界和对于自身的责任。在每一个最关键的时刻从麻木与疯狂的临界点上奋身腾跃、毅然返回，这就是我没有对自己完全绝望的惟一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对自己的要求，不放弃自己爱的责任，这就是我对人类依然保持某种程度的敬重和希望的惟一理由。如果有一天，我能感领到天国声音的召唤，如果有一天，我能亲自看到人类得到拯救，我相信一定也仅仅是出于上述两个理由。
　　19991009日，写于北京黄村
　　（这是1999年10月9日写给张宇光先生的一封信。那阵子我先后读到了张宇光《大学笔记》和《拉萨的月亮》两部书稿，跟他电话、书信联系甚多。他在来信中涉及对我的作品的认知和理解，常常让我感动。这封长信是我对他的回应。第二年，萌萌为了编辑《1999独白》向我约稿，我就将这封信删去了书信格式，变成了“独白”式的文体，从网上发给了她。大约几天以后，《天涯》副主编李少君先生打电话说，他已经将此文编入了《天涯》2000年6期。这是我2000年所发表的三两篇文章之一——此外所发表的文章都是千字短文。《因幸福而哭泣》出版时，为了向读者介绍我近几年的思想变化，特将此文收为代跋。）
　　

信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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