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故我在

神学家马尔洛说：“二十一世纪或者会是宗教的世纪，或者它根本就不会来临。”这句话一度让我感到震惊。我不是担心这预言的应验，而是惊异于马尔洛那样尖锐地指出了二十一世纪人类可能有的两条道路：或者是回归信仰，找到新的确信，把我们时代的创造性力量重新聚拢起来；或者是继续在道德与信仰的废墟上溃败下去。这个事实已越来越明朗，达到了现代人难以回避的地步。无所信给我们带来的价值迷惘，精神矛盾，欲望不受约束等困境，正在侵蚀我们的内心，腾空我们的内心。有一个人对我说，我的心空得风都能吹进去，──他无意间的一句话，却非常准确地道出了现代人的存在境遇。最终，现代人空洞的内心只好让不断膨胀的欲望来填充。存在的质量，存在的尊严，正在被欲望粉碎。这样的局面是让人痛心的，因为人的生存起初不是这样的。如果虚无主义，物质主义，颓废主义是天经地义的，那么，活着就意味着发疯。必须重新考虑我们割断了与信仰传统的联系之后，我们的生存是进步了还是损失了。

　　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凡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人都羞于承认自己对文学，经济，科技一无所知，却会为自己对宗教信仰一窍不通而感到骄傲。再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更让我困惑的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信仰所赋予的辉煌，我们的历史上是否会有苏格拉底，但丁，巴赫，米开朗基罗，歌德，牛顿，斯宾诺莎，基尔凯戈尔，爱因斯坦等一大批文化英雄?是否会有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别尔嘉耶夫在他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说：“宗教问题折磨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在俄罗斯人那里，就连那些不仅没有东正教信仰，而且甚至开始迫害东正教会的人，在内心深处也保留着东正教形成的痕迹。”这可能不单是俄罗斯，更是整个欧美的特点。我常常在想，如果除去信仰的影响，世界文化史还有什么辉煌可言？对于信仰这个重要且影响巨大的问题，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它进行重新的追思与解释，否则是无知的，不负责任的。要追思人类有关信与不信的历史源流，最好的办法是谦卑地回到圣经的《创世记》。它的每句话几乎都是一粒种子，在圣经的各卷中，以及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长大并应验。一根据创世记的神圣记载，早期的人类至少有过四次堕落。第一次是亚当的堕落，在第三章；第二次是亚当的儿子该隐的堕落，在第四章；第三次是挪亚洪水前弯曲悖谬的世代，又嫁又娶，又吃又喝，人类完全堕落成了属肉体的人，在第六章；第四次是在挪亚洪水之后，人接受了撒旦的煽动，集体起来背叛神，在第十一章。这是人类精神颓败的内在线索。在各次的堕落中，人类至少从三个阶段落下去，到末世（The end of the world ）,精神几乎已落到了最低的地方。

　　第一阶段是人从神的面光前落到自己的良心里──从神治落到自治。最初的时候，受造而未堕落的人直接受神圣的管理，有着美好的秩序，因为在人里面有灵（spirit），有代表最高的善的良心，它是接触神，与神交通的内在器官；其次，人还有魂（soul），即人的位格，人的自我，是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的总和；魂的外面是体（body），是人与物质世界往来的部分。所以，在希腊文里，人的生命有三种，一是灵生命（希腊文，zoe），表征永远的生命，非受造的生命，不能朽坏也不能毁坏的生命；一是心理的生命（希腊文，psuche），即思想的生命，在人的魂里；一是生物的生命（希腊文，bios），在人物质的身体里。这是我所看到的对人生命奥秘最精确的描述。正确的情形应该是，灵引导魂，魂管理体，灵在神面前，魂在灵下面，体在魂下面。神的面光是管理的本质，我们把它称之为神治。

　　从神治落到自治（即人的良心治）里，意味着人从一个神圣的范畴进到了一个有限的范畴，从一个依靠，被牧养的境遇进到一个自己为自己的生存负责的境遇。在此之后，人的有限性就成了人生存的茧，把人囚禁在思想的领域里，即令左冲又突也难以突破其自身的局限。但人里面依然有趋向无限的愿望，这个愿望本身就会起来审判我们，并指证我们的存在方式是有缺陷的。良心的功能就在这时发挥出来了。正是在良心的作用下，亚当与夏娃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后，就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为此而感到羞耻。良心的定罪使人有羞耻感，它是对堕落的人的一种保护，因为它至少给人划定了一个道德的边界。真正可怕的是，人类在本该感到羞耻的事上却失去了羞耻感。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就是因为人有羞耻感，有良心，而动物没有。所以，人若能够让良心来治理自己，还不失为一件好事。

　　可惜，良心的管理规律到人类的第二代，亚当的长子该隐身上就被破坏了。创世记第四章记载，该隐杀人，说谎，态度傲慢，并不觉得羞耻，完全泯灭了良心的感觉。从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人治开始了。这是人类堕落的第二步：从自治到人治。再进一步的堕落是，从人治堕落到撒旦的煽动里。人在巴别（“巴别”为“巴比伦”一词的希伯来文写法，即“变乱”之意）以邦国的形式集体背叛神的主权，人这个受造之物开始以造物主自居，这是人类所犯下的最大的罪，同时，它也将人类推向了一个自身无法摆脱的困境：必须自己承担来自生存世界的所有重压。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当外面的压力增大，而人类又没有神作坚固基础的话，他就会被压跨，以致崩溃，这就好比我们中国古代所遗留下来的石拱桥，只能在压力不太大的情况下站稳一时，若是现在有一辆新型的六轮大货车装满货从它上面经过，它就会倒塌一样。`人离开神作生存基础后，情形就好比那些旧的石拱桥，只能适合在压力较小的境遇里生活，当现代人的生存压力加大时，就立刻面临崩溃的危险。它的源流从亚当的堕落就开始了。人第一次堕落，是因为人不用他的灵，不用他那固有的神圣生命的感觉，接受了蛇的试诱；第二次堕落，是因为人凭着自己的魂单独行动，使该隐用自己的观念敬拜神，向神献上了没有经过血洁净的祭物──地里的出产，发明了宗教，并导致该隐因怒杀了他的弟弟亚伯；第三次堕落，是因为人凭自己的肉体行动，所以创世记六章三节说，“人属乎血气（blood）”，血气就是肉体的本质；第四次堕落，是因为人接受了悖逆、背叛的思想，在巴别那个地方集体起来背叛神，使整个受造的族类都变质了，于是，就有后来的亚伯拉罕成为新族类的祖宗，信心的祖宗。

　　人类共谋背叛神是要作什么呢？他们造砖，把砖烧透了，使之用来建造城与塔（创世纪11章）。这个表号非常有意义，它以寓言的方式说出了人类文化的性质。根据圣经的启示，神的建造从未用过任何砖头，他只用石头，最终新耶路撒冷也是用宝石造成的。（启示录11：18-20）石头与砖头的源头不同，石头是神造的，砖头是人造的。在巴别的人烧土成砖，而埃及的法老也曾用砖造积货城（出埃及记1：11-14），这是什么意思呢？砖的原料是地里的土，而地是为了产生生命的，造砖的意思就是为了人的建造，杀害并焚烧地里一切生命的元素。不仅如此，造砖还需要人的劳苦，这含示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劳苦的建造史，而建造的材料乃是被错用的泥土──就是人类自己。错用的材料加上人类无畏的劳苦，就产生了巴别的生活--无神的生活。除了这座无神的城，巴别的人类还建造了巴别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创世记11：4）与此相反的是，亚伯拉罕进入美地，没有建塔，而是建了一座坛，以呼求耶和华的名。这是巴别的反面。

　　巴别是巴比伦的源头。创世纪十一章的巴别发展到启示录十七章，就成了大巴比伦城，倾倒了。就其寓言来说，巴比伦城好象一座坟墓，而巴别塔就是这座坟墓上的墓碑。巴别的原则建立起来之后，使人类受到了两方面的咒诅：一是人类不能再集居一地，而被分散；二是人类的口音被变乱，不能再说同样的言语。（创世记11：7-9）在这个被变乱的境遇里，人类之间已失去了任何统一的基础，交流的可能，它的集大成是当下的后现代社会：文化，哲学，神学之间满了争论，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结果就是无休止地争论和分歧下去。后现代社会的原则，就是巴别的原则：试图在地上（世俗而平面的现实上）用砖（人类自己的劳力）建造一个通天塔（新的语言实在），来传扬自己的名。它充满了变乱气质的极端发展。但起初不是这样的。所以，许多人还想重新找回那个统一的基础，以找回业已失落的人类的最高理想。爱因斯坦在本世纪头十年取得了一系列理论物理的巨大成就之后，按常人看来，便再也没有什么新的突破了，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都在潜心研究一个统一理论，希望用此来包容自然界的引力场，电磁场，强核场，弱核场这四个基本场。爱因斯坦没有实现这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他之前，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数学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就提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统一了光，电，磁现象。为了这个统一理论，不仅爱因斯坦，连海森堡，爱丁顿，泡里也付出了最后的研究生命，结果都是无功而返。I．M．辛格说：“现今的寻求建立统一场理论的努力真是愚不可及。”泡里干脆厌恶地说：“神拆散了的东西，谁也不能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他们的梦想不能实现的根本原因是，人离开神以后，由神所代表的绝对的价值观念就在人的心中瓦解了。柏拉图曾指出，如果没有绝对（absolute），个体，或称“殊相”（The particulars）便没有意义。绝对是个体的依属，只有绝对能赋以整体统一，赋以我们生命有意义。在相对主义的范畴里，我们根本无法对道德，价值，存在意义下最后判断。在无神的境遇里，人类只剩下两样事物：无神的文化与生活，以及宗教。二宗教是由亚当的儿子该隐运用自己的魂所发明的。该隐虽然相信神，但他没有走神的路，而是照自己的观念来侍奉神，“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创世记4：3）这就是宗教。神不要人通过劳苦所得的地里的出产，而是要一个流血的祭来满足他公义的要求，并要用祭牲皮来遮盖堕落之人的赤裸与羞耻。亚当与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眼睛就开了，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就用树叶作裙子来遮盖自己，但这种遮盖在神眼中是无效的，因为一个犯罪的人需要流血的祭牲来救赎，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所言：“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这涉及到神的公义。佛教就是在这一点上无法叫人信服，它承认人有罪，可它解决罪的方法是遗忘，而不是寻求公义者的赦免，这说到底是一种自欺，是用遗忘来贿赂自己的良心。如果没有流血，公义的神要称义我们这些不义的人，那就是将他自己陷于不义了。为此，到了新约时代，基督成了“神的羔羊”（约翰福音1：29），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使他有资格成为我们的赎罪祭（Sacrifices for sin），作人与神之间的中保（mediator），这是唯一正确的救赎之路──流血。

　　该隐的兄弟亚伯接受了这条道路，将羊群中头生的献上，他承认流血是必需的。该隐却自以为是，企图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宗教从此就开始了。历代来，几乎所有的宗教家都是在自己的观念里与想象的神亲近，他们发明了打坐，冥思，默想，坐禅，禁欲，猜想等，就是不走取用血赦罪的路。这些人都是该隐的跟随者。该隐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跟随者竟然变本加厉，不仅更改了敬拜方法，甚至连敬拜的对象也更改了──从敬拜神堕落到了敬拜偶像。他们用木头雕的，石头刻的，泥巴捏的像当作神；把历史中的名人（如姜子牙，关云长，释迦牟尼等）当作神；甚至把一些动植物也当作神，如所谓的神龟，神树，神蛇等。还有，伊斯兰教把他们的宗教领袖作成像来敬拜，天主教把玛利亚，保罗，彼得，约翰等人拿来敬拜，更正教（基督新教）的许多团体极力推崇圣经里所没有的圣诞节，复活节，牧师制度（而不是牧师本身）等，都是走了该隐的路，使宗教里充满了魂潜势力的发表，而丧失了纯正的神圣品格。

　　这就是人类第二次堕落的本质：开始于宗教的发明，结束于杀人。──该隐看见亚伯献祭蒙悦纳，就怀恨在心把他杀了。你相信宗教徒会杀人吗？只要翻开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伊斯兰教徒杀害了无数的基督徒，罗马天主教杀害的真基督徒比罗马帝国还多，所以，有一句话说，血乃是福音的种子。在罗马教时期，英国剑桥大学有一个毕业生，信从基督但不信罗马天主教的道理，罗马教就派人将他抓来，预备烧死他。他们使他受了许多苦，他却温柔地接受了判决，照样好好地吃饭。罗马教的人嘲笑他说：“你的神若是真神，你经过火时就不会被烧死，你将你的手放在蜡烛上试试看。”这个剑桥的毕业生平静地回答说：“你们的火只能把我的指头烧掉，但这火会使我更洁净。”当火烧到他身上时，他热切地祷告说：“主啊，不要审问你的仆人，在你面前活着的人原没有一个义人。”见此荣耀情形，有一个基督徒跑来抱着他说：“当我的日子来到，我也要和你一样。”又有一个天主教神甫跑来说：“不是我把你烧死的。”他就对那位神甫说了些安慰的话，然后才死去。还有一个法国的基督徒叫但以理的，也是因不信罗马教，被囚在监里，审判官决定在星期六行刑。有人来告诉但以理说：“他们定规要把你的四肢挂在四个城门上。”他平静地说：“头挂在哪里？”那人回答说：“另挂在一个门上。”他死时，行刑的甚至不许他说一句话，他喜乐地接受了。罗马君王迫害基督徒时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罗马军团司令摩里士，接到领兵迫害基督徒的命令后，便将他的徽章交给助手，自己以同道的身份，与其余的基督徒一同赴难就戮。这事于公元286年发生在瑞士龙河河谷，靠近密第山岭下山崖之处。圣摩里士这个小城就因此得名。信徒为真道而殉难的事是太多了，从这几个例子我们已经看出，宗教与真信仰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

　　神学则是另一种宗教，思想中的宗教，它思考神，但没有敬拜神的实际；宗教是集体化的行为，神学则是个人化的行为。神学是关于神的学问，在神学里，神不是无限地，有位格地存在，而是成了一个词，一套法则，一套观念。宗教里还有相信的成分，神学的起点更多的却是怀疑。著名神学家巴特，就至死都持着“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al）的见解看圣经（这是十九世纪自由神学家的普遍见解），所以，他认为圣经有许多错误的地方。巴特的立场在神学家中很有代表性──他们所相信的都是对信仰的信仰，而不是对某些事实的信仰。他们不赋予“神”这个词有任何实际内容。就如哲学家海德格尔，使用“诸神”一词，这是对圣经所说的“独一全智的神”的一种抵触。

　　新正统派最杰出的神学家蒂利希受海德格尔的影响，把神学发展为一个复杂的思想系统，至终他用“存有”一词来代替神，除了无穷的思辩外，他的著作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安慰。1965年，蒂利希临死前，有人问他：“你祷告吗？”他回答说：“不，我只冥想。”至终，蒂利希在痛苦中死去。还有一些神学家接受了歌德的泛神论的思想，把自然当作神。这种将神的造物人格化的方式，把人类对神的敬拜下降到了对神的造物的敬拜。信仰成了拜偶像。这就是神学的大限：不是相信神，而是猜想神，论证神的存在。论证神是以自己的理性为基础的，而有限的理性，怎能推理出无限的神呢？巴特在自己的晚年得出一个结论说：人不可能把握神，理解神，人不仅找不到神，也不寻找神；人寻找神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巴特否认人可以找到神，也就否认了神所给人的高贵地位，否认了他自己的信仰。巴特是没有盼望的人。还有一个法籍犹太神学家西蒙娜·薇依，也是一个矛盾而痛苦的人。她在《重负与神恩》一书中说：“神存在，神不存在。问题究竟在哪里？我完全确知，有一位神存在，因为我完全确知，我的爱不是一种欺骗。但我也完全确知，没有一位神存在，因为我完全确知，没有任何与我在说出神之名时我自己能在观念上设定的存在相同的确实的东西存在。”这位被称作当代帕斯卡尔的著名女神学家，在这样的表述中是极其痛苦的：她的良心告诉她有一位神存在，可她的思想又说没有一位神存在。她一生就在这种矛盾中生活，所以，她作为一位基督徒，临死前还拒绝受洗，拒绝加入教会，就是因为怀疑与不确信，使她对神失去了甜美的享受。

　　薇依的经历，被另外一位女神学家索勒发展成为一种奇特的神学思想：无神地信仰神是可能的。它与“神死”神学（“God is dead”theology）一样耸人听闻。神学发展到这个地步，成了“无神学”，实在是让人感到意外，这表明人类的思只会远离神，如同伊甸园里那棵知识善恶树所代表的那样：知识使人不再依靠神，而是向神独立。许多人记住了尼采所说的“神死了”这句话，却忘记了他最后发疯的结局。我相信尼采的发疯不是偶然的。

　　宗教家们满足于一些复杂的敬拜仪式，神学家们则满足于在猜想中建立自己的思想系统，这二者都是人里魂的活动，有仪文与知识，惟独缺乏生命的实际。它所带来的结果是，将神森严化，这与圣经中“道成肉身”的原则是相违背的。到最后，他们只好猜想神，猜想到末了，无神思想就出现了。

　　三人类之所以会发展出文化，乃是因为人类失去了神。原初那位创造人的神本来是人的保护，供应，娱乐，盼望，他是一切。人类失去了神，就失去了一切。这样，就不得不发明了自己的文化，来代替这一切。文化说到底是神的代替品。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回到人类的始祖身上，看看一切是怎样发展出来的。

　　该隐错献祭并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以后，就被赶逐离开了神的面，耶和华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恐惧了，说：“我的刑法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创世记4：13-14）为此颤栗的该隐，离开神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建筑一座城，以诺城，人类最早的无神文化就是在这座城里起头的。建筑城可以说是该隐继宗教之后的第二样发明。在古代，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该隐因自称“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失去了神作他的保护，就需要城来保护他。该隐还给他的儿子与他的城取了同一个名字：以诺。──这似乎在说，该隐将城当作他的儿子，他爱城像爱他的儿子一样。这是很有意思的。

　　该隐的后代中有一个叫拉麦的，更把该隐所起头的无神文化进一步扩展到生活的其他领域。拉麦是人类的第七代，是第一个发明一夫多妻制的人，他娶了两个妻子。（创世记4：19）他第一个妻子叫亚大，原文的意思是“装饰”，说出她是一个爱装饰自己的人，以悦人眼目，可见情欲的思想到拉麦和亚大身上已是非常明显；拉麦还夸口说他杀了一个壮年人，又杀了一个少年人，可见暴力在当时也非常普遍。这一切事都发生在该隐所造的以诺城，或者说，这就是最早的无神境遇中的城市生活。

　　拉麦的第一个妻子生了两个儿子，雅八与犹八。雅八就是住账棚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犹八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创世记4：20-21）畜牧是为了谋生，因为地不再为堕落之人效力，故雅八需要游牧。而犹八弹琴吹箫的目的是为了娱乐，因为人失去了神作他们的快乐。犹八这名字在原文里就是“快乐之声”或“欢腾”的意思，这指明，没有娱乐，他就无法再欢腾了。这就是拉麦的家庭，由情欲，装饰，娱乐三样事物所组成，它几乎就是现代家庭的一个小影。看来，离开神之后的家庭生活的原则，自古皆然，无非是情欲，装饰，娱乐而已。

　　拉麦还有另一个儿子，叫土八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创世记4：22）意思是说，他发明了武器，以防卫自己。至此，我们看见，该隐之后，下列几样事物在人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城为了生存，游牧为了维持生活，音乐为了自娱，武器为了防卫。我们可以把这四样事物称之为是无神文化的总和。人类发明了无神文化，没想到这种文化带来的结局却是情欲，淫乱，漂流，凶杀，战争。看来，人类要在这种无神的境遇中生存下去是困难的。所以，就连一些无神论者也承认，许多时候，宗教信仰能够有效地看守人那放纵的灵魂。尤其是现代人，光靠外面的法律约束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要有一个看守者，那就是他所信的。

　　其实人类的本性就说出他需要有一个信仰，需要有一个盼望，也需要有一位更大的牧者的牧养。人类本身不是终极存在，他的有限表明他还必须追索更高的价值与意义。正是这个缘故，导致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所区别的只不过是真信仰还是伪信仰而已。我们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图腾，寺庙，教堂，以及各种复杂的敬拜仪式，都是层出不穷的，它并没有因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消失。这决非是偶然的。正是因为人类内心有这个需要，外面才有神所代表的信仰来满足人类的这个需要，这就好比人类有解渴的需要，外面就一定有水来满足人一样。现代人的空虚感，失落感日盛一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内心本应由神来充满的那一部分被腾空了，以致没有了盼望，也没有了归宿感，像该隐一样，流离飘荡在这地上。

　　这个境遇到二十世纪就更加严峻了。那些最早由一批敏感的思想家、艺术家所体验到的精神困惑，存在难题，如卡夫卡所体验到的变异与绝望，弗洛伊德所体验到的性受挫的思想，基尔凯戈尔所体验到的理性使人悲观，非理性给人带来快乐的人生经验等，也就是那些构成现代人基本思想形态的东西，到二十世纪中叶（或许还更早）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实践。它还迅速汇聚成一股强有力的思潮，经由文学，艺术，电影，哲学，神学，以及各种大众媒介，根植在越来越多人的意识里，给人们一个价值已经死亡的强烈印象。一旦推开了传统价值观的约束，现代人就变得肆无忌惮起来，有些人公然跑到街上宣扬说，人生没有意义；有些人以颓废为美德；更有些人否认了在理性的范畴里可以找到意义后，起而追随赫胥黎亚尔达士的思想，把药物当作自己新的理想与宗教。这个思想在六十年代的美国风靡一时，那些崇尚药物的世界乌托邦主义者都有一个梦想：只要人人都吸食药物，现代世界的种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曾建议在城市的饮用水中加入迷%幻@药，以把每个人都提升到天堂的境界，后来兴起的嬉皮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观点。有一本叫《利雷，六十年代的疯狂与我》的书，记述了心理学家利雷所说过的许多在当时有代表性的话，其中有两句说，“心智要死去，这是你唯一的目标，别无其他”，“药物就是这新宗教的圣礼”。这样的文字叫人不寒而栗。随着这一思想就自然发展出了性解放、吸毒等生活方式，它是人类生活中黑暗的一幕。

　　吸毒，性解放，颓废的生活，不会是我们新的信仰，它恰恰是反信仰的事物。而那个在现代人的生活中越来越隐匿的真正的信仰问题依旧在折磨着我们，这是我们所无法抹杀的。就像现代的社会生活绕了一个大圈仿佛又回到了腐败的古罗马一样，我相信，解决问题的办法绕了一圈之后，最终也要回到信仰上来，因为人类的精神是一道流，有起源也有终结。它的终结点在哪里呢？在神的审判。这是真确无疑的。许多人都把信神看作迷信，把无神思想看作是科学的代表，持这种观点的人，恰恰不了解科学，甚至可以说是蔑视科学的，因为现代科学革命正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可以这样说，没有圣经就不会有现代科学的辉煌，就像没有马丁·路德就不会有巴赫的音乐一样。这一点，就连非基督徒科学家怀特海、奥朋哈玛也承认是这样，并在他们的论著中强调近代科学是由基督教世界观发展出来的。1925年，怀特海以《科学与近代世界》为题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基督教是科学之母，他的理由是，“中古时代的人持定神的理性”，所以早期的科学家抱有一个“绝对的信念，相信每一件事情，无论如何细微，都可追本溯源，寻出其中的前因后果，以制定其基本原则。如果没有这个信念，科学家所耗惊人努力，也是徒然了。”怀特海对科学发展根源的洞察可谓一针见血。英国的丹皮尔在他的《科学史》上册中也说：“正如罗马法的存在使得秩序的理想在整个混乱的时代和中世纪得以维持不坠一样，经验哲学也维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断言神和宇宙是人的心灵所能把握，甚至部分理解的。这样，它就为科学铺平了道路，因为科学必须假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曾经有历史学家作过这样的权威统计，他们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选出三百位最伟大，具有重大发明的大科学家，对他们加以考查后，就他们的信仰问题得出以下结论：一、没有办法查考他们信不信神的有三十八位（不作统计）；二、不信神的有二十位，占8%；三、信有神的有二百四十二位，占92%，这类科学家包括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开普勒，笛卡儿，法拉第，马斯威尔，伏特，欧姆，安培，爱迪生，马可尼，巴斯德，爱因斯坦等；四、在这些相信神的科学家中，除了少数几位信仰犹太教外，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督徒。192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原子能专家康普顿博士，194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转登在上海科学文摘中，他说：“从此以后，我们应当按照和平的王──耶稣基督──在二千年前对我们的训言，学习爱护同胞。……”哲学家卢梭说：“苏格拉底的生死，是博士的生死；基督的生死，却是神的生死啊！”培根说：“神从来没有制造奇迹来说服无神论，神平常的工作就足以说服无神论了。”爱因斯坦也说：“我不相信神会跟宇宙玩掷骰子的游戏”，“我想知道神如何创造了这个世界”，他甚至还说过一句更惊人的话：“在评论一个物理理论时，我常问自己：如果我是神，我会不会这样来安排宇宙？”这让人想起玻尔的劝告：“我们的责任不是规定神如何安排这个世界。”也是基于信仰的缘故，大科学家牛顿中年以后几乎放弃科学研究，转而研究圣经。许多的人指责牛顿这样做是在浪费时间，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牛顿和其他科学家若不以圣经为基础，他们就无从获得智慧与信心去认识宇宙内在的规律。

　　中国科学一直不发达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终极信仰，没有认识一位有理性，有思想，有位格的神，虽然中国人很早便对物质世界就有深入的了解，但因着信仰上的致命缺乏，以致一直无法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而只有一些非常具体的发明，如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所谓的四大发明。李约瑟在《大滴定》一书中，解释何以中国的科学不能发展成熟的原因时精辟地指出：“他们没有信心说出人能够揭开大自然规律的真相，因为他们不肯定一位比人更有理性的神，已经将这个规律安排好，使人能够了解。”所以，中国有许多心灵手巧的技能家，却没有大的理论物理学家。西方科学界有一句名言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反观中国的科学史，我们就会发现的确如此。比如，郑和七次下西洋所率领的船只，在当时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可在增进地理知识和科学发现的成就上说，远远不如几乎是同一时间的哥伦布、麦哲伦所作的环球航行。其原因在于，郑和根本就没有想到地球是否球形的问题，他也没有带什么有价值的科学假设出去，所得着的东西自然就很少了；而哥伦布、麦哲伦却相信圣经《约伯记》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预言的地球是圆的，“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神将大地悬在虚空”，这样的相信是他们的航行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至此，我们已经清楚，信仰和科学之间并没有任何抵触，它们之间乃是一。我要很强地指出，现代社会的混乱是从这里开始失落的，它的挽回也必须从这里开始。

　　四宗教，神学，无神的文化，以不科学的态度盲目反对圣经，颓废的生活，等等，这些事物在现代社会的混杂，使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巴别城在我们的时代扩张，许多人都过着一种在巴别的生活。巴别出自邦国，是沿着咒诅的路线发展的，它的直接结果是拜偶像。据历史记载，巴别国的第一个君王，古实的儿子宁录开始带进许多拜偶像的事。这种偶像的崇拜延续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拜偶像的结局就是死亡，因为它完全背离了人类的本性与源头。人正确的源头应该是高贵的，神圣的，有荣耀的光辉的，而不是服在偶像的势力之下。创世纪明言，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的，这表明圣经给了人一个最高贵的地位──有神的形象与样式。它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卫像”所代表的人要高贵多了。

　　人的本源是什么太重要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之所以让人感到厌倦，就是因为他把一个高贵的人降低到了完全物质、属肉体的层面来考虑。而他自己一旦无法解释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时，就用漫长的时间因素，及那个所谓的“突变”理论来搪塞过去，这是非常可疑的。按照热学第二定律，从宇宙的混沌状态不仅不能产生有序状态，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序程度不会升高反而还会降低。在生物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每一次的“突变”只会使物种退化，而不会使物种往更高级的种类进化。许多人不相信创造论，宁愿相信进化论，可他们忘记了一个根本疑问：单单由于漫长的时间加上偶然因素，人怎么可能从“非人”变化成为人？让良心来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人是从“非人”变化来的，那死亡在人身上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非人”是不关心自己的死的，而人只要一天活着，他就一天无法摆脱死亡的恐惧。我不愿意轻易就让死亡把我消灭掉。一个思想过，痛苦过，爱过，恨过的人，有一天要在死亡中被了结，这是可怕的。死把人类的所有生存意义都注销了，活着还有什么价值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哥林多前书15：32）那些所谓不怕死的人，其实都是一介莽夫而已。真正关心存在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无不都在与死亡作坚决的斗争。即使像川端康成，海明威，海子这样的自杀作家，也是说出他们被死亡的控告胜过了。

　　死亡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信心的瓦解使人丧失了活命的指望。当人被痛苦，恐惧，绝望所充满时，实际上也就是被死亡的阴影所充满。人从意气风发的文艺复兴时期落到了当下悲观绝望的后现代主义的境遇中，表明人已非常脆弱。正确的理性，神圣的价值，遭到了嘲弄，它是现代人丧失信心的根源。失信带来失语。现代人在这种失语的境遇里，要么是沉默，要么是聒噪，这二者都是无意义之象征。无意义的结果就带来死亡。

　　另一方面，死亡还来自这世代的邪恶。这是一个弯曲的世代，不信的世代，像挪亚那个世代一样，人类只关心吃，喝，嫁娶，一切以肉体的欲望为中心，这令我想起古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堕落，宴乐，狂热；我还想起古代的以色列，当全国远离神，违背圣经诫命的时候，先知耶利米起来大声呼喊，死亡将临到这城！耶利米所说的死亡，是指整个文化，社会，意义的死亡。现代社会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路途之后，仿佛又回到了衰败时期的古代。

　　创世记五章里十代的人，前后有九代人都死了。死亡是人类堕落后最终的结局。有没有道路可以逃避这死亡呢？在十代人的记载中，我们发现有一代人成功地逃避了死亡：以诺与神同行，并没有死。以诺是第一个被提（snatch）的人，被提是一条唯一能够躲避死亡的路，它意味着与神相遇。我们这些有限的人一旦与无限相遇，人性一旦与神性相遇，死亡就被遏制在那里了。被提的条件是与神同行，相信神。“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希伯来书11：5）信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六节又说，信就是信神是（Believe that God is）。有意思的是，“耶和华”这名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就是那我是的”，或称“强有力者起誓约束自己”，启示录又称他为“今是，昔是，以后永是者”。只有确立了他这个伟大的“是”（“是”了，也就“在”了，“有”了）之后，人这个有限存在的“在”才可能得着真正的确认。

　　人作为一个存在者，他会意识到其自身可能不存在的那种情况，这就有了矛盾，它同时也构成了人的存在性危机，这一危机最终就以烦恼的形式来瓦解人的存在。烦恼大概有三种形式：对于命运和死亡的烦恼，对于空虚和无意义的烦恼，对于内疚和为罪自责的烦恼。精神分析学家将这一切烦恼都解释为病理性的，这是对烦恼的肤浅解释。如果是病理性的烦恼，它就可以通过环境与人际关系的变更来消解，但事实上有一种本源的，存在论上的危机是无处不在的，只要这种危机存在，人就不可能作出自我肯定，不可能获得生存的新动力。只有寻求一位无限的，有理性的，有位格的存在者的帮助，人才有希望从现在的绝望境遇里实现真正的向上一跃。

　　人的尽头神的起头。但我们在此强调自我的失败，强调在信中得拯救，并不是在此重提一种存在主义式的人道主义。萨特的人道主义是无神论的。他说：“人的本质就是他的存在。”这是一句让人绝望的话，它的意思是，除非人能使自己成为所要成为的人，否则他就没有本质可言。为此，许多存在主义者都认为存在并没有注定的本质，他必须在行动中选择。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的本质就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他的本质就必须由社会的制度和经济状况来决定，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本质可言？人应该是有本质的。只是，这个本质要获得终极意义的话，它就不能由人自身来给出。人不是最高存在，他的存在是依靠性的，其意义必须由一个比人更高的存在（无限的神）来肯定，本质从神而来。人的全部悲剧就是失去了这个无限者作依靠，失去了中心，最终只能以自我为中心，人要自己高兴，自己幸福，自己为自己的痛苦与绝望负责，它越出了人这种有限存在所能给出的范畴。自我不能自我生存。

　　唯独神是自己生存者，信神是真正的终极关怀。许多人都使用了“终极”一词，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所追求的终极是什么。多数的人把终极解释成了一套法则或一套观念，里面没有任何实际。这不是终极关怀。终极关怀就是终极相信。可是，我相信的对象是什么？我怎样才能相信？相信的对立面是罪，罪就带来刑罚，这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有罪的人怎么去见公义的神？就像一个罪犯怎么才能去见公义的法官？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解决罪的问题。罪不解决，就没有真正的终极关怀，顶多有一种趋向终极的猜想。

　　不要把终极关怀和任何有限象征或有限象征的总和等同起来。民族理想，自然崇拜，以及佛教和伊斯兰教的那种人性的扩大，都只是中间价值系统，里面并没有神性，也没有无限。它们只是把有限的实在提升到终极的地位，使之具有一种虚伪的高度。只有那位“今是，昔是，以后永是者”才是人类与万物的存在依据。相信他，存在就获得终极意义，在意义里就找不到死亡。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哥林多前书15：55）这样的追问告诉我们，信仰在折磨着我们，它的答案只能是──我信故我在。

　　1998年1月19日

信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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