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突围与困厄之间——对奴役和自由的思考之二

　　

　　在世纪交替的今天，人类已走出乌托邦的政治幻灭，强势意识形态已经瓦解，对集体尘世理想国的希望已经被生活所抛弃。他们，开始寻找新的自由。

　　世界，已被一个自由的幻象包围着，那就是个人自由。二十世纪，是个人空前自由的一个时代，人们更多地开始关注自身的自由，以期通过自身的奋斗来赢得自由。科技的进步，减轻了自然对人类的原始奴役，新闻的自由和民主的普及，也同时促进了个体的自由。但是，二十世纪同时也是个体被空前奴役的时代。奴役的内在表征是客体化，即外化和异化。它们象是所罗门之瓶中的烟雾，一直在这个自由世界的上空飘荡，哲学家们早就洞察到异化在人类社会中的普遍性和深刻性。卢梭早在两百多年前就洞察到文明对人类的奴役，从而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这被善于嘲讽的伏尔泰指责为“教唆人类倒退到爬行时代”；黑格尔也提出了异化的观念，他看到了本体的向外抛出，在自然环境、自身和群类中的异化；马克思则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洞见了劳动和人的异化，大工业生产对人的奴役是全面而深重的，这不仅对于工人如此，对于资本家也是一样。但是，这种种的异化在当时还没有得到充分地展开与呈现。

　　随着二十世纪的来临，生存的悖谬已不只是为在苦难中挣扎的心灵所感悟，而整整一个时代就是一个悖谬的时代。一个歌舞升平的时代，但迎来了两场世界大战；一个自诩自由的时代，却造成最大的专制主义奴役；一个高度文明的时代，却被文明的武器所杀戮；一个机器自动化时代，人却被异化成机器的奴隶；一个拥有无尽财富的时代，却被财富所奴役。特别是金钱的奴役，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描述的，“金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向它膜拜”。更为可怕的是，还有一个更深重的奴役，正临到人类，那就是存在的奴役。存在的奴役，就是非存在对存在的奴役，从更本质上而言，就是死亡对生命的奴役，这一奴役在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那一刻起，就产生了。但它在现实的展开和蔓延，在这个时代达到极至。死亡的此世投影，笼罩着每一个个体，那就是焦虑、空虚、荒诞、无意义，它们象是魔鬼遍地游行，吞噬着每一天的生存。人失去了自身，成为空心人。这是一副极为可怕的人类光景。

　　面对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奴役，人们在寻找出路，妄图用自己的头颅去撞开一条自由之路。无数的智者在构建着各种学说和思想，试图来打开一扇自由之门。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等等，都是人类试图走出奴役困境的一次次突围。在其中，存在主义无疑是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言说与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一起成为这个世纪的标志。存在主义因着对存在性奴役的深刻体悟，而对现实有着极其敏锐的痛感体察，他们逃避集体的幻觉，漠视神圣的超越，而在个体自身中不断的抗争和张扬，去反抗个体的奴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存在主义，特指作为主流的世俗存在主义，以区别于以上帝为信仰根基的宗教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的先驱无疑可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克尔凯戈尔和尼采。心灵深处的挣扎和搏斗，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也是他们思想的写照。他们都用他们的生命体验感受到作为传统哲学核心的“类本质”与个体生存之间的巨大疏离，于是，转而关注个体的存在（生存）境况，并且先在地体验到个体存在的巨大背谬：奴役在存在的根底潜伏着。他们共同捍卫个体价值，否弃虚伪的集体道德。但是，同为存在主义先驱的他们，其思想根基和言路却是完全相异的，前者是从基督教信仰出发并抵达上帝，而后者则否弃甚至亵渎上帝，抵达强力意志的超人。二十世纪世俗存在主义基本上就是沿袭着尼采的思想脉络推进的。

　　尼采，他体感到生命中的重重奴役和价值颠覆，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并用他语言铁锤进行哲学思考，甚至他将基督教信仰中的谦卑看作是一种奴隶道德，鼓吹超人的主人道德，他甚至借查拉图斯拉之口宣布“上帝已死”。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是存在于酒神精神之中，这是一种强力的过剩，自我生命的勃发。酒神的象征其实来源于古希腊的酒神祭，在这种秘仪中，人们打破一切禁忌，狂饮烂醉，放纵性欲。而这正是二十世纪的情形，一场永无止息的酒神狂欢。而尼采所倡导的超人，是一个拥有“强力意志”的人，知道世界本是个无意义的所在，但面对非存在的恐惧和奴役，他用加倍的强力去肯定自身，用强力的幻象麻痹自身，并将这样的意志强加于世界，试图以奴役来克服被奴役。但是，柏拉图说，“君王即奴仆”，对他人的奴役，同样也是对自身的奴役。尼采，这个鼓吹强力的孱弱者，终于在新世纪的门口被他的强力意志消耗殆尽，在痛苦的疯狂中死去。

　　二十世纪的萨特，虽然不能视为最深刻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但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他有着与尼采绝然不同的风格，他很少用诗歌体来著述，而是用他的厚重的哲学专著和大量的小说和剧本来表述其思想，他虽然极富激情，但更多的却是理性和冷静。不过他的思想实质上是脱胎于尼采的思想基底。在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中，他说：“陀斯妥也夫斯基曾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什么都是被允许的。这就是存在主义的起点。”他和尼采一样，都将“上帝已死”作为其思想的起点，在他的世界中，没有上帝，只有人，他们象《恶心》中的洛根丁一样，“孤零零地活着，完全孤零零一个人”。萨特进一步把他的存在主义概括为两大原则，第一是“存在先于本质”，即对“类本质”的一种全然背弃，他吃惊地发现，人作为“自为的有”，却是一个“无”，除了自由，没有既定不变的“本质”，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是你的自由；你要获得什么样的本质，那要看你怎样进行你的自由选择。于是，自由就在这样自主的选择和行动中获得了，奴役也便“显然”地被排除出视野之外。第二是“人必须对他自己负责”。人是自由的，人成为各种价值的唯一根源，人可以也必须选择价值尺度、理想和行动，但选择的后果却要让自己来承担，不管是痛苦还是焦虑，都只能自己独自担当。人必须为他所有选择负上全部责任。

　　但是，这样的承担是何等的艰难。当上帝被此世再次弃绝后，自由是抛给人的，就象萨特所说，人“不得不自由”，人必须选择，人也许可以躲避灾难，但无法躲避自由，即便你不选择，那也是你的选择。然而，有限的个体无法参透未来，甚至连明天也无法把握，他又如何去承担“选择”的重负呢？选择的困境，实则上成为了绝境。在一个无人的沙漠，尽管有无数的道路可以选择或开拓，但没有罗盘的指引，再多的选择自由也是枉然，绿洲依然是一个海市蜃楼，依然是无路可走。在这个世界，不是缺乏道路，而是太多，正如何勇在歌中所唱的，“到处都是正确答案”。而这选择的困境，必然导致焦虑，焦虑是一种“自由”短暂获得后的彻底瓦解，这几乎成了一种世纪心态，折磨着现代人。人们的步履是如此匆忙，但内心却只是茫然；人们的言语快速而短促，但意义已在其中逃脱了；人们的眼睛贪婪地在挖掘着世界的每一个隐私，但心却从未停留。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其实，存在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实践，人们试图靠着存在主义去获得自由，得到奴役的解放。二战之后的西方，便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实验场，存在主义，不但成为文学哲学艺术中的主题，而且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无数的青年，标榜为存在主义青年，他们口中高喊着自由，他们要打倒一切的奴役，实践他们绝对的自由。萨特，无疑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就是实践存在主义自由的极至。五月风暴，虽然与革命有很多相象之处，也有着意识形态的倾入，但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存在的反抗”，因为“没有人杀人，也没有人想杀人”（加缪语），实质上可以说是一场存在主义自由的狂欢，也是一个酒神的狂欢。破坏一切，便是反抗的口号和行动，存在主义者力图打破奴役的所有社会根基，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伦理的。萨特甚至亲自在巴黎大学校园里散发传单，呼吁“与学校唯一可能的关系，就是砸碎它。”学生们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和抗议活动，甚至在拉丁区向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搭起了街垒。巴黎成了标语、旗帜、口号、传单的海洋，但许多口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口号，而是存在主义自由的口号，如“严禁使用严禁”、“要做爱，不作战”、“无限享乐”、“实现梦想”等等。青年们用这些口号来表达他们存在主义的生活态度，一种二十世纪的典型生活态度，一种纯粹的现世关怀。摇滚乐、波普艺术、性解放等艺术或生活潮流，便是存在主义自由的自然延伸。年轻人用他们的肉身极限来表达自由，在肉体颠倒反复的可能性中实现自由，在欲望的洪流中麻痹敏感的神经。人们实践了所有的自由可能，甚至吸毒和自杀，它们是两扇向“自由”敞开的终结之门。人终于无法忍受自由的炙烤，逃往毒品去寻找短暂的虚幻自由，奔向自杀去躲避选择的艰难，并声称实现了最后的自由，因为他自由地选择死亡。但殊不知，死亡是一种必然性，是人所无法选择的。他们所选择的只是形式罢了。

　　自由，竟走向了它的反面，人“自由”地走进了奴役的绳索，无法解脱。这就是所谓自由者的境况。在一个游戏者的时代，一个夸张而平庸的时代，所发生的一个被“自由”所奴役的境况。

　　萨特说，自由是抛给个体的，它迫使人去寻找“有”的充满，“人不得不自由”，是自由的宣告，也是一声无奈的叹息。人抛弃了上帝，成为“一种欲为上帝的存在。”人，靠自身去实现自由，但这样的自由只是一次流浪，迷惘的人群依然在四处游走，在神性光芒隐去的世界黑夜里，在一个个十字路口，四处观望，无路可走。人，居然不知道该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于是只有消极的逃避，或是麻木的沉沦。自由，是如此的艰难，竟成为重负。选择的艰难，竟消解了自由的喜悦。正如萨特所感叹的，“人只是一堆无用的热情而已”。这就是存在主义自由的困境。

　　另一方面，旧有的奴役并没有真正解脱。人对自然的“自由”开发，导致自然无情的报复，酸雨、空气污染等严重困扰着人类。这个商品化机器化数字化的时代，又以它独特的方式，更沉重地奴役着每一个人，人，已不再是一个人，而已被重新命名，命名为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他被一套程序控制着，在一个严格的时间表里生活劳作，正如前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荒诞小说《我们》中的情形。现在，网络的出现，虽然极大地沟通了人类，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创造了一个虚拟的自由王国，但网络的奴役之影已经开始遮蔽人类，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不断地侵蚀，网民骄傲地向“网虫”进化。他们，已经无法离开本是虚拟的网络世界了，成为一个个网中的猎物。奴役，正越加深入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

　　自由之路何在？存在主义者并没有提供答案，萨特的戏剧《无出路》（NO EXIT）便预示着这样的结局。生活被自由折磨着，被虚无包围着，痛苦和挣扎在每一个心底驻留。

　　个体自由的反抗之旅，竟是一条悲剧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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