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乌托邦·上帝之国——“奴役与自由的思考之一”

　　
暗黑的历史中，自由和奴役，象是两条首尾相啮的蛇，追逐着，撕咬着。一个命定的圆，固执而封闭地在原地打转。 ——题记

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是从一句名言开始，又以另一句名言结束的。前一句是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句话：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另一句是罗兰夫人在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中发出的感叹：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这一前一后两句话，便是以集体自由名义发动的法国大革命的最好注脚。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之后，随着启蒙思想的推进，民主自由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欧陆及英伦三岛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宗教或世俗革命，以争取天赋的自由。法国大革命，便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对奴役的抗争运动和自由实践。
　　十八世纪中叶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在沙龙和市井迅速传播，启蒙思想家主宰了当时的话语中心。即便是法国贵族的书橱里也摆满了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著作，你也不必为在贵妇人的床头发现一本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而惊讶。相反，这几乎是潮流了，甚至连安东奈特王后也参加了极具煽动性的《费加罗的婚礼》的排练，在其中扮演罗西尼。而卢梭更是其中的宠儿，虽然屡被驱逐，也曾被启蒙运动的主流所抛弃所辱骂，但那句自由呐喊，曾经震撼了多少渴望自由的心，罗伯斯比尔便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政治经济面临全面的困境，下层人民的生活异常艰难，上层则是一片混乱，财政更是一团糟，朝野上下纷纷要求改革。
　　在这一背景下，法国三级会议开幕。随后，第三等级单独组成国民议会，准备制定宪法。1789年7月14日，革命者和群众佩带着红白蓝三色徽，挥舞着武器，冲进了巴士底狱，这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正式爆发。
　　次日早晨，国王路易十六听到这一消息后，焦急地问：“是一场叛乱吗？”利昂古尔公爵无情地纠正道：“不，陛下，是革命。”是的，是一场革命。叛乱只是为了颠覆并取得权力，而革命则是为了自由。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一个革命的时代，一个“自由”的时代。演讲是自由的，出版是自由的，连空气似乎也是自由的，虽然空气里时常弥漫着枪弹的烟雾。这样的自由振奋了欧洲，甚至远在美国的托马斯·潘恩也著文讴歌自由的诞生。热情的革命者在国民议会和俱乐部里更是通宵达旦的辩论着，1791年，共和国宪法制订完毕并由路易十六批准。1792年，国民公会成立，宣布废除王政实行共和。
　　然而，历史竟被在革命爆发后不久的一句话所不幸言中，“我们已经迅速地从奴役走向自由，我们正在更迅速地从自由走向奴役”。悲剧果然诞生了。悲剧是以最极端的形式出现的，那就是恐怖，用恐怖来造就美德。1792年9月2日数千犯人的集体屠杀，掀开了革命血腥的帷幕。就在两年前还专文著述来反对死刑的“不可腐蚀者”罗伯斯比尔，现在却公开地宣称：“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这是一个怎样的悖异？但历史就是这样吊诡。几年前还在呐喊着自由、抨击着暴政的革命者们，现在，为了建造一个所谓的自由王国，却在理直气壮地屠杀自由。他们以自由和平等的名义，处死保王党与贵族；以共和国的名义，控告吉伦特党人；以救国的名义，处死进攻巴士底狱的发动者德穆兰；以道德的名义，处死丹东等曾经的战友。就这样，自由的狂欢成为一场血腥的狂欢，每天有近五十人作为对革命的献祭死于断头台，即便是小红帽的海洋也掩盖不了满街流淌的鲜血。这正印证了卢梭的名言：“在广场的中央，树立起一个鲜花环绕的长矛，把人们集合在那里，你们就拥有了一个节日，至善不过如此。”不过长矛被替换成断头台，被屠杀的从特权阶级转化为人民。自由，成为一场杀戮的自由。在雅各宾派眼中，只有战友和敌人，而战友越来越少，敌人却越来越多。血在巴黎流淌着，塞纳河都染红了，宽容已不必再提，自由更是遥不可及。到1794年热月革命前，自由已被彻底异化成一场奴役，一场比先前惨烈千百倍的灾难。在罗伯斯比尔最后一次演讲中，他似乎也有所感悟：“美德！没有美德，一场伟大的革命只不过是一种乱哄，是一种罪恶摧毁另一种罪恶。”
　　“日光之下无新事”。这样的历史，并不是偶然。这样的悲剧，一次次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重演着。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是自由梦想勃兴的三个时代，也是革命勃兴的三个时代，革命者几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出现过，各种颜色的旗帜依次飘扬，旗帜下同样是激情的人们、口号和枪声。但历史总是嘲弄着人类，人们一次次所尝试建立地上的上帝之国，竟无一例外地堕落成人间的地狱。这正被诗人荷尔德林所言中：“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梦想。”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便是本世纪最大最美丽夺目的一个肥皂泡。自由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曾经被多少欧洲左派知识分子所心驰神往，但其实在那里，自由和货柜上的日用品一样稀少，所有的真相都被掩盖在宣传的下面，所有的脸孔和微笑都只是机械的重复，每一个人，都被强力的意识形态和契卡所控制着，只能“奴性地忍耐”（索尔仁尼琴语）。这个历史的骗局，直至俄罗斯伟大的非官方作家们的地下作品被流传到西方时，才为人所知晓。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细致得令人颤栗的描写揭露了在自由名义下的深重奴役。自由，只是一个政治幻象，只是报章社论中一种修辞，而苦难和奴役却是如此的真实，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又在呻吟。八十年后，刷满歌颂自由标语的铁幕，终于无奈而黯然地降下。
　　人，通过集体自由来抗争奴役的努力一次次地失败了。
　　人，作为一个个体被孤零零抛到这个世界，无助和孤独便笼罩着他的生活，客体世界的强大和坚硬也使单个的生存变得无比困难，于是，对奴役的恐惧和生存的渴望使他走向“他们”。在世界上，“他们”或者“我们”也便成为最直接的庇护所，集体、社会作为广义的“我们”也自然而然成为个体所向往的一个庇荫之处。在那里，人可以用集体来担当部分的孤单与恐惧，用对观来消解痛苦。但同时，当词汇“我”渐渐地延伸出“我们”，一个个体将“我”的言说权向“我们”交出，并且由另一个个体以“我们”的姿态来代替所有涵盖下的个体来发言、思考、决定时，潜在的奴役就产生了，一种“我们”对“我”的奴役。这就是社会的奴役、政治的奴役。于是，个体的奴役也便潜在地转化为一种群体的奴役，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纠缠延展了群体奴役的普遍性。政治奴役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在发生着，或许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丧失生存权、经济权、行动权、言说权、思想权等都可以看作是对自由的剥夺和奴役。对这一点的感悟，也便成了古往今来所有政治哲学家所思考的命题。对自由的向往，对奴役的抗争，也就成了不同思想阵营的思想家们的共同理想。其实，从人类社会开始之日起，这样的抗争便没有间断过，起义和叛乱此起彼伏，年号和权位不断更迭，但奴役依然如故，最多形式有所改变罢了。
　　然而，社会奴役下的个体依然渴望着自由，渴望着通过群体的自由来解脱奴役，实现自由。理想的自由王国也便成为地上的一个恒久梦想，如《诗经》中所写的，“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这是他们地上所寻求的王国，然后终其一生建造这个王国，人们企望在其中实现完全的自由。
　　诚然，这样的理想是美好而诱人的。但是，人终究无法靠己之力建造这样的国，腐烂和崩溃潜伏在墙根底下，在还没有完工前便将其夷为平地，倒塌声嘲笑着所有曾经的努力。这样的国，终究只是“理想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乌托邦”。它只存留在臆想之中，正如托马斯·莫尔当初用古希腊语虚造该词的用意，这是一个“乌有之乡”。
　　在《圣经启示录》中许诺着这样的一个上帝之国，那里“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而且“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在黑暗、苦难、奴役中的人们，无不渴望着光明、喜乐和自由，于是他们渴望着这样的上帝之国能在尘世降临。但是，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乌托邦是上帝之国在人的意识中的一种扭曲。实际上，所有世俗理想社会的理念都是“上帝之国”的现世扭曲投影。这样的国在人的意识中被扭曲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卢梭眼里或许是一个完美、自然、理性的秩序，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或许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工业化奴役的乐园。罗伯斯比尔的法国大革命便是卢梭理念的一次实践，而列宁和斯大林则在俄罗斯大地上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国。但是在他们的国中，上帝都被逐出，只有骄傲的人居住在上帝的宝座上，实践着他们的“自由”。上帝的缺席和此时此世的现世期盼是乌托邦的两个主要特征。
　　但是，真正的上帝之城，不在此时的此岸，乃在末世的彼岸。将近两千年前，当犹太人拥着耶稣让他作王时，他却离开那地方；当撒旦将耶稣领到山顶，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却用上帝的话加以抵挡；耶稣在最后更是坦言：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是的，上帝之国并不属这个败坏的世界。任何在这个世界建造上帝之国的尝试，都是在建造巴别塔，倒塌是最后的必然，所有对此世上帝之国的期盼和对上帝的放逐，更是对上帝之国的莫大背谬。乌托邦，无论其如何美好，但依然只是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有着天壤之别。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论及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时有这么一段话：“这两座城由两种爱形成：世俗之城基于自爱，甚而蔑视上帝，天上之城则基于对上帝之爱，甚而谦卑自我。简言之，前者以自我为荣耀，后者则以上帝为荣耀。一个在人当中寻求光荣，而另一个最大的光荣就是上帝，是良心的见证。”显然，两者更有着绝然相异的思想来源和认知，前者来自于过于乐观的人文主义，后者则来自于基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
　　首先，对人自身的判断不同。前者对人有着盲目的乐观，认为人是可以经过自身改造和社会进步达到完善，并且将人跃居于上帝之上，并取代了上帝。但圣经上却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在超越者面前，永远是一种有限的生存，与上帝之间有着无限的深渊，自身无法跨越，只有上帝的亲自临在才能抵达。因此，无论他是谁，尽管人们也把他当作上帝来敬拜，但他永远也无法成为上帝，所有历史中对个人的超拔和崇拜，最后都成为破产的笑柄。罗伯斯比尔，虽然被称为不可腐蚀者，但他手上的血却腐蚀了所有的正义；斯大林，虽然被亲切地尊称为“父亲”、“领袖”和“导师”，但却是一个“冷酷而残暴的人”（科尔扎文语），将多少优秀的灵魂放逐在寒冷的古拉格群岛。有罪性的人类靠自己无法胜过罪孽，又如何能抵达完全的善？有限的人，无法超越自身，又如何去建造无限的巴别塔？世俗之城，终究只是世俗之城，当人在其中离弃上帝，并自居为上帝时，并未止住他堕落的步伐，相反因着神性的隐退，越发地坠入深渊。
　　其次，各自的关注不同。前者关注于物质世界和忽视个体的虚幻价值（如公共意志等），往往“与个体人格的最高价值、良心、尊严以及精神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相抵牾”（别尔嘉耶夫语）。因此，往往发生以“普遍意志”的名义屠杀人民，以物质的必然性强歼“精神的自由”，法国大革命实则上正是这样一场自由的悲剧。而后者直指灵魂和心灵的生存，关注上帝，也关注每一个个体。人过于骄傲，以至于忘了自己的渺小，但人又过于的败坏，以至于忘了自身本有的荣耀，圣经上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在上帝之国中，即使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看人只是看“being”，而不是象世人那样看“doing”和“having”，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平等而尊贵的，每一个个体的灵魂都是宝贵的，因此尊重每一个生命的存在。而且，上帝在其中并非缺席，乃是“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
　　其三，对世界与上帝的关系认识不同。前者混淆了“凯撒”与上帝，一方面，由于上帝在世界的被弃，上帝的在此世的超越被漠视，神性之维被抽取，终极价值被弱化，导致世界的平面化、相对化、灰色化、游戏化，从而，现实政治由于缺乏最终道德基底必然会沦落为最坏的政治；另一方面，在世俗之城中，由于神性的隐没，人的自我凸现，将此岸之物提高到彼岸的崇拜，于是，一切相对的转换成绝对的，一切有限的转换成无限的，一切邪恶的转换成神圣的。人替代了上帝的位置，自我神圣，成为世人崇拜的偶像，但往往虽越上帝之权但无上帝之能，成为马克思·韦伯所言及的奇理斯玛，造成一人对众人的奴役，如罗伯斯比尔、斯大林、波尔布特等伟大领袖的光环下面本是独裁者的狰狞面貌。然而，从基督教信仰来看，“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 耶稣这句朴素的话，便是一个最好的回答。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是完全相异的，世界因着罪入了世界，已经全然堕落，且无力自救。在这一有限的世界中，每一个人同样是有限的，在上帝面前同样是亏欠的，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能越过上帝。自我超越，在这个有限的世界上只是一个妄想，只有迎向并接受彼岸之光，才能沟通这两个世界。
　　最后，对时间的看法不同。乌托邦建造在现世的此岸，但又是为可能的未来存留，在那里没有当下的关怀。这一个内在的矛盾消解了其本身的合理性。把现在当作手段，把将来当作目的，这也便成为最常见的情形，这就是乌托邦的“功利主义”。于是，可以以理想的名义屠杀异己者，可以以未来的名义将当下的世界埋葬在黑夜。历史中所有乌托邦的现实奴役，都是以这种借口出现的。但是，上帝之国指向的是永恒，但也关注当下。永恒不是未来，永恒是一个从现在开始的永远延伸，而未来只是一个时间点，与现在无关。耶稣所说的，上帝之国就在你们中间，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上帝之城，并不能用我们的骄傲去缔造，也不能用人的手段去建立，在时间中，我们只有张开双臂，在荣光中迎接上帝的永恒。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到乌托邦与上帝之国的巨大落差，人无法建造自己的上帝之国，无法去通过群体自由去获得真正的自由。乌托邦的失败，也表明了集体自由的困境。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经过了无数革命的洗礼，人的奴役状态仍亘古不变，能变的仅仅是人的奴役形式。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的奴役似乎在不断地减弱，但它总是存在着，永远也无法靠自身通过集体自由的乌托邦来抵达。
　　自由，与乌托邦一同被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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