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神学教育历史沿革

　　
　　教会领袖的训练永远是教会事工的重要一环，在华人教会有增长的地区，神学教育就成了教会领袖的一项主要关怀。近年随着愈来愈多青年人投身全职尝试一些新颖的训练模式，神学教育已经成为了一项刺激的事工。
　　神学是什么？一位英国清教徒的神学学者曾说：“神学是永活神圣的科学。”神学是透过研究神的话－《圣经》而对神的认知。在《旧约》，犹太家庭负起教导儿女律法的责任（申六6-9）。在《新约》，使徒保罗权勉年轻的教会持守由使徒传授的教训或传统（帖后二15），并且交给那些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提后二2），因此家庭与教会就成了正宗神学教育的专门地方。后来教会历史中便慢慢发展了专门的神学院来满足训练传道人的需要，但有组织的神学院不是我们在历史中找到的唯一模式。
　　神学院的设立是为了训练不同类型的工人，大多数神学院的课程都是为了要训练地方教会的牧师而设。近年来，愈来愈多人进入神学院接受宣教、教育、特别事工或个人装备的训练，牧职训练与信徒训练的界线显得模糊。
　　华人教会对神学教育的整全观点十分敏感，因着对典型西方偏重学术训练的反应，华人神学院强调求学、属灵生活、群居生活和实习经验的平衡，当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中不同的牧职训练模式时，这种关怀是十分显然的。
　　
　　西方教会历史中的牧职训练
　　
　　当路德与加尔文在十六世纪掀起宗教改革之际，当时的教会已拥有一千五百年牧职训练的经验。初期教会的领袖都是各别地接受训练，例如保罗训练提摩太、马可与西拉；约翰训练波旅甲（后被烧死，为主殉道）；而爱任纽便是波旅甲的学生。这种一传一的训练模式在当时十分流行，另外在埃及的亚力山太则似乎渐形成一种高级和创新思想的研究中心，革利免与俄利根都曾经担任院长，亚力山太的学校不是一所训练传道人的神学院，而是一个研究神学思想著作的中心。
　　中世纪时，教会的教区教士是在主教府或“座堂学校”接受训练，这些学校通常都不是完善地管理，而所提供训练的质素也参差，有些主教较其他的较认真地从事训练的工作。从基督教的信仰与群体生活来看，中世纪的修院提供了一个培育属灵操练的地方，另外也强调布道与宣教事工，修道团差派宣教士去那些当时未接触的地域传扬福音。
　　在十二、十三世纪，大学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牧职训练方式，在英国的牛津与法国的巴黎，第一所的大学从修院学校和座堂学校演变而出。大学提供了刺激思想的环境，有些欧洲最敏锐的思想家都是大学的教授，而大学的课程编制则是丰富和多元化。但是大学并不保证学生会在属灵操练方面得到正确的指引，有一些修道团会在校园附近有一些房子，经常举行属灵操练，其他的学生仅藉着制度化的宗教生活得着不太完善的牧养。
　　路德是威登堡大学教授，当加尔文明白救恩时，他是法国的法律系学生，加尔文跟着前往日内瓦组织当地教会，一五五九年他成立了日内瓦学术研究院，藉此训练传道人，开始时有六百名学生，此后，约有九百多名学生经常出席他的课堂，还有数以百计来自英国与法国的难民，可能因着学生人数众多，或可能加尔文是大学法律学生出身，讲授便成为最主要训练方式。路德宗与改革宗的教会，虽然起源自改教家的内在属灵经验，但却衰化成为十七世纪的一个形式化、僵硬的原教旨主义。
　　在十七世纪，施本尔（Philip Spener）与夫兰克（August Francke）因着不满路德宗教义的争辩与死硬的形式主义，便发起小群信徒来研经、祈祷与团契。
　　十八世纪，约翰卫斯理的宣讲带来英国与美国的复兴，以“会社”来训练信徒的属灵成长，这些会社分成每班十二人，而每班都有一名领袖，当每班领袖一旦发现有宣讲恩赐时，他便会成为一位巡回牧师，向不同的群众宣讲，这种在职、学徒式的训练与当时大学及教会兴办的神学学校所提供的正规学术训练大相迳庭。
　　在美国，早期的清教徒在一六三六年成立了哈佛书院来训练有学识的圣职人员，学校的毕业生会接受一至三年的实习，在一位受尊敬的牧者监督下，实习生要阅读牧者的书本，在牧者监督下履行牧者的职责，住在牧者的家中，接受牧师娘的意见，通常还要娶了牧师的女儿。这种学院加学徒的训练模式培养出一些可以长时期站讲台的人（经常是一生之久），但通常不足够的是一些能够和愿意训练青年人的牧者。一七三五年一名宾夕凡尼亚洲Neshaminy的长老会的牧职William Tennent, Sr. 设立了一间训练传道人的小学院，他警觉到在当时的传道人中，居然有些人在得救上有问题，反对的人浑称该校为木屋学院（TheLog College），这种由一位牧者负责的小组形成的训练提供了学术训练与群体生活，在他一生之中共训练了二十一位青年人，其中包括他四个儿子。
　　当“大苏醒运动”在一七四零年间爆发时，牧师与教师的需求甚殷，很多大学适时成立：圣公宗成立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成立普林斯顿大学、圣公宗成立宾夕尼亚大学、贵格会成立费城大学。这些复兴所带来的成果，尝试提供训练来取代受了“神体一位论”（Unitarianism）影响的哈佛与耶鲁大学，但这些大学后来在十九世纪也受了自由派神学的影响。在一七七六年独立战争后，有两方面重要的发展。一七九零年间在拓荒的边疆掀起了复兴，循道会差派他们的巡游传道人在这些边疆地带向循道会的会社传道，浸信会允许及按立一些农夫作牧师，他们在主日及葬礼中讲道，而其他时间则继续他们的耕种生活，浸信会对那些正式训练出来而受薪的传道人有一定的歧视。因着这种不正规的在职训练，循道会与浸信会的教会在边疆地区迅速增长，循道会在一七七六年从美国的第四大宗派，到了一八五零年冒升至全美最大的宗派，浸信会从第三升至第二，而长老会反而从第二位跌至第三位，公理宗从第一跌至第四，后两者要维持他们的正规牧职训练，因此不能为这个年轻迅速增长的国家提供足够的传道人。
　　复兴的火焰再次在一八六零及七零年间燃起，这次是因着慕迪先生及其他人的宣讲，在一八八零及九零年间，平信徒领袖穆特先生发出呼声，要“在本世纪内使全球归主”，数以万计的学生响应这个呼召往海外从事布道工作，为了应付这个宣教士的需求，一种新的训练模式便应运而生，就是通常提供高中之后三年短期训练课程的圣经学院，这与那些入学资格要求达到大学程度的十九世纪宗派的神学院是截然不同。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博士在一八八二年于纽约创办了纽约宣教训练中心，他的第一批学生只接受了一年主要是圣经的教授及讲道的训练。第一批的圣经学校包括了宣信博士所创办的，现时称为奈亚圣经学院，慕迪在芝加哥所创办的慕迪圣经学院，在多伦多的安大略圣经学院。这些学校及其他学院造就了数以万计的工人成为海外宣教士，其中有很多人前来了中国。据估计，在未来的二十年中，有百分之七十五在海外事奉的北美宣教士会从圣经学院获得部分或全部的训练。今天圣经学院提供了四年的教育，包括一年相等于大学的文科教育，但是很多学院继续延伸早年的密集圣经教导，而神学院与圣经学院均对华人教会有深远的影响。
　　
　　华人教会历史中的牧职训练
　　
　　最早期的华人传道人都是由宣教士训练的，像马礼逊等的西教士需要中国人的助手，担任传译的工作，教他们中文，伴随他们周游布道，而宣教士也需要家居工人，最后有一些助手归信了基督教，有一些还成为了传道人，例如梁发，他本来是一名印刷工人，后来成为了中国第一位传道人。第一批信徒中，只有很少的人是属于士大夫、官长、乡绅的阶级，大部分都接受很少教育，有一些人因着信仰而被家族驱逐，因此很多初信者都需要工作，而宣教士便多雇佣他们作为助手。席胜魔先生便是其中一位首先归主的中国儒家士大夫，他的传记在华人信徒中十分流行，而他就是致力于传扬福音。
　　福音派的宣教士戴德生来到中国传扬福音，而当一些自由派的宣教士开始在中国创办学校与大学时，特别是一八八零年间，戴德生抗拒这个潮流，继续进行布道性讲道。很多学院渐渐变成大学，在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如北京的燕京大学、广州的暨南大学，都有附属的神学院，这是与西方的传统一脉相传，例如普林斯顿神学院只训练出一小撮牧者，他们多数在教会组织担任行政人员，只有很少牧会。
　　二十世纪三零年代，在宋尚节、王明道、计志文、倪柝声的影响下，中国掀起了广泛的复兴，正如西方一样，那些愿意为主奉献一切和广传福音的信徒，在中国成立了圣经学院，这些学校提供了一种强烈的属灵气氛，强调祷告、圣洁、受苦和圣经内容。大陆易手后，许多这些学校都迁往台湾与香港，例如伯特利神学院的五零、六零年代校友今天都分布在北美与东南亚事奉，建道神学院由广西迁至香港长洲。
　　当基督教大宗派继续在台湾、香港与东南亚的华人中设立神学院，一种新的神学院在七零年代开始冒升，在一九七零年，戴绍曾成立了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董事会，在那年便收录了第一批的学生，而教授团便是由西方宣教士与向当时尚未成立的中国神学研究院借来的讲师组成，后来中神也在一九七五年于香港成立。这两间学校代表了神学教育的一种新趋向：不分宗派、福音派信仰，与华人教会紧密地联系，并且录取大学毕业生。与此同时，圣经学院也开始提高他们的训练，例如建道神学院与播道神学院都开始招聘一些从西方神学院毕业的年轻讲师，而两间学院也先后开办了教牧学硕士的课程。
　　正当海外华人教会在过去三十五年中享受着发展神学院与圣经学院的自由，中国大陆的教会基本上是透过受苦与经验来学习他们的神学，时至今日，南京金陵神学院已经重开，可是，很多家庭教会牧者仍会以《圣经》与他们的经验来牧养他们那群主要以为福音受苦为标志的信徒。
　　近年来第三世界的教会，特别是拉丁美洲，已经实验了神学延伸课程。若果一个人被认为有事奉的恩赐与经验，他可以在生活与工作的环境中接受训练，而无需将他从他的乡村连根拔起，在神学院中接受三年的隔绝训练。神学院会寄发一些特别设计的资料，而教授会每个月与一小组的同学会面，这种以地区作基地的训练能够保持一个已经被认为有事奉果效的人继续在他的本来处境中，这种方式已经被华人神学院所接纳，但这些大多变成了一些平信徒的夜校课程，台湾与香港的神学院都有提供这些课程，而北美也有增加的趋势。
　　圣经学院提供训练给一些中学毕业生，神学研究院收录一些大学毕业生和少数圣经学院毕业生。过去几年，中神为了一些只受过基本教育的基地徒发展了一种课程，名为基层福音神学教育，是采用一些非正式的教育方法，提供神学训练和督导事奉实习，以期望可以为一些香港工人阶层中的教会机构提供领袖。
　　
　　未来的牧职训练
　　
　　华人神学教育的路应怎样走？大部分华人神学院的关注看来都很近乎《圣经》的观点：一种包括学术、灵性、群体与实习的平衡方法，西方学院那种过分强调学术的训练，未能为那些要在华人中传道和牧会的人提供足够的训练，另一方面，对于装备一个要在电脑时代向四散的华人来宣讲《圣经》的人来说，单纯的属灵经验与学徒式的训练又可能显得较为狭窄。华人教会一直以很多杰出领袖为特色，现在已经来到团队精神与团队事奉的时代，团对事奉的训练又从何而来？究竟有没有本色化的神学教育这回事？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有没有一些特点是神学教育者需加以重视？这与我们认为什么是“中国人的意识”十分有关，传统中国文化是高度神秘化，但也十分务实：与大自然契通，人在理想的环境是熟悉诗词与艺术，也知道他在家庭、社会与国家中的位置，然而现代的华人却是十分务实，在动荡时代中挣扎求存。除此之外，西方世界在过去一百五十年来对华人的冲击已经深深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很多华人信徒都是操双语言的，中国文化本身也是不断地改变，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华人信徒都是不懂中文，他们需要那一种神学训练？总的来说，西方与第三世界的教会正不断试验一些牧职训练的新模式，美国的保守浸信会正在构想开始一些以教会为基地的神学院，当学生进入神学院时，他会在教会中担任助理牧师的职责，牧师以及一些神学院会联合提供训练。在费城，Centre for Urban Theological Studies为大城市中的一些少数种族教会领袖提供了一些大学和神学院程度的课程，而凡完成了这个课程的，将会获得Geneva College颁授的学士学位，卫斯敏特神学院也会颁授神学院的学位，甚至可达到教牧学博士。在芝加哥，柏祺博士（Dr.Ray Bakke）也参与Seminary Consortium for Urban Pastoral Education的事工，在纽约，奈亚的宣道会神学院在Craig Ellison的领导下也开始了Summer Institute for UrbanMinistries。所有这些课程都是尝试去训练福音派牧者在贫穷、压迫与多类型的少数种族群体的处境来事奉，他们也尝试为那些少数民族的教会领袖提供训练。卫斯敏特、富勒与圣约神学院都有在全国各地开设延伸课程，神学教育的图书会愈来愈显得复杂，但却会愈来愈适切教会的需要。
　　当华人教会领袖正在思索为全球华人及北美的牧者提供训练时，我们需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期望在二十一世纪有那一种牧者？我们期望在他们身上看见那一种的属灵质素、学术训练、人际与跨越文化的传通技巧与实际经验的组合？那一种方法或综合的方法是最适合用作训练？另外又怎样训练其他不同类型的工人去接触各类的华人：辅导员、大众传播工作者、教师，与及在这个大陆的“赤脚传道”？愿教会的元首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额外的能力与智慧，因为能力与智慧都是从他而来的（林前一24、26）。
　　
　　转自基督徒网络存贴(http://library.cci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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