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人神学的特色(1900-1949)

　　在过去二十四期，《今日华人教会》双月刊的编辑同工为笔者开辟「近代华人神学发展」的专栏，让我有机会与读者分享点滴的研究成果，于此先向他们衷心致谢。
　　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经历史无前例的变动：义和团事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连串事件，中国传统社会的面貌完全改变了。中国教会在这动荡的时局中挣扎求存、历尽沧桑，虽然年日尚短、资源薄弱、人材缺乏，但仍能在历史洪流中矗立不倒，不断增长，继续为福音作见证。
　　这半世纪的中华神学并不是从一九○○年才开始。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的传教事业日益发展，早为中国教会播下了种子，不过当时教会成长缓慢，神学思想停留在襁褓阶段。到了庚子年间（1900 ）义和团事变之后，国内出现了宣教的新局面，在一股倾慕西方的热潮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兴趣油然而生，使信教人数急剧上升。民国成立之后（1912 ），宗教自由载于宪法，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中国教会的身分和形象渐次建立起来，而基督教甚至被视为救国的途径之一。
　　这半世纪的中华神学也不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神学思想的形成，是教会本著上帝的启示，针对时代的问题所作的反省和回应，这种与时代的对话是不能且不会停止的。然而，自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教会分散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包括台湾、香港、东南亚、北美、欧澳等地，由于各处的文化背景、社会动态、政治气候都不同，中华神学成为一种地域性的神学，其内容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别。
　　本专栏所探讨的五十年中华神学，可说是一个整体，就是中国教会建立了自我的身分和对外的形象之后所营造出来的。半世纪中华神学有以下几项特色，对往后中国教会及海外华人教会的发展，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新旧派神学的对立，危害中国教会的合一见证。福音是由西教士传入中国，西教士将他们的神学思想传授给中国信徒。在十九世纪，绝大部份传教士属于保守派，但到了二十世纪初，西方新神学日渐挤进中国教会，新旧派神学的争执就在中国工场上演。中华圣经联会的成立便是一个实例。当时若干海外留学的中国信徒，将新神学思想带返中国。从这时开始，中国教会内出现了两派神学对立的阵营，他们的神学前设和神学方法都不一样，对《圣经》的权威、耶稣基督的身分及使命、救恩的诠释、天国的意义等，皆有不同的看法。新派比较关心政治、社会的问题，而保守派则多讲个人得救、复兴培灵。两派互相抨击，缺少对话。
　　然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新神学式微，已经昭然若揭，这种趋势也影响中国教会。以赵紫宸为例，他起初是一位自名新派的神学家，后来对近代新神学作出严厉的批评，他说：「近代的神学中有些学派昧于宗教的性质，既要讲宗教，复要搜集合于科学的题材；所以在各种宗教中找寻公有的基本事实，在人类的宗教经验中追求宗教的实体，所索得的是人文，而不是启示。于是乎拒绝启示，专讲经验，绕了很远的圈子，所得到的只是无实性的、主观的，不是由上帝启示的所谓之宗教。这种宗教，异乎基督教的本质，同乎人文主义，自然主义，虽仍有基督教之名，却已不是基督所垂示，使徒以及历代教会所信从的真际了。」赵氏的话是一种自我批判，他放弃了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转向基督教的启示神学，从新正统派的立场，接受《圣经》为上帝的启示。
　　第二，具有浓厚的护教色彩。基督教在华传播多年，不断受到国人排拒，直至民国成立，宗教自由载于宪法，才引进了新的宣教形势，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但在五四运动时期，国内知识分子吸收各种西方思想，其中不少是反对基督教的，故产生了强烈的反教势力，助长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当时教外人士从多方面打击基督教，包括儒家传统、科学主义、民族主义、马列主义、国家教育等。这些反教言论为教会制造了一个漫长的护教神学议程，促使信徒「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无论是新派、旧派都各出其力，从不同的神学角度发表言论，使二十年代成为中国教会百花齐放的护教时代，而这种护教言论延续到三、四十年代还未有停止，虽然后期言论在质和量方面都比二十年代逊色。
　　中国是个异教社会，历来儒、释、道三教的互动沟通，形成了庞大的宗教体系。如果要求国人放弃这种民间宗教信仰，去接受基督教，传福音者必须说明福音的真实性及可信性。此种宗教批判的护教工作，无疑是中华神学的一项重要的责任，只可惜在这半世纪中，这方面的护教言论相对较少。
　　第三，尊重《圣经》在神学上的地位。神学是研究上帝的学问，而这种学问的基本素材是来自《圣经》，因为《圣经》记载上帝的话。保守派人士接受《圣经》的权威，相信《圣经》既是神所默示和无误的书，它不仅在昔日对人说话，在今天也针对世人的处境，透过圣灵的启迪，继续对人说话。当然，在神学的创作上，除了释经的工作外，传统、理性、和经验都扮演一定的角色，但传统、理性、和经验却不能居于《圣经》之上，而是在《圣经》之下，以《圣经》为批判的标准。保守派对《圣经》笃信不疑，常用字面释经、以经解经的方法探讨经文的信息，及其对时代问题的意义，藉此为中华神学奠定了稳固的基础：神学必须建立在《圣经》的启示上。
　　相反，在新神学派当中，例如二十年代支持时代宗教的知识分子，均同意基督教神学正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符合时代的脉搏及适合社会的需要。现代人应当运用理性的批判、流行的学问、及历史的意识来诠解《圣经》，重建基督教教义。于是他们根据不同的观点看《圣经》，例如儒家文化、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科学进化、社会改造等，故所产生的神学思想，有别于一般保守派的启示神学，因为《圣经》在他们眼中只是神学的素材之一，并不享有最高且独特的地位。
　　第四，强调神学的实效性。这是中华神学与西方神学明显不同的地方。西方神学重视逻辑推理和抽象思维，例如探索三位一体的内在关系与位格的本质问题，但中国信徒则较关心神学对人生所产生的实际功效。所以五十年来的神学，都甚少讨论三为一体与位格本质。在基督论的研究上，他们多讲耶稣基督的工作，少谈人神二性的结合；在乡建的问题上，他们标榜基督道成肉身的牺牲精神，作为服务农村的动力。神学不能、也不应脱离现实，乃是针对现实而起，是今日的神学过于昨日或明日的神学。救国重建本身就是一项具体而实际的神学课题，这种神学特色不但与中国人重伦理、讲实践的传统一脉相承，更直接与中国教会面对时代问题的冲击时必须作出的回应有关。此种本土神学满有活力，道出了人民百姓的心声；其中的恐惧与盼望、挫败与喜乐，纷至沓来。
　　第五，中华神学重视宣教，这也是实效性的另一层面。十九世纪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华，主要目的是传福音救中国的罪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中华归主事实上是难以落实的理想。中国教会继承十九世纪西差会的遗产，继续发展这个宣教抱负。清末民初的复兴运动，三十年代的五年运动、自发性复兴运动、灵恩运动，内战时期的三年奋进运动等，都显出这个神学特色。即使晚清年间兴起的教会自立运动，二、三十年代的本色运动，亦是如出一辙，旨在向同胞宣扬福音，发展三自本色教会。宣教与复兴，虽在理论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践上是互为因果的。当教会获得复兴，便会激励信徒投身宣教工作；当教会推动宣教的时候，不少信徒也会获得复兴。
　　第六，对政教问题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五十年来中国教会经历了空前的政治动汤，信徒在政局中挣扎与反省，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可是，他们对政治问题的取决，却没有一致的立场。虽然救国重建是这半个世纪的神学主题，但信徒怎样参政结党以尽国民的责任？从晚清到民国、从国民革命到十年建国、从中日战争到国共内战，这个问题一直引发不同的回应，实在是意料中事，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时代不同。神学的创作是依据《圣经》的启示，但《圣经》的时代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相距甚远，这种时空之隔使神学诠释工作培增困难：如何忠于昔日《圣经》的记载，同时适切今日时代的需求？有人只顾《圣经》而不理现实处境，也有人重视现实处境而忽略《圣经》。因此，在《圣经》与现实处境之间的张力导致各种不同的政治神学立场。二．资料不足。虽然一般信徒都愿意接受《圣经》在神学上的地位，但《圣经》不是一本政治教科书，它的中心思想是要说明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不是对不同时代的人提供一套合时的政治理论。所以，当针对一时的政局去使用《圣经》，以求建构政治神学的时候，主观的经验、思考的前设、环境的因素等，都产生一定的影响。没有一种政治神学是完整无缺的，信徒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要向历史交代，向上帝交账。
　　第七，五十年中华神学是在一种苦难意识中写成的。救国重建是神学的主题，中国教会背负这沉重的使命，在痛苦、危殆、沮丧、死亡中挣扎。从义和团事件到国共内战的半世纪中，国内战火连天、民?聊生，整个中华民族陷入无穷的祸患中，与民众共度时艰，而中华神学就在这境况中孕育成形了。
　　苦难是经历，不是理论。中国信徒在痛苦中学习顺服，在逼迫中学习宽恕，在危险中学习生命的意义。正当前途黯淡、绝望无助之际，人只能倚靠上帝，因为再没有其他可倚靠的了。上帝使用各种苦难来磨练信徒，栽培他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使他们配进永恒的国度，所以苦难并不是中国教会的咒诅，而是它的祝福。虽然黑暗罪恶的势力有时横行无忌，但上帝公义的审判将会临到世人，至终光明良善的必然得胜。从这末后的角度看，五十年来中国教会的苦难，是要成就上帝对中国的旨意。中华信徒目睹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此种生命的经历为神学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这种神学不是用笔墨写在纸章上，乃是用血泪铭刻在心版上，且是最崇高的本土神学，因为它充分见证了上帝的荣耀。
　　中国信徒在这五十年中的艰苦奋斗，不但对今后华人教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也是中华民族于这半世纪中生活经验的一部份。若要对这段时期的中国历史作全面性的了解，则不可忽略中国教会的经历。此外，这些经历对第三世界中有□相似政治社会背景的国家，也能提供一些借镜和监戒。
　　（本文节录自《中华神学五十年，1900 ～1949 》，结论篇）〔作者为加拿大天道神学院（前安省神学院）教授〕
　　《今日华人教会》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号〔总第二一八期〕

信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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