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谋杀的女富翁》第二十三章　报仇

　　
　　到1974年春季的时候，杰瑞·翰米尔顿已经把我们最重要的一件案子----对西海姆路那家医院的起诉----完全准备好了。
　　在这件事上，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处于有利的位置。虽然我们对罗纳德·福尔摩斯医生----就是授权对我进行野蛮“治疗”的那个人----的起诉后来以法庭外和解而告终，但我们有利的形势始终未变。毫无疑问，他的行为早已大大地悖离了一个医生应有的职业操守，但是如果在法庭上大张旗鼓地起诉一位医生的话，其结果反而会弊大于利。在当时所有关于医疗事故的案件中，不管医生的诊治有多么恶劣，最终的判决也都往往对受害的病人不利。陪审团似乎还是把医生当作是一群不会犯错误的人。所以，当福尔摩斯医生的律师和杰瑞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充分的一致之后，我们就撤消了对他的起诉。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意味着福尔摩斯医生将不得不对我进行赔偿；它也是我们在道义上的一个胜利。
　　况且，我们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应该是同那家医院的较量，我是在那里被折磨，被谋杀的。
　　为开庭那天所做的准备工作非常令人满意。事实上，我在调查方面的经验和技巧使得我也帮助杰瑞搜索到了一些类似的案例。就这样，我带着大量材料又回到了这场战斗中。
　　当开庭日期定下来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没想到我得到法庭上把我的钱要回来。”
　　他的回答是，“是你被审判吗？”
　　我想了一分钟之后说道，“不是我，主。”
　　“别害怕。我会在你去之前先把天使派去，”他说。
　　因此，在法院开庭审理的那天，神派来了各种身份的人来到了法庭。在他们当中有来自加尔维斯敦的主教，也有来自土耳沙（Tulsa，位于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东北部）的一个信徒团体，有来自加拿大的大主教，还有一些著名的电视传道人。他们在法庭里为我做了祷告。
　　这场“奥利弗·璧特·瓦格纳状告西南综合医院案”前后一共持续了三周时间。从某些角度来看，这次审判可以算得上是对司法公正的歪曲，而从另一些角度来看，审判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令人感到十分震惊。
　　那位法官和我之间真地有些问题。每当证人被带到证人席上，特别是当他们讲出那些故意编造出来的谎言的时候，我就会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而暴躁起来。而那位法官则要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我甚至被禁止和我的律师说话。我开始时那样暴跳如雷确实不对，但我也绝不该因此就遭到法官的白眼。
　　案情在那可怕的三周时间里一直进展地十分缓慢。每天晚上我都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了家里。这件案子现在看来真地希望渺茫----我们不仅要单枪匹马地和这家大医院斗，还要证明出医院方面的过失。我只有从神的话语中才能得到足够的力量来支撑我面对第二天的挑战。家人们给了我希望。杰瑞·翰米尔顿依然非常乐观，但我怀疑他是为了我才一直摆出这副精神振奋的样子的。
　　杰瑞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调查准备工作。他在法庭上是位雄辩的律师。他对证词以及相材料的分析不断引起了陪审团和听众的注意。
　　法庭上也有一些比较轻松的时刻。总跟在金刚左右的那个医院警卫，这样评述了我的出逃：“法官大人，那肯定是里应外合。在瓦格纳博士当时那种环境下，哪个女人也不可能把那面墙给卸下来。我们一共找了六个男人才把那面墙重新装好！”法庭里的人都被他说话时的样子逗得大笑起来。
　　当这个警卫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把身子靠向杰瑞，小声对他说，“这是里应外合，没错。是神，耶稣，还有圣灵帮助我挪开了那面墙。可如果我这么讲，他们肯定会马上再把我给关起来！”
　　法庭上也有令人感到恐怖的时刻。我们不得不从医院取来一些物证，其中也包括那个假发套下面的塑料人头模型。福尔摩斯医生正在做他的法庭陈述。看着旁边那个人头模型上面的字，我的心绪禁不住一阵汹涌起伏，差一点当场晕了过去。
　　那个皮包骨头的护士也做了证。她的证词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的辩护。她空洞地描述了当时给我强迫注射的情景----“我们确实是直接透过她那件黑色罩衫给她扎的针！”
　　那个金刚也来到了法庭。结果，当杰瑞向他展开盘问的时候，这个肥头大耳的彪型大汉成了我们最有力的证人。杰瑞问了他有关实施电击疗法的事，这个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笨蛋骄傲地说我就跟其他人一样，一通上电，也拼命地乱蹦乱跳，从台子上滚下来摔到了地上。
　　我的私人医生，约翰·麦克奎尔医生也做了证，他的证词非常有力：
　　问：你为此事专门和医院联系过吗？
　　答：是的，我去和他们联系过。
　　问：那当你跟他们谈这些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答：哦，他们拒绝告诉我任何有关她的消息，我于是就向护士长提出了请求。我记不太清楚她叫什么名字了，不过她说过她自己是当时值班的护士长。我向她解释了我的身份，我告诉她我是这个人的私人医生，我想和这个人说几句话，可是她甚至拒绝告诉我病人住在哪间病房，更别说准许我探望病人了。
　　问：你从她那里了解到谁是她的医生吗？谁负责她的治疗？
　　答：不知道。我从那里什么也没有了解到。
　　问：那你试过和她的亲戚、朋友或是其他什么人联系吗？
　　答：是的，我试过。事实上，我花了大半个晚上去给他们打电话．．．
　　问：凭你对瓦格纳夫人长期的观察，如果她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错乱，那么您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您的诊所里都会很自然地发现一些症状。我说的对不对？
　　答：没错。
　　问：好吧，先生。当您在三月六日看到她的时候，她那时的行为举止和您以前观察到的情况是否一样？
　　答：和以前完全一样。我的雇员也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异常。
　　问：请准确地告诉我，您认为在三月六日，也就是您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是否需要入院接受精神病方面的治疗？
　　答：绝对不需要。
　　问：您认为在三月六日，是否有任何理由使她有必要接受住院治疗？
　　答：没有，阁下。
　　对我进行的所有治疗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上，那就是我确实需要精神病方面的治疗，因此彼得才在同意将我扣留起来进行治疗的文件上签了名，而我甚至也给过福尔摩斯医生书面同意，同意他在我的身上施行那些已被披露出来的治疗。
　　但福尔摩斯医生的证词却和上面的假设完全是两码事。
　　问：她是否同意您对她施行电击疗法，或是她同意过您在她的身上通过电流吗？
　　答：没有，我现在知道我们没有得到过她的同意。
　　问：她签署过任何书面同意吗？您是否按照法律规定曾经要她签署过书面同意？
　　答：没有，我现在意识到我确实没有得到过她的许可。
　　问：当您要她的儿子在这张单子上签字的时候，您是否知道她在三天前就已经被电死，然后又死而复生，接着又从她被监禁的地方逃了出去？
　　答：是的，我现在知道了。
　　问：您是否知道她的儿子当时正在毒品的影响之下？
　　答：是的，我现在知道了。
　　问：而您在事发三天之后要她的儿子在这份书面许可上签了名。她本应该在电流通过她的身体之前就在这份书面许可上签名。
　　答：是的。
　　问：您有这份书面许可的复本吗？
　　答：是的，我有。
　　问：那上面的日期是多少？
　　答：是71年3月22日。
　　问：尽管从您的记录上来看，她18，19，20，21，22日都在医院里，但您本人很明白她已经在1971年三月十八日凌晨三点逃离了医院？
　　答：是的，我现在知道了。
　　问：谁有可能伪造了这些带有您签名的记录呢？
　　答：我猜是值班的护士。
　　问：您使用了多大电压？
　　答：我可以告诉你电压是----你指的是这次治疗？
　　问：这次治疗。
　　答：这次治疗。我想那是从仓库里搬出来的一部旧机器，没有控制闸。是240伏。通常这种机器都是从150伏到170伏。我不知道怎么碰巧用了这部老掉牙的机器。
　　问：您知道电流有多大吗？
　　答：不，我不知道。电流应该比较小，不过这部机器没有计量装置，也没有控制闸。
　　问：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下，她的身体跳起来了吗？有没有．．．
　　答：是的，她的身体突然上倾并开始痉挛，接着心脏停止了跳动。
　　问：她在医院里的时候是否曾经向您提出过她要见约翰·麦克奎尔医生，也就是她的私人医生？
　　答：我记不得了。
　　问：您还记得她在医院里的时候，您曾给过她一个黑色的假发套吗？
　　答：是的。
　　问：她刚到医院的时候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答：是黑色。
　　问：您还记得当她被宣布死亡的时候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吗？
　　答：是雪白的。
　　问：电流改变一个人头发颜色的事并不太常见。
　　答：是的。
　　陪审团听取了所有证据。双方律师都做了最后陈词。法官也做了最后说明。当陪审团再次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我们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最后结果。陪审团的最后判决宣布我们大获全胜。陪审团的成员们一致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绑架，我被非法滞留，在违背我的意愿的情况下被强迫注射了药物，在没有得到合法授权的情况下我被施行电击疗法，而且我在肉体上遭受了严重的伤害。陪审团的裁定在每一项上都对我有利！
　　1974年三月六日法庭做了最后判决，这一天与我被绑架的三周年纪念日仅仅相隔两天。
　　1974年三月二十五日法院下达了赔偿及判决通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医院一方的保险公司说，“我们保证你不会在这里遇到医疗事故。但我们并不保证你不会在这里遭到绑架。我们不会付给你保险费。”这样就只得医院来支付这笔赔偿金。但不幸的是，在这家医院老板的兄弟中间，有一个是著名的法官，还有一个是著名的律师。当杰瑞三月二十五日来到法官议事厅的时候，因为那位法官正在开会，所以他不得不在门外等了一阵子。他后来知道了到底为什么会耽搁这么长时间----从法官会议室里走出来的是那兄弟俩（律师和法官）。他们兄弟两人刚刚和那位派来审理我这起案件的法官谈完。
　　就这样，在没有杰瑞·翰米尔顿参加的这次秘密会议的背后，法院对赔偿金额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很明显，这是朋友们----法官和那兄弟俩----之间相互协调的结果。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我们的法律体系是不是真地有问题？
　　不过，至少我们赢了！我曾被人说成是疯子，是弱智，是个行将就木的老家伙。而即使这种指责的根据只是某个精神病科医生草率的结论，或者根据的仅仅是一个受毒品影响的人说出的话，但即使这些的指责也是很难推翻的----“被证明清白之前都是有罪的！”
　　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人们的指责所造成的精神创伤足可以击垮一个人。我除了要忍受肉体上的痛苦，还要面对那些诽谤，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火上浇油，这种灵与肉的折磨差一点就毁掉了我。
　　所以这对我个人来说可以算是一个胜利，同时这也是对这家医院和对这个州的现行许可证颁发制度的控诉，是它们使得这种暴行得以发生。
　　神早就应许过会大获全胜。为什么我会对他的话产生怀疑呢？
　　我希望能细细地品味胜利的滋味，但我的面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去做。
　　

信仰之门

版权作者所有，文中观点不代表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