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会背起他们的十字架吗？

　　八十年代初，大陆兴起“信教热”的高潮时，加入教会、皈依基督的似乎多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辛勤劳作的农民，其中大多是妇女和老年人。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但却有强烈的讥渴、虔诚的心和惊人的热情。
　　十年之后，高潮褪去，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由狂热趋于平稳。但信教的人数一直在稳步增加。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一个人们普遍感觉得到的、连政府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此变化的显著特点是越来越多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了信教者的行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党员。
　　这是大陆知识分子中特殊的一族，他们的出现将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翻开崭新的一页，但我们应该看到，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总数相比，知识分子信教的比例毕竟还很小。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其政治态度如何不同，在宗教观上仍以无神论为指导。甚至有人仍对基督教抱有不同程度的误解或偏见。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信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另一方面，即使在那些信教者中，也存着一些需要正视的问题。

一、反复与动摇：初期最大的危险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影响，儒家思想在大陆社会仍然根深蒂固，怀有“治国平天下”抱负的知识分子相当普遍。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反而强化了他们的危机意识与反抗意识，使他们成了整个社会中最敏感、最具政治抱负的一群。改革开放以来，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时代的转变首先表现于人们在观念上遇到的巨大挑战。
　　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批心灵饥渴思想活跃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终于选择了基督教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
　　刚刚接受了基督真理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深切地体会到基督之爱的伟大和不可抗拒性，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另一方面当他们怀着虔诚激动的心情迈入一个新的精神领域之后，随着开始时那种神秘感与兴奋感的消失，教会内部、神职人员和教徒中种种软弱、消极的一面，逐渐开始暴露在他们面前。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真善美的过高期望与冷酷的现实之间，完美的想象与人性中不可避免的缺陷之间，再次出现了矛盾。在震惊、痛苦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懊悔之后，初信者头脑中旧有的世界观又开始发生作用。无神论、功利主义和个人好恶常常蒙蔽了他们在基督真理的光芒面前刚刚睁开的双眼。因此，程度不同的动摇与反复是大陆知识分子初信者不可避免的现象。
对某些人来说，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应该说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这时他们需要的不是指责、苛求和压力，也不是对教会与信徒中某些缺陷与软弱之处的掩盖，而是持续不断地来自基督的爱、耐心地聆听、对来自神的信息的分享以及在基督之爱基础上的同情与关怀。唯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他们进入基督的肢体，帮他们克服动摇、消除怀疑。作到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唯有依靠神的力量而非人的意志。忘记这一点，就可能将刚刚经过挣扎踏上新岸的人重新推入黑暗的深渊。一些知识分子初信者就是因为这时期缺少及时的鼓舞而重返旧路。

二、团契的重要性
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极可悲的痼疾是“文人相轻”。尽管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就其个人来说都是很优秀的，甚至是具有很高才华的，但囿于清高孤傲、孤芳自赏及过分自信的“传统”，要使他们合在一起很不容易。连年的政治运动则使人们在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的同时，或多或少地刺激了权力欲和领袖欲的膨胀。
　　在信仰基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这种陋习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
　　首先，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他们在外人面前表现得极为谨慎，但同时他们对其他信徒，特别是与他们相仿的知识分子初信者，则满腹狐疑。这种心态不仅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普遍缺乏人际信任，人们对政治安全的潜意识考虑过多，而且与一般知识分子文人相轻的特点有关。
　　其次，中国现行的宗教政策对宗教活动的管制，也使在信教知识分子之间，建立正常稳定的团契十分困难。于是，许多信教知识分子只能在极小的圈子里公开自己的信仰，或将信仰留在心里。久而久之，由于缺少必要的灵性分享和主内交通，特别是缺少读经、灵修等，属灵的心就会趋于萎缩。
　　在即将和已经接受了基督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建立团契是他们坚定信心、增长灵性的极为重要的途径。比起教会来，团契则更为灵活，也更注重个人间的交流与联系，团契生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初信者通过参加团契生活，可以及时得到主内的关怀与鼓励，逐步克服自身的软弱与自私，学会谦卑与忏悔，加深对爱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团契能使每个成员有一种整体上的肢体感，为大家提供更多交流与分享的机会。通过小小的团契，初信者将会明白神是不会放弃每一个爱他、信他的人，这正是培养超越自我意识的第一站。
现在的问题是：团契太少，需更多的关注和投入。从某种意义上说，团契应当是我们关注大陆知识分子信教者的每一个焦点。

三、神学与实践
　　中国知识分子总喜欢从理论上考虑问题，解释问题。即使是生活中的普通问题，他们也要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理论上作一番理性的说明。但在信仰问题上，他们遇到了真正的挑战。信仰与科学不是一个范畴，有无真正的信仰与知识的多少并无关系。科学无论多么发达，技术无论多么进步，在净化人类灵魂，克服人性中的罪恶，满足人的精神与情感需要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对涉及人生价值的基本问题，从普通书本或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中，难以找到满意答案的。
　　从未停止思考的知识分子如能及时地得知基督的真理，得到针对他们特点的神学著作与属灵书籍，就会对他们探索人生真谛的旅程和方向产生直接的影响。但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接触到的神学与灵修书籍实在太少，而这些书大多是西方人写的，主要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中国中青年知识分子一旦接受了基督教，在信仰的起步阶段必然会遇到种种神学问题。当他们习惯性地用研究科学理论的方法探讨信仰问题时，如果既没有教会与团契的帮助，又没有基本的神学理论著作和通俗的灵修书籍可供参考、释惑答疑，丰富的专业知识与雄厚的理论功底，就会与神学上的困惑形成巨大的反差，其痛苦可以想象，也有人因此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长于理论思考这一知识分子本来的优势反加剧了他们内心的矛盾。
　　因此，对于凡是都要求一个答案，每件事都要有因有果、符合逻辑的知识分子，在宗教信仰上比一般人更需要神学理论的指导。他们首先需要知道如何说服自己，显然，他们需要的是用大陆知识分子的语言说出来、深入浅出、具有针对性的、既有理论深度又不艰涩难懂的神学与灵修书籍。出版这样的读物难度很大，但这是当今中国的迫切需要。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对基督真理的了解，不能仅仅依靠纯粹的学究式的理论探讨。团契的形成，主内的交通、关怀与帮助，对上帝之爱的分享和在灵性增长进程中的见证，特别是个人对祈祷的体验，对于初信者的成长更是不可缺少的实践。没有神学理论的指导，信仰难以从低水平和盲目中得到提高，甚至还可能会发生偏差误入歧途；没有宗教实践，信仰就会成为空洞、苍白，甚至是虚假的。因此，神学探讨与个人实践必须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

四、榜样与示范效应
　　由于中国长期处在封闭之中，“标新立异”常会引起怀疑，招至非议。儒家思想中“不为人先”的观念非常普遍。因此，当局需要推行某种政策时，往往借助行政权威树立楷模，为民众建立仿效的榜样，以求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
对于中国那些对基督教一无所知或略知一二尚在观望的知识分子，任何一个有高学历专业特长的同类成为基督教徒的消息，都会在他们心灵深处引起一定程度的震动。谴责也罢，仿效也罢，总之不能无动于衷。因为在他们看来，有文化者之所以不信基督教，除了东西文化传统的不同之外，科学知识的多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博士、硕士、大学生皆属“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与普通工农有所不同。这些人信教，当然不可用“愚昧”来解释。如果知识分子得知自己相识的熟人、朋友或与自己经历、年龄、地位相仿者入教，则心理震动更大。信教知识分子本身也许从未想过示范效应的问题，但真人真事的说服力是无可怀疑的。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如何从加入信者行列的知识分子中选择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证、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后的体验各不相同，各种类别均应有其代表。因不同的人会对不同的事例感兴趣。第二，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如何在介绍他们的同时又不至于因此而使他们受到政治上的伤害？大陆知识分子信教者的见证往往与他们曲折的经历有关，这正是他们心路历程的动人之处，但当局一旦获悉，也许会给本人带来压力。因此必须在尽可能多将具有较高可信度的真实事例告诉更多知识分子的同时，设法防止副作用的发生。这种复杂的情形也说明了在中国作基督徒难，作知识分子基督徒更难。唯其如此，榜样的作用才愈显得有其感召力。

（本文有删减）

原载于《海外校园》(http://www.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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