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拨开了石门坎的浓雾

　　编者按：本文作者现为贵州教育学院教育系副教授。读者可从此文中，了解到当今一些非基督徒学者、专家，对早年传教士在中国办学、扶助少数民族之事件的研究及评价。

　　石门坎，这个在我国出版的任何一份中国政区图和全国分省地图上都无法找到的名字，有谁想过，它在本世纪初，竟会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康藏前锋》四卷三期，1925年）？这里苗族文化的发展，在当时的西南“实系首屈一指”（《贵阳时事导报．教育建设》第二十期，1942年）。国外基督教会的英文报纸也把该地誉为“海外天国”（出处同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本文拟从本世纪初石门坎的基督教会苗民教育情况，作一简要述评，这对我们今天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贵州省偏僻落後的小山村

　　石门坎，这个要在五十万分之一的贵州省地图上才能标出名字的苗民小山村，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属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石门坎系黔西北高寒山区的偏僻苗胞山寨，四处皆山，万壑千仞，崔嵬险峻，且浓雾终日不散，海拔约二千六百米。冬季冰凌蔽天，雪厚尺许。交通闭塞，1975年才通公路，现公路仍很简陋，很少有汽车行驶，经济文化极度落後。

　　本世纪初，该地住著三百余户人家，分散成数十个村寨。居民主要是花苗，亦称大花苗，基本为当地彝族土目（地主）的佃户或农奴。

　　苗族同胞祖祖辈辈在这穷山恶水的艰苦环境中刀耕火种，繁衍生息，深受彝族土目和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残酷鱼肉和压榨。自古没有一个人知书识字和懂得什麽叫科学文化。正如苗族同胞在他们自己立在石门坎学校的《溯源碑》（注一）所写的：“我们好像未开化的人一样，没有土地……别人看不起，尽笑话我们……” 　　

二．柏格里兴办苗民学校

　　1887年，有英籍（英格兰人）基督教传教士柏格里（S. Pollard，另有译为波拉德的，1864～1915年），受基督教“西差会”派遣，航抵中国贵州。後见到四位行束鄙陋，打扮怪异的苗族同胞，问其来历，得知苗人诚恳厚道，但文化落後，知识浅薄，即决计到威宁苗区传教布道。1905年初，以柏格里和外国人的势力，不仅得到威宁当地官府的支持，而且骗得当地彝族土目安荣之的一块地盘（注二），约八十余亩，兴建教堂、学校。二十年後又逐步建孤儿院、养老院、医院、麻疯病院、邮政代办所。

　　柏格里在石门坎1905年兴建学校，1906年开始招收苗胞子弟入学，男女均收，同校授课。至1912年，已办成高级、初级男女两部，系完全小学，取名光华小学，遵照国家规定学制为六年。如果说民国建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1912年始规定小学有男女合校的话，那麽石门坎基督教会苗民光华小学便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男女合校的学校。

　　该校後又建了宿舍、礼堂、游泳池、运动场。不仅如此，1910年基督教会所属的圣道公会西南教区苗疆部，还设立专管苗族地区教育事业的专门机构－－教育委员会。该会以石门坎光华小学为中心，有计划地向石门坎周围的支堂推广、扩大，发展苗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其它各支堂的学校为“光华小学第X分校”。　　1915年，石门坎本部已有学生近四百人。是年，石门坎地区伤寒流行，很多学生都受感染。柏格里和妻子对病者精心护理治疗，使很多学生免於死亡。在照护学生时，柏格里亦受感染，旋即病逝。学校继由王树德、张道惠、高志华等西人传教士主持。

　　至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抗日战争时期，计各教区小学已有五十余所，教员七十余人，学生二千有奇。1941年，石门坎开始筹办中学，1943年名为边疆民族中学，此中学一直办到解放，後由政府接管。笔者亦曾在1981年亲访该校。在创办中学之前，小学毕业成绩优异者，可升入宣道中学（後改名明诚中学，亦为基督教会所办），继而还可到四川成都升入华西大学或南京边疆蒙藏学校（抗战时迁重庆），抑或其它大专院校深造。

　　学校经费均由“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负担。此外，学生每人每期交五至七升包谷的学费。家境困难的教徒，也可减免。

　　石门坎基督教会苗民学校在柏格里十年辛苦开拓经营及後继者的努力下，培养了不少苗族知识分子。前後据不完全统计，有华西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蒙藏学校等大专院校毕业（有部分肄业）共约三十余人，有的还得博士学位。中学、中专毕业一二百人，小学毕业数千人。在一个自古来从没有一个人知书识字的少数民族地区，能培养出这样多的苗族知识分子，不能不说是教育史上的奇迹。这些人一般都能继续为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卫生或科研事业服务，为提高本民族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而贡献力量。很多人至今仍在国家机关、学校或科研部门任要职。

　　三．代苗民抗争

　　柏格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深入边疆苗区布道办学，决非易事，可以说历尽艰辛。1887年，柏格里一到中国，便吸取先前一些传教士失败的教训，即在上海、安庆等地学汉语汉文，易洋服，一付中国人的打扮。及到威宁石门坎，他又穿上粗麻布的苗服和草鞋，和苗族同胞同吃同住，丝毫不嫌苗胞生活的艰苦和环境的简陋，生活全盘“苗化”。他很尊重苗族同胞，待之以礼，和蔼可亲，路遇苗胞，总先让道，口称“得罪”。苗区闭塞，会汉话者极少。为消除语言障碍，他拜杨雅各（原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汉先之父）为师，学习苗话，白天黑夜形影不离，很快“精通苗族语言”。他常拿西洋的简单的日用品，分送给苗族妇女和儿童，同时辅以慈善事业，如免费看病发药。他的妻子就在当地主持医院，同时也在学校兼课（柏妻系昆明护士学校毕业，英籍，名韩素珍）。很快便和苗胞在生活上、感情上做到融洽，得到苗胞的好感，为立根苗区打下了初步基础。

　　政治上，柏格里在一定程度上给苗族同胞撑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威宁石门坎地区的苗族完全处於政治上无权，经济极度贫穷的地位。残酷的等级压迫交织著民族歧视，笼罩在每一个苗族同胞的头上。柏格里针对这一社会现实，以外国人和教会的势力，一方面大力宣传基督教会保障教友不受歧视和欺压，另一方面，凡遇彝族土目和封建团绅欺压鱼肉苗族同胞，他即挺身而出，或写信或亲到当地官府，迫胁官府出面制止各地土目、团绅的暴行。这样，柏格里更是深得苗胞的信任和崇敬，苗胞也都愿意把子弟送入学校读书，学生人数大大增加。

　　由於柏格里在苗区伸张正义，支持苗胞，传教办学，必然要引起一些封建土目和反基督教者的仇视。大官寨土目就派人在夜间烧毁了柏格里的住宅，财物损失殆尽。柏格里还几遭毒打。1908年柏格里在云南永善县大坪子兴建学校，惨遭反基督教的愚昧者毒打，几乎丧命，随即回英养息。柏格里并不因此而灰心气馁，一心仍想著石门坎苗区的建校兴学之事。他向国人募捐，说要在中国苗区兴建学校，得一叫阿斯多的老人，捐赠两千余金磅。1911年柏格里回到石门坎，将学校扩建一新。

　　柏格里从1905年到石门坎，至1915年病死，传教办学计十一年。柏格里死後，苗胞上千人为之送葬，并捐资为他修建坟墓，可见苗族同胞对柏格里的感情至深。

　　四．创立苗文

　　柏格里在石门坎建起学校後，要进行教学活动，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正如苗族同胞在《溯源碑》中写道：“我们苗族没有见书四千多年了，读汉书难极了，比什麽都难。”柏格里本人除认真学习苗语外，还极力想为苗族创立文字，用苗文进行教学。1905年，柏格里会同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李斯提文和苗族教徒杨雅各、张武等，认真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为苗族创立了基本可行、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现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亦称“坡拉字母”。文字分元音和辅音，又叫小字母和大字母，辅音在前元音在後进行拼读。这套文字，虽不够科学完整，但在本世纪初，能为一个有史以来从未有过文字的民族创立一种文字，而又以此文字传播该民族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能不说是一次创举（此种文字後来流行极广）。对此，不论解放前後的学者，都给予了相当的肯定。

　　也不讳言，柏格里创造苗文，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向苗族同胞传播基督教义。柏格里就用这种文字翻译了《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柏格里死後，杨雅各等人又译了《新约全书》。这些译书遍及云、贵、川交境的苗族同胞，亦可见基督教义在苗区的广泛深入影响。

　　苗文创立後，柏格里主持翻译了一些苗文课本，如《苗族原始读本》。其内容一部分为苗族文化，如苗族的历史传说、诗歌、故事等。另一部分是一些普通的科学知识和日常生活常识。多采用简单的问答式，简明易懂，苗胞容易接受。如问：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答：是圆的。问：地球上有几大洲？答：有七大洲。问：喝水要喝什麽样的水？答：要喝沸水。问：苗族是什麽样的民族？答：是中国古老的民族。问：苗族古代是从哪里来的？答：是从黄河流域来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外，还刊行苗文报纸，定期出版，半月一期，供苗族师生阅览。这一切当时不仅在学校，而且推广到社会，用以对一般的苗族同胞进行教育。

　　学校教学，仍以汉文为主。辛亥革命後，教材使用国民政府统一的课本：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除规定的课程外，学校也进行时事教育。

　　石门坎学校的教学活动，还加了基督教教义的宣传。每周上二三节教义课，主要讲圣经。高年级学生要求背诵一两小段，不能背的要批评。学生住校，低年级学生是否参加做礼拜，不作严格要求，但十六岁以上的学生就鼓励参加一周二次的晚礼拜。

　　学校教师有的亦即布道员，教学和传教互相参杂，学校的宗教气氛不少。柏格里初到石门坎建校兴学，当时苗胞中虽有信徒，但还不能承担教学任务。到後来石门坎学校几乎都是从这里毕业出去深造，而後又回到石门坎的苗族知识分子担任教师和校长，其中自然也包括女教师。柏格里在石门坎“以苗教苗”的办学目的达到了。

　　五．对石门坎基督教会苗民教育的几点看法

　　要对石门坎基督教会所办的苗民教育进行客观的评论，首先必须搞清楚：对外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的兴学施教，是否可以像对待历史上不同社会中的不同阶层人士兴学施教一样，历史主义地、客观地去进行评价？是否可以肯定有“精华”可取？有值得肯定和可以借鉴的地方？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那就无所谓“评论”了。

　　从现今中国出版的权威性的有关著作看，对基督教会在中国办学，找不到一点正确评价的影子，更看不到丝毫的肯定之处。笔者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客观地对待历史。不过，北京师范大学已故教授陈景磐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还是有这样一段话，对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活动，作了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我们也不否认在传教士中也有一些真才实学、真心诚意地来到中国想帮助我国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57页）既然承认其是“想帮助我国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不言而喻，就应该承认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活动，有值得肯定和可以借鉴的一面。

　　传教，不管其目的如何，我们可以断言，宗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环境中肯定会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这点早已被人类发展的历史所证实。所以我们有什麽理由，对基督教会在中国办学，可以不客观地进行评价而一棒子打死呢？再翻开中外人类社会的整部教育史，对任何一个统治阶级的教育家，对他们的教育思想都要客观评价，那对外国传教士的教育活动为什麽就要例外呢？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据此，对以上所述的事实，谈几点看法：

　　第一，柏格里的办学精神。一个外国人，远涉重洋，深入中国西南边疆高寒山区，穷乡僻壤，开展布道、教育活动，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想像的。柏格里能在苗区坚持办学十一年，最後为拯救苗族学生的生命，以身殉职。他夹著一本圣经来，他带了什麽走呢？这种献身精神，应该充分肯定。他在办学的十一年中，吃尽苦头，历尽艰辛，但一直坚韧不拔，即使在生命的垂危关头，仍没有丝毫动摇。他和苗族同胞结下了深厚情谊，这正是他成功的根基。他死後，该地苗族同胞把他称之为“救星”。什麽力量能使柏格里献身於苗区的教育事业呢？这是信仰的力量。柏格里正是由於坚信他的信仰，所以才有为信仰献身的行动。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仍是有益的借鉴。

　　第二，宗教教义教育。柏格里等人在石门坎学校进行基督的教义教育，对於苗族同胞和经济文化极度落後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却有它的许多特殊的进步意义。

　　基督教宣扬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得当时深受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民族歧视的苗族同胞的拥护和支持。柏格里常说：“基督博爱，视人类皆如天父子女，视万族皆如兄弟，不论贫富智愚，皆以礼相待，祈上帝终免其罪。”这些话，对当时石门坎地区的苗族同胞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苗胞去反抗压迫、歧视和争取平等的精神力量。

　　石门坎地区的苗族迷信成风。他们都是自然神的信奉者。山石、土地、风火、雷电、巫鬼……什麽都信，是多元神论者。搞迷信活动时，要花去大量财物，浪费无数精力，有的甚至要倾家荡产。基督教义的教育开展後，苗胞多元的自然神的信仰被一元神的上帝所取代。基督教的宗教仪式简单，无须花费财物。这便免除了在祭神、驱鬼时常有的杀猪宰羊打牛的浪费和时间精力的消耗。许多迷信活动如“喝仙水”等，凡受过学校教育的人就很少参加。甚至连葬俗也有所改变。从这些具体的事实来看，对石门坎学校的宗教教义教育，决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它的客观效果还是应予正确估计和充分肯定。

　　对於基督教会在我国办学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远非本文所能全面囊括。笔者只不过就以上这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特例，来说明对於这个问题应该作为教育史研究的课题之一，在教育史研究的园地里，占一席之地。至於一棒子打死的作法和时代，应该结束了！□

　　注释：

　　一．《溯源碑》，石门坎学校立有石碑二块，用苗、汉文字刻成。主要记叙柏格里到该地传教办学的经过以及和苗族的简单历史和生活习俗。“文革”中，二碑均遭劫难。

　　二．柏格里到石门坎，向彝族土目安荣之索地，答应以金购买，并说只购“一张牛皮”之地。安以为微不足道，即作赠送。柏将牛皮割为细线，围量地皮，计八十余亩。

　　作者为中国贵州教育学院教育副教授。

转贴自西祠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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