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信心之旅》第五章　一八五五年

　　
　　“最保守的估计，那里至少站着五至六百人，当他们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放大嗓门对他们说话，而最令我鼓舞的就是人群中不时有人彼此说‘不错，不错。’这是他们表示同意的举动。
　　戴德生在中国的头两年，令人印象最深刻和啧啧称奇的，要算他那奋不顾身、冒险犯难为宣教工作的开荒之旅。这个才二十出头的大男孩，在完全毫无经济支持，中国话又不大灵光的情况下，竟敢单枪匹马的在这陌生的国士，四出为宣教工作探路。当时的中国并非太平盛世，激列的内战屡在他家附近进行得如火如荼。洋人在这场内战中，立场摇摆不定，有时支持清政府，有时又支持叛军，于是惹来不少中国人怀疑和敌视的眼光。虽然如此，戴德生在头两年仍出门探路不下十次或以上，有时他会和其它宣教士同行，有时则会孤身上路，而每次旅程，都是他属灵勇气和体魄耐力的考验。
　　水道是上海通往内陆其它地区的主要途径。沿江而上是大大小小的帆船，这些一船白天是航运工具，到了晚上就是客旅的寄宿之所，有了这种交通工具，商旅就不用住进陆上那些既危险，又简陋不堪的旅店。
　　船上设有简单的炊具，船家和客人就在船上用饭。船的其它设备亦十分粗劣，床是用木板砌的，小小的通风窗口和地面相当接近，乘客在自己的被铺上或躺或坐，因为船舱的高度根本就不能容许人站起来。虽然这种旅行方式速度相当缓慢，并且又受天气和潮汐的影响。不过数以百万计的人仍是以这样的方法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当帆船沿江徐徐而上时，两岸所有的村舍都逃不出客人的视野之内。这些村镇大部分是从未见过外国人的，更遑论听过福音了。
　　戴德生渴望跟随主的脚踪，走遍各城各乡传讲福音，因此他被江边的景像深深地吸引着。他觉得自己就像主在多个世纪以前所说的一样：“我要作那差我来者的工”；“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单在上海传福音是不足够的，因为已经有其它人在这里展开工作了；他深感有责任要把福音向内地其它地区传开，因为在那此一一地区的人还未曾听过主的福音，假若没有外人把信息带进去，他们就会一辈子也听不到主的话。为此，他下定决心，要把福音传入内地，哪怕面对炎夏、寒冬、或骇人的瘟疫；他也不为战争的危险所拦阻，纵使战争会威胁白种人的生命，或是拦阻他返回上海较安全的租界。
　　在巴格尔医生抵达上海前后的一段日子，不少外国人都会以一天时间往返上海周围十至十五里的地区。巴格尔医生来到后，这对拍档在头三个月就作过多次类似的行程，他们总共分发过一千八百本新约和圣经的单行本，此外又分发了二千份单张和小册子。这些书刊都是小心分发到那些识字的人手上；对于其它大部分不懂文字的，他们就得详细解释这些书册上的信息。
　　冬天来到时，这支宣教队伍在摄氏零下的天气中，从一月到三月间，作过四次较长的旅程。他们所到之处，总会引来一大群人围观，他们的西方服饰，有别的脸孔和所传的信息都是当地人感兴趣的。戴德生和巴格尔就曾多次遇上一些极不友善的群众，而且生命受到威胁。有一次，他们更被官兵捉着，还准备置他们于死地，不过当那地方官吏听过他们的信息后，他们不但获得释放，而且还可以在该城自由行动，传讲福音。
　　他们所到访的地区，大部分人仍是相当友善的。一旦初次接触的好奇过后，当地人都会表示友善。当地人对他们所讲的是那么容易接受和感兴趣，以致他们毫无困难就可以送出数以千计的中文新约圣经和小册子。
　　因为在其它地区的反应都是那么的好，以致他们对在三月间探访嘉定时所遇到奇怪的对待就感到不知所措了。巴格尔医生记下当时的情况：“当我们走近人群时，所有的成年人都走回屋内，关上大门。不过在我们走过之后，他们又会聚在一块对我们指指点点。”
　　后来知道这里的人从未见过洋人，却又听过很多可怕的传言，于是这两位宣教士就在大街上公然行走，让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他们告诉那些肯听他们讲话的人他们是医生，并且乐意次日为病人免费诊病。他们是“好心人”这消息于是不径而走，不过仍有一些害怕他们的人远远尾随他们。不久，这群人的人数愈聚愈多，甚至把店铺门前的货物也给推倒了。为免惹起那些店主们的不满，他们两人惟有在城中找寻更空旷的地方落脚。
　　巴格尔医生记下第二天所发生的事：“一大清早河边就站满了来求诊的人……我们一直忙碌至下午三时，眼见不能一一为他们诊病，戴德生就把那些较急需医治的病人带上船来。当我们给他们诊治完毕后，我们就被带到那些不能亲身前来看病的病人家里。在这些人当中，有些早一天还给我们吃过闭门羹的，如今我们竟可以进到他们家里！
　　从那天起，他们在城里到处受欢迎，离开那里前，他们在西门城外附近的庙内讲了一堂道，有很多人请他们留下来，不过他们还是再行上路了。
　　每到一处，人们都想更多知道福音。此情景深深鼓舞着戴德生，大感作见证的需要。他从山上的寺观或古塔顶层往下望，纵观脚下的城乡小镇，只见楼房处处，到处都是未闻主道的男女小孩。要做的工作是那么多，要接触的人也是那么多！
　　他每次布道回来，稍事休息，就会预备第二次的行程。四月间，他带着好友卜尔顿宣教士上路（卜的太太年前去世。他们到了长江流域的一个岛屿上的崇明市，那里的人特别乐意听他们讲真理。他们被邀在城内的其中四大庙宇内传讲福音，情况就像新约的宣教士所遇到的一样。在那供奉该城的守护神的寺庙内，他在其中一间厢房设了一个临时诊所为病人医病，而卜尔顿就在外面的广场分发小册子和传讲福音。
　　当卜尔顿讲得喉声沙哑时，戴德生就中断诊病，接替他传讲信息。因为他个子较矮，于是就站在庙前的大铜香炉上，向群众讲话。他这样记下这段经：
　　“最保守的估计，那里至少站着五至六百人，不过我认为就算他有一千人也不过份。当他们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放大嗓门对他们说话，在露天场地有如此一群留心的听众实属罕见。而最令我鼓舞的就是人群中不时有人彼此说：‘不错，不错。’这是他们表示同意的举动。”
　　每次旅程所见到的热烈反应，都令戴德生更憧憬下一次的行程。于是在天气热得几乎令人融化的五、六月和八、九月，他多次到内地去传道。日间他在人群中工作，晚上就住在燠热不通风的船舱内，为怕盗匪偷袭，船舱的门都是关得紧紧的，虽然是热不可耐，但戴德生却没有因此减缓速度。他在五月间就用了廿五天的时间踏足了五十八个城镇讲道，当中有五十一个是从未见过基督教的宣教士。
　　在这期间，战事突然起了大变化，上海终于陷落在政府军手里。当时戴德生正和其它宣教士向苏州湖方面进发，他们离开上海才几日，但从山顶上向上海望过去，只见黑烟不断冒升，上海正在燃烧呢！
　　为了担心在租界的家人和朋友们的安危，他们一行人就折返城中。在他们还未到达上海时，已见叛军匆匆从城中逃出，并且还恳求他们加以援手保护。他们对此实在是无能为力，事实上那些叛军不久就为官兵所擒，就地正法。
　　他们忧心忡忡地赶回租界，一路上只见残垣败瓦，一片破落的景象。最后他们终于抵达租界之内，令他们深感安慰的，就是租界和他们离开之前丝毫没有改变。可能官兵太专注屠杀叛军和上海的普通百姓，而把外国侨民忘记了。戴德生写信回家报告情况：
　　“上海现已平静下来，也可以说是一片死寂。最少有二千人死亡，一些受害者所遭受的酷刑，比起中古世纪那些野蛮的刑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城市差不多已成为废墟，那些硕果仅存的生还者实在是境况堪怜。”
　　不过无论如何战争的危难已经过去了。戴德生和他的同工们一方面全力照料那些生存者在属灵和身体上的需要，另方面又在焦急地等候差会的答复，指示他们下一步的工作。当他们亲眼见到中国的机会和需要时，戴德生和巴格尔夫妇都求神给予指引，定下传福音的策略，以致能充分为主所用。
　　他们认为差会应该在上海购买土地，用以兴建医院，好使巴格尔医生可以在当地发展工作，同时以此为向内陆传福音的基地。经过一番讨论和祷告后，他们写信给传道会的委员，请他们寄来所需的款项，时间是刻不容缓的了。上海已经回归那些帝国主义者手中。围城已经结束，重建工作亦已展开，当地经济也开始起飞了。数以千计的机会主义者从邻近域区涌进上海，由于他们加上那些有相同看法的外国人，使物价再次狂升。
　　过了数月，这两位宣教士仍在等候回音。严热的夏天令他们那拥挤不堪的房子更难居住。于是他们到另一个一百里外的沿海城市宁波作短暂的逗留，这一去倒让他们看到一个吸引人的机会。在宁波有几个宣教团体深觉有需要成立一间医院，好使他们的宣教工作更能长远地发展。他们向巴格尔医生建议在当地开展医疗工作，这些机构甚至还答应为巴格尔医生筹募经费，好使他能够在宁波大展拳脚。
　　不过戴德生和巴格尔仍然专心等候在上海建立宣教总部的回音。当他们知道他们所住的房子快被收回时，传道会的答复就更形迫切了。房子既要归还给原有的主人，但他们在上海仍找不到可租住的落脚点。
　　最后答复来了，不过那却是一个令人十分气馁的回复。委员会已作决定，他们的机构反对在沿海城市花钱在建筑物上，因为他们的宣教工作和工人都是要向内陆进军的。他们不想在沿海的城市树立太多的根基。
　　从地球另一端的委员们来看，这个决定是相当合理的。不遇在中国的那几个宣教士可苦了，他们虽然认同这个大前题，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却是非要解决不可；在传道会的计划能成事之前，他们应在哪里找寻栖身之所呢？
　　巴格尔夫妇对委员会的决定深表失望，于是转而接受了前往宁波建医院的邀请。戴德生对他们的决定亦表支持，但自己就变得更傍徨了。他的同工要离去了，他的家没有了，他找遍上海也无居所，他怎能在上海继续他的工作呢？
　　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戴德生突然心血来潮想出一个主意来。既然他在岸上找不到住处，何不像那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住在船上呢？这和他一直以来定意入乡随俗的打算不谋而合，因为他以为既然要服事中国人，就当穿上中国服装，住在中国人当中。
　　他看到前面的路了，在他陪同巴格尔一家前往宁波时，他把自己那几件仅有的行李寄存在他们那里。回来后，他就可以展开新的一页，与他专注服事的中国人完全认同。
　　戴德生知道这决定非同小可，穿上华服就等于要把前面的头发剃光，然后让后面的头发留长，好编成长辫子。在此以前，从来就没有宣教士或外国人会这样穿戴。有时在作某些旅行时，他们也会把中国的长袍罩在西装上面以方便旅行，但完全舍弃西洋服饰而穿上中国衣裳，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不但会被人指责，甚至还会被人拒绝。
　　但这毕竟是接触中国人的最佳方法。在五月当他沿长江深入内陆二百里时，他就发觉这样的巡回布道是相当有成效的，过去因为他穿的是西洋服装，只有徒增他旅途的劳累和压力，因为对那些未曾见过这种服饰的中国人来说，他真是稀奇古怪，既不庄重，而且近乎滑稽，他们来不是要听他的信息，而是对他的打扮指指点点。他相信假如他所穿戴的在中国人眼中是合乎情理的话，他的工作会更容易展开。既然这样穿着有助于加强和中国人的关系，便不在乎那些外国侨民会怎样看他了。于是他订制了一套中国衣裳，准备在陪迭巴格尔夫妇往宁波时在路上穿着，他自己亦准备作跨文化的蜕变。
　　在八月的一个晚上，当戴德生走到河边替巴格尔夫妇雇船上路时，半路上有一位陌生的中国人上前来问他是否正在找房子。并告诉他在南门附近有一所未达成的小房子，屋主因为资金耗尽，所以建筑工程中途停顿了，假如戴德生认为这房子合适的话，不用付订金，只要先交六个月的租金就可以了。
　　正如一场美梦一般。戴德生随着那人来到上海市的南面，只见那所小巧的房子，既新且洁，楼上楼下各有两个房间，院子的另一边是给仆人住的房间。这正是戴德生梦寐以求的，就连地区也恰到好处。这最后一分钟的祷告蒙垂听，似乎就是神清楚的指示，戴德生在上海的工作还未完结。
　　戴德生在同一天晚上拜访一位中国理发师，开始了他那从西到东的改变。第二天早上，他穿成一位中国“夫子”的模样在公众面前出现。他就是这样子陪同巴格尔夫妇往宁波的新住所。他在一八五五年八月廿八日写给妹妹的一封信是那么有趣：
　　“亲爱的贺美，我写信是要给你一个惊喜，相信你是从未接过一个束长辫，剃光头的人给你的信。为了避免你丈二金刚摸不看头脑，我还是立刻告诉你好了。上个星期二晚上十一时，我请理发师把我的发发剪掉，把其余头发染黑。第二天早上，我自己编好辫子，又用粗丝把它加长至中国人一般的长度。之后，我穿着中国人的服装，和巴格尔医生出发往一百里外的宁波夫。沿途我们都抓紧机会传福音。如今我只身回来了，希望有更大的机会传福音和分发书刊。
　　“我还没有告诉你我所受的苦，不知道一封信可不可以说得完，不过还是愈快开始愈好。
　　“首先，第一次剃光头是件痛苦的事，因为皮肤会生痱子，而每五、六个钟头染发一次也于事无补，只会令头痒加剧。（染发素是一分黑发剂，三分熟石灰，加水混和）。当要梳理那其余留长了的头发时痛苦才会达到高潮，不过，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呢？就是因为要受苦，这才显得那条辫子是那么宝贵。但是当我终于自己编成这条辫子时，我的快乐和满足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当你如此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在洋行工作的中国人总会尽快换上西式的鞋和袜。中国人的袜子是用厚白布做的，缺乏弹性，而人的脚趾因为难以适应而被挤迫得变了形，至于脚跟也不能习惯完全平底的鞋子。其次是裤子，实在是难以想象。我的裤子腰围比实际宽两尺，多余的布料要在前面打折，然后束上瞟带。裤管很短，只及膝盖，而且跟腰围一样宽大。裤管塞进了那长白袜之后，就像一条特大号的灯笼裤，巴格尔医生还戏言那裤管足可以储备两星期的食物呢。中国人是不穿衬衣的，他们穿的是白色的洗水褂子，袖子比二十年前的女子服饰还宽。这一切之上是件色泽华丽的丝质长袍，袍的袖宽又长，长度比手指尖还足足多出十二至十五寸，当手在工作时，多出的部分就会被卷起来。他们在这个季节除了有大型庆典之外，是不戴帽子的，故此在猛烈的太阳照射之下，真是一点也不好受。”
　　“星期三，八月廿九日。贺美，不知这么详细的解说会不会令你厌烦。不过我已没有时间再讲述下去了，我只想多提一件事就是我上理发店洗头的经历。我想既然要学足中国人的穿戴，理当亦应进去试一试，否则我以后或许不会有走进去的冲动了。为此我要极力忍受那理发师不断挥得我的头怪痒的，然后又在我的肩膀、背部槌打一番！还未做完这些步骤，我的背部多处已是痛苦难当。到了第二次，我的接受能力好多了，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自我赞赏一番，因为我终于可以接受这位理发师的手艺了。”
　　“我和巴格尔医生前往杭州湾时，一路上都被人认出是外国人来，因为我们要用英语交谈。但今天我在海恩市到处溜跶时，竟没有人发觉有我这个洋人在他们当中。而我的真面目在分发书刊和为病人诊病时就无所遁形了。于是我的助手被人追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消息不久就传开了。这样穿戴最初当然不如穿洋服那般容易受人尊重，但不久我的医护工作就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明显地为人看病赠医和给药是在内陆工作最好的途径。那些妇孺们都比以前更愿意前来接受治疗，我相信我一身中国式的打扮也当记一功。”
　　当戴德生在他上海的新居安顿下来后，他对内陆之思慕就更加迫切，他的祷告也满是有关内陆的工作。不过当时他所能做的就是作好准备功夫，而在预备的时候，他得到很大的鼓舞。十月间他写道：
　　“虽然巴格尔医生已去了宁波，我可一点也不寂寞。我感到神与我同在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神亦吸引我多方祷告和儆醒，这点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
　　虽然在上海他有无数传福音的机会，而他的小天地亦相当舒适，戴德生还是带着能力与充满兴奋的心情，出发前往内陆去。这次他是单独出发的，而他穿的和中国人一般模样。他这新策略的好处很快就见到了。
　　他的目的地是崇明市。这岛上有一百多万人口，但却没有基督教宣教士。几个月前他和卜雷就曾来采访过，当地的人对他们倒是十分欢迎，而这次再去，他们的热情更是令他惊讶。
　　在他初抵达之处，那里的人根本就不让他离开。有些人也曾见过洋人，但却从未见过一个穿中国服装的洋人。这位大夫真的不像外地人；他的药箱和他的讲道同样受欢迎。所以当他因为害怕潮湿想找一间在楼上的房间时，他们甚至说：“假如没有在楼上的房间，就让他住在庙里好了。”
　　不过有家主人却前来说他家有个阁楼空置着，就这样，才抵达崇明市三天，戴德生在中国内地已有了他第一个家了。在上海找房子吃了那么多苦头，这里的经历能不叫这位年轻的宣教士感觉得着了极大的鼓舞吗？这件事和崇明市的人对他的反应一样使他兴奋。
　　每天都有人来参加聚会，访客和病人络绎不绝。经过六个星期如此令人感动的工作之后，他家渐渐就凝聚了一班常客，他们都非常渴想知道基督教的事情。另一方面他的工作亦引起当地一些医生的不满。在客人中有一位是姓蒋的铁匠和一位成功的商人。戴德生写信说：“这些人的心是主打开的。”戴德生此行亦带同他在中国所结的第一个属灵的果子，是叫台贵华的上海人，及另一位基督徒助手。所以在他返回上海补充物资时，这二人便继续教导当地的初信者和慕道友。不过，有一次当戴德生由崇明市返回上海时，成功的喜乐都变成苦涩与失望。他接到一张传票，请他立刻向英国领事馆报到。
　　原来一小群中国医生和药店东主竟在戴德生背后搬弄事非。他们贿赂一位当地官员向有关方面投诉，说这位“外国医生”以免费医病来抢夺他们的病人。这位官员真的向英领事方面投诉，于是领事馆就把他召来告诫一番，要他知道中英条约只限外国人居住于沿海的城市。假如他要住在其它地方，他就要被罚款五百大元。戴德生为自己辩护，指出在崇明市也有法国神父居住，而因着英国享有最惠国地位，所以，这给其它国家国民有豁免权的条约也适用于英国人身上。但英领事却推说自己没有执行这裁决的权力，假若戴德生要上诉，他就得向更高权力机关上诉。不过在现阶段，他是不能返回崇明市，而且受到警告以后也不得干犯该项条约。
　　看来他得放弃这成功的新事工了，虽然这事工是那么令他兴奋和鼓舞。而且他要放弃“在内地的第一个家”，但这显然是神引导和赐福他的工作的一个明证。
　　

信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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