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之维
自由主义的宗教之维
在谈论近代资本主义起源时，学者们马上会想到文艺复兴，谈文艺复兴自然又要有其所复兴的对象。从古希腊和罗马直接跨入文艺复兴，几乎成为我们解说资本主义文明起源的一般模式。由于当时的罗马教会成为文艺复兴猛烈批判和辛辣嘲讽的对象，且文艺复兴所倡言的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与天主教教义存在明显的冲突。于是，在后世论者的著作里，基督教便往往被置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对立面，其对后者起源和发展的阻碍作用不断地被强调和放大，而它可能具有的积极一面便被长期尘封起来了。
尽管这一叙说模式，因完全无视曾演变达千年之久的中世纪历史而在逻辑上显得格外脆弱，但却一直很少受到国内学界的质疑。历史的传承被片面地理解为对传统的扫荡，在一个几乎崇尚一切革命的时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进入20世纪末期，尽管革命的神话早已千疮百孔，但围绕其而形成的思维定式和种种谬见的彻底消散却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虽然，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何以发生的解释曾使有些学者意识到宗教传统的缺失对我国现代化进程可能会有负面影响，但从逻辑上讲，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文化价值间建立起的正面联系还无助于改变这一现象，因为新教伦理本身就是宗教改革（革命）的产物。近10年来，自由主义成为最时髦的话题之一，自由主义的理论精义已为大多数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学者所了解。但是由于多数论者对它的发生学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研究热情，它与西方基督教传统之间的关系真相仍被掩盖于种种谬见之下有待于发掘。
历史真相的揭示不仅需要发现真理的热情和勇气，更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和敏锐的洞察力。丛日云教授生性恬淡，尤不喜热门话题的抄作，其知名度远不及频繁露面于媒体的明星学者。但长期坐冷板凳的工夫，却使他在西方政治文化传统领域连续突破。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推出了《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两部很有质量的个人专著，去年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的《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一书，更将他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这部著作聚焦于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的关系上，其研究的视野和讨论的内容都不如两部前著宏大，但却有可能正本清源，使我们对古典自由主义和支撑现代西方政治生态的基本价值信念的思想文化渊源，形成更加准确的认识。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历经1千多年的演变，其流派之多，支脉之复杂，认识分歧之大，是众所周知的，如何删繁就简，勾勒出其向近代政治理念过渡的主要线索，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作者敏锐地看到，从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到18世纪末，其间虽经世事变迁引生了诸多不同的问题意识，也衍生出了形态各异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但是基督教产生伊始就形成的二元主义，却如同恒久不变的牢固堤坝，始终框范导引着这1800年观念演变的历史长河。于是，在作者看来，这二元主义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就成为一条主线，将近代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传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古希腊和罗马人的精神世界里，这种二元主义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还很难一见。在那时，人们将个人生命看作是一个整体，是精神和肉体、现世和来世的统一。尽管他们也相信神灵和灵魂不死，但是他们的生活重心在世俗世界，彼岸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此岸生活的直线延伸。他们没有双重生活的意识。对古希腊人来说，城邦生活就是他们的全部。作为政治共同体，城邦承载着他们的信仰、理想和精神寄托。城邦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宗教生活，而城邦的宗教生活也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对古罗马人来说，宗教生活是政治生活中一个不或缺的组成部分，宗教的虔敬与对部落、国家或家族的情感是融为一体的。
由于雅典人和罗马人，都尚未形成二元主义的宇宙观和思维习惯，在政治生活中，就不可能将个体看作是足以与国家相对峙的一极，个体权利与义务之间也就难以形成动态的平衡关系。在他们的价值信念里，参与公共生活、履行各种政治义务，几乎是唯一具有崇高意义人生选择。这种集体主义的信念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在希腊城邦行将解体的时候，柏拉图倾心创造的理想国仍要以消灭复数、取消任何多样性为前提，而对城邦民主无限留恋的亚里士多德也仍然认为城邦在本性上先于个人和家庭。
显然，近代以来的民主政治原型，虽然可以在古希腊城邦民主制中找到，但是这两者间的相似性更多地表现在形式层面，而非实质层面。维系城邦民主制的集体主义绝对不是支撑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基础，个人主义在城邦主义中没有成长的空间。个人权利至上和由此引生的严格区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等现代政治的重要原则，在城邦主义中同样难觅踪迹。对古典自由主义者来说，2000多年前，以爱琴海畔阿提卡半岛那个叫作雅典的小城为范本的曾经盛极一时的城邦主义，无论曾给他们带来过多少思想的灵感，但却绝不是承载他们思想的唯一平台。他们宇宙观和思维习惯的二元论，连同他们那些已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思想特征，诸如几近顽固的个人主义信念、对财产和私人领域的坚定守护、对政府权力的满腹狐疑等等，显然都不能都看作是城邦主义在近代的复活。
哪里才是这些思想的源头？丛教授新著的视线集中于“黑暗的中世纪”。在作者看来，当耶稣向他的信徒们宣布“恺撒的物当归恺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的时候，便以福音的形式传达了一种完全全新的政治态度，这种政治态度经由后世神学家们的反复阐释，最终形成了基督教特有的“二元政治观”。
这一“二元政治观”表述的是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的基本原则，即在彼岸与此岸、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教会与国家之间作出区分，在肯定前者的优越性的同时，划出了两者的大致范围，并使之保持某种张力和富有弹性的平衡。同时，这些基本原则也促成了一种全新的秩序模式，在中西欧造就了教会和国家并立的秩序结构，教会全面掌控着宗教权力和精神领域，抵制国家的侵犯，并以道德权威的名义对世俗统治者进行监督；而国家则将自己的权力收缩在政治领域，并小心卫护使之免遭僧侣集团的侵入。当然，这些观念的广泛传播和这一秩序模式的长期存在，最终也转变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
二元政治观之所以出现，从根本上说，来自于基督教对人灵魂和肉体关系的独特理解。在远古时代，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先民都遭遇到同一个难题，当生命的有限和永生的渴望纠缠成一个无法破解的死结时，他们创造出了灵魂的概念。肉体永生的梦想看上去飘渺无期，便将永生的希望寄托于灵魂世界。每个民族在肉体和灵魂、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系上，大体都有独自的理解。在这里，核心的问题是灵魂是否完全脱离肉体而存在，相应地，精神世界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空间。如前所述，在雅典和罗马人那里，灵魂或精神世界尚没有获得独立地位。
尽管在柏拉图、斯多葛派和犹太教那里都可以看出二元论的端倪，但是由于他们都没有真正的外在超越的诉求意愿，其所追求的大抵仍不过是“肉身成圣”或“理想的世俗世界”。与他们不同的是，基督教再也不愿意让灵魂带着肉体一起飞升，而是将它们一劈两半，明确宣布“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一对灵魂和肉体的处理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也许都是独一无二的，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督教对人生活的独特理解。
在基督教看来，每个人的生活都由两部分组成，即天国生活和尘世生活，它们一个在彼岸世界，一个在此岸世界。天国生活固然是生活的最高境界，但能否进入天国，则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尘世生活。芸芸众生能否得救，关键在于他到底是选择肉欲的生活，还是精神生活。这一选择权利，对每个人都是同等的，而且还必须是由他自己作出决定。于是，基督教便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世俗权力无权干预精神自由等信念灌输给了所有的教徒。
毫无疑问，上述平等意识下所形成的道德和人格平等还没有扩展到政治领域。基督教在赋予其信徒道德尊严的同时，并不准备让他们放弃世俗义务，而是将对世俗义务的忠诚履行看作是实现救赎的手段。它试图在出世和入世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在竭力提升宗教权威以赢得精神领域的充分自治的同时，并不否定政治权威存在的必要性。对基督徒来说，他们必须履行宗教和政治的双重义务，在后一领域，他们是国王的奴仆，但在前一领域，他们与国王却是平等的，有着一样的尊严和自治权利。
上述精神领域中的个人自治，丛教授的新著称之为“外在奴役下的内在自由”。他指出在漫长的中世纪，这一基督徒的内在自由权利一直为教会所掌控。但是教会为维护这一权利而与政治权力的不懈抗战，却在其信徒的内心激起了对不受政治权威干预的精神自由的无限渴望，这一渴望日积月累，代代相传，外部条件一旦成熟，便会迸发出以个人自由权利为诉求的社会运动。在路德的宗教改革将内在自由权利从教会手中夺过来交给每个信徒之后，内在的完全自主的人们又将其进一步延伸到了外部的社会领域。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催生带有普遍主义倾向的与世俗等级秩序的平等意识，呼唤出获得内在自由的强烈渴望，建立起内在世界理应自主的牢固信念，其关键在于它对生活的二元主义划分。这一划分不可避免地将政治权威逐出了精神领域，这不仅使后者可以于政治之外取得独立的地位，更重要地是会导致附着于政治权威之上的种种神圣光环的彻底消散，提早完成政治领域的除魅工作。基督教在将欧洲带入宗教迷狂的同时，却将政治权威置于理性主义审视之下。在基督徒的意识中，政治权威既然只能处理尘世事务，它就不再神圣；既然它不能干预精神领域，它管辖的范围就是有限的。这些信念与组织严密的教会有力地制约着政治权力的横向扩张。
尽管教会因为充当着信徒与上帝沟通的媒介，仍不免带有一定的神圣意味，但是教会的神性因缺乏国家机器的全力支撑，充其量只能在其与世俗权力的角力中取得道义上的优势，尚不足以动摇教会和国王双雄并立的秩序格局。在教会和国王的多次冲突中，双方都利用教义中有关宗教和世俗权力的二元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指责对方越界干预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务。丛教授新著以为，这种冲突的结果，形成了两种权力相互监督、互相制约的局面，催生了任何权力都是有限的这一政治文化传统，促使了限制和规范权力的观念、制度和技术的发展，进而导引出近代的宪政体制。
自由主义是相当宏大的话题，因为它与我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有着明显的关联，近年来一直是国内学界的显学。在讨论中，相当多的论者曾试图通过对儒学的自由主义式解读，找到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文化传统资源。然而，正如笔者曾经指出的，儒学大一统的思维方式和他们对政教一体化秩序模式的顶礼推崇，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政治生活的宗教人伦化与宗教人伦领域的泛政治化，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都是南辕北辙的。丛教授这部新著对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自由主义起源之间关系的系统探讨，不仅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文化渊源，也从另一侧面反证了笔者的观点。它在回答自由主义何以会在西方产生的同时，也间接地回答了自由主义在中国何以难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