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问题和“使命”问题——答yaomi朋友

羽毛乱飞

（感谢著者惠寄http://jidian.blogbus.com）

不知道这位yaomi朋友的强烈反对是不是在指我，我以前没有上过彩虹之约，不了解过去发生过什么，也许yaomi朋友反对的另有其人，所以按道理我不该随意冒名顶替的。不过既然我也说过类似的话，并且这话已经被贴在彩虹之约里面，我想我回答一下也好。总的来说，我想yaomi朋友误会我的意思了。

如果说“远，任，张算不得中国基督徒的代表”，这句话我是认可的，不论是从历史还是现状的角度，他们三个人都不能代表中国基督徒的主体，所以如果说拿出三个人来作为中国基督徒的“形象大使”或者里程碑，他们三个是不够格的。不过这不意味着他们三个人缺乏典型性。事实上，在他们所代表的“基督徒类型”上，他们很有典型性。

我这些话是跟在一篇关于王怡讨论“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话题的帖子后面的，所以有特别的语境，那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王怡写那篇文章，是因为他不认同《人物》杂志所评选出来的那五十个“公共知识分子”。他不但不认同这五十个人选，同时也不认同评选的标准，所以王怡写了一篇名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五十人》的文章，拿出了另外一个标准和自己心目中的五十个知识分子的人选，这其中就有远志明。王怡在文章中这样说到他：

“近年来大陆基督徒总计六千万－七千万人的传教规模，以及暗中流传的两部大型纪录片，《神州》和《十字架——基督在中国》，重新让当年制作《河殇》、后来转入基督教的神学学者、同时也是神甫的远志明，成为大陆知识界的一个焦点。在远志明背后，有一个逐渐壮大的大陆基督教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涤除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为天地立心的僭妄，以及被意识形态严重污染了的理想主义激情之后，重新在基督教信仰中找到了救赎之路，和使徒时代的激情。大陆基督教知识分子群体的使徒时代，与专制主义中国的民主转型时期意外的重叠了。尚不能预料这种重叠的历史价值。但另一个意义上的重叠，即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的救世与启蒙角色，与自身的基督徒身份重叠后。一方面是俗世对共产主义伪神学时代的残酷记忆，使其对任何一种道德理想充满怀疑与抗拒。另一方面，当基督教在中国知识界复活，“俗世”的概念就开始产生。但基督徒知识分子们尚未找到一条中庸之路，去面对自己与俗世的关系。即在自己的信仰和共产党的专制之间，去摆放一个非基督徒的民众世界。以我的观察，这两个问题正干扰着当前基督徒知识分子群体，对公共政治发挥更大和更积极、更健康的作用。”

王怡不是基督徒，他是从知识分子的政治，社会意义角度而不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待远志明的，我的跟贴也同样是从这个角度切入讨论的。在我看来，远志明的政治社会意义在于他代表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蜕变类型，这是一个值得瞩目的社会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远志明具有代表性。同样的还有任不寐和张伯笠。

我举出任不寐和张伯笠，是因为我对他们的言论有一些了解，任不寐我看过他的文章，张伯笠我听过他的讲道，所以我想我对于他们的言论有一些发言的资格。（当然，我和他们没有私交，所以我们之间不存在什么小团体利益。不过我到很希望今后我和他们能有一些什么私交，呵呵。）

我在跟贴里面说“如果把这几个人排排队，大致从左至右，报1234是这样的：王怡，任不寐，远志明，张伯笠。”我这里所谈的是个什么顺序呢？——是“世俗化”程度的顺序。

王怡对远志明的评价里面特别提到了知识分子基督徒中间“世俗化”的问题，当然他是从非基督徒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基督徒需要在“神圣”和“世俗”之间找到一条中庸的道路。而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读了几年书，所以也许勉强算作“知识分子基督徒”的人看来，中庸的道路是成问题的。

在这个顺序里面，他们的左边是世俗化的世界，右边是神的国。这个顺序表明了我心目中这四个人在世俗世界和神的国之间的位置。王怡是“亲基督教文化”的非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代表，其他三个都是基督徒，但是任不寐的理念更世俗化一些，给人的感觉似乎更象一个文化基督徒；远志明以前是民运，搞过《河殇》，如今虽说不能完全摆脱这些，但是比起任不寐，他能更多的从一个基督徒而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去看问题，虽然他的身份和他现在做的事情表明他在担负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至于张伯笠，他是我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前“民运”或者说前“政治公共知识分子”中最大程度上转变了基本思想立场的人，在我看来，他最少王怡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味道而最多“神仆”的味道。

还是那句话，说“代表”不见得就是褒扬，只是为了有利于分出类型。当然诸位可以置疑我为什么单单举出这几个人来做“代表”，我想可能有人比他们更能代表他们那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但是我孤陋寡闻，认识的人不多，矮子里面拔将军吧。

用这么多文字回答yaomi朋友的抨击，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代表性（sorry，让yaomi朋友也“代表”了一次）。那就是作为基督徒，特别是同时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那些基督徒如何在世俗和神圣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反对王怡所谓的“中庸道路”，主张基督徒应该尽可能的远离世俗，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是主张基督徒应该消极避世，放弃社会责任，所以不是在从根本上否决诸如任不寐等弟兄的理念。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属于撒但的国度而是神国的子民，地上的国度，好也罢，坏也罢都是要过去的，这一点是我们讨论的出发点。同时我也认为基督徒应该肩负社会责任，应该在自己的一生中有意识的去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一点是满有传统士大夫社会和文化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所特别注意的。

我想我们要分清的是两种“肩负社会责任”的心态：一种是以基督的眼光看世界，从愿神的国降临，愿主再来的心态出发，用圣经的教导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基本原则，凡事顺服主的安排，凡事求问主的旨意，凡事但求按着主的意思成就，不按照自己的意思成就，凡事以荣耀主名为第一要务；另外一种是以自我的眼光看世界，单单从自身民族性、时代性的需求出发（也就是从“己”出发），根据自己的社会理念，根据自己对社会发展的计划和安排向神祈求成就，希望通过自己计划的成就来“荣耀主名”。如果说前一种是以神为主的话，后一种的问题就是“不以神为主，而以神为助”。

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而不仅仅是我们完成自身伟大理想的万能帮手。神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宰，主的意志必定成就，我们的意志若不合主的意志，不论现在是否得以成就，不论暂时看来成就的多么辉煌，最终必定归于无有，成为虚空。犹太人求的是神迹，希腊人要的是智慧，中国知识分子看重的是“使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了，我们最大的使命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

PS 我对yaomi朋友质问的个人性回答：我没吃错药噢～～

羽毛乱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