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寐弟兄回复的零碎想法

羽毛乱飞

（感谢著者惠寄http://jidian.blogbus.com）

基甸兄，简单看了不寐弟兄对你的回复，有一些鸡零狗碎的想法。

关于“基督徒知识分子进入公共领域的困境“或者说思维”二元论“的问题，我的看法和不寐弟兄有一些不同。

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模式”是经常用来批评基督教影响深厚的文化（比如美国）而不是中国文化。共产主义教育的确是二元世界观的，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从来不是扁平的黑白世界。二元世界观恰恰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点。基督教对于欧洲的一个很大的文化影响就是韦伯所谓“祛魅”，也就是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一般民间实用主义宗教所具有的“巫术特征”以及由此而来的缺乏绝对善恶的灰色世界观，取而代之的是奥古斯丁所谓的“上帝之城”和“世人之城”二元世界观和历史观，人类历史被理所当然的看作了人跟随上帝和撒但争战的历史，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带给人们的是黑暗虽然在人类历史中掌权，但是光明必然战胜黑暗的信念，人们处在此岸世界，但是彼岸终究到来。现代西方社会的所谓开放，宽容和融合心态，很大程度上是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反动。所以二元化的恰恰是基督教信仰。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保存有很大的“巫术性”，所以是实用主义的，此岸世界的，非二元世界观的：天不下雨就去求雷公电母，雷公电母不起作用就去求龙王，龙王没有反应就把龙王抬出庙焚烧或者铁链捆绑以示惩戒。二元性不是中国文化的特点。

那么为什么不寐弟兄会感觉到一种似乎是非此即彼的“二元眼光”呢？除了五十年共产主义矛盾斗争论理论的教育结果之外，这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不过是持这种眼光的人的一种“实用主义策略”而已。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一会儿美国可以是民主的航标灯，一会儿可以是邪恶专制的化身，一会儿是最大的敌人，一会儿可以是有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一个国家的政治如此，一个国家的国民也往往如此。其实在他们那里并没有什么真正一成不变的“二元世界”，只有随着永恒自身利益改变的“混元世界”，当今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浑元世界观”掌权的时代。

所以，如果一定要说现在中国社会观点中存在着一个“二元世界”观，那么很简单，那就是“我的世界”和“非我的世界”的二元世界观。如果基督教的理念符合我的世界的利益，我就支持，如果不符合，那么就是我的敌人。所以如果国家民族观念是我世界观的载体，那么当余杰说“这个不信神的国度已经堕落了五千年”的时候，或者任不寐说“北京你有祸了”的时候，我就必然要起而攻击之。我攻击他们也许不是因为他们说的不对，问题不在于他们说的对不对，而在于他的说法对于“我的世界”有没有侵蚀颠覆的作用：你骂中国就是骂我，你骂北京就是骂我，甚至你骂长老会就是骂我，你骂加尔文就是骂我，你骂谁我都不管，骂我不行！

正因为没有基督教信仰中以上帝为中心的“二元世界观”，所以以自我为中心的“二元世界观”就大行其道，这是我以为的问题关键。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则是我们自身的问题。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人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影响一个人对争论对方的判断的因素中，论点本身只占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的因素竟然不是内容，而是对方表达内容的方式方法和态度。简单的说，虽然我必须承认“这个不信神的国度已经堕落了五千年”之类的话是正确的，有意义的，但是它很难听。中国文化是家族文化，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家天下，家既是国，国既是家，中国的年轻人至今还是家庭至上观念。根据我做的德国哥廷根大学中国留学生信仰问题调查至今不完整的数据，在所有人际关系中，自身与父母的关系仍然是当代留学生认为最重要的关系，超过与配偶和子女的关系。即使不考虑政府的洗脑政策，在中国“国”“家”不分的文化现状之下，“这个不信神的国度已经堕落了五千年””之类的表达，就算是我羽毛乱飞也不敢大声喝彩。原因很简单，难听。

余杰是以“敢说真话”而著名的，所以也许不寐弟兄会认为考虑变通的表达方式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耻辱”，但是在我看来，真话要说，但是要追求有益于人，而不仅仅是让人跳起来。

所以我想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要说真话，如果一个社会在争执做人是不是该说真话，这真的是很悲哀。我想问题在于如何说真话。真话也可以有不同的说的方式。基督徒总是遇到诸如“道德家”之类的批评，我想一方面是我们确实在拿比较高的道德标准在衡量别人，神的道远远高于人的道，神的律法颁布了，是让人知罪的，不是让人看了以后发现自己很不错的，这是事实上也不可能。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表达的方式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我们其实是很谦卑的，但是别人可以说“我没看见你的谦卑，我只看见你的趾高气扬”，那我想这就是我们表达的方式的问题了。

具体来说，我各人不倾向于使用“北京，你有祸了”这样的言词。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国人，既然北京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首都，既然中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土，既然那块土地上的罪恶我们都有份，那么为什么要说“你有祸了”？为什么不说“我有祸了”？或者说“我们有祸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这样的表达是主耶稣的表达，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在他全无黑暗，全无罪孽，全然圣洁。但是我们自己却只能说“我有祸了”或者“我们们有祸了”。“这个不信神的民族”之类的表达也是同样问题，这个民族是哪个民族？真正的谦卑是时时刻刻虚己，时时刻刻认罪，甚至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也要认罪（当然是向神而不是向人）。就如先知以赛亚说的

“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一句话，大德不掩小眚，小处不可大意。

最后想说的是基督徒知识分子如何切入世俗的公共领域。这个问题是不寐兄的议题之一，也是王怡谈到远志明的时候提出的疑问，所谓如何“在神圣和世俗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新问题，不是在当代知识分子基督徒大量涌现的时候才出现的。早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基督教会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说当时的教会在这个方面积极正面的回应不足，更多注重的是教会内部的建设，缺乏在世俗公共领域中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而在当时的非基督徒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是“全盘否定派“和“二元调和派“，前者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和由此派生的思想持否定态度，后者认为可以借鉴采取基督教伦理道德理念中对于弥补中国文化缺陷有益的部分，为我所用。不论是这二者中的哪一种，都是站在中国文化的视角上，为着维护和发展中国本土文化本身而提出来的观点。我想王怡的基本看法应该算作后一派。

更早的时候，利马窦来华宣教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所提出来的方案不同于上述二者，而是出于基督教信仰的立场，为着基督教信仰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而作的努力。他基本的观点就是：“合儒，补儒和超儒”。

我个人对此的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先找出基督教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特别是早期中国文化）在认识世界上的相同相似点，找到共同语言（“合儒”），然后再找出中国本土文化认识不足与不确，可以由基督教文化加以补充修正地方（"补儒“），最后再尝试用基督教信仰的立场重新审视整个中国文化，指出其根本缺陷不是发布几个补丁程序就可以解决的，必须在中国文化微观再生产的过程中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为中国文化寻找新的立足点，不是用中国化的基督教文化代替西式的基督教文化（用中国文化诠释和改写基督教信仰），而是用基督教化的中国文化代替传统中国文化（用基督教信仰诠释和改写中国文化，“超儒“）。

远志明写老子和圣经，算是在做上面这个“合儒，补儒和超儒”的工作，不过由于文化是文明长期再生产过程中的沉淀物，涉及到语言，文学，音乐，美术，伦理，哲学，政治制度等方方面面，远志明一个人所作的工作就显得太势单力薄，他在这本书和随后的电视片中所作的诠释就显得非常的表面化，非常缺乏深度而令人无法信服。这不是他的问题，因为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止一代人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做出努力才能有一个明显而稳固的效果，我想我们只是一个开始。

基督教曾经因为中国文化本身的厚重和包容特征而多次传入中国却不能生根，在经过了百年的动荡和发展之后，我们面对着一个对于基督教信仰而言前所未有的好局面。但是我想我们不能一味的高歌猛进，我们的努力不能一开始就是纯理论性的，全局否定性的，这只会造成基督教信仰和中国文化的冲突。所以我个人一般不会说出“这个拒绝神的民族已经堕落了五千年”之类的话。虽然基督徒要讲真话，而且在当今的中国讲真话是一种勇气和纯真的体现。但是基督徒不能只满足于讲真话。我们要讲真话，但是我们更要讲造就人的话，讲造就人的真话。如果真话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面对特定的人不能造就人（也许是他自己的原因），我们不能因此不讲，但是我们就要考虑换一个时间，地点或者方式表达。正如梁燕城博士所言的，“只是骂中国，你根本不会改变中国“。所以我们凡事务求“荣神益人“，求神开路，求神赐下智慧，能说出造就人的真话。

所以可能更好的方式不是在基本理念和基本立场上争执。我们在基本理念和立场上要有明确的态度，但是避免在这些问题上陷入无休止的争执，因为本来基本的立场更多是一种信仰和执著，是很难通过讨论就改变过来的。我们可以把抽象而基本的理念化作具体的信条，在非常具体的事务中提出基督徒非常具体的意见——不管是批评还是建议，从中让人看到基督教信仰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所具有的超越性。

具体说到不寐弟兄，我想自由主义可以是一个话题。我在关天呆了很久，看过很多“自由主义者”，从很有局部名声的王怡，杨支柱，陈永苗等等到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我想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只有自由主义理念却没有自由主义气质？我们就好像一个暴发户，无论用多少钱打扮自己，都缺乏一个绅士或者贵族所拥有的气质，虽然也出入高雅社交场合，也打高尔夫球喝人头马，但是为什么做出来的事情还是典型的小农？很多人很气馁的说，如果中国由这一帮子人搞自由主义，我们只会离自由主义越来越远，美国式的自由社会只能是一个梦想。我想当我们指出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比如王怡鄙视赵燕或者许志永和方舟子吵架，我们就能去做“补”与“超”的工作。

想不起来还要说什么了，就这样吧，休息，休息一会儿。。。

评论

转不寐兄的回复：

看了“羽毛”弟兄的批评，谢谢他。

我最近对“讨论”感到有些疲惫。

方便的话请把我这几句话转去供他参考：

1、我说的二元论与“羽毛”弟兄说的不同，不是一个概念。关于中国社会伦理学“善恶二元论”的问题，至少在我看来是一个既定事实，所谓阴与阳、君子与小人等，缺少第三者，特别是超越者。

2、“北京，你有祸了”，“北京”不是具体的个人，这个集合概念当然包括作者本人。我当时也在北京。没有必要每次评论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把自己先骂一遍，否则就等于把自己摘出来了。所以我理解奥康。事实上我说的“北京”主要是指北京里的政府。只有神可以说“XX有祸了”，这话没有圣经根据。保罗说“没有义人”，不一定非得在同时说“我是罪魁”。这是两个问题。不说不等于不承认。（累）

3、在当今中国，说不说真话比如何说真话更是真问题。如何说真话有的时候就等于如何说假话。不要讨人喜悦。“如果一个社会在争执做人是不是该说真话，这真的是很悲哀。”没有办法，你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

4、我理解但不赞成利马窦的道路。我已经表达过了。我从来不为“你高兴才说，你不高兴就不说”了。我也希望问题的讨论把“高兴”问题与真理问题区别开。真理与“高兴”无关。

5、最后一段关于“自由主义”的评论，正构成了我那样写作的原因。但是，补一句废话（本来不必要），我和“羽毛”弟兄同样长在其中。

余不一一。

任不寐
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