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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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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需要邪恶——我需要爱。人们以为我是个邪恶的人。我不是。我爱每个人。我写出了真实。我说出了真实。我不喜欢虚假，我需要善良，不要邪恶。我是爱。人们当我是个稻草人，因为我戴一个我喜欢的小十字架。——瓦•尼金斯基《尼金斯基手记》
《尼金斯基手记》是俄罗斯伟大的芭蕾舞演员、“舞蹈之神”瓦•尼金斯基在精神崩溃之前给人类的留言，如今已成为一篇警醒人心的预言。当时，却没有人能够理解尼金斯基的这番独白。艺术与文学都是灵魂冒险的事业，汲汲于探究人类心灵深处的罪与爱的艺术与文学尤其如此。也许一部伟大的作品会让它的作者走向毁灭，英国作家约•福尔斯说过：“一本严肃认真创作的小说，对作家的心灵也是严重的消耗，因为这样创作出来的世界，一定是从他头脑的世界中揪下来的。像人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地区性的生物品种，这样一再耗损秘密的自我，到头来一定会遭受有如身受重创一般的影响。”当我读完北村的长篇小说《愤怒》之后，作为他的好朋友，不得不为他的身体而担心起来。
《愤怒》确实是一部严重损耗作家的身心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义无反顾”地走向媚俗与媚权、走向娱乐与游戏的时候，《愤怒》的出现具有标竿性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挽回中国当代文学声誉的优秀之作，也是一次向雨果的《悲惨世界》遥远的致敬。正是通过这部作品，作家本人勇敢地站出来，申明我们的罪与我们的爱。作家所要捍卫的不是人的个性的相对价值，乃是其绝对价值——保卫每个给定的个体的绝对价值，它永远也不能仅仅成为手段，无论为了什么目的。
“恶”与“罪”
中国当代的作家们最缺乏的并不是所谓的“想象力”——现实生活中的罪恶早已超越了作家们的想象力。
在若干惊心动魄的新闻事件早已超过小说情节的今天，我们的作家都在写些什么呢？贾平凹在《废都》中渲染士大夫颓废而病态的情趣，王安忆在《长恨歌》中重现旧上海的风花雪月，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津津乐道不受理性制约的性欲，刘震云在《手机》中展示如洪水般泛滥的谎言……这些作家似乎感觉到了当代人心灵的堕落。然而，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仅仅停留在对恶的白描上，甚至还陷入了对心灵堕落状态的情不自禁的把玩。这些作家自身离“圣洁的生活”无比遥远，面对罪恶亦无能为力。在权力话语与商业话语的夹攻之中，“一线作家”们成为有限度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受益阶层，他们愈发认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宛如神话般遥不可及。当代文学不仅未能改善当下国人心灵堕落的趋势，反而加快了其堕落的速度。由此，中国的当代文学只停留在与罪恶平行的可悲境地。
俄罗斯思想家罗赞诺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一书中指出：“无论美的世界有多么吸引人，还有某种比它更吸引人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心灵的堕落，生活的奇怪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深刻地淹没了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和谐的音符。人类几千年的命运就发生在这个不和谐的各种形式之中。”《愤怒》是罕见的一部公开宣布与“恶”和“罪”决裂的作品。是决裂，而非羞羞答答地冷嘲热讽。如果说贯穿在北村此前作品（如《周渔的呼喊》、《玻璃》、《长征》等）中的是“爱情的虚妄与不可能”以及“人的自私与说谎”的主题，那么在《愤怒》中北村则向我们尖锐地指证了时代的“恶”与“罪”——“指证”是当代作家们故意忘却的一种职责。北村说，我们必须对当下的生活发言，通过我们的作品来发言。文学理应关注“受苦者”并探讨“受苦者何以受苦”的命题。北村发现了“恶”与“罪”之间的因果联系——“恶”内在于我们而非外在于我们，“恶”来源于我们自身无法摆脱的罪性。
《愤怒》的前半部是对“恶”的集中揭示。主人公李百义来自社会最底层。他出生于一个困窘的农民家庭，“农民的孩子”在汉语里面实在是一个过于平凡的词汇，但这个词汇对于一个又一个的生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经常就睡在尘土飞扬的地上，像一具小尸首一样。没有尊严，没有价值，自生自灭，没人把我们当人。”患哮喘病失去劳动能力的父亲，以向书记出卖肉体来换取儿女基本的生存物资的母亲，土地被掠夺，尊严被践踏……这一切，让热爱读书、热爱文化的李百义感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于是，他带着妹妹来到城市，希望能过上崭新的生活。
然而，城市并不接纳他们。城市同样是罪恶的渊薮。他们原本试图依靠劳动获取幸福，却遭到了黑心的工厂老板残酷的压榨和欺骗，他们如同包身工一般起早摸黑地劳动却一无所有。妹妹被抓进收容站收后，居然被卖入了风尘。李百义疯狂地寻找妹妹的下落，但妹妹刚刚获救即被汽车撞死。苦难远远没有结束：李百义与父亲开始了漫漫的上访之路，结果双双入狱，并招致非人的折磨。父亲从此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鬼。李百义的经历并非“偶然的悲剧”，北村从这个“小人物”的身上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正如作家阎连科所说，没有愤怒就没有文学，北村与他的主人公一起愤怒了。
但是，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愤怒”之后，李百义以及许许多多与之同命运的人，会选择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呢？“愤怒”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犯罪”。“愤怒”诱发了人天生的罪性，将隐在的“罪性”凸现为显在的“罪行”。
“脸色苍白的罪犯”
“心灵的堕落”始于邪恶的肆无忌惮，始于巨大的悲伤、巨大的绝望，始于“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基础的否定里的伟大感”。接下来，小说讲述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犯罪故事：在所有寻求正义的可能性被剥夺之后，李百义自己奋起捍卫正义。他杀死了那个将他父亲虐待致死的警察，在处死此人前，还认真地起草了一份判决书，并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从世俗层面看，李百义的行为比《罪与罚》中的大学生拉斯科尔尼柯夫更“接近”正义：拉斯科尔尼柯夫杀死的是一个跟他无冤无仇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而李百义处死的是一个残酷、贪婪、道德全然败坏的警察和杀父仇人。
但是，从精神层面看，他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都是独自作出决定，断然中止了“坏人”的生命权利。他们如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说的“脸色苍白的罪犯”，一方面站在祭师和法官面前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可你们的善对我算什么呢？”另一方面一旦观念变成了行动，却又因心灵的折磨而“脸色煞白”。
在完成“个人的审判”之后，李百义远走他乡，经商致富，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品格无可挑剔的慈善家。他对自己的生活如同中世纪的苦行僧一般苛刻，却视钱财若粪土。他企图通过自己的奉献和舍己来克服罪的折磨，他也终于成为当地官员敬重、百姓爱戴的“圣人”。李百义似乎成功了，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
人不能因行称义。无论李百义怎么做，杀人的罪孽都无法抹去。最后，李百义坦然地接受了养女为他安排道路——被捕归案。在被捕的那一瞬间，他的脸上绽放出极其灿烂的笑容。警察和媒体都难以理解这笑容的意义。这是李百义留给自己的命运，他在法庭上劝说那些试图救他的百姓时说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好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是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审判别人。当李百义认识到这一真理的时候，他像回家一样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法庭，以及审判之后的监狱。
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李百义是罪犯，更是哲学家。他以犯杀人罪这种极端的形式，向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天问”：何谓正义？人如何去追求正义？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可能实现正义？这些问题类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追问：“在大地上我是谁？这个大地又是什么？我和其他人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
在法庭上，人性最深刻的秘密被揭示出来，人性及其绝对不可侵犯性的伟大而神圣的规律被揭示出来——受苦者与施虐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揪心的事实。李百义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刚从工厂被赶出来没饭吃的时候，与民工们一起到公路上。有人将烧热的沥青倒在公路下坡的转弯处，一辆客车翻转了，车上的人有死有伤，民工们争先恐后地冲上去抢钱。李百义当众忏悔说：“我没抢钱，但我妒忌了，我是抢劫者中的一个，可能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我参与了。我原先以为，穷人才是正直的，现在我觉得不管我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你是掌权者还是一般老百姓，这地上没有一个好人……”由此可见，这个时代所有的罪行，我们都是参与者——旁观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参与。李百义在法庭上的演讲超越了中国文化传统中针尖对麦芒的善恶二元论。在孔子看来，人人皆可成圣贤；在耶稣眼中，人人皆不能成圣贤。前者造就出了中国的“自义”文化，后者生发出了西方的“忏悔”精神。正是基于耶稣的原则，没有人声称自己能够代表上帝施行公义，没有一个人可以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
“爱”与“拯救”
李百义是一个经历罪恶、参与罪恶、摒弃罪恶的“罪人”，他最后的选择是通过爱获得救赎。
“既然有怎么美丽的世界，为什么没有美丽的人生呢？”这是李百义的法庭上的追问。在此背景下，当年与李百义一样劫富济贫的“战友”张德彪和老六，选择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张德彪信奉“以恶抗恶”的逻辑，不仅劫掠贪官污吏，还对普通民众施以毒手，在制造若干灭门惨案之后，终于被捕伏法；老六则屈服于“近墨者黑”的“潜规则”，成为一个放弃善恶判断的奸商。这两条都是不归路。
惟有李百义的道路是一条真正的拯救之路，他由拉斯科尔尼柯（《罪与罚》）走向梅什金公爵（《白痴》），由聂赫留朵夫（《复活》）走向冉阿让（《悲惨世界》）。这一艰难的历程说明，爱比愤怒更加恒久，爱比恨更具有力量，爱是改变中国的唯一可能性。小说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负责抓捕李百义的警长孙民的剧变：当年孙民参与了对李百义父亲的殴打，尽管他施加的不是致命的打击。当他面对平静地承担罪孽的李百义的时候，他的良心开始隐隐作痛。“指出真相，就得平安。说谎，就受捆绑。”已经升任省看守所所长的孙民，像一个痛苦的囚犯；而在牢房中的李百义，却像一个自由人。如同无法面对冉阿让人性的光芒而投水自杀的警长沙威，孙民以把自己送进监狱来的行动来获得与李百义一样的自由。李百义改变了孙民的生命，如罗赞诺夫所说：“任何一个先知也不能把荒漠上的沙子变成敏感的听众。但在历史的无边无际的平原上，沙子不能永远在那里停留，——那时就会出现他的收获。”这是从哪里来的力量呢？
一个生命可以改变一个生命，而其中的纽带就是爱。甘地说过：“如果印度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活出基督来，那么印度就不会有印度教徒了。”李百义是杀人犯，是罪人中的罪魁，却蒙恩典、被拣选，从而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李百义没有革命的激情，也没有乌托邦的幻想，而是用爱在自己的身边锻造了一个奇异的磁场，从官员到囚徒，从警察到商人，都受到他的光照。北村所面对的当代文化宛如一片干涸的荒漠，靠他孤身一人的能力无法孕育出像《悲惨世界》那样伟大的作品来。但是，在《愤怒》中毕竟出现了李百义这样一位力图“明光照耀”的人物，李百义归属于冉阿让这一人物谱系。他们都是在教堂里聆听到了福音真理，从而脱胎换骨、洗心革面。他们没有被邪恶所击垮，也没有被黑暗所淹没。相反，在弯曲背谬的世界上，他们以失败者的名义证实了人性崇高的存在。在此意义上，北村默默地为当代文学增添了某种特殊的质素。
“以暴易暴、以恶制恶”的中国历史，在此有了转折的可能。爱从这里开始，自由从这里开始，宽容从这里开始，救赎也从这里开始，如罗赞诺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一书的结语中所说：
人的漂泊就从那里开始。《宗教大法官的传说》自身——是他的这个痛苦的哭泣，因为他失去了贞洁，被上帝遗弃，他突然明白了，现在完全是孤独一人，只有自己的弱点，自己的罪，在自己的心灵上还有光明与黑暗的斗争。
克服这个黑暗，帮助这个光明——这就是人在自己人间旅途中所能做的一切，是他应该做的一切，以便安慰自己惊慌的良心，这良心如此地沉重，如此地病态，它已经无法再忍受自己的痛苦了。清楚地认识，这光明是从哪里来，这黑暗是从哪里来，这最能用希望巩固人，因为他并不是注定要永远成为光明与黑暗斗争的场所。
在我看来，《愤怒》终结了北村此前的创作，《愤怒》也开启了北村此后的创作。他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圣经》中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一章四至五节）北村在谴责黑暗的同时，还以更大的热情来呼唤光明。是的，“克服这个黑暗”和“帮助这个光明”的战斗才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为之祈祷。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日
《观察》首发
附书介：《愤怒》：中国社会弱势人群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