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文学现象试析中国作家群的困窘
施玮
离开中国也离开中国文坛十年了，这几年虽多有关注、重新接触，但总是有点“隔著”的感觉。故而只能是“试析”，只能就中国的一些文学现象来看作家群的困窘与缺憾。很赞成陈思和老师提倡的“文本细读”
，但却未能做到，难免挂一漏万。好在我不是一个评论家，只是离开中国文坛后看臺上人物，有了点“尘埃落定”后的冷静与旁观。
一、“到语言为止”
八○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并至今活跃於文坛的这批不再年轻的青年诗人作家，是我较熟悉的作家群，他们以独特的语言实践拓宽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域。这批诗人作家中的许多人及他们的作品，仍一直赢得我的尊敬和欣赏。他们个人的写作探索、实验之路，几乎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自“打开国门”后，与世界文学交融，并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文学构架，这一关键时期的歷史。
这批诗人作家颠覆了传统的诗歌、小说的观念和语言。特别是敍述语言和形式，是这批作家早期最为关注的方面。“诗到语言止”；先锋小说也成了一种纯技术，复杂性的敍事实验。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裡，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先锋作家和诗人们因著眾所周知的心理，在竭力避开“文学为XX服务”的功能性桎梏的同时，也将“文以载道”视为敝屣，走向语言的狂欢。“它在使创作者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失的代价。”
从这批作家后来的走向，可以看到真的是到语言为“止”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从绝对崇尚语言走向彻底“放弃语言”。小说家们服务於影视，出现以分镜头化的剧本式小说。戏剧性成为小说家们或潜意识、或主动的媚俗趋向。这不仅抹除了对语言的关注，甚至同时也抹去了思想。戏剧对人物典型化的要求，引导著小说重新走向新的“高大全”式的肤浅创作。同时，在诗歌界，“口语化”诗歌的兴起，我认为正是对“诗到语言止”一种本能的绝望的认知，是反叛也是延续。
另一部分诗人、作家，对语言游戏的失望没有表现在他们的文本实践中，却表现在他们的人生中，他们成为了文化商人。这些人中间，有的从此远离了文学写作；有的，近年因著对文学的痴爱，重新拥抱文本写作。精神虽然可嘉，文笔纵然仍可恢復一流水準，可叹的是经商为他们增添的，更多是生活的经歷，而非对生命本质的认知。对市场炒作的熟悉与习惯，媚俗技巧的嫺熟与聪明，以及潜意识中价值认同的变异，都悄然无声地侵蚀了他们作为作家最可贵的诚实与本真。
二、一座“空山”
我还是认为五○年代末和六○年代出生的这批作家，至今仍是中国文学的中坚和领军人物。他们中还有一小部分（以及别的年龄群的少数作家）是非常可敬可佩的，他们坚守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创作，在汹涌的商品经济和世俗浪潮中，勉力持守一份作家的敏感与诚实。
“进入九○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妻妾成群》、《活著》、《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眾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誌著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但我却认为，这不是一种文学形式向另一种文学形式的回归，而是作家心中对文学、对人生的诚实，使他们开始关注人生、描述人生，并力求解读人生。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和一个成熟的阅读者一样，都不可能停留於满足文章到字句、语言、形式为止。文以载道的“道”是写者与读者共同无法永远迴避的渴求。然而，“道”不在心裡，岂能在文中？
在此，我想以余华和阿来这两位我最欣赏、敬佩的当代小说家的作品为例，谈点我的看法。在看阿来的《尘埃落定》之前，我一直认为余华是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他的《活著》和《许三观卖血记》我认为是最好的长篇小说。然后，在我对中国当代浩如烟海的长篇小说屡屡失望之后，看到了《尘埃落定》。我怀著极大的期望等待他们的新作，但最后他们二人同时让我失望了。失望之后分析这“失望”，深感并非是他们个人偶然的失败，而是过程中的一个必然。
余华以对生命、命运的敬畏和极大的诚实关注人，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人在社会中、在命运裡的“生活”。《活著》与《许三观卖血记》都是在这种关注之下的描述，对苦难和命运的描述。《许》中的描述比《活》更显得诚恳，更多含有人文思想，表现出作者对生命的关注更贴近，更个体化，甚至是更温情、更成熟。苦难与命运在他的小说中己从抽象的、符号的，深入到具体的、血肉的层面。
到此，我理所当然地盼望著他下一本书能对苦难和命运进行解读，让关於苦难的“道”能从对苦难的描述中浮出；让命运的冰层裂开，使我可以一窥冰下的生命水流。然而，《兄弟》仍只是描述。这种对苦难的重复描述，使作者和读者都进入了一种审美疲劳和情感麻木。似乎余华自己也己厌烦了这种同一层面的重复，《兄弟》的描述很勉强，对苦难和命运的“认真”劲头已经远不如前两本。
这也同样出现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上。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等，都在不断地、平面地对苦难进行重复描述，却始终缺乏对命运和苦难的解读。韩少功在《写作四题》中说，“很多小说不解饥渴，有时候十几页黑压压的字翻过去，脑子裡可能还是空的。”他认为，“小说出现了两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第一，没有资讯，或者说资讯重复。……第二，资讯低劣，资讯毒化，可以说是‘敍事的失禁’。”但即便是有资讯的，敍事有掌控的，让脑子中留下了些什么，最后心中不也仍然是空的吗？仍是不解饥渴！
我看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后，也是在朋友中四处推崇。那种安泰，那种佛道诗意的渲染、渗透，令人几乎可以从一双单纯眼眸中看见“尘埃”缓缓落下。我就等著看尘埃落定在哪裡，看尘埃落定后怎一个乾净世界。终於等来《空山》，读至一半，巨大的失望令我掩卷，真是一座“空山”。甚至不是真的空，作者那被文坛、世俗浸染的味儿也已飘出空山。虽然想想自己和别人，这味道比他尚浓，但对他的失望却更甚。终究由阿来染出的一抹“佛意”，也未能詮释世界，如同当初我喜欢的禪一样，一阵轻雾，归於虚无。
对这个作家群，我心中仍是充满了极大的期盼，因著他们严肃而认真的追寻，因著他们对人生对自己良心的诚实，我希望他们能寻著“道”，并逐渐构架起自己裡面完整的，与天地之“道”（或说是真理）相合的世界观、人生观（Worldview，世界观这三个字似乎被文革用烂了）。盼望他们能找到那个撬起世界的“支点”。
三、商品文学
商品文化、速食文化、美国式好莱坞文化，对中国泱泱文化大国的侵害是显而易见的。但值得深思的是，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远远大过了对美国本土的作家。我认为原因很复杂，但至少有二点比较明显，一是美国文学作家写作与思考的独立性，另一是他们所拥有较完整的宇宙观构架（包括世界观、人生观、宗教信仰等）。整个社会的主流信仰为他们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石。或反叛，或宏扬，或拓新，或回归，都是在基督教圣经文化的基石上进行的。
而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以“人本文化”为重，而非“神本文化”。由於“信仰”的缺席（特别是在“五四”以后的知识份子中），“世界观”──这个由人构建其思想、并实践於生活的基石──如同沙堆。经歷了一系列运动和文革之后，与其说是一群共产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不如说是一群无信仰者。绝大部分作家心中没有一个对宇宙和人生的思想构架，一是想不清，二是来不及想。於是他们的独立思考、独立审美等，都很快地被世界飞速旋转的急流冲得支离破碎。
当今社会是一个资讯爆炸的世代，文学也不例外。走进北京西单书店，瀏览无数个文学论坛，你不由不惊叹今天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各路作家和各种“写作旗号”、“流派炒作”、“文学命名”层出不穷，令人眼花撩乱。文坛似乎在向流行乐坛看齐，已经等不到“你方歌罢我登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句话中，只要去掉“语”字，便成了大小、新老作家们贴切的心理写照。
这种看似多元化的热闹环境，使作家们更为浮燥，更难以坚持冷静独立的思考，更莫谈“追寻人生真道，重整世界观了”。王蒙先生认为，当今作家队伍的“非学者化”是“文学事业难得到更上一层楼的发展”的原因。若作家都去读个博士，从此杜绝错别字，文学水平就大大提高了？我对此并不乐观，曾亲见一些大学教授、文哲学者们引经据典，却通篇全无自己较完整的观点和思想构架，与“文化水準低的”作家们一样呈现思想的混乱，反映出她们的心灵。
“据说这是一个个人化写作的黄金时代，奇怪的是，人们紧急解散以后并没有各行其是，倒是更加潮流化的步调一致……” 个性张扬成了一种新的普遍性；个性写作奇怪地“殊途同归”，浩浩荡荡地跟潮。就连所谓的“私人化写作”也已是挥大旗、集大队、拥挤不堪。
网路平臺因其几乎不受出版资源、版面容量等方面的控制，符合了后现代思潮中的“无权威、无中心”理念，原本是为文学提供了文体多样性、坚持个人审美、个人写作的空间，然而，事实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相反，产生了更多雷同、粗糙、符号化的、媚俗、跟风随潮的“文学”作品。
韩少功认为，“在一个消费主义时代，人生如果统统指向利益，很不幸，当然就只能重叠在一起，变成两点之间同一条最短的直线。”
我觉得从表面上看，“全是金钱惹的祸”，是商品经济造成的，但更深一层难道不该反省作家们及思想家们自身裡面的空虚吗？一个世界观思想构架鬆散、混乱的人，如何能不被功利引动，不被潮流携裹？
甚难保住作家的良心，甚难保住对生命、世界的认真与诚恳。或有勉强保住的，也只能痛苦挣扎在无奈与无言中。急功近利的社会速度令我们站不住脚，无暇自我修整。
四、我欲故我在
“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至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审美领域的主体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转型。……消费主义合法性的确立加剧著欲望的膨胀，身体与灵魂发生了断裂。”
拨开“消费”、“商品”的浮沫，我们看见的不仅仅是欲望膨胀，更是极端的“自我膨胀”。
女性作家从起初的“私人写作”，著力於表现与主流文学的对抗，尝试个性书写，诚实表达生命，渐渐走向美女作家们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这个过程看似是“个性不断膨胀”的过程，实则却是个走向消灭个性，走向媚俗，走向“伪文学”的过程。
“在欲望的支配与放纵中……涌动著‘从肉身开始，到肉身结束’式的‘动物兇猛’，……新时期文学从第二次转型的‘个人写作’走向了理性式微的‘欲望主义’写作。堕落的‘身体’取消了个人之间的千差万别，放弃理性判断的‘个人经验’也日益枯仄，自我追求则戏剧性地演变为认同危机，个性与隐私成了叫卖的商品。”
刘晓波先生在〈中国商业文化的情色狂欢〉一文中写道：“中国文人的腐朽没落的传统‘性情趣’高调回归，大陆人倍受压抑的情色世界怦然敞开，严肃文学变成了开启商业文化中‘情色狂欢’的催化剂。对野合、乱伦、三妻四妾的题材之热衷，对婚外偷情的细节把玩和士大夫化品味，渗透文人们的猥褻和肮脏的性趣味……”
与中老年男作家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猥褻意淫相异，年轻的美女作家们火辣登场，或矫情自恋、或情色呐喊，或卖弄妓女生涯的传奇，或公示下体隐私……以至於发展到图文时代，裸照上网。网上情色文学就更是几乎彻底揭去了“文学”的面纱，“语言”成了真正只需功能、无需审美的“载体”。
可惜的是，当“文”重新成为载体时，它载的不是“道”，而是“欲”，甚至不是“欲”，而是一些污秽的心灵排泄物，是动物性的肉体体验。
身体本能的喊叫，也引来本能的回应、呼叫，一片狂吠，喧闹得确实有点“动物文学”的味道。但以我个人之见，却并不认为今天这样的文学，比之过去“堕落“了。“动物文学”至少好过“假大空”；欲望的排泄物也好过面具或塑像。只是，喧哗过后，无论是狼啸狗吠，终有静下的一刻，茫茫大地将面对星空的注视，那时，作家们只能失语？还是能回应天籟之音。以什么回应？人最终还是要超越“动物”的层面，从本能之欲、之需，趋向彰显生命的尊严与荣耀。
五、文以载道
一位好友在信中对我说：“中国的写作，现在是热气腾腾的，在诗、小说和散文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本土大师的趋向。中国现在的情况，与美国十几世纪情形相似，美国当时国家崛起，已经很厉害了，但那时美国没有自己的本土文化，都是跟著英国和欧洲跑，后来……美国文化崛起，领导世界文化主流。中国也有点儿像唐朝初年，几百年来，中国人心裡第一次有了唐朝那种阳光、自信和快乐，哪怕在批判时也带著这个痕跡。因此，中国写作的总趋向更加指向生命、生活和审美，写作的总价值将趋向人性。”
我很赞成他的意见，一来是深知在喧哗的文学表像之下，必有独立思考，认真对待生命和文学的作家们，在构建他们的“宇宙观、世界观”；再者，他的预见与我对文学走向的期盼相吻合，而赞成中更多的成份来自於这盼望，和对中国文化、文学的痴爱与归依感。
但从理性上看，我仍不得不面对一些必需解决的问题。美国没有本土文化吗？美国没有地域性的“本土文化”，但美国有清教徒文化的根。美国起初是清教徒的移民新大陆，并以圣经文化立国。清教徒文化是欧洲传统文化对美国文化影响这一表层下面的美国文化根基。藉著新教回归圣经的神学导向，清教徒文化有著完整、坚实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美国文化绝非我们仗著五千年文明，盲目轻视的“无根文化”。
“文化的崛起”也绝不是经济发达后的自然结果，“饱暖思淫欲”，似乎比“仓廩实而知礼仪”更顺应“本能”与“自然”。回归“儒学”是否能提供我们完整的宇宙人生观呢？我对新儒学的发展，及在此基础上试图重整中国文化的思想志士们深为关注，也期待看到这一文化活动，在中国作家及他们的作品中，能否起到重新构架世界观的作用。但儒学本身仍是一个人文层面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如何从“平面”产生纵向的“立体”扩展，建构文学中的多维世界，应和天地之问，穿越灵界人间，解析精神与物质，一切仍有待静观。
从另一方面看，崛起一个怎样内涵的文化？领导一个怎样的世界文化主流？产生怎样的大师？传递怎样的审美与价值取向？这些难道不是更重要吗？若是抛开这些“思量”，一味以明日的主领世界文化潮流为目标，岂不仍是“实用功利主义”？岂不仍是“我欲故我在”吗？想到此，心裡那份兴奋不免有点降温。
对於八十年代后的新新人类作家们，我不想多做评述，一来他们大都还属於感性写作，还在趋向完整、成熟阶段。二来，我认为从本质上说他们没有什么特别，同样的内心世界（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混乱，同样只拥有“自我”，只能膨胀“自我”。因著整个宇宙观构架的残片碎块式，“自我”失去了认知的参照系，其实成了自我幻想中的虚影。故而所张扬的“个性”除了肉体物质部分，基本是个“空”字。
但我欣赏他们的诚实，只是希望不要被“市场炒作”以及“文化炒作”诱向“反叛”、“标新”外衣下的媚俗、虚假。另一方面，他们大都属於独生子女“小太阳”族群，这个族群有其优势和弱项，“自我中心”几乎成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弱点，要成为一个真正关注时代、影响时代的成熟作家，“自我中心”将是他们需要翻越的一座大山。
心裡有什么，文章中才会有什么。心中有爱，文中有爱；心中有天下，文中有天下；心中有天下人，文中有天下人；心中有“道”，文才能载“道”。作家们心裡、文裡缺的是道，是有关生命、生活、审美、人性的“道”，更是这一切表层后面更深入、更宽广的“道”。“纲举”才能“目张”，这“道”就是纲。
然而，寻“道”需要勇气、信心、时间。我们的作家们能有退出潮流的勇气吗？能有独立思考和行走和信心吗？真正相信“本真”的价值其实很难，耶穌说：“人若不回转，变回到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文字似乎也是如此。真正对文字认真的人，岂能对心灵不认真？
原载《恩福》杂志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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