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
任不寐
１５５３年（１５５２年？），耶稣会士沙勿略（Ｆｒａｎｃｉｓ Ｘａｖｉｅｒ）在上川岛（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Ｓａｎｃｉａｎ）面向中国大陆抱憾而死。这是一起象征性事件，它标志着在宗教改革（包括南欧天主教改革和北欧的新教改革）和环球航行背景下的全球福音化时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随沙勿略之后而来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范利安（Ｖａｌｉｇｎａｎｉ，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在澳门眺望北方，他的呼喊代表了罗马世界面对中华帝国的焦虑和无奈：“哦，顽石，顽石，你何时打开大门？！”有耶稣会士更感慨：月球离欧洲有多远，中国就离欧洲有多远。
当然，晚明到清末，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从马礼逊到马提摩太，这些伟大的信徒在中国进行了艰苦的耕作。今天，在一定意义上，“神州”生活在借他们所给予的恩宠之中。不用说今天信仰方面的收获，诚实的人们不应该忘记：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医疗、印刷业、传媒、教育、慈善事业、现代婚姻制度、女权以及政治改良（有明一代以来）诸方面，无不得益于来华传教士的文化贡献。然而，这一切在中国当代史中被彻底涂掉了，甚至换上了面目全非的说法。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反历史的解释并非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同时来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换句话说，审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我们震惊地发现，至少在１９４９年以前，传教士最大的敌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紫金城的天子。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排除这样一种经常出现的情况：朝
庭和知识分子在铲除宗教的行动中往往互相利用。今天，经过“改造”（１９４９年以后）和毁灭（１９６６年以后）的双重灾难，神学和信仰在中国开始复兴。但与此同时，原教旨主义的无神论者也卷土重来，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老左派，无论是体制内的科学派还是体制外的自由派，他们在继承“沈傕和杨光先”的事业上达成了共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检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是当务之急。
⊙ “教案”——作为凶手的中国知识分子
由于教会从来没有在中国取得过相当于它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因此基督教在中国总是处于政治权力的淫威之下。基督教在华存在的这种先天不足，给他的敌人提供了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予以打击的条件。“景教”的覆没（８４５年唐武宗发布铲除外宗教的诏书），似乎开启了基督教在中国受难的历史。遗憾的是，在这一连串苦难中，凶手主要是由中国士大夫来担当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诽谤者或告密者，极端的时候，他们就是刽子手。
在这似乎令人费解的名单中，晚明的沉傕和清初的杨光先特别引人瞩目。
１６１５年，沈傕任南京礼部侍郎。这一年５月他向皇帝上奏书要求将传教士与中国信徒判处死刑，这一“檄文”揭开了“南京教案”的序幕。他对基督教的指控为所有指控基督教的后来者提供了范本：传教士秘密潜入帝国；基督教是异端邪说，标新立异；在儒学经典中找不到基督教的教义（天主教自诩它的道德体系要优于儒学的三纲常伦理）；基督教不承认皇帝是最高的精神权威……。
沈傕的呼吁似乎得到除了徐光启等人以外的大多明朝知识分子的响应。在中国，往往最保守的就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中最保守的就是“考试制度”熏陶下或控制下的秀才们。１６１７年，南昌３００名秀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求皇帝驱逐传教士，禁止天主教。在南京，沉傕同样得到了秀才们的支持。南京的“知识分子”们的独特贡献是，他们为传教士的罪状补充了新的标准罪状：男女信徒深夜聚会图谋不轨，更重要的是，信徒画十字是发动革命的暗号。这显然是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诉。这些指控不仅是阴险的，在投皇帝之所不好方面也是精明的。沉傕胜利了，１６１７年皇帝发布了逐教令。传教士被关进监狱、被驱逐，而信徒被迫害。传教被视为非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臭名昭著的魏宗贤为首的“阉党”和沈傕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结成了同盟。不仅如此
，“诗人和流氓的共谋”还成功地阻止了欧洲对明朝的军事援助，那时候，满人挥师入关已经准备就绪。
沈傕先生的雄文后辑为《破邪集》，于１６３９年再次发表，长期以来，被唯物论知识分子奉为宝典。１６２４年４月１９日，沉傕死了。传教士开始辛苦地在废墟上重新耕耘，汤若望和清顺治帝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标志着这场努力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在１６５９年，一个声名狼藉的文人开始发动反汤若望、攻击天主教的政治运动。这个人叫杨光先。“他的观点显示出他是一个充满仇恨的、顽固的，但又思维敏捷的人。”“他声称……他有先知先觉具有预言世间万物的力量。这一点使他在当时北京的女士中间受到普遍欢迎。”（Ｇｅｏｒｇｅ Ｈ·Ｄｕｎｎｅ，１９６２）杨光先的反教事业首先得到了一位叫吴明烜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吴明烜是钦天监的官员，他因嫉妒而指控汤若望（时任钦天监监正）几次预报天象失误，受到惩罚，甚至被判处死刑，由于汤若
望的请求才免于死刑。汤若望的宽厚加深了吴明烜的仇恨，他“以他一知半解的天文学知识来支持杨光先。”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杨光先又得到了另外一位恶人的支持，这就是摄政大臣螯拜。在螯拜的支持下，杨光先于１６６４年９月１５日向礼部控告汤若望，罪名是：汤若望的天文历书有错误、传教士以测绘地图的方式反对国家、传教士向人民灌输不良信仰……。其后螯拜开始逮捕传教士，朝廷开始新一轮禁教运动，教堂被关闭，教士被处死和驱逐，教堂的财产被查收。１６６９年康熙为汤若望“平反昭雪”，杨光先被解职。杨光先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不得已集》，在这里集中展示了他与天主教以及欧洲天文学斗争的“理由”。
雍正和干隆年间的信仰禁锢与文字狱事件更为人所熟知。１７２４年雍正诏书产生的严厉政策一直持续到条约时代——《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在羞辱中华帝国的同时开辟了传教的合法性。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文化灾难中，知识分子是受害者，但同时也有另外一批知识分子是凶手——他们为朝廷的迫害行动提供了“专业上的支持”，而在一些案例中，他们就是始作佣者。这种传统在今天一些著名的宗教迫害事件中同样被继承下来了——我们看到，业内人士是如何在别人的苦难上落井下石的，他们为国家暴行提供了“学术支持”或政治合法性。在清朝众多殉教的兄弟姐妹中，一位叫林昭（１８１７―１８５８，贵州人）的女信徒特别引人瞩目，她和２０世纪北京大学另一位女信徒林昭同名而给人印象深刻，后来的林昭死于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位林昭死于士大
夫官僚对儒家官学的忠诚——审判她的官员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他真诚相信林昭得了“神经病”。她的死同样是惨烈的。
当然，最引人瞩目的教案发生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近年来由于对义和团运动的深入和相对开放的研究，真相已经开始披露出来。总体上说，在这一整场灾难中，传教士是无辜的。这里我们关心的问题是：那些乡民所相信的关于传教士的各种荒唐而恐怖的传闻（教士吃婴儿、剥人皮，挖小孩的眼睛、军事间谍、集体淫乱等等）是从哪里来的呢？义和团的“意识形态”是谁提供的呢？我同意作家余杰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显然是当地知识分子编造和提供了这些故事或谣言。他们拥有这种“创作能力”和“艺术想象力”。还有一点，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的清流党人）为义和团提供了全部的民族主义偏见。如果这一推理成立的话，那幺可以说义和团运动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发起却置身事外的一场排外反教运动。“理论掌握了群众”，知识分子的反教事业在上
世纪初达到了辉煌的高潮。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给反省“庚子事变”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个忠告：仅仅反省民族主义和暴民的勾结是不够的，反省者应该看到知识分子本身在这场动乱中的幕后角色。这是一个极其不光彩但却至关重要的角色。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隐藏在幕后的知识分子终于来到了前台。这时候，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宋明理学这种反教资源，开始从不同方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全部胡说。马克思主义从德国和法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及工业无产阶级的饥饿状况中总结了欧洲对宗教的历史性偏见，但他可能没想到，他关于宗教问题的全部见解在中国拥有了最坚定、最持久和最庞大的信徒——即使到今天，即使那些对马克思哲学和社会学说嗤之以鼻的学术新贵，也打算在“鸦片论”和“反映论”面前俯首称臣——他们不会忘记同时拉上罗素站在自己的门前，尽管罗素在这个问题上的很多见解是极端轻率和信口开河的。不过早期的在华传教士可能会感到惊诧：那些法国的唯物主义作家，那些启蒙时代的文化英雄（伏尔泰等），恰恰是在他们给欧洲的信
件中找到了中国世俗理性的新资源。当然，这责任不在传教士身上。现代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先从法国后从俄国获得了他们关于宗教的全部知识，然后他们回来了，他们打算以新真理的名义完成“沈杨”的未竟事业。与此同时，蒋介石从右翼开始帮助他的左派对手：打算复兴孔教、以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态度与中共的“卖国主义”（亲苏）争夺民众的掌声。在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国共两党及其知识精英，在反宗教这个问题组成了某种“统一战线”，这种“联合”使人想起太监和知识分子在晚明时期的“精诚团结”。
当然这种合作是短期的。我不知道蒋介石的转向是和“枕边风”（蒋夫人是一位基督徒）有关，还是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至少１９３７年以后，他似乎开始对基督教表示友善。也许教会对共产主义的一些反应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促进了国民党后期的亲宗教政策。早在１９２４年，上海召开了中国第一次天主教主教会议，这次会议以拉丁文编撰的《主教会议条例汇编》第２０１条，“要人们提防那些有害家庭及财产的破坏性组织，因为他们不是为自由服务，而是实际上导致对全民的奴役。”１９３７年，教宗在《神圣救主》通谕中，指责无神论共产主义是人类和家庭的破坏者。教会这些反应获得了中国右翼知识分子的好感，但无疑和“左翼文艺”及其大本营延安结下了仇。
事实上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从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开始就把教会视为敌人，科学主义、法国式的民主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劳工神圣”为代表）是“五四”精英的主要精神偶像。这四种思潮都宣布基督教是它的敌人。于是历史又返回到利玛窦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换上科学主义的新式武器掀起了新的反教运动。这次对教会的控诉书不是送给皇帝的，或者它送到了“新皇帝”面前：这个新偶像叫人民大众。
这场辩论在１９２２年达到了高潮。１９９２年教育界大辩论几乎就是当年利玛窦和淮三等中国知识分子辩论的翻版。是年春，世界基督教大学生联合会在北京组织了一次会议，而上海的大学生首先抵制，并在１９个省得到响应。１９２２年４月９日，正当基督教大学生会议在清华大学开幕之际，北京大学举行了狂热的反宗教聚会。曾经留法的李石曾在这一反宗教运动中宣称：宗教是一种过时的观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发言，他为教育思想的世俗化辩护，主张以审美的价值取代宗教信仰，他赞同这一老生常谈：宗教信仰不过是苦难人类的梦想。在一定意义上，“审美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所谓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目前，中国思想界对“审美教育”的反省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还根本没有这种问题意识。事实上“
审美教育”和“极权主义”精神密切相关，它不仅压倒了宗教教育，也压倒了理性教育。这种“新教育”思想把社会变成抒情的国度，而中国传统教育从来不缺乏这种“文人精神”。由于它钟爱文学思维，又把整个国家变成了幼儿园，这里充满着精神病患者式的畸形文人和蛮不讲理、自我感动式的文化骗子。审美当然是文化教育的内容之一，但显然不应该置于教育的核心。
在民族主义的支持下，无神论者取得了这场辩论的胜利。当然，无神论的胜利在１９４９年获得了国家的最后确认。遗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驱逐教会的同时也埋葬了自身。１９４９年中国政府开始对教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毛泽东的意见，很多知识分子乐于看到以国家的方式清除“宗教迷信”。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宗教信仰被彻底消灭，连它作为宪法的伪饰也不需要了——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被消灭了。我愿意推想，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灾难中仍然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和发生在宗教界的灾难区别开来，他们显然认为，自己受到的迫害是冤枉的，而后者是罪有应得。“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古拉格”归来，在他们的浩如烟海的伤痕文字中，读者几乎找不到一篇关于宗教迫害的故事。——无论经历多少苦难
，反宗教这一传统总是一如既往的。
⊙ “迷信”——作为偶像崇拜者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近代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是最保守的力量。从信仰的角度来说，这是由于知识分子比一般民众更骄傲，更自以为是，更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大致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基于两方面的理由：一是既得利益，一是观念上的冲突。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知识分子在中国往往就是知识官僚，这不仅仅是由于知识分子对汉语知识的垄断所决定的，更由于政治权力通过考试制度造成的。这种存在状况事实上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和权力部门（市场化以后是“市场”）通过封闭的交易关系获得回报。这种商业关系必须是排它的才可能获得“利润最大化”。这就意味着，必须排除任何对这种文化必需品独家专卖的竞争者。特别是当中国知识分子所提供的精神产品缺乏竞争力的时候，一种生存危机或政治危机感就出现了，它使知识分子更疯狂地要求驱逐竞争者，为达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地在肉体上消灭闯入者。在动员专制权力清剿思想异端和铲除宗教组织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得心应手。在这种意义上，这种迫害事实上是两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合作。几乎出于同样的目的，在敌视基督教这个问题上，儒
家知识分子以及今天的知识分子往往和佛教、回教和道教的知识分子同仇敌忾。
当代美国耶稣会士邓恩神父（Ｇｅｏｒｇｅ Ｈ·Ｄｕｎｎｅ，１９０５―１９９８）在分析沉傕反宗教的心理根源时谈到：
“沈傕是官僚主义阶层中的一员。这种官僚体制则是几百年来各种势力相互斗争而产生的结果。官僚阶层在帝国中享有优越的地位。要想使这个阶层的统治地位能够继续下去，就要依赖一套考试体系。而这种考试体系将学问限定在毫无生气的对文学的浅尝辄止的理解之中。也正是这种考试体系，使宋明理学日趋退化，走向衰败。但在理性王国或是宗教领域，人们看到了新的地平线的时候，这个体系则面临着被打破的危险。反动的官僚们时刻提防着破土欲出的新思想。他们一直在奋力地维护宋明理学的虚幻的神话。……没有理由怀疑这些官僚们在维护国家与社会利益上忠诚。而这一套利益是与一套思想体系相联系的。他们则是这一体系的最大收益人。更没有理由怀疑，为了维护这种切身利益，即使是下意识的，也是他们反对新生事物的内在动机。这一点可以通过事
例来证明。一般来说，在学者中，要数通过了秀才考试的年轻人最为保守。在通往仕途的成功之路上，他们过了第一道关卡，未来的名利与希望全部都寄托在这个封闭的教育体制当中。他们是在这个体系中受到熏陶的，一旦进入这个阶层，就决心捍卫这个制度和他们的优越地位，由此导致了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保守的运动中来。利玛窦起初在肇庆、后来在韶州所遭遇的一些侵扰，大多来自这些年轻秀才的煽动。”（《晚明基督会士：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余三乐、石容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
中国知识分子是作为中国人唯一的精神导师（上师帝王，下教百姓）而自我确认的，它不能容忍新的篡夺者，尽管后者可能根本缺乏这种“商业动机”。如果说今天某些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是最保守的力量的话，那幺学院派、体制内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当然，面向市场的知识分子也不乏杨光先之类的人物，他们同样对科学一知半解，或对自由一知半解，但由于在唯物论世界的长期浸泡下缺乏自省能力或习惯、由于自以为采取民间姿态更为口含天宪、奉天承运，于是对完全不了解的宗教问题更愿意妄加指责。这些知识愤青闻宗教就想摸枪。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现实。
邓恩先生的揭示也许还需要补充。面对宗教的挑战，中国士大夫所恐惧的既得利益项目不仅仅是仆从在王权之下的分赃利益或政治利益。同样重要的是，宗教要剥夺他们“做男人的特权”。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对一夫多妻制、童婚制、妇女缠足、祖先崇拜等问题提出了毫不妥协的批判，而显然，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士大夫几千年来一直“获益匪浅”。与此相关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千百年来一直把吃喝嫖赌、说谎使诈视为一种“阶级特征”，但传教士们对此提出了规劝和警告。也许宗教在个人道德上的这些“过高要求”，一直是包括今天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反感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这种反感往往是下意识的或隐蔽的。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更充分地体现在它的精神品质方面。这个精神世界是由四部分内容组成的：儒家人本主义伦理、道家和佛教的虚无主义哲学、灾民社会的实用理性（“灾民理性”），还有，近代以来的唯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启蒙理性”与晚清器物崇拜、当下制度崇拜的混合物）。
儒家的圣人学说（天子、君子悉归此类）拒绝接受更高的精神存在，其仁学完全把意识投射到平面化的人与人关系之中。在这一视野中，人与神的关系被视为虚妄，而“好人”或圣人构成伦理的顶点。道家和佛教由于不承认矛盾而否定了理性和逻辑的意义，这种观念否认作为实体存在的绝对者，也使任何终极关怀消解在悖论之中。这是一种与任何宗教思想同归于尽的想法，在这个世界里，一切价值感觉都消失了，它无法为心灵提供安慰，它在否定生活的同时也消灭了自身，或者，它为信徒的为所欲为或无动于衷提供了精神庇护。当然，宗教在中国遭遇最强大的观念是“灾民理性”，这种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否认任何全能至善的存在，更否认人是被造的。它是一种彻底的实用主义和生活唯物主义——对它来说，力量就是上帝，而上帝不可能是力量。应当承认，在今
天，儒、道、释似乎已经不是基督教的主要敌人了，至少表面上如此。今天宗教信仰在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灾民理性”背景下的“唯科学主义”，这种思潮的底色仍然是上面的几种观念所积淀下来的，但它现在用“理性”和“自由”的名义把自己武装起来了——由于对“现代性”或“后现代性”这种“政治正确”的迷信，知识分子当代的反宗教思潮表现得更为自负和狂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是本文的目的，事实上这个工作至少表面上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深化在知识分子的“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中，而后者，构成当代汉语神学主要的对话者。
新一代反宗教知识分子指控宗教的最大罪状是“迷信”，他们在政治历史中还找到宗教裁判和宗教战争这样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关于后者我建议读者参考拙文《如何看待教会历史上的罪恶一文》（参见《灾变论》，美国成家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在这里，彻底说明“迷信”的问题也许更为重要。我的基本观点是，宗教是迷信的最后、最坚决的反对者，或者说，只有基督教才是迷信的对立面。正相反，一直宣称“宗教等于迷信”的中国知识分子才可能是真正的迷信者或偶像崇拜者，他们甚至比中国普通民众更加崇拜偶像。
什幺是“迷信”？迷信有两种表现方式：第一，把受造者当创造者来崇拜，或者说，把次价值当最高价值来崇拜。这包括三方面内容：
１、人类崇拜。如自我崇拜、假先知崇拜（所谓“个人迷信”、“理性的自负”等等）、多数崇拜（多数等于正义）、力量崇拜、祖先崇拜等等。２、精神偶像崇拜，如对民族、祖国、社团、政党等“大义名份”的崇拜，还有图腾崇拜。３、对自然的崇拜：金钱崇拜等利益崇拜，也包括所谓“寄情山水”、拜泥菩萨、对动物、植物、非生物的崇拜或关于万物成神的观念等等。
这一切存在都是被造的，而不是创造者；不是绝对者，而是相对者。相对者也有价值，但不具有最高价值。《圣经》在绝对者和偶像之间给人指明了一条中道，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走在这条中间道路上，他们以崇拜绝对者的方式崇拜各种被造者。
知识分子对理性的反省是一种当代成果，但这种反省只有在上帝这一绝对者之下才有可能找到逻辑的起点。科学和民主同样是被造的。科学是对造物主部分计划的发现，科学不能创造规则，只能发现规则。科学的存在是以规则的设计者存在为逻辑前提的。这就是为什幺牛顿晚年回到神的身边，而爱因斯坦一生敬畏上帝的原因。——霍金的理论并没有把上帝赶出宇宙，因为他无法回答宇宙为什幺偏偏要按他阐述的方式运行。科学永远无法回答最后一个为什幺，对这种局限性的认识本身就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但这种精神是“科学主义”所拒绝接受的。
对理性的崇拜同样是一种迷信。认识这点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尤其重要。根据经济学理性，完全可以推导出一个人选择独裁更可能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样，对个体人权状况的关心恰恰缺乏“经济学理性”的支持——出于“经济学理性”人们完全可以不关心李思怡之死，因为所谓“如果我们不关心她，灾难也可能同样落到我们身上”这一说法在逻辑上是不周延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搭便车”避过同类灾难。没有对上帝的认信，自由主义者就不可能象说的那样生活。这在中国当下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没有上帝这一“公设”，起源于人的有限性的有限政府理论就缺乏哲学基础。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把被造的当创造的来崇拜，就陷入各种偶像崇拜之中。而这种崇拜最后集中表现为自我崇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在这种自我崇拜的迷信状态中，知识分子之间就进入战争状态——由于都相信自己就是真理或绝对者，因此理论辩论完全被绝对者之间的战争所取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讨论生活，这是任何诚实的观察家都公认的。
第二种迷信是不承认“受造者”也是“被爱者”。这种迷信主要来自中国的一些教会。这些信徒以对绝对者的绝对顺服的名义否认人的理性的相对价值，以人与神的纵向关系来否认人与人的横向关系。他们专务灵修，完全在祈祷中等待恩宠。这种观念消解了人的责任，而人的责任，恰恰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它说明着上帝对人的爱。神高于人。神的自由高于人的自由。但这不等于说神完全否定人的责任和人的自由。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教会往往授人以柄。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犬儒主义”，它忘记了做门徒的责任。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无神论者走的更远，由于不相信最后的审判，由于听不见“你的兄弟在何处”这一追问，无神论者更缺乏道德担当和社会关怀。它没有道德敬畏，因此最多把这种感情归于“良知”或利益算计（所谓“市恩”）等方面。事实证明，人的良知和利益考量都是最靠不住的。不相信最后的审判是一种自我迷信，它所谓的“大无畏”精神造成了“哪管洪水滔天”一类的经济动物和政治恶棍。这种迷信事实上在此岸世界就已经受到了圣灵的惩罚——唯物论者并不喜乐和平安，象他们所标榜的那样。“大无畏”这种迷信口号恰恰表达了一种更焦灼的大恐惧，它在说出来的同时就已经是恐惧了，而且是恐惧的绝望形式。遗憾的是，知识分子比一般民众要狡猾，它会编出很多理由暗暗掩盖自己的迷信和恐惧。唯物论是这方面最体系化的理论。
《圣经》是一本什幺书呢？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人性与神性冲突的历史记录及其经验总结。在人与神的冲突中，神所警戒和惩罚人的主要问题就是人的迷信或各种偶像崇拜。在这一连串的偶像崇拜者中，往往知识分子成为偶像崇拜者的代表。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知识分子深陷在迷信的深渊里而不能自拔，也正因为如此，《圣经》文化在试图推倒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偶像的同时成为后者的敌人——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和马相伯等人的存在表明神对背离者的眷顾，但今天似乎仍然不是收获的季节。
东方的巴比仑，你要愚顽到几时呢？！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星期一）
本文参考书目
１、《中国基督徒史》，（法）沙百里（Ｊｅａｎ Ｃｈａｒｂｏｎｎｉｅｒ）着。耿生、郑德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
２、《晚明基督论》，（意）柯意霖（Ｇｉａｎｎｉ Ｃｒｉｖｅｌｌｅｒ）着，王志成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
３、《晚明基督会士：从利玛窦到汤若望》，（美）邓恩（Ｇｅｏｒｇｅ Ｈ· Ｄｕｎｎｅ）着。余三乐、石容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
４、《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英）汤森（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ｏｈｎ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着，王振华译。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出版。
５、《利玛窦中国扎记》、《中国基督教史略》（韩）李宣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