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份子之反思

一

但丁说：我的祖国就是全世界。

信仰、良心与对真理的追求，无国界、族界。

所以，他断然拒绝妥协自己的信念回家乡佛罗伦萨。他写信回去说：

“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麽？难道我不在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面前屈身辱节，我便不能思索宝贵的真理吗？”

每每这时候，我就想到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为什麽对中国知识份子而言，皇帝和民族多比真理与良知更重要？

二

看刘小枫分析辩证法从经院神学的自由、平等，到了启蒙时期的独断，再到马克思从精神跳跃到意识形态的独断论，真是惊了一身冷汗（见上海三联书店2000版，吉尔比著《经院辩证法》“中译本导言”）。

于是知识份子就成了先进生产力、革命阶级甚至光明本身的使徒和先知。

“我就是光明，进步与真理，凡不与我相同的就是黑暗、落後与谬误！”

于是，就可以格杀勿论。

而卡尔·巴特（Karl Barth）在 Die Lehre vom Worte Gottes（1972）的 Preface中，说自己好比一个人在黑暗中爬墙摸索方向，抓住了一根绳子，却敲响了满城的钟声，因为没想到那竟然是一根敲钟绳。本来只想著挽救自己的坠落，却震惊了正急速坠落的人们。

这两种不同态度的背後，不单单是骄傲与谦卑之别吧？

美国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中，分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唯科学主义思潮，也即拜科学教。不管是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还是经验论的唯科学主义，其必不可少的特徵为：对待自己之外的一切，持强烈批判意识。

唯独对自己缺少批判意识！

受独断论和唯科学主义影响的知识份子，难以有真正忏悔。

三

圣经记了两则这样的故事：

大约公元前1000年以色列的大卫王为了霸占人的妻子，就将其丈夫，即大将乌利亚使计杀害。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先知拿单得到神启，闯入王宫，对大卫毫不留情地揭露，直指他心中隐恶。

另一件事，事关稍後的先知以利亚。他听到国王亚哈谢离弃自己的信仰，生病後反而去求问外邦神祗，便迎著国王外出的队伍说：别去问了，国王连床也下不了，必死无疑！因为亚哈谢犯了灵里的奸淫。

信仰就这样产生直面国君的勇气和独对王君的胆识。

四

不在于批不批判制度层面与当权者，如果从根本上，就否定人凭著理性可以建立道德乌托邦呢？当理性与人的可靠性受到质疑，民主就成为底线，而非目的。

悬置一个无限完美的制度来批判当前的制度，以达到有限改进。我承认它的作用。但这并非知识份子的全部任务和根本任务。《大学》上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後，则近道也。”本立而末生。耶稣说：应把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知识份子可以以公民身份参政议政，但知识份子的旨归却不在政治，而是生活；不是社会，而是心灵；不是大众，而是个人。

五

人世间所有最美丽的欢乐，都指向某种“瞬间的永恒”，不管是煮茗畅谈、欢情良辰抑或醍醐灌顶。彷佛一道闪电劈开尘世，照亮某种庄严、沉醉、酣畅的境界，才使人顿悟活著不是生存的狭仄，而是生命的宏阔。

但这个尘世所有瞬间的美丽，只不过是美丽的瞬间。所以才有“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悲叹，才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凄凉，才有“故国不堪回首”的怅惘。面对最终的虚无，落幕的刹那越发残酷，越发显出这个世界的荒凉和落寞。若没有那些欢乐倒还好。亮起的闪电虽然使人看到了美丽，却只不过告诉人刚才丢失的是什麽。“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早知如此了，还是会有那个当初啊。

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只是一次次甘愿被骗罢了。还虚构出什麽人生的意义就在过程中，臆想出“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活在此刻，活在此时。于是，没有了结果和未来，没有了过去和记忆。只有现时，现在。只有慾望。慾望的特点就是指向现时现在的满足。体验沉醉和体验欢乐，就成了口号。

于是就只剩下了虚无。

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麽？

慾望是死亡的尖刀，切割思想。慾望使人只能在肉体疲倦之後思想麽？但思想抵消思想。

还有没有可以为之死、为之生的真理？

还有没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境界？

还有没有瞬间开启、直达永恒的庄严？

没有！

绝对没有麽？

绝对没有就如此绝对麽？

虚无也虚无？

马克思说：我怀疑一切。

可不可怀疑怀疑？

其实，从本质上说，人只能：我信故我在。

六

知识份子不应全是牛虻，还应有一些是蜜蜂。

当然，蜜蜂们采撷的，不是杨朔那样的“荔枝”，甚至不是帕乌斯托夫斯基那样的金粉“蔷薇”，而是里尔克所说“巨大的不可见事物”的花粉，伴就哀歌酿成蜜。

七

唯一的真理是活出来的真理。

克尔凯廓尔正是以此拒斥黑格尔那庄严、寒冷却非个体所居的绝对精神大厦，告别沾满苦弱者斑斑血迹的历史理性车轮，毅然跃下理性之悬崖，在急速坠落後成荒野茅屋居者，拥一份踏实。

在这个寒冷的城市和“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时代，真怀念那座茅屋，在冷清中该燃著多麽温暖的灶火，烧开多麽滚烫的热水。

哦，克尔凯廓尔，你被你的时代和社会放逐，在那个遥远冰冷的悬崖下边，你却选择了你的命运，使那座茅屋的温热在今天的心中还烈火熊熊。越过多少冰冷和谎言，与你共添一根木柴。

八

知识份子中缺少行动的勇者。

我不信通过制度改变可以消灭苦难、饥馑、贫穷，但我坚信一个人通过生命改变，有了信念、希望与博爱，可以多一份对抗不公正的勇气和承当苦难和耐力。

特瑞莎修女说：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都可以提出方案改变贫穷与落後，可是我等不及啊。

得了三个博士学位的史怀哲，背井离乡到非洲兰巴雷内开设了一间小小的诊所。有人说：这是元帅去赤膊冲锋陷阵，可笑；有人说：这是全世界的良知所在。

在知识份子日益成为知识混子和知识贩子的年代，金镇洪先生无疑也是一位行动的勇者。有一次他在大学里讲课时，一位大学生问他什麽是真理，他用康德的话来回答。

但这位学生执意要他用自己的见解来回答。他只好说自己也不知道什麽是真理。那位学生立刻站起来说：“上一堂课老师讲过，哲学是寻找真理的科学。可您也不知道什麽是真理，那还有什麽必要继续讲下去呢？”

当头棒喝！

金镇洪不久後便离开了大学，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到社会最底层卖冰淇淋去了。

这是真事，见《唤醒黎明》（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第6－7页。早在看到书之前我就从一位朝鲜族兄弟那里听说此人此事了。

後来金镇洪皈依基督。

九

人无非处在三种关系中：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这就形成人的三种属性：宗教性、社会性、自然性。

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吗？克尔凯廓尔认为不是，而是宗教性！

当一个人顿悟到他不是活在人际关系的网中，而是顶天立地，犹如单独一个人活在上帝面前时，人才开始存在。否则，人的存在就是非在。对非在的绝望和焦灼，是救赎之门。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被慾望的潮汐挟裹；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人在面具的背後表演；只有当一个人停止奔波和追逐时，良知和天启的曙光穿透理性和客观的暗夜，悄然而又庄严袭来，这时你才是真你。

知识份子不是某种角色定位，而是某种价值体现；不是某种身份符号，而是某种心灵图式；不是某种表演面具，而是某种境界呈现。

十

河的意义在于流动，河的使命在于入海。

知识份子要不息求索，有所皈依。人要不息求索，有所皈依。

知识份子不是要变成和别人不一样的人，而是成为别人一样的人。

知识人。

十一

近读安徒生自传《我的一生》，发现当受到伤害的时候，人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还击式。因受伤害感到非常痛苦和不公，即想怎样报复和还击。如对方强大，就发展自我实力，呼吁社会公正，争取像自己一样的人不再被伤害到。当然也有人像阿Q一样，转嫁自己的痛苦给更弱小者。

而另一种态度则是，因为受伤的滋味不好受，就促使自己以後绝不要伤害别人。在别人伤害自己的伤口上，结出爱和宽恕。

当然，笔者并非在否认通过社会手段寻求公正的努力，而是在强调内心深处对待伤害持一份宽容态度。无疑，安徒生属于後者。他这样一种能力从哪里来？他为什麽能面对虚无和苦难，仍能赞美和信任呢？

美国艺术评论家房龙说：“神的火花在这个沉默的小男孩的心灵中孕育，像一场风暴那样不可抗拒。凡是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他遭遇到多麽无礼的对待和多麽巨大的困难，他仍能实现他的梦想。”（1）

《我的一生》作为安徒生的自传，完成于他五十周岁（1855年）之际。这部在哥本哈根完成的著作，记载安徒生本人在丹麦曲折坎坷的奋斗经历，也生动详尽地描绘了安徒生在欧洲各国游历的经历：“旅行就是生活。”（安徒生语）。

难能可贵的是，安徒生绝不单单谈到自己传奇性的经历，而是自觉地把自传，作为他全部作品的注解。所以，在这部作品中，他充分谈到了他的创作历程和心路历程──重要的不是生活中发生了什麽，而是用什麽样的态度和信念去看待生活中所发生的。因此，我们这些没有和他有共同经历的人，也可以从他的人生态度和信念中得到启发。

安徒生写自传的一个基本视角，就是基督教信仰。他甚至有不下三次，说到自己写这本自传的目的，就是：“我一生的历史将向全世界表明──有一个亲爱的上帝，在指引著万物去获取美好的一切。”（2）

“我整个一生中，无论是光明的日子，还是黑暗的日子，其结果都是美好的。它好像是在一条固定航线上向某个知名的地点进发──我在掌舵，我已经选择好自己的道路，而上帝掌管著风暴和海洋。”（3）

“生命的自白对一切高尚、善良的人来说，有一种神圣的忏悔的力量。”（4）

安徒生固然对教会的僵化仪式，有时候会有批评，但他多次公开申明自己是有信仰的，是信神的。我们可不赞同，但不可歪曲和篡改，因为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作品，是分不开的。

基督教信仰对安徒生最大影响之处，就是“爱”的理念。他说：“我是从感情和理智两个方面接受‘上帝是人们所爱敬的’这个教义的。”（5）看起来，在安徒生的心目中，上帝就是一位赐福人的、爱的上帝，是亲切而又和蔼的，就像一位深爱著人类的父亲一样。

这样的信念，深深扎根在他的心灵深处，以至于在他的自传中，可以常常看到这一点。相信这样一位爱的上帝，相信自己是神所创造的，相信自己的一生都蒙这样一位上帝的眷顾，这给安徒生的生活和创作带来极大影响。具体可分述如下──

活的勇气

首先，在人生的紧要关头，安徒生会祷告祈求这位爱的上帝。这确实给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依靠。他深信自己是特别蒙受上帝祝福的孩子，也深信在任何苦难困苦的背後，都会产生美好的结果，因为那位有情的上帝，在掌管他人生的明天。

这种信念，使得这位敏感、内向的诗人，对人生之未来、世界之明天，都充满了信心和盼望。

读《我的一生》会发现：安徒生不单单在十四岁、刚离开自己家乡到哥本哈根的时候，跪在地上祷告。到了二十岁时，他写的日记，还是充满了对上帝的祈求和感恩。哪怕到了四十一岁时，他的作品集要出版了，他还是祷告他的上帝帮助玉成此事。

这之中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在安徒生的童年时期，他和母亲到人家田里拾麦穗，结果被一位性情粗暴的管家追打。安徒生的鞋跑掉了，落在後边。管家追上来就要打他。

结果，小安徒生直盯著管家的脸，惊叫说：“你胆敢当著上帝的面打我吗？！”结果那位汉子不仅没有打他，反而给了他一些钱，并且夸奖他的虔诚和勇敢呢。（6）

这样一种信仰，使安徒生坚信自己的一生是幸运的。而当他用这种信念看自己的一生时，又确定自己确实是幸运的──他在离开家乡时，就相信自己一定蒙上帝的眷顾；在哥本哈根生活没有著落，找剧院想当演员又被别人拒绝，这时候，他痛哭了一场，但很快“带著一个孩子对父亲的毫不动摇的信任，把整个思绪集中在上帝那里……然後自言自语地说：‘当一切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时，上帝就会伸出援助之手。我常常读到这样的话，人们在能够取得任何成就之前，必须首先吃大苦。’”（7）

这给了少年安徒生生活和奋斗下去的毅力，也给了他信任别人，又不被自卑压垮的勇气。後来，当他出名之後，他总结自己的一生，说：“上帝可以指引不同的方向。不管发生什麽事，对我都是美好的。这种信仰，牢固地扎根在我的心中，并且使我快活。”（8）“……我坚信好事从不幸中诞生，幸福从痛苦中产生。”（9）

这样一种信仰，也给了安徒生极大的安慰，使他一生坚信，人生到处有爱、善良和美好。他自己也是这样一位善良和有爱心的人。

可以说，你是什麽样的人，你的世界就是什麽样的。以至于，他就是在别人的攻击和嘲笑之中，也总是对别人的善意和真诚极其敏感。

而他又确实是在别人的慈善资助之下，才读书、上大学的，所以他内心时时充满了感激和希望。“我觉得我是个走运的孩子，几乎人人都对我充满了爱并且以赤诚相待，使我很少丧失对人性的信心。我感到从皇族到最穷的农民，都有高尚的人心在跳动。生活是乐事，公开地充满信心地信仰上帝和人类是乐事。”（10）

其次，安徒生坚信，这个世界是上帝充满爱心的创造，是上帝的作品，由此他观察万物和世界时有一种“有情”的视角，本著爱心的欣赏，就产生了由衷的对美的惊叹。可以说，安徒生的“美”，不是站在人本角度的审美，而更多是站在爱的上帝面前的惊叹。

在《我的一生》中，处处可见安徒生对世界的欣赏，对欧洲各国优美风光的歌颂。安徒生到土耳其游历的时候，“我确实感到踏上这个区域时发自内心的一片虔诚，就像我进欧登塞古老的圣克鲁教堂时的那一片赤诚一样。我想起这个世界上牺牲的基督，……亚洲沿海一些国家向我布道，也许比任何教堂的说教更加令人难忘。”（11）

第三，因为基督之爱是一种牺牲，所以真正的爱不是占有，而是牺牲自己成全对方。这一信念对安徒生的影响，很令我们敬佩。众所周知，那就是安徒生对瑞典女歌唱家珍妮·林德（1820－1887）的爱情。安徒生曾经对她大为倾心，向她求婚，但是被拒绝了。之後，两人的关系不但没有因这事受影响，反而更加纯洁和美好。

安徒生在《我的一生》中，对她大加赞赏，说在她的歌唱艺术中，他感受到一种庄严和崇高，感受到上帝就在艺术中与人同在，令人更加高尚和纯洁起来。而她羞涩、质朴、虔诚又有爱心的个性，更加令他肃然起敬。（12）

安徒生在自己的很多作品中，也写到这种感情：《夜莺》明显就是献给有“瑞典夜莺”之称的珍妮·林德。《蝴蝶》、《柳树下的梦》、《单身汉的睡帽》，就是安徒生失恋之後，苦涩而又释然的心境的写照。在失去和遭拒後，爱反而得到某种成全；在苦涩和孤独中，见证爱情的美丽苹果树和柳树仍旧茂盛，爱仍旧生生不息。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安徒生之所以能不断地赞美和构筑一个信、望和爱的世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信仰，这使他成为一只蜜蜂，哪怕在伤口之处也能采粉酿蜜，成为一只蜜蜂。

知识份子们，我知道你正在批判什麽，可是，你信什麽？

注：

1. 房龙:《房龙论艺术》，聂作平编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2-12. 安徒生：《我的一生》，李道庸、薛蕾译。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0、480、68、11、31、320、479、320、242－247页。

作者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