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上帝并不够，我们还要国王
--评基督教话语霸权
作者: 魔鬼教官
(青年参考论坛) 2004-12-20
谁也料想不到中国会有如此频繁的话语体系转换：１９８９年之前，李泽厚为代表的美学批判理论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公共领域建立了话语霸权；１９９２年邓公南巡，一切向钱看，开始了经济学家的话语霸权时代；经济活跃了，人们开始注重自己的财产权益，于是，２０００年前后开始，法学家们就在逐步排挤侵占经济学家的优势地位。风水轮流转，尽管２００３年还被部分人称为“民权元年”，有关法制、权利的话题还会继续，但今天一种全新的话语霸权已悄悄渗透到了各个领域，——这是种流行而时髦的思潮，它试图在中国今天出现的诸多问题中，抽象出这样一种结论，中国引进西方现代一切思想成果都是不够的，还得引进其文化，这文化不是别的，是基督教信仰。这种观点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母体，没有基督教无法孕育出今天的西方文明，而不引进母体，便无法引进产儿。
它来的比以往的任何话语体系都更有侵略性和渗透性，——法学家们在讨论宪政时反复强调基督教对宪政的重要性，自由主义者们极力论证没有基督教的基础，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主义，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而经济学家也开始强调，没有基督教，甚至市场经济都不会有健全的发育土壤——青年经济学者赵晓从美国短期考察回来后，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之不如美国，不在技术落后、不在资本薄弱、不在工厂没有美国多，而在于没有美国遍地林立的教堂。简言之，中国若没有基督教，便不会有自由，不会有民主，不会有宪政，不会有市场经济，甚至，没有基督教我们连真正的科学都不会有。
我们已悄悄进入了基督教话语霸权时代。
前些时候，华人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病逝，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悼念文章里，很少有将其作为杰出经济学家来追忆的，多半是在赞美他是个伟大的信徒。不觉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竟是“文化基督徒”的代名词。今天论证没有基督教就没有某某的理论文章是如此之多，对前沿科学领域莫名其妙的挞伐攻击越来越多，连杂文家、时评家们的文章标题上也大量冠以“敬畏”一词，不消说，跟上这股时髦的潮流，可令人享受到一种智力上升错觉的快感。
毫无疑问，知识分子中“文化基督徒”群体的兴起，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发展，确实到了需要为现代化寻求精神资源和解决道德伦理困境阶段，是对近百年对传统文化严重破坏中断的一种补课，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百年来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一直有追寻毕其功于一役的“速成大法”的浮躁心理。
马克斯·韦伯在中国大陆的信徒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多。有趣的是，一方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在恍然大悟后努力拥抱英美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却扑到马克斯·韦伯怀里，而后者显然是被他们大加批判的欧陆心灵的典型代表之一。——当然，如果韦伯一夜之间醒过来，恐怕会拒绝承认这些人是他诚实的信徒，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仅是论述了历史现象上新教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的联系，还不敢将历史现象上的因果关系归纳为新教或基督教是现代西方社会制度诞生的必要条件，即使韦伯认为，惟有基督教文化才能产生资本主义，他也不会认为非基督教文化不能“学习”资本主义。而这点，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韩国和台湾以及伊斯兰文化圈中的土耳其已经给出了现成答案，如果嫌例证的说服力不够，我们可以举亚洲基督教程度最深的菲律宾来做个反证。
显然，韦伯的那一点点道理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放大夸张到了荒谬的地步。如果拿黄仁宇的《２１世纪与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比来看，黄将资本主义概括解释为具备一系列完备技术体系（专利、复式记帐、保险、银行等）的工商社会，显然来得要远比韦伯要高明。韦伯典型的欧陆心灵原本是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批判清算的对象，而他的伦理决定论或宗教决定论（如果这种概括准确的话），显然与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刚刚努力告别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是亲兄弟。
无疑，今天的西方文明如果抽掉基督教文明的历史影响，将完全是另外一种面目。但基督教之于西方文明，是一种共生资源，是鲜明的胎迹，而非简单的催生关系，一如中国儒家文化成为东亚模式资本主义的共生资源一样。
从西方文明中抽象出的诸如市场经济、诚信、自由主义、宪政乃至科学等概念，是否基督教是其产生的必要条件？认为没有基督教就不会在中国实现上述目的的文化基督徒，没有一个人能证明这一点。尤其是，作为后来者，学习现代西方文明的一切成果，使之真正生根，总要面临如何本土化结合的问题，是必须要与本土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相结合的。
看上去，基督教是今天中国可以包治百病的“速成大法”，但包治百病的“速成大法”在具体的领域上往往是很低效的药方。譬如赵晓没有基督教中国不但孕育不出而且还无法学得健全的市场经济论。如果从中国古代从来没有民法，更无财产保护概念这个角度来论说市场经济，来得要比基督教伦理角度效率高得多也直接得多。甚至，从中国上古时代延续下来的玉文化和中国本土天然缺乏贵金属资源充任货币来说，也比这个角度要成果得多——中国到了明代才将白银作为货币，而且是银铜同为货币，这比西方晚了两千年。就做一道证明题来说，赵晓的解题思路是完全失败的。他根本无法推理出基督教或其中的某一分支是实现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按照赵晓的思路，拿日本做总结对象，总结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东亚的人情伦理，就不会有资本主义，也不会有市场经济。这种思维方式，是透过一根麦管打量资本主义。
也许，可以包治百病的“速成大法”是种无法抗拒的诱惑，然而，作为社会最主要智力贡献者的知识分子，必须抵抗这种智力偷懒的诱惑。迷信上帝可以包治疗百病，不但是对自己的智力失去了信心，也是对自己内心向善的意志和操节失去了信心，更不消说，基督教不再是宗教，而是被当成了一种便宜的工具，这种乞灵在过去的近百年间我们曾如此熟悉——我们曾乞灵于某意识形态、乞灵于某政党。我不知道中国今天的文化基督徒心中是否有个未称说出口的声音，就是呼唤全社会体制化的基督教，在我看，这个被呼唤的对象也许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摧残来得比任何暴政都更剧烈。
从今天谈论最多的宪政在英国的起源来说，不但起过巨大作用、打下深刻印记的基督教是极端重要的，国王也同样是重要的，甚至共和、民主在英国的诞生统统离不开贵族的存在。英国宪政制度的发轫当前推到十三世纪的《大宪章》，看不出其与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倒是可以推论，如果英国没有国王和贵族，那《大宪章》便不会诞生。如果历史催化因素是中国这样的学习者必须一并引进的，那么，中国要有真正的宪政，不但得需要上帝，我们还需要一位国王，不但需要国王，还需要贵族。
还不仅止于此，仅从现行的宪政制度架构来说，似乎英国制度也是最完美的。拿今天常被作为宪政典范的美国相比，它有个兼圣公会领袖的国王，世袭的国王是最高象征，最高大法官由国王任命并向国王宣誓，而美国中立超越的大法官则由政党政治下的总统任命，他却常碰到要裁断事关总统的诉讼，如何保证法官的独立性和不受政党政治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这种构架的危险和漏洞时时存在——从制度构架上来说，有一个政党政治之上同时又是宗教领袖的君王，之于宪政似乎比上帝还重要。
事实上，国王的重要性还不止于宪政，——公共知识分子在哀叹中国转型期道德沦丧、价值失序已非一日，总结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比之欧洲，压根就缺少精英文化和道德楷模的贵族传统和精神。现在好了，２００４年２月，新贵张朝阳、潘石屹们参加了一个被媒体报道为“寻找中断的贵族记忆”的宴会——他们身着盛装端着红酒仰望夜空摩拳擦掌准备担当这一伟大重任。但是啊但是，把这些有钱、有文化、有志向的人定期集合起来，一身名牌在花枝招展的模特中间站上四个小时，显然不足以要他们日后始终保持“上了层次”的率先垂范的贵族状态。要使之名正言顺、理直气壮，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有个国王给他们授予爵位，再不济，给个太平绅士的头衔也不坏。
是了，如果中国的现代化，上帝是个不可缺少的要件，凭什么说，我们就不缺一个国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