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起源

冬云编译

何以只有在基督教西方，科学才成为一种自在自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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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Whitehead所指出的，科学并非起源于爱奥尼亚式的形而上学，也非起源于以婆罗门教—佛教—道教为代表的东方，更不是起源于流行占星术的埃及与玛雅文明，而是源于基督教西方的中心地带。这决非偶然。虽然伽利略与教会争执得不可开交，但如果道成肉身的信仰未曾首先将一种关于现实、价值及万物秩序的观念赋予给他，他可能就不会劳神费力地去研究木星和将物体从塔上掷下了。(Walker Percy, 迷失在宇宙里)

在大众的心目中，科学与宗教完全敌视：科学拥抱事实与证据，而宗教宣示盲目的信仰。然而正如许多简单化的大众观念一样，这一见解是错误的。现代科学不仅与基督教相兼容，事实上只有在基督教里它才能找到自己的源头。这当然不是说，《圣经》就象一些福音派基督徒企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本蕴含基本科学真理的教科书。基督教信仰中包含着更为深刻的真理——那是关于人在上帝创世中的位置、上帝是谁以及他是如何自由地创造宇宙的。这些真理连同哲学推理一道使得心智对自然的探索成为可能：

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人的头脑极少思及这些观念，就象鱼无视它赖以呼吸的水一样。对于那些生长在科学世界的人们来说，要理解古代精神所处的困境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那种精神被禁锢于一个没完没了且无法无天的世界里。而对于生长在后基督教世界的人们来说，要理解基督教观念带给古代精神的惊异与解放同样十分困难。

下面将概述著名的科学史学家及Templeton奖获得者Stanley Jaki[注]所从事的最为重要的工作。

基督教信仰何以为科学的成长提供了一种文化母体？

在“基督与科学”（第23页）中，Jaki对于现代科学只诞生于基督教西欧给出了四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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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督教对于创世者的信仰使得人们在思及自然时又一次取得突破。只有一种真正超验的创世者才能被认为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创造一种包含自主规律的自然，但他对于自然的力量并不因此而被削弱。一旦这些规律的要素得到定义，科学就会按照自身规律发展起来。”
2. “基督教的创世观念还对科学的未来做出了另一个关键性的重大贡献。它将所有的物体置于相同的层次上，都不过是造物而已。与异教希腊的宇宙观不同，在基督教的宇宙里没有什么神圣的实体。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地下的——现在都被置于同等的地位，都处在相同的层次上。由此就可以假定月球的运动以及物体的落地都受同样的引力规律控制。而在希腊泛神论传统或任何类似的古代文化传统中，此一假设纯属亵渎神灵。”
3. “最后，在基督教的创世教义中，人将自己当成是按照上帝的形象特别创造出来的生灵。这一形象既体现在人的理性乃是对上帝自身理性的分有，也体现在人作为一种伦理存在物，它对其行为负有永恒的责任。因此人对其自身理性的反思必然赋予他一种自信：他的被造心智能够洞察被造世界的理性。”
4. “同时，这一被造性也能够警醒人类，要抵御一种永远存在的诱惑，即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而实验方法的最终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一基督教母体。”

但其他的一神论宗教又是怎样的呢？

Jaki注意到，在基督之前，犹太人从未形成过一个非常庞大的社区。在以后的时代里，犹太人缺乏基督徒所特有的一种观念，即耶稣是monogenes 或 unigenitus，即上帝的独生子。象希腊人那样的泛神论者往往把monogenes 或 unigenitus 当成是宇宙本身，或者是天堂本身。Jaki写道：

QUOTE:

就在这里，基督教一神论与犹太教、伊斯兰教或其他一神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解释了一个事实，即犹太人或穆斯林知识分子几乎很自然而然地变成一个泛神论者。斯宾诺莎和爱因斯坦就是犹太人中著名的例子。而就穆斯林而言，只要想想激进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阿维罗伊主义分子就够了。知道了这一点，人们就有望理解，为什么穆斯林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钻研亚历士多德的著作，并且写出了大量的注释，却最终未能取得突破。只有靠了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本才实现了这种突破，而且这还是在亚历士多德的拉丁文著作流行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取得的。

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突破起自于对亚历士多德的一本天文学著作《论天》的注释。

那么，这种突破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或者说，它又是为什么没能取得呢？

Paul Haffner神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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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ki已经说明了，现在实验科学之所以可能，乃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氛围蕴育下的产物。虽然古代社会确实出现过一两位科学天才（关于埃及金字塔的设计与建造堪为范例），然而整个哲学及心理环境都与一种自在自为的科学过程格格不入。因此，在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科学始终处于难产状态。它也未能在美洲的玛雅、印加及阿兹台克文明中结出果实。即使古希腊在使科学成为一项持续不断的事业方面比任何其他古代文化都更为超前，科学同样未能在那儿诞生。亚历士多德的中世纪穆斯林后裔们也没有发育出科学。

…古代文明都相信宇宙是无限的，而时间就是在历史中无限轮回。这样一种心理氛围往往不是使人绝望就是使人自满，而少有能激发和维系科学研究的东西。无论处于哪种心理状况，都不能达致对上帝存在的信仰，无法相信造物主和造物本身都是理性的和可以认识的。因此这些古代文明都不能产生一种自在自为的科学事业。

如果科学在古代文明当中只能难产，那么它的横空出世又是如何可能的呢？科学作为一项羽翼丰满的事业之所以发生，乃是与两个重要的教会教义有关。第一项教义是在1215年召开的第四届拉特兰会议上确定的，即宇宙乃在是时间开始时从无中被创造出来。第二项权威性声明乃是在地方层次上做出的，1277年3月7日，巴黎主教Stephen Tempier谴责了219条亚历士多德的命题，从而清除了关于创造问题的决定论和必然论观点。

这些教会教导权威的声明描绘了一个场景，对上帝的信仰在其中已经渗透进中世纪文化并且带来某些哲学影响。宇宙的存在被看成是可能的但又是不确定的，因此它的存在有赖于一次神圣的抉择与呼召。宇宙的本性也同样被认为是不确定的，而上帝能够自由地在无限可能性中创造出特定形式的世界。因此宇宙不是必然如此的，对它的认识也是通过事后的研究才能实现。宇宙既然是理性的，那么就能够对它做出前后一致的阐明。实际上，宇宙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恰象两个柱石，支撑着基督教的宇宙观。

科学的兴起需要全体民众——即整个文化——对一个特定的教义体系形成广泛而持久的接纳。这个教义相信宇宙具有普遍的和绝对的可认知性。宇宙的这一特性就蕴含在对创造了万物的独一人格神的信念之中。因此，并非偶然的是，正好在上述两项教会教导声明发表之后，第一位物理学家应运而生，他就是在1330年代担任巴黎索邦大学教授的约翰·布里丹。
布里丹的宇宙观笼罩着基督教的创造论；他特别拒斥亚历士多德在《论天》中所表达的宇宙永世存在的观点。他发展了推动力的观念。这一观念认为上帝为天体设定了最初的运动框架，使其能够维持运动状态而不再需要上帝的直接干预。这与亚历士多德关于天体运动无始无终的意见完全不同。大约在1370年左右，布里丹的门徒 Nicholas Oresme接替了他的工作；推动力理论预示了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

后来的梵一会议重申了上帝从无中创造宇宙以及宇宙有一个起点的教义，以反对当时盛行一时的唯物论与泛神论的错误。不仅如此，梵一会议还强调了上帝创世的绝对自由，（针对信仰主义）阐明了通过对造物的理性反思达致认识上帝存在的可能性。正如Jaki所声称的：“这次会议遵循两千年来的传统，执着地坚持那种使人能够看见启示之理的关系的真正基础。如果人不能从围绕他的世界中推断出造物主的存在，这种关系就是无法想象的。

许多科学家无力从上帝的作品中追索他的伟大，而Jaki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其展开了极其巧妙地批判。他对生物学家R.Dawkins和物理学家霍金所持有的无神论立场提出了挑战。他告诉说，要揭露不信教科学家思想的实质，最好的办法就是展示他们立论的基础如何不能为科学方法所证明。他们置自己的科学素养于不顾，冒然地用先验哲学的法则对抗基督教信仰。一个与之相关的例子就是无所不在的“偶然”说或“混沌”理论，它被用来“解释”物质世界、生命和人的存在。Stanley Jaki也在其1990年出版的杰作《目的何在》中，对这样一种关于宇宙与创造的论点予以拒斥。

据jiki自己介绍，他思想的独创性同样在于将创造论与道成肉身这两个教义联系起来。他展示了从无中创造有的创世论信条是如何在发展中“与曾引发早期教会激烈辩论的、微妙的道成肉身教义联系起来的。”Jaki还探讨了犹太教的创世论立场是如何在基督教头几个世纪中发生变化的。与耶稣同时代的斐洛曾试图解释《创世纪》第一章，但他的观点“表明他更接近于希腊人的永恒论，而不是《圣经》里的创世论。”最早的米大示解经法“表明犹太神学家们不再愿意支持物质绝对从属于造物主的教义。”而在伊斯兰教的Mutazalita传统中，由于支持亚历士多德泛神论性质的必然主义，也存在着一种滑向外流论和泛神论的倾向。

Jak清楚地确证，泛神论倾向之所以在基督教内受到抑制，乃是因为创世论教义受到了道成肉身信仰的支持。只要把宇宙看成是永恒存在和无限轮回的，泛神论的存在就无可避免。而道成肉身和救赎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能粉碎任何关于永恒与轮回的观点；因为如果世界是轮回的，则基督只此一次地来临就被破坏了。基督的独一性确保了一种线性的历史观，并且使基督教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世界历史。创世论与道成肉身的教条意味着“与沉浸在泛神论之中的过去做义无反顾和最为革命的决裂。”而阐明这些信条及其对历史的冲击是“永远不会终结的攻坚战。”
...

宇宙本身以及所有统治宇宙的具体法则并没有形成一个自我解释的系统；它们定点于科学之外，并且要求一个内在于基督教创世论教义里的形而上学基础。Jaki表明，恰恰是基督教的创世论教义成为了科学得以脱颖而出的催化剂。而基督教的创世论教义是在教会内得到阐明的。

[注] Stanley L. Jaki是匈牙利出生的天主教本笃会神父，美国新泽西州Seton Hall大学的杰出讲席教授，神学和物理学双料博士。他在过去四十年中专攻历史和科学哲学，写出了近四十本书和一百多篇论文。他在爱丁堡大学任Gifford讲师，在牛津Balliol学院任Fremantal讲师。他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多所一流大学发表演讲，并担任梵蒂冈教廷科学院的名誉会员，法国波尔多国家自然科学、纯文学及艺术学院的会员联系人。他获得过1970年Lecomte du Nouy奖和1978年Templeton奖。

转自[求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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