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

沙裕光 

据载，大约公元1700年前，基督教在中国就曾有流传。唐朝初年，它
被称为景教。景乃博大精深之意。唐太宗曾下诏赞曰：“词无繁说，
理有旺鉴，济物利人，宜行天下。”并敕建景寺一所。至今，中国名
城西安碑林中尚有记载景教的铭文碑。明代，义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
窦来中国系统传播基督教及西方近代科学文明。从而成为首位载入史
册的西方传教士。至今，北京尚存利玛窦墓。与利玛窦同时代的许多
中国知识份子曾师从于他。明末思想家、文学批评家李贽──这位曾
被韩国前驻华大使黄秉泰博士誉为“中国第一位资本主义思想家”
──封建叛逆，与利玛窦私交甚笃。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甚至受洗为基
督徒。至清初，康熙大帝已体察基督教与儒家文化有相通之处。他曾
命基督教士到蒙古和内地测量地形并绘制地图。在康熙年间，全国28
个城市设有教堂。教徒达到15万人。据说，康熙一度有意受洗为基督
徒，后因礼仪之争未果。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思潮越来越强的冲击，西方列强侵略势力日益东
渐。自康熙后期以降，清朝重行海禁、教禁。基督教在中国陷入困
境。

基督教再度在中国传播是清末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坚甲利炮轰开
了闭关锁国的大清海禁。教禁自然不攻自破。于是基督教随之以汹涌
之势席卷华夏，开始了一轮更大规模的传播。

然而，鸦片战争这一历史背景不啻让基督教蒙上了难以开释的阴影，
而沦为中华民族迁怒的对象。教案屡屡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义和团
运动。当时，竟有主教和教士241人、教徒23,000人以身殉道。

至于太平天国，洪秀全虽在基督教教义的启发下，创立了“拜上帝
会”，却在政治上搞政教合一，在宗教上与儒家文化割裂、对立，以
至最终被那位连蒋介石、毛泽东都为之倾倒的湖南人曾国藩所击溃。

但是，太平天国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重新关注基督教功不可没。

可惜，20世纪20年代，正值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处
于严重的“对立与冲突”之际。因此，尽管基督教对中国的社会进步
一如既往地起着推动作用──诸如：传播西方的民主思想、提倡男女
平等、夫妻平等、婚姻自主、戒纳妾、缠足等，反封建主张与措施、
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创立新式医院、促进建立慈善福利机构、特别是
发展教育、新闻、出版事业……──，凡此种种，均不足以扭转国人
视基督教为帝国主义进行奴化教育、文化侵略之成见。因而，一再无
视西方近代科学民主实际是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衍生的历史事实；更
不能理性地将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思想进行参照比较；因而无从认识基
督教对人类精神的凝聚、慰籍、对人心灵的启迪、净化、升华所具有
的难以替代的作用与价值。

必须指出，对基督教最致命的抗体实来自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几乎与
基督教同期楔入东方这个多灾多难、乱象频仍的国度，并立即为陈独
秀、李大钊等激进的知识精英所承袭，继之建党。这个自称以马列主
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共产党，与基督教绝无通融之理。因此，自
1949年中共在大陆执政后，基督教在中国便真正进入磨练时期。

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由于封建法西斯专政，基督教几遭扼杀。更有甚
者，他们把大量不与他们合作的神职人员投入监狱。许多牧师与传道
人死于非命。这是一次耸人听闻的教难时期。直至1979年“文革”被
否定、“改革”被实行，中国才萌生新启蒙运动。西方文化的根源之
一──基督教──重又引起广泛的关注，尤其引起中国知识份子的关
注。

现在──世纪之交的这个关键时期──，由于中国社会的“信仰危
机”与“贫富悬殊”所形成的危机感与失落感，特别是89年“6．4”
对人们精神上的破灭性、粉碎性的打击，基督教空前地复苏了。信徒
激增。据1995年11月6日公安部、民政部《关于宗教组织势力在城市
农村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披露：当今大陆的天主教、基督教信徒共
有2,500余万。仅京、津二市就有一百万；粤、桂、闽三省（区）有
800万；广东省的信徒有400万；而共产党员却只有200万……

面对这一系列惊人的统计数据，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也许都要不约而
同地惊呼一声──我的上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