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本质

　　 ——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

作者：于哥

转自：关天茶舍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美国第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一，序论
　　二，美国是一个表面上世俗化，本质上却非常宗教化的国家。
　　三，美国的表面的世俗化特征，是基督教理念的实践。并非真正的世俗化
　　四，美国的外交，是追求意识形态目标的外交。
　　五，美国的意识形态来源于基督新教。
　　六，美国与欧洲的区别：世俗化基督教文明国家与未世俗化基督教国家的区别
　　七，小布什主义使美国的基督教理念外交达到新的高度。
　　八，美国的对华外交：从传教的热忱到对反基督者的仇视、再到异教徒情节
　　九，由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序论


　　学过外交学的人都知道，外交学有一个基本理论，就是：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最大程度地追求国家利益。


　　依照这一理论，国际上的外交活动都是在围绕着本国的国家利益进行的。所谓国家利益，一般是指以经济利益为主的领土、资源、市场等可计量利益以及国家安全等不可计量的利益。


　　这个理论有一句名言，叫做“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这句名言一直被讲述外交和参与外交实践的人们奉为圭皋。


　　这个理论一般来讲是正确的，可以说非常形象与深刻地讲明了国家外交的目的与实质。它尤其是适用于世俗化国家。所谓世俗化国家，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已摆脱宗教的控制的国家，如果用这一理论来读解这些国家的外交，就可以非常清楚地明白他们外交的来龙去脉、明白其目的与实质。


　　比如，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世俗化国家，宗教从来没能够起到过统治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作用，日本的外交就一直遵循着利益原则。它的典型的利益外交的实例，是三十年前超越意识形态障碍并且不顾盟主美国的反对而与中国建交。


　　三十年前主政日本的首相田中角荣，从国家利益出发，舍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顾国内右派以及不愿被搅乱战略步伐的盟主国美国的反对，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般人理解，田中角荣与中国建交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的缘故，中国媒体以及日本左派媒体也都喜欢炒作这种感情，但在其背后，其实是政治家们及其所代表财团的对建交之后所获好处的精确算计。田中角荣及所代表的财团看到，与台湾相比，中国大陆的丰富的廉价资源和潜在的广袤市场更有利于日本国家和企业的发展。与中国的建交，实际上为日本企业就近获得发展资源和进入中国市场铺平了道路。这是日本外交史上利益外交一篇杰作，充分体现了世俗国家的利益主导型外交风格。


　　这种理论在中国也一直很有市场，一直很受许多学者及外交家的追捧和信奉。中国也属于政教分离、社会世俗化的国家，对利益论外交有强烈共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外交的务实色彩愈见浓厚，意识形态色彩愈见淡薄，利益外交论愈发受到学者或专家的推崇。在近期的很多外交声明以及论文中，我国的学者和有关人员都公开地不加掩饰地把国家利益当作外交活动的正当性依据。在联合国的某次发言中，中国代表在对某提案表示反对态度时，提出的理由与根据是：它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很多外交人员在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人交往时也往往提出“国家利益为重”的原则，即超越意识形态或国家体制障碍，寻找利益的共同点。


　　但是，这种理论也有其薄弱之处，就是它不能涵盖偏重意识形态国家的外交，尤其是不能涵盖宗教影响强烈或者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的外交，利益论不能解释这些国家外交的实质与目的。


　　偏重意识形态或宗教色彩强烈的国家的外交，其行动取向深受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其目的往往不是为了获取若干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其意识形态或宗教的目的。尤其是宗教国家，作为极端外交行为的战争，这些国家的进行的战争往往不是争夺领土或资源等逐利性战争，而是宗教战争。
　　
　　在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美国人的外交，其实也一直是偏重意识形态的外交。


　　我们看到，美国的外交与一般世俗化国家有很大的区别，意识形态往往是其外交的重要目标：


　　美国人一直把人权的当作一个重要的外交要价。美国人在其外交活动中，习惯性地要求对方改善人权状况，甚至在最高层次的领导人会晤中也非常认真不做作地提出人权问题。在最近的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美国人又将朝鲜的人权问题提出来，要求获得一揽子解决。似乎解除北朝鲜核威胁这种现实利益与北朝鲜政府是否善待自己的国民同样紧迫同样重要。


　　美国人又坚持世界上的国家都应该成为民主政体的国家，要求别的国家采取西方式民主体制，并不惜投入它大量的资源来促进世界的民主化。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地区，美国挑起“颜色革命”，旨在促进该地区的进一步民主化；对非洲贫穷国家的债务免除上，美国以民主化实现与否为条件，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美国试图通过伊拉克战争来实现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改造。


　　美国还将宗教自由当作它一个重要的外交目标。1998年10月2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宣称美国政府把“宗教自由当作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苏丹政府被美国认为是迫害基督教的政府，于是美国政府制裁苏丹几十年。当布什听说在北朝鲜存在着迫害基督徒现象时，不顾外交影响，对记者脱口而出“我极其讨厌金正日”。


　　再往以前看，就会发现，不仅是现在，就是在以前美国的外交也是以意识形态为目标，而不遵循利益伦原则。比如说，二次大战美国的参战，就不是一个利益论能够理清的行为。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在二战前完全可以依照十八世纪以来盛行的帝国主义逻辑，依据自己的实力，与当时占上风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和日本来共同瓜分世界，当时的德日两国出于对美国国力的畏惧也有这个企图，因此多次向美国示好。但美国还是站在了民主主义这一边，参与了针对德日法西斯的战争，付出了巨大的战争代价。从利益考量来讲，美国对二战的参与方式不是一个很经济的、符合利益原则的行为。


　　这种人权外交、民主外交、自由权利外交从利益论角度来看很不明智。


　　首先，从利益论来讲，别的国家的公民是否享有充分的人权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只要别国政府支持美国在国际上的利益即可，而不必管该政府如何对待其人民。其次，一个最简单的算计是，人权外交、民主外交容易造成很多国家的反弹，甚至可能产生对立面或敌对势力，从而影响自己国家在国际上实现国家利益。但美国人却不按照这个逻辑办事，人权状况以及民主与否一直是美国对外交往中衡量敌友的一个标准，是美国对外交往中的一个重要要价。


　　事实上，美国因为坚持人权外交，并且因为经常将经济制裁当作实现人权外交的一个手段，结果自己也经常为此付出代价。在制裁苏丹的几十年中，美国政府禁止企业参与石油管道铺设等项目，美国的财团也失去了相应的市场。在克林顿时代，美国在与中国的几次人权外交的较量中，都曾以经济制裁来要挟中国。但经济制裁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做法，对华的经济制裁虽然意味着中国众多的企业失去了美国市场，但也意味着众多的美国企业将被排斥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之外。
　　
　　为什么美国的外交偏重人权民主等意识形态？


　　作为世俗化国家的学者，我国的研究者们也喜欢用利益论来解释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说，在全球实现民主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种说法是一种自虐式的说法，难道民主不是中国政府追求的目标，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这种说法也不符合实际，单从利益指向而言，民主国家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不发生冲突，独裁国家也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一定发生冲突。实际上，是因为二战后美国以其无可比拟的实力充当了民主国家的盟主，并对民主国家之间政治与利益的进行了统合，才使民主国家之间得以维持太平，避免了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根本的利益冲突。帝国主义时期的列强之间的冲突，有时也是民主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利益论者还解释说，美国人的人权外交实际是人权大棒，专门打向美国的敌对国，也是实现自己利益的一个手段。其实这样解释不符合实际，美国也同样指责盟国如欧洲国家和日本的人权的不完善，并操纵人权机构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促进该国人权改善并对该国及周边国家的人权状况予以监视。比如，自八十年代起，就有许多菲律宾女郎或主动或被人骗去日本卖春，这些女郎固然为自己挣得了一些养家糊口的好处，但基本人权也遭到了蹂躏，有的人直接变成了黑社恶会组织控制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性奴隶。为制止这种现象，美国政府和人权机构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使日本政府将每年给这些女郎颁发的签证由每年8万个降低到8千个，从而使菲律宾卖春女郎大为减少，这个贫穷国家少女的人权获得了保护。美国对盟国也施以人权压力的例子很多，说明人权对美国而言，是一个普遍的标准。
　　
　　实际上，要理解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就必须了解美国的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要了解新教中的起源于英国的清教徒派的思想。


　　美国的外交深受其社会性质以及国民的行为方式的影响，而美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民的行为方式又深深地受着美国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是清教徒思想的影响。


　　因此之故，美国人的外交经常表现为基督教理念所左右的、旨在实现基督教理念的宗教色彩强烈的外交。在基督教保守势力强大或总统本人基督教信仰虔诚的时候，美国的外交指向往往是直接的宗教目标。


　　具体来说就是：


　　美国人所热衷推行和维护的自由、人权、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看起来是世俗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但实际上起源于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宗教改革，体现着基督新教的信念。这些价值观与新教教义一起，构成了延续两百年的美国式的价值观及社会体系，构成了美国的国家和社会的本质。


　　美国在世界上推行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并充当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保护人的角色，实际上是在推行和保护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制度，旨在全球建立一个基督教文明的社会和国际秩序，在宗教信仰虔诚的总统执政时期，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往往被直接的基督教传播行为所取代。


　　促使美国采取这样对外政策的，是美国人的由来于基督新教的天命意识，起源于基督新教教徒的救世主义态度，尤其是清教徒的一些特有的宗教信念，比如后千禧年思想等等，它们又强化了美国人的这种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美国人的外交虽然也经常表现为一城一池的争夺，一锱一铢必较的利益性外交，使人看起来美国的外交也执著于利益，但其从全局上，从来没有偏离过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战略目标，而且，其利益外交也是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服务的，利益外交仅仅是战术上的表现。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美国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才能真正把握美国的外交实质，明白其真正的外交目的，也才能明白中美关系的实质及走向。政府才知道怎样才能与这个世界的巨无霸大国打好交道，我们的国人才知道怎样与美国人相处。


　　这本小册子，将说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是如何起源于基督新教的，说明基督新教是如何构成美国的国家本质、以及如何决定了美国的外交实质的，并且从美国作为基督新教国家的这一本质出发，结合现在国际上一些流行的观点和看法，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演变做一个预测。

第一章 美国是一个表面上看来很世俗化，但实质上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
　　
　 “我知道，上帝喜欢你们” —毛泽东与布什大使的谈话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 ——法国著名作家政治家托克维尔
　　
　　一、美国是一个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很世俗化的国家


　　一般人在看待美国时，都把它看作是非常世俗化的国家。


　　所谓的世俗化，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人们心理上已经摆脱了宗教影响或束缚的状态，主要表现为：


　　1，政治与宗教的分离。

政府不得参与宗教活动，国家公务人员的公务活动不得受宗教的影响。表现在立法上，就是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偏袒或迫害任何一种合法的宗教，公务人员不得以公职身份参加宗教活动等等。


　　2，公民的绝对的信仰自由。
　　政府不得干预公民的信仰自由。


　　3，社会生活不受宗教的清规戒律的束缚。
　　比如人们生活追求奢侈豪华、追物质利益等等。
　　
　　从表面上看起来，美国的国家和社会确实有以上的特征。


　　在美国，尽管有一些宗教团体仍然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社会，甚至对美国国民意识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清教徒思想也有政教合一的倾向。但是，在法律和社会制度上，美国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而且从立国以来就是如此。


　　美国宪法禁止政府设定某种宗教为国教，禁止政府干涉或参与宗教活动。国家公务员无论有怎样的狂热的宗教信仰，都不能以公职身份参加宗教活动，不能以公职身份对某种宗教做出评论；公务员的宗教活动只能以私人身份，并且是在公务时间之外。这体现着政教分离的原则。


　　美国的这种特点与日本形成了对比。在日本，首相经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且法院都裁定为不违法（近期日本终于有法院裁定小泉的公职参拜属于违宪行为），这实际上不符合政教分离精神。从美国的标准来看，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无疑是违背了近代国家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如果以个人身份，就只能说是个人价值观的问题。


　　在美国，无论你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或某种新兴宗教的信仰者等等，国家都保护你不受任何来自政府或者民间的宗教迫害。这体现着信仰自由的原则。


　　美国每年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带有明显邪教性质的宗教出现，一些在本国受到取缔的邪教往往最后跑到美国去寻求庇护和发展，这是因为宗教自由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而美国国家与社会普遍尊重这种权利的缘故。美国对一些邪教的镇压，理由也只能是他们违背了具体的世俗的法律，如果不构成违法，即便是其有许多违背公德或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政府只有听之任之，奈何不得。
　　
　　美国人狂热地追求财富，追求舒适豪华的物质生活，也让人们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世俗化国家。


　　美国主流人群追求生活的舒适和豪奢，生活的富裕也让别国百姓羡慕向往。中产阶级的富裕的生活一直引导世界工业化国家的消费潮流，并不断地将消费推向一个新的高水平。美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可以与过去皇室贵族的气派相比拟。


　　美国人崇尚经济成功。美国式的英雄是白手起家一代聚集亿万财富的英雄，而不是靠祖传财富生活的富人。比尔•盖茨的财富总和并不一定是美国首富，但他是白手起家，完全靠自己的个人奋斗获得了巨大财富，所以成了是美国文化中的英雄的代表。


　　美国人对财富的追求和崇尚，以及对奢侈的物质的毫无愧疚的享受，似乎是只有在极端世俗化的国家才可能出现的现象。一般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或宗教性国家都鄙视物质享受，或者将追求物质当作是罪恶。社会主义初期的苏联与中国的共产党人，以及现在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们都将追求物质享受当作是恶行，早期的欧洲清教徒的行为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禁欲主义，天主教徒则将禁欲刻苦修行甚至对自身的摧残当作通向天国的必由之路。美国人的物欲主义态度似乎与这些宗教精神相背悖，只有世俗化到拜金主义盛行的国家才会出现与美国相类似的物质主义态度。
　　
　　政教分离、信仰自由、以及生活的奢侈和对物质的追求等等，使得一般人们都认为：美国是一个极端世俗化的社会，美国文化的主流是世俗主义、现世享乐主义，真正的宗教信仰在美国已经衰落，基督教在美国仅仅是一种传统习俗，是由来于基督教文明的生活习惯，有些宗教活动，如各种基督教节日的等等甚至在美国已经演化为娱乐。


二、但实质上，美国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


　　但其实，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被美国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没有看到美国的社会和国家的实质。实际上，美国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基督新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国民心理上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
　　
　　依据美国盖洛普的调查，在美国，有95%的人“信仰上帝”，其中，86%为基督徒，基督教徒中，60%的人为新教徒，28%的人为天主教徒，10%为东正教。其余信仰犹太教或伊斯兰教。成年人中，70%的人从属某个教堂。


　　这几个反映国民信教程度的数据，美国在全世界主要国家居最高。其中可以看出，基督教占绝对的优势，其主体又为新教。


　　据美联社调查，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远比化在体育娱乐上的时间和金钱要多得多。例如，1990年，美国人观看各种体育比赛的人数3.88亿人次，而出席宗教活动的人数则为52亿人，比看比赛的总人次多出13倍；1992年捐给宗教事业的资金总额为567亿美元，而棒球、橄榄球、篮球三大联赛的总收入只为40亿美元，两者相差14倍。


　　同样，在参加社会组织方面，据美国学者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的调查，在上个世纪末，由2/3的美国人从属于某个宗教组织，而只有1/5的人从属于工会或商会。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货币上至今印有“我们坚信上帝（IN GOD WE TRUST）”的字样，美国的“爱国誓词”也说：“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国家，归上帝主宰”。在美国的总统就职仪上，新任美国总统也必须手按《圣经》，向《圣经》宣誓。这些做法，在世俗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已经很少见，可能全世界内也就独美国一份，反映着美国人的强烈的宗教情绪。
　　
　　美国自建国以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起主导作用的一直是所谓的“WASP”人群，他们在今天也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主流群体，体现着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谓的 “WASP”人群，也就是既具有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血统（White、Anglo-saxon ），又是“新教徒”（Protestant）的人群。在这里，清教徒信仰或路德宗信仰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许多华人在美国生活数辈，经济上也颇为成功，但也经常有种是边缘人的感觉，感觉没有融入其主流人群和文化，其原因，就是美国的主流仍然由WASP在把持着。
　　
　　美国自建国以来，总统的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美国在历史上留下重要业绩的总统几乎都同时都以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而著称，其中，有些总统因基督教信仰而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第一任总统国父华盛顿在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亲吻《圣经》，手按《圣经》宣誓，并且在正式誓词之外，另外说了一句“我宣誓，我祈求上帝的保佑”。以后历届总统都向《圣经》宣誓，并在就职演说中祈求上帝的保佑。在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命令所有军官把向士兵宣读祷告文作为一天的开始，并于1776年7月开始自己的部队配备随军牧师。自此以后直到今天，美国军队一直保持着士兵作战前祷告并在军队中配备牧师的习惯。


　　华盛顿认为美国的独立是上帝的恩典，他曾经说“美国人民比别的国家更有理由承认，上帝介入过他们经历的诸事。美国人不应该忘记，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革命时期多次彰显，全能的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保护。”


　　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是第一位迁入白宫居住的总统，他曾经志愿做一名全职的基督教牧师，为此进了哈佛大学专修神学。在总统府迁入白宫后，亚当斯下令在正式的餐厅刻上祷词：“我祈求上帝，将最好的祝福赐予这座屋子和以后居住在这里的每个人，但愿唯有诚实睿智的人永远在这屋檐下治理！”这个祷告词至今刻在白宫的餐厅上。


　　亚伯拉罕林肯结束了美国的黑奴制度，统一了美国。他作祷告时都是站着祷告的，他发表的众多演讲也听起来就像宣教士在教堂中布道。比如，当他的牧师让他祷告，祈求主站在联邦军队一边时，他回答说，“我更愿意祷告，让我的军队站在主的一边。” 正是林肯，于1863年末签署感恩节公告 (Thanksgiving Proclamation)，使一个早期清教徒创造的庆典活动成为美国历史上的永久性节日。


　　詹姆威廉麦金利 (William McKinley) 曾经发动了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将美国的国土延伸到了中国门口。麦金利是卫理公会教友，他说“我相信基督的神性，并认为基督教是世界文明最强大的因素。”麦金利也是位被刺杀的总统，在遇刺中弹后，要求善待刺客，临终前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愿他的旨意成就”。


　　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绰号“强人基督徒” (muscular Christian)。因为在他的信念中，更倾向于“因行为称义”的教义，竭力推崇靠行为得胜。他说：“我相信《雅各书》， 基督徒不能只单单听道，而且要行道”。罗斯福坚持去归正会教堂 (Reformed Church)做礼拜。在罗斯福时代，美国铺设了贯通大西洋底的海底电缆，并着手始建设苏伊士运河。罗斯福也是美国总统中的少有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是长老会信徒，他多次表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上帝庇佑的美国负有全球性使命。这种使命感使他在政期间提出著名的“威尔逊十四条”，使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第一次获得明白的表达。也同样是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国际联盟，即联合国的前身。


　　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是个浸礼会 (Baptist) 信徒。杜鲁门在1952年签署了设立全国祈祷日的国会联合决议案。杜鲁门在口袋里随身带着自己的祈祷文。它的开头是：“全能永恒的上帝，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帮我为人正义，帮我思考正义的事，帮我采取正义的行动，就因为是正义的。让我在诸事中真诚、诚实和正直。”在杜鲁们时代，美国开始了东京轰炸，向日本投放了原子弹，签署了波茨坦宣言，创立了大西洋公约组织。


　　艾森豪威尔 (Eisenhower)不仅被称为“冷战英雄”，而且确确实实是二战英雄，是二战时期盟军总司令。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要求美国开始在《效忠誓言》中加上“美国归上帝主宰”的字样，在货币上印上“我们信赖上帝”的字样。


　　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是南方浸礼会教友，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基督教复兴运动“耶稣运动”将卡特推上总统宝座。卡特的信仰非常虔诚，在首都华盛顿期间，卡特经常到浸礼会教堂的主日学校传道，在官方的招待会上卡也是滴酒不沾，因此被送个绰号叫作“教堂执事”(Deacon)。为了回应基督教保守派的支持，卡特执政期间，将人权宣布为美国外交的基石，以后，美国的外交就一直秉承着这个路线。


　　卡特之后的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以保守的基督教信仰著称。里根说，“我始终坚信凡事都有某种神意的安排”，“除了相信这是上帝的计划，我解释不清楚我是怎么当选为总统”。里根极为认同基督教保守派福音派教义，里根在位期间表现出来的坚决的反共态度有赖于他的福音派信仰。现在，里根因为搞垮了苏联和启动了八十年代的世界的民主化潮流，而被基督教保守派认为是美国建国以来最伟大的总统 。


　　乔治布什 (George H W Bush)在位期间经常邀请福音派领袖葛培理到白宫祈祷，并作小布什的宗教导师。葛培理自卡特时代起就是白宫的宗教导师，与布什家族一致关系密切。老布什时代，美国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


　　1993年上任的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是南方浸礼会的信徒，这位以口才著称的总统同样熟知《圣经》和基督教神学，可以自如地运用基督教福音派的言辞。


　　现在的小布什则同样代表了美国的基督教保守势力，这些势力支持他发动两场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并且能两任美国总统。布什的战争无疑改变了世界。


　　这些总统，在近十多年举行几次关于最有影响的十位美国总统的评选中，都曾当选过。


　　在美国，在多数情况下，总统的竞选者必须强调自己的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这样才会有广泛的选民基础。因为作为总统，必须首先要满足选民的信仰诉求。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美国的皮尤研究基金会 (Pew Research Foundation)就选民的态度与总统竞选者宗教信仰的关系作了个调查，结果表明，高达70%的人希望他们的总统“笃信宗教”。仅仅在近几十年，美国就有至少三位总统是因其强烈的基督教新徒形象而登堂了总统的宝座，他们是卡特、里根和现代的布什。布什因为从基督教保守派获得的强烈的支持以及往日对基督教信仰的强调，以至于有人认为他在利用美国的宗教热情。老布什就此不得不出来辩解，说“你们面前的男人，至少将《圣经》读了四遍”。关于布什，在下面将详述。在美国，由于新教徒信仰的影响，天主教出身的人很难成为总统，在历史上，只有肯尼迪一人是天主教家庭出身，而那也是在美国社会受世俗化影响强烈的时期，此前此后，都没有过天主教出身的总统。
　　
美国的政党也深受宗教的影响


　　美国基督教一直存在着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斗争。自由主义者主张，《圣经》仅仅是上帝给人提示的信仰的模型，《圣经》讲述的事情细节不一定都完全正确，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和科学，解读《圣经》，只要把握其信仰的精髓就可以，只有这样，才能面对现代科学对《圣经》的挑战。保守主义则主张《圣经》是绝对无缪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启示的真理，科学和考古的发展只能证明《圣经》的无缪性，而不是相反，所以，应该百分之百地相信《圣经》。


　　美国共和党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基督教保守派，林肯、里根、大小布什等总统都隶属于这个政党。共和党的主要支持来自于福音派人群，福音派领袖葛培理（BILLY GRAIHAM）自卡特时代起，就是白宫的座上客，影响着白宫的政策形成。福音派坚信《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坚持用《圣经》的教义来指导社会生活，《圣经》的标准直接成了他们对世俗事务的判断标准。共和党的社会政策基本上反映了他们的社会诉求，共和党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反对进化论，基本上反映了基督教保守派的价值标准。小布什入主白宫后，出于基督教保守派的见解，建议美国的小学课堂应该讲述《圣经》的“创世说”，不能只讲“进化论”，现在，在讲述“进化论”的学校里，类似于创世说的“设计论”也成了必讲课程。而福音派则主张，应该将进化论驱逐出学校。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有的学校因为讲了进化论，而遭到学生家长的起诉。


　　共和党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一直主导着美国的政坛，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基督教保守势力逐步扩张的缘故。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在民主党执政时期，产生了脱宗教化倾向，如嬉皮士流行、同性恋泛滥、等等，造成了美国宗教保守派的不满，掀起了“耶稣运动”，主张美国应该回归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自此之后，基督教保守派势力日益壮大。


　　现在，仅保守派中的福音派，就占美国成人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是共和党的主要选票来源，是共和党能够六十年代以后主导美国政坛的主要原因。我们不要想象福音派人士外表都是些拘泥、不苟言笑、好斗的卫道士的面孔，在平常往日，他们也是极其平凡普通，友好和蔼的美国人，但一触及《圣经》，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严厉不苟和反世俗的的态度。


　　美国的另一大政党民主党也是一个深受宗教左右的政党。民主党在诞生之初，主要依靠犹太教、天主教、以及保留了天主教传统的新教信徒的支持，支持民主党的新教徒主要包括来自英国的高教教派以及德裔路德宗等等，以后，非新教移民如亚裔美裔非裔移民等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选票来源。因此，民主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到最近，都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政党，主张多元主义和道德包容。在宗教上，它不拘泥于严厉的宗教教义，在政治上，对堕胎、移民、妇女民权、黑人民权等问题相对宽容。民主党约翰逊总统在上世纪六十年签署了一系列民权法律，对妇女黑人的权利的或得起了很大作用，成为他当政的最主要的功绩。


　　民主党一直是与共和党相抗衡的政党，但是，民主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执行了脱基督教化的政策，如容许堕胎，容忍同性恋等等，并且在越南战场上遭到失败，因此丧失了相当的群众基础，从此衰落。在六十年代后至今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民主党执政时期仅为十二年。


　　在近几十年，民主党为赢得政权，不得不回应美国社会的宗教的复兴和更加的宗教化倾向，开始向基督教保守派靠近，逐渐成为一个与共和党有什么差别的政党。美国政治家乔治•华莱士说；“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区别还没有一美角那么大”。民主党总统卡特开始的人权外交，似乎更合乎共和党的口味。民主党执政的十二年中，有四年是由靠基督教信仰而著称的卡特挣来的。民主党克林顿总统为赢得基督教保守派的支持，曾多次造访福音派总部全国福音派教会联合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与副会长里奇奇齐克 (Rich Cizik)合影八次。克林顿将福音书背诵得非常流畅，并在演讲中大量引用。在其当任期间，克林顿的人权外交比共和党前任老布什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同属基督教保守派的英国的布莱尔首相的国际政策几乎是言听计从。关于这几点，留待下面详述。


关于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法国著名的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说“在美国，宗教虽然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是政治设施中最为重要的设施”。


　　美国的政治学者海茨克(Hertzke)也说；“不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的政治”。


　　在许多历史时期，美国的宗教性几乎使得其政治都成为神权政治，而不是世俗政治
　　
　　美国的经济实际上是产生于新教论理的新教资本主义经济，起源于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后的路德主义和卡尔文主义把世俗的工作当作对上帝的侍奉，把经济的成功当作蒙上帝祝福的表征，把财富当作被上帝拣选的标志，当作荣耀上帝的手段，教导信徒拼命追求世俗工作的成功和强大的财力，因此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美国的经济起源于新教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并一直延续着这种新教资本主义的传统，关于这一点，将在第二章详述。
　　
　　美国社会的道德伦理就是基督教伦理。


　　美国建国之前，如前所述，就是一个新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因此，新教伦理就是美洲地区道德的内容。建国以后，国家的管理者把基督教当作国家的立国之本，当作国民道德的基础。华盛顿在其卸任演说中，提出了国民的道德离不开宗教支持的思想，他说：“我们应当告诫自己不要耽于幻想，认为道德没有宗教也能维持。尽管良好的教育对于特殊结构的意识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华盛顿的这个思想一直为后代的继任者所追捧


　　第2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追随华盛顿的提法，把基督教当作维持美国自由体制的根基，他曾经写道：“除非美国公民的道德行为以基督教的信条为引导，否则美国将难于维持自由体制。”“我们的政府不具备能力去对付不受伦理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情感，我们的宪法只是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制订的。它远远不足以管理任何其他民族。”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美国的法律只能约束住相信基督教的人们。


　　第三任总统杰佛逊说：“我没见过比基督教更好的道德”。为使基督教在非基督徒国民中也引起共鸣，以有助国民的道德建设，杰佛逊自己编著了一部《杰佛逊圣经》，删去了关于耶稣的神迹的故事。因为他担心神迹的部分会引起社会非基督徒对基督教说教的抵抗。


　　因此，在美国，长期以来，道德伦理就是基督教，道德的内容产生于基督教。美国学者乔治•马斯登曾描述了美国人怎样被灌输基督教道德。他说，“美国的文明很大程度是由一系列新教价值观组成的，孩子自幼就被教义按规则来做游戏，每个人都知道十诫、劳动的价值、及德有所报。”“很长一段时间公立学校的孩子学了许多训诫，包括尊重感恩节、上帝的善、宗教是社会唯一基础、正当者永不被抛弃、祈祷的时刻、工作、没有主就没有卓越、幸福的特征、播种与收获、我母亲的《圣经》、《圣经》是最好的经典等观念”


　　美国的世俗化的人认为，基督教讲的是伦理道德，人道主义，因此，守了道德就是基督徒，杰佛逊在发行删去了神迹的《圣经》的时候说：“在这种意义上，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


　　美国的基督教徒则认为，基督教讲的不是道德伦理，讲的是神本主义，但道德来源于基督教，只有神才能让人有善行。


　　但无论怎样理解道德，美国的道德都离不开基督教的说教。
　　
　　美国著名记者普里策奖获得者布莱戈对他家乡的基督教盛况做过描述，他说，在他们那个小镇里，诊所只有两个，但基督教堂就有二十个。人们的生活脱离不了基督教，宗教都是他们的生活支柱。他举例说，一次，家乡的一个教堂被风刮倒，牧师的孩子也被砸死，但在第二天，教民们在牧师的带领下，在教堂的废墟上开始作敬拜，一直到新教堂建起。
　　
　　关于美国社会的宗教性，也有一些学者做出了表述。


　　法国著名作家政治家托克维尔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此外，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能证明基督的效用和符合人性，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开明和最自由的国度”。


　　美国政治学者肯尼斯沃尔德说，“对美国的的宗教实证性归纳看来，从十九世纪初一直到现在，美国一直是基督教世界最具宗教性的国家之一”。
　　
　　另一位法国作家阿希尔缪拉 (Achille Murat)也说：“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拥有对宗教如此虔诚的人民，以至他们在外国人眼里显得太过分了。在美国，宗教社团的数量多得着实令人惊叹：其中有一些分发《圣经》；散发小册子；鼓励发行宗教期刊；劝化、教育未开化的人并使其皈依；使传道士成家；照顾他们的遗孀和孤儿；宣讲、弘扬、净化、维护、改良这一信仰；建造小教堂、资助会众、支持神学院；向海员、黑人和荡妇传道并劝其皈依。”


　　犹太作家凯文爱布拉姆斯说：“美国的文明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挪开《圣经》这一引导美国这所大船的星座，整个美国文明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


　　美国最高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曾说，美国人是个“信教的民族”。


　　六十年代，在美国社会的世俗化浪潮的影响下，哈佛大学教授哈维•考克斯（HARVEY COX）曾写了一本书，叫做《世俗之城》，预言宗教将在美国呈下降趋势，美国将成为一个世俗社会。但以后美国的宗教化回归以及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强烈的宗教性，使得考克斯不得不修改了自己的预言，八十年代，他又写了一本书，叫做《世俗城中的宗教》，重新强调了美国的宗教性。


　　美国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宗教性，在现代，除了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之外，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三、美国的宗教性来源于以清教徒为主的新教移民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在现代仍然保持着这么强烈的宗教性？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每当出现世俗化浪潮时就有强烈的回心力量将其拉回宗教的轨道来？


　　其原因在于，美国这个国家根本就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由一些因为宗教原因而迁移北美大陆的新教徒所创建的宗教国家，这些新教徒建国的目的是在新大陆实践新教理想，在新大陆实现新教的宗教目标。


　　因此，美国一开始就是一个是建立在新教徒意识形态之上，为新教意识形态所驱动，为实现新教徒意识形态目标的国家，新教的价值观是这个国家产生的动力，也是这个国家以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
　　
　　追溯历史，我们会看到，美洲殖民地的形成和建设，以及美国的立国和建国，都源于基督新教特别是清教徒思想的影响。


　　在英属法属殖民地时代，前来美洲大陆定居的，主要是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一般国内的教科书，都把他们当作是在欧洲大陆失去土地或坐奸犯科而被流放到美洲的贫下层居民，说他们在欧洲是罪犯或贫民，到美洲大陆是为了在新殖民地寻求土地、寻求生计，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不然，当初到美洲大陆寻找新生活的人，许多是有着宗教目标的基督教新教教徒，其中主要成分是与英国国教圣公会产生冲突的英国卡尔文宗的清教徒（Puritan）。在这些人中间，很多人在欧洲大陆拥有丰厚的财产或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迁移美洲，或者是为了摆脱欧洲天主教势力的压迫或来自英国圣教公会的迫害，或者是受分离主义态度驱使而要在新大陆建立一个新教统治的新天地。


　　人们所熟悉的最先到达美洲的“五月花号”船上的移民，就是一些有着被通缉的背景的英国清教徒。这些人的主体是英国斯库卢比地区的清教徒农民，领袖是当地的大富豪布鲁斯特及牧师罗宾逊以及他们的学生布赖特福特等人，布赖福特后来做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总督。这些人当初在英国的时候，因为在家乡斯库鲁比地区举行新教教徒的非法聚会，被政府及国教的特务检举，而面临入狱危险。于是他们从波士顿港出发逃往新教国家荷兰，希望在那里避难，并且能维持他们的信仰生活。但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及莱登城，出身农民的他们不能适应那里的城市生活，与当地的新教徒发生了冲突，加之荷兰与西班牙签订的十三年和平条约即将期满，天主教大国西班牙的威胁日益迫近，于是，这些人又筹措资金，逃亡美洲大陆。他们与1620年年末到达北美，然后在北美法吉尼亚地区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成为美洲的“开发之父”。


　　宗教分离主义也是美洲新大陆移民的一个来源。分离主义一直是宗教史上的一个传统现象，当某种宗教派别不容于当地的风土文化或其主体宗教时，这种宗派往往就会产生分离主义倾向，即离开其所处风土文化或主体宗教，而另辟生活之地或者是自立宗派。基督教以及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仰之父”亚伯拉罕就是分离主义的先驱，当初他生活的地区中东城市乌尔盛行拜物教以及多神教，为摆脱拜物教和多神崇拜的影响，在年逾古稀的时候，亚伯拉罕舍弃了居住数代的家乡乌尔以及安逸舒适的生活，带领族人踏上了迁移跋涉之旅，走向上帝赐予的“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迦南。当年迁居美洲新大陆的基督新教的教徒，有许多人也是抱着这种分离主义态度而离开了世居的欧洲的，他们来到北美，抱着在那里建立一个完全脱离天主教影响的实践新教信仰新天新地的梦想。对于他们来说，新大陆就如同亚伯拉罕当年迁居的中东迦南地区一样，是上帝应许的“流着奶与蜜”的地，是实践真正信仰也就是基督新教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将摆脱旧大陆欧洲的天主教势力的影响，建立起能够真正实现神的旨意为神所喜悦的新天地。
　　
　　美国学者奥尔森讲述新教徒大量涌入北美的历史时说：“当清教徒在17世纪自动离开英国的时候，他们寻找的是一个新世界，可以不受不虔诚的皇权和不纯洁的国家教会的阻挡，在那里建立这种基督教联邦。他们认为北美是应许之地，所以为了神与神的国度，他们要占领北美。”
　　
　　美国独立战争的发生，也是因为早期移民北美的多数人都是新教教徒，而主要殖民地多是清教教徒的缘故。


　　清教徒是信仰新教中卡尔文主义的英国教徒，之所以被称为清教徒，因为这些人主张清除英国国教中的天主教因素和影响，净化英国国教，建立纯正的新教教会。英文中的清教徒（Puritan ）、清教主义(Purism)就含有清纯、净化的意思。稍微熟悉宗教史的人都知道，英国国教圣公会虽然号称信仰新教，但其因来路暧昧，所以带有很深的天主教痕迹和影响，基本上可以说仍然是天主教体系。当初宣布英国国教改为新教的，是国王爱德华八世。爱德华八世宣布改宗，并不是因为信仰新教，而是为了摆脱禁止他离婚的天主教会的束缚。该国王因为想废除生不下男孩的王后，想离婚另娶，但被反对离婚的天主教教会所禁止，因此，一怒之下，宣布国教改为新教，新教则同意了他的另娶计划。这样改宗的英国的国教会虽然号称新教，但仍保留了大量的天主教的信仰和习俗，这些天主教的信仰和习俗一直是国教会内部真正的信教徒的不满和改革对象，新教徒因此发起了改革教会的运动，他们将自己的改革运动称为净化国教的运动。


　　但这个运动一开始就遭到了掌握着政权与教权的政府和国教教会的镇压和迫害，在镇压和迫害当中，大量的清教徒逃到了真正的新教国家荷兰，前面讲的最先到达美洲的“五月花号的”的人群就是在此背景下逃出的清教徒。留在英国本土的一部分清教徒则与教权和政权继续做着周旋与斗争，最后，在各种政治经济因素促发下，发生了英国的著名的清教徒革命，清教徒掌握了政权，建立了共和制政体。在清教徒领袖克伦威尔死后，保皇党复辟，英国恢复了旧体制。


　　由逃亡的清教徒们建立的美洲殖民地，在宗教上，一直与英国本土的宗教处于对立状态。


　　美洲大陆的主体为清教徒和路得宗，英国的国教则为掺和了大量天主教因素的圣公会安力甘宗，安力甘宗作为英国国教就如前面所说一直是清教徒改革的对象。在美国独立战争及18世纪二十年代，英国本土和美洲殖民地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伟大复兴（Great Awaking ）”运动，这场运动在英国，是卫理循道宗教派的产生，虽然此教派也反对安力甘主义，力图改革英国国教，但与清教教义很多地方截然对立，没形成多大势力，英国仍然被国教控制。这场运动在美国，则是新教教义的普及和强化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新教教义在新大陆被强化的运动，这场运动最后导致了新教公理宗、长老会、浸信会的进一步振兴，清教徒也被这些教派吸收，从而与英国国教彻底在思想上脱离了关系，并形成了进一步对立。


　　宗教“伟大复兴（Great Awaking ）”运动进一步促进了美洲殖民地人群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加强了殖民地与英国本土的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的离心力，为独立战争做了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准备。


　　研究美国历史的专家都承认，新大陆与英国本土上的宗教对立，以及发生在独立战争前夕的宗教大复兴运动，实际上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远因。比如，美国学者桑多斯在《法的政府》一书中说，独立宣言所表达的美国精神，发端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的宗教大觉醒运动。马斯登说：“十八世纪的宗教伟大复兴运动为清教和民主革命之间提供了桥梁。”
　　
　　早期入殖北美的新教徒的新教信仰，构成了北美早期的社会思想及风俗的主调，也构成了以后美国立国的精神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


　　比如，“五月花号”的搭乘人员在到达新大陆以后，就将来的他们的团体生活，制定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所反映的宗教热忱和民主原则，实际上是美国以后的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原型。这个协议说：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作为凭神旨意成为大不列颠、法兰西、以及爱尔兰统治者以及护教者詹姆士国王的忠诚的臣民，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传播基督教信仰，为了国王和祖国的名誉，不远万里，渡海来到法吉尼亚北部，创建这里的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此，在上帝以及我们各自的面前，严肃地定下相互契约，依据本契约创建政治体，据此来保证我们共同的安全，并实现上述的目的。并且在今后，依据本契约，随时随地，在认为符合殖民地一般幸福的情况下，制定公平正义的法律、命令，制定宪法，组建公职机构，并且，我们宣誓将服从这些法律和公职”。


　　这里的基督教信仰、契约思想、及民主思想，成为以后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基本要素。


　　继“五月花号”十年之后到达新大陆、建立了马塞诸殖民地的另一群清教徒，在领袖牧师文思劳普主导下，也发表了表明移民新大陆目的的宣言，反映了清教徒的强烈的天命意识，是美国人以后要以“基督教意识形态改变世界”的思想的源流。


　　这个宣言引用《马太福音》说，“我们要成为建在山上的城，全世界的人都将瞩目我们”。所谓“山上的城”，是指照亮世界、成为世界之光的城，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对他的弟子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建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在这里，光是指带给人光明和福利的意思，是耶稣对信徒们提出的使命和要求。清教徒们要建立的“山上的城”，就是要成为世界之光的城，也就是说，清教徒要把新大陆建设成为世界的光，成为引导全世界走向光明的光。


　　在宗教改革之后以及新教进一步分裂之后形成的新教各种派别当中，清教徒特别强调选民意识和使命感，并强调基督徒对社会的改造作用。清教徒的思想基本上继承了卡尔文宗的教义，认为基督徒是被上帝的拣选来荣耀上帝和光照世人的，并且应该对社会进行改良。在这种思想之上，清教徒又接受了后千禧主义思想，就是基督徒应该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建立基督的千禧王国，以迎接基督的再临。


　　美国人至今仍然抱有的“美国是上帝祝福的国度”，“美国人要将世界领向善”的天命思想和使命感，是美国人从殖民的时期开始的先辈传下来的传统，由来于基督教的选民意识和救世主义，由来于清教徒的改造社会和改造世界的天命意识。
　　
　　美国的《独立宣言》深受基督新教思想的影响，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把他们建国的合法性依据全部诉诸于上帝，诉诸于基督新教中的“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政府为民”的思想。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说：“人人都从上帝那里被赋予了一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以后的章节中《独立宣言》说，因为英政府践踏这些权利，所以他们才要求独立，建立保护人民的政府，“向这个世界的最高的裁判者”上帝“申诉”独立“意图的公正”，并且“对上帝的庇护充满了信心”。


　　近代的人权、自由、民主等思想实际上起源于基督教宗教改革和以后形成的新教教义，起源于新教教徒对《圣经》的新的理解和诠释，这一点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详述。实际上，没有新教特别是清教徒对人权和民主的执著，也就不会有美国的独立。这一点反应在美国开拓之父的“五月花号”达成人员的契约上，反映在美国处于无序状态时的殖民地的政治体制上，反映在美国的建国《独立宣言》以及宪法上。


　　中国以及外国一些世俗化学者因为执著于世俗化角度上，否认基督新教对《独立宣言》的影响，将美国的独立精神追溯于欧洲的自然法思想，认为可以从洛克卢梭等自然法学者找到《独立宣言》的思想根源。《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佛逊在回答这个当时就被人询问的此问题时候说：“我在起草时没有翻阅任何资料或借助别人的思想”。


　　实际上，即便是来源于自然法思想，追根索源，也会发现，由于欧洲的深厚的基督教传统，洛克等人的自然法思想其实是起源于基督教。耶稣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上帝通过自然万物向人类启发了自己，并将良心给了人，因此，自然的秩序和人的良心本身就体现着上帝的公义。对基督教来说，自然法不是自存之体，而是上帝创造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借以让人们明白事情的对与错。洛克本人是基督教徒，曾经写过《基督教的合理性》《神迹论》等基督教神学著作。作为基督教徒，其自然法理论是基督教式的自然法论，而不是流行于欧洲的将自然秩序予以神化的“自然神主义”的自然法论。有的学者将洛克的自然法思想与自然神论混为一谈，这是误解，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就像在《独立宣言》中看到的一样，美国当时的建国者作为基督教徒，没有将独立的权利诉诸被神化的自然的天然秩序，而是诉诸上帝。


四、新教思想在美国建国以后仍主导美国社会的几个事例


　　由于美国是一个由新教徒创立，建立在新教徒思想基础上，旨在实践新教徒的信仰，体现新教徒价值观，实现新教目标的国家，所以美国建国以后，社会及政治经济生活就一直为基督新教所主导。


　　实现美国南北统一，为今天的美国奠定基础的南北战争，实际上也有着深刻的宗教原因。它表面上的原因是南方的分裂主义者试图脱离北方联邦，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因美国基督徒们对南方奴隶制的憎恶而引起的南北方对立。南北战争是一场废奴主义和蓄奴主义之间的战争，是有着废奴主义传统的基督教与奴役人的制度之间的战争。


　　废奴主义一直是基督教信徒的传统，是基督徒持续千年的对基督精神的实践。使徒时代的保罗就要求他的朋友兼信徒将逃往的奴隶当兄弟一样对待；颁布《米兰赦令》的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强行对偷盗别人孩子旨在羊城奴隶的人执行死刑；被称为“基督教西塞罗”的莱克坦修在《神圣法规》中说，“上帝眼里没有奴隶”；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奴隶制是罪的产物，与上帝的计划相悖仵。在大英帝国范围内最先提出废出奴隶制并使得废奴立法得以通过的，是英国下院议员威尔伯福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说“奴隶制为基督精神和宪法所不齿”，呼吁英国人以“基督徒的良心”来废除奴隶制，在他的努力下，英国成了第一个宣布奴隶制为非法的现代国家，英国本土及殖民地的众多黑奴因此得以解放。


　　美国赢得独立以后，基督徒们认为基督的国马上就要建成了，社会上普遍洋溢着一种千禧国气氛，《我的双眼看到了主的来临的荣耀》成了那时最为流行的圣歌。但在南方，延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度依然存在，这个人奴役人的制度在基督徒们看来，这是仍然留在美国这个“世界之光的国度”身上的黑暗点，是违背基督精神的罪的制度。美国学者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描述南北战争战争前的美国形势和南北战争的起因时说：“世纪中叶的美国新教徒屡屡宣告，基督教的千禧盛世已经不远了，认为他们身处一个看似能够将大众带向基督的伟大的奋兴时代，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改革将是这一千禧盛世的标志。”“但奴隶制似乎是美国成为一个完全正统的基督教国家的首要障碍，如果它也被消灭了，即使以血淋淋的末日般的战斗为代价，那么，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基督王国的高歌猛进。”


　　因此，为建设这个基督的千禧王国，消除基督国前进路上的障碍，众多的基督教徒投入到废奴主义运动当中。在南北战争开始之前，就有大量的神职人员就开始了解救奴隶的活动，他们建立了奴隶逃往的地下通道，使教会成了奴隶们逃往的中转站，将众多的黑奴送往北方的加拿大。在舆论上，基督徒也营造废奴舆论，使奴隶制成为众矢之的。对废奴运动产生很大影响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说，是上帝本人写下的这本书，她的哥哥比彻也是当时的著名的废奴主义牧师，在他担任伊利伊诺学院校长期间，该学院开始接受黑人学生。在此期间，很多神职人员为废奴运动献出了生命。长老会牧师洛夫乔义（Lovejoy）因出版废奴书籍被枪杀，黑人逃往的地下通道创立者、牧师托利被关押致死。由于太多的神职人员鼓吹废奴主义并参与废奴运动的实践，美国学者该萨认为，废奴主义起源于宗教奋兴运动的后裔。


　　由于“即使以血淋淋的末日般的战斗为代价”，基督徒也要废除奴隶制度，所以南北战争就不可避免。南北战争开始之后，众多的基督徒投入了战争。据美国的历史学家讲，基督徒们把战争看成了一场捍卫基督精神的战争。约翰•布朗是一位在现代中国也为许多人所知的南北战争时的美国的英雄，他在战争期间作为北方军队的间谍而被处死，被处决前，他说，“恨不能为祖国死两次”，他说上帝给他的使命就是让他消灭南方的奴隶制。乔治·马斯丹说：“当南北战争进行的最激烈的时候，北方人往往将联邦军队的前进等同于基督王国的前进”。


　　南北战争结束后，关于北方的胜利，林肯说：“加理森的逻辑和道德力量，以及国家和军队中的反对奴隶制的人民成就了这一切”。加理森是指靠基督教说教来鼓吹废奴主义并产生很大影响的新教浸信会教友威廉加理森。加里森当时鼓吹，为了废除奴隶制这一罪恶，让联邦毁一千次也在所不惜。


　　基督徒们对奴隶制的厌恶，并不是因为当时的南方的奴隶制真正的多么残酷，而是来源于对基督教精神的执著。南方的奴隶制，据一些历史学家讲，并不像废奴主义者宣传的那样残酷，历史学家塞缪尔•莫理逊在《美利坚历史》一书中说，与北方白人对黑人的冷淡相反，“南方的奴隶主们对黑人奴隶反而有一种理解和爱，让自己的孩子和黑人的奶汁，与黑人的孩子一起玩”。其情景，就如同小说《飘》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在这部描写南部风情小说中看到，郝思佳家与奴隶们之间的关系，有一种默契和相互之间的关照，很有些像今天的保姆和雇工与老板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如果两者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并充满了暴力，南方奴隶庄园的生产不会有效率，而奴隶主家的安全也不会有保障。塞缪尔莫理逊说：“南部诸州对奴隶的虐待狂式的虐待，只是极个别的现象，而大多数的奴隶主无疑对奴隶是亲切并富有人情味的”。


　　所以，即便是现在，在美国仍然有人认为，当初白人把黑人抢到美洲做奴隶实际上救了他们，因为黑奴们在奴隶制下过的生活比在非洲的原始部落中的生活要好得多。


　　但是，无论这个制度世纪实际上多么温清，给人实际上带来了多大的好处，一个可以容忍虐待他人的制度，一个完全地剥夺了他人自由的制度，在基督徒们看来，也就是罪的制度，它与基督教的“爱人”的精神相违背。正是这个基督教的爱人的说教，驱使美国人废除了奴隶制。以后，这个说教让美国确立了保护幼儿不受虐待的家庭立法，并让美国不停地对其他的社会制度予以苟病。
　　
　　美国没有接受社会主义，也是因为基督教的缘故。


　　美国建国时期，欧洲正处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发展阶段，以后随着美国的发展，欧洲的社会主义也蓬勃发展。但是，美国作为从欧洲文明中脱体的国家，深受欧洲政治文化影响，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没有产生过有势力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并且成了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先锋。这是为什么？学者们一直研究这个问题。德国著名学者松巴特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在《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中说，美国的劳动者的生存条件比欧洲劳动者的生存条件要好得多，是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社会物质生活丰富是美国得以抵挡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考察。我们从杰克·伦敦的小说中可以看到，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到二三十年代，劳动者的生活也很苦，劳动条件也很差，劳动者的权力得不到保障，在杰克·伦敦的笔下，许多工人包括童工因为苛刻的劳动条件而累死累疯。同时，那个时代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也很大，富者沿袭了欧洲的贵族生活方式，穷者则可能温饱不保。大家所熟悉的美国的杰出作家爱伦·坡，其实就是穷死的。他的妻子得了肺病，不仅没钱治，就连保暖也作不到，因为家里没有充足的被子用，这对肺病跟来说是致命的，结果他妻子很年轻就去世。他做诗，说上帝嫉妒他俩的爱情，所以把他妻子带走了，读起来催人泪下。爱伦坡以后自己仅靠稿费无以生存，来城市谋生，因为太穷的缘故，有一天在贪喝了竞选人无偿提供的酒后，冻死在街头。爱伦坡的生活是美国穷人生活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斯坦贝克等作家也描写了美国劳动者的悲惨境遇。


　　美国的劳动者的生活境遇，说明美国有着社会主义出现的客观物质条件。所以，很难说是美国人的生活的富裕使得美国没产生社会主义。


　　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基督教势力强大，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的缘故。


　　社会主义的世俗化理论以及其中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对基督徒来说，是违背基督教义的，没有精神上的吸引力，尤其是涉及无神论时，往往被认为来自撒旦的诱惑。


　　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基督教徒看来是不可能实现，基督徒相信，人生而有罪，并且罪孽深重，靠这样的罪性深重的人来建立共产主义这样的天国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国只有在神的主导下建立，人是建立不起来这样的理想国的。


　　因此，基督教信徒很容易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抵制。


　　美国的一部电影比较形象地说明了美国社会为什么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原因，说明了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的特点。这部电影，中文名称叫《空谷芳草》，主人公由派克主演。电影的故事梗概是：一位贫穷家庭的姑娘，刚神学院毕业，没有工作，迫于生机，来到自己父兄劳动的工厂老板家里作保姆，父亲坚决反对，因为父亲在劳动时受伤致残，因此仇恨工厂主一家，认为自己的姑娘不能去伺候他们。但是，姑娘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姑娘受基督教伦理的影响，认为人不能仇恨别人，给厂主作保姆也是上帝给予的工作，也应该做好，伺候好主人是自己的本分，于是姑娘仍然坚持在厂主家作保姆工作，并且尽心尽力地去做。后来，姑娘的父亲因为怨叹自己的命运因此也不信上帝，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在与工厂主的冲突中开枪打死了厂主，自己也被打死，而姑娘则因为善良的心肠和周到的服务以及处世的智慧，获得了厂主一家的喜爱和尊重，最后嫁给了厂主的公子，而且获得了整个工厂的支配权，从此完全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生活。


　　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认识，也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说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伦理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抵抗。


　　美国沿密西西比河一岸被称为“《圣经》环带(Bibile Belt)”，这一带的居民包括农民工人多数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其中坚信《圣经》的福音派居多，即便是现在，如果一到星期天，街道上就几乎没有商店营业，因为人们都去教堂了。这一带从来没出现过社会主义苗头。


　　美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产生于进步的知识分子之间，比如西部的芝加哥学派等等。进步的知识分子受理性化世俗化影响，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因此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运动。但因为没有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基础，工人农民的主要力量都让基督教俘虏过去了，所以，终究成不了气候。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权运动，是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路德金成功的原因，是没有从世俗化理论中寻找民权运动的根据，而从基督教理寻找合理化依据，从而路得金的民权运动完全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意识形态一致，唤取了美国社会的普遍共鸣。


　　路得金本身是教区牧师，当时并不想策划掀起民权运动，他早期的梦想是当一位社区牧师，娶妻生子，过一个和平美满的日子。但因为黑人妇女在公共汽车上拒绝为白人让座，酿成黑人与白人的种族冲突，金作为该教区的牧师，不得不与黑人教友一起研究对策，这样就把金卷了进来。金成为运动的领袖，起初是因为金是该郊区牧师的缘故，以后，金的出色的组织能力、杰出的辩才、以及从基督教发展出来的民权理论，使得金成为了民权运动的当然的绝对性的领袖。


　　金一直在用基督教是自己的运动合理化，并一直用基督教的语言和思想来激励自己和追随者们，金的演讲和书信大量地使用《圣经》的语言，处处从上帝那里寻找依据和力量。


　　金的从基督教中寻找合理化依据的做法，使得金的民权运动带上了强烈的伦理色彩，而不同于以往的黑人的暴力抗议。黑人自在林肯时代获得自由以来，也一直进行着各种争取权力的运动，其中不乏暴力抗争。但由于美国社会存在的长期得对黑人的偏见和黑人自身有时的过激行为，黑人的抗争往往被人们视为骚乱或刑事犯罪。唯有金的与基督教的结合，使得黑人的民权运动成为带有广泛民意基础获得社会广泛同情的正当行动。


　　现在，歧视黑人在美国的意识形态中已成为禁忌，这是金把黑人的民权运动与美国的主流宗教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美国的宗教信仰对美国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一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里，限于篇幅，不再细述。美国社会的宗教性，不仅决定着其国内政策，而且也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政策。在以后的章节中，将讲述其外交如何受宗教影响的。
　　
　　没有去过美国的中国读者，看到我对美国的宗教性的描述，可能会感到大惑不解，他们会说：“瞧，你说美国是这样一个宗教性国家，宗教不是都对行泛滥抵制吗，那么，你看好莱坞电影，美国人那里有宗教性呢，美国人不是把性交当儿戏吗？每一部卖座的电影不总是带点床上戏吗？那些主角哪个没有一个滥交的美女做伴作陪衬呢？美国电影表现的纸醉金迷男盗女娼不堪称世界之最？”。这是中国百姓对美国所抱有的印象，中国人对美国抱有的印象是充满暴力、性紊乱、肉池酒林、毒品泛滥，主要来自于美国电影的渲染。


　　但是，美国电影表现的情景不是真实的美国，那只是一些脱离了基督教或对基督教不怀好感的艺术家们表现的虚拟的美国，或美国一部分人的生活。美国时代杂志社记者著名作家大卫艾克曼说：“美国的主流报纸、期刊和杂志不怎么反映美国内地的宗教热忱。流行文娱节目也没有表达出一个虔诚的美国的印象。”其原因，艾克曼说：“好莱坞、强势媒体、学术中心和重要的金融基础机构多半是由放弃宗教，或至少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人们所控制”。也就是说，好莱坞强势媒体等制造美国形象的机构或人都是些世俗化文化人士，他们表现的美国是其所乐见的世俗化一面。关于美国的实际情形，艾克曼说：“占据这个国家文化界顶层的那些人多半是些世俗人物，而美国的平民百姓则依然我行我素，去教堂做礼拜、捐助慈善团体、继续遵循十诫或山上宝训”。


　　所以，真实的美国不是一些脱离了基督教精神的演艺人员表现的美国，也不是这些演艺人员所代表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多数的美国人私生活都很保守，循规蹈矩。尤其是在性问题上，美国人的保守态度可能在世界上也属于前列。


　　众所周知，克林顿因为莱温斯基而差点遭国会弹劾，不得不到国会去详详细细披露与莱小姐的做爱细节，表示忏悔，以求民众的宽恕。以前也有以位总统竞选人因为被披露异性丑闻而不得不退出竞选。在美国，政治人物竞选时都渲染自己对家庭的爱，包括对自己宠物的爱，强调自身私生活的严谨，做出一副好爸爸、好丈夫的形象。如果政治人物保养情妇，无论是在议会还是政府，必然会丧失支持，甚至身败名裂。此外，许多非政界的公众人物为保持好的形象也保守私生活的严谨。去过美国的人都知道，在美国很多城市，夜生活并不丰富，晚上基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灯红酒绿。，在一些宗教影响教强烈的地区，夜晚尤其寂寞。


　　 其实，真正的肉池酒林和性混乱的，是在日本或在现在的中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日本经济高度发达，社会也彻底世俗化，所以，在日本，感官的刺激已经是大多数人的生活乐趣，美酒美食美女美男基本是社会的普遍价值，对这些的追求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而被理解和宽容。日本的福田首相在竞选时曾被人指责包养了一个情妇，福田首相回答此问题时说；“你说错了，包养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然后，福田情深意长地向众人讲述了他与两个情妇的相遇及真情，让人觉得福田又敢爱又负责任又坦率，完全是一个男子汉形象，结果，福田反而人气大增，竞选首相成功。这是一个比较能够说明日本社会的一个实例。性的紊乱在日本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谓“援助交际”也就是大学生考出卖肉体来获得社会上某人的经费支持，在日本很盛行，中国人所熟悉的“人体盛”之类的别出心裁的色情餐饮，确实是日本的独创。


　　 中国现在色情业的发展也令人瞩目，性观念的开放也可以与日本一比了。看看现在的网站，那个没有所谓“性福”平台呢，而这些网站任何人包括儿童都可以登陆。滥交在很多年轻人中间流行，觉得这才是一种时髦，是对西方生活的实践。包养二奶现象好像已经不再局限于商海中的成功人士，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那么一段二奶的故事。据说，在某地区，已经不再攀比谁的二奶漂亮了，而是攀比私生子怎么样，因为私生子的状况就把某人的财力影响力及二奶的水准就全比出来了。这几个力量缺一个，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或公开的私生子。中国的状况大家很熟悉，不再赘述。


　　欧洲的色情也很发达，欧洲已经世俗化的缘故，这个在下面详述。(2.4万字)


　　
　　 第二章 美国的表面的世俗化特征，是基督教理念的实践，并非真正的世俗化


　　
　　“你所需要的，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追求神的义，然后一切都会加于你”——《马太福音》
　　
　　那么，怎么看待、怎么理解前面讲述的美国的各种表面的世俗化特征呢，也就是说，怎样理解美国表现出来的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物质主义等的特点呢？


　　我国的学者把美国社会表现出的强烈的世俗性与同样强烈的宗教性，称作是 “宗教信仰无所不在与世俗精神历久不衰的共生现象”，是一种“令宗教学者感到困惑的普遍的拜物性与显著的宗教性的悖论式结合”。美国世俗化学者但尼尔贝尔（Danniel Bell）则说，美国人得了“精神分裂症”，有两个不同的语系，一个是拜物的、功利的、利己主义的语系，一个是宗教的、利他的社区的语系。


　　其实这种理解、描述和定义都是错误的。


　　从下面的对基督教精神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世界被认为是世俗化国家特征的政教分离原则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其实起源于耶稣时代的原始基督教教义，成形于近代基督教新教的教义；在当今世俗化国家被认为是物质主义的勤勉、储蓄、敬业、追求财富等世俗化观念，就如社会学家韦伯所论证的那样，其实起源于近代的基督教改革，反映了新教清教徒派和路德派的宗教理念。


　　美国作为清教徒当初要创建的基督的王国，其立国精神、国民道德等都反映了清教徒以及路德宗等新教教义。就美国的政教分离原则而言，它是依据新教的政教分离的宗教信念的而设立的；就美国人的狂热的物质主义而言，它由来于基督教新教的勤劳致富荣耀上帝的理念，不同于世俗国家的物质主义，不是拜金主义。


　　一、首先，我们先看政教分离原则和信仰自由的原则


　　政教分离与信仰自由的原则，起源于基督教中耶稣对弟子的教诲，成形于的新教的“因信称义”教义。


　　在基督教史上，最先对政教分离原则提出来的，是耶稣。据《圣经》记载，在回答法利赛人提出的是否应该向皇帝纳税的时候，耶稣回答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众所周知，凯撒，是耶稣时代罗马皇帝的称呼，在这里，凯撒代表世俗政府，上帝代表宗教，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政府的归政府，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被后来的新教徒认为是政教分离原则的教义依据。


　　早期的基督教徒忠实地执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他们从来没有尝试去干涉政府的世俗权利，或者尝试去让教会行使政府的权利，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仅仅作为民间信仰在社会流传。到了罗马帝国的晚期，从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开始，基督教成了国家支持和维护的宗教，开始了与政权的结合。以后的皇帝也看到了基督教的可利用价值，开始尊基督教为国教。这个时代的政教结合，还仅仅是政权对教权的干预，反映着基督教作为民间信仰时代承受政权压迫的传统，政权力量优越于教权，教权则对皇权的世俗事物尚无实质的影响，皇帝除了在精神上受宗教的影响之外，不让教会人士不干涉统治，也不会给教会以世俗的权利。比如君士坦丁时代，君士坦丁就称自己为主教中的主教，并且在君士坦丁的主持下，教会平息了教义的争论，形成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


　　发展到了天主教时代，天主教的教义中因为包含有“因行为称义”的思想，以及因为欧洲的王权由于宗教结合的需要，基督教开始了与政权的密切愈合，王权的代表者往往就是教权的首领，执掌和管理着教会，或者教会被赋予了相当程度的世俗权力，成为近似于政教合一的宗教。


　　天主教成为政教合一的宗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天主教的教义中包含有“人因行为称义”的思想。


　　传统天主教尽管起初受奥古斯丁的教义诠释影响很大，但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接受了帕拉纠主义的人“因行为称义”的思想。人能“因为行为而称义”，意思是人通过善行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即通过各种宗教仪式、善行、赎罪行为等等来获得救赎。因此，天主教在其宗教实践中，非常注重人的行为的公义性，注重信徒的修道修养，要求信徒行善，做好事，多捐款。极端的例子，是在中世纪天主教发行的赎罪券，那时，天主教让人相信，人可以通过买赎罪券而获得灵魂的救赎。教士说：“当听到钱进箱子的叮当相声的时候，一个灵魂就因此得救了”。此外，天主教还注重礼拜时的繁琐的宗教仪式，认为遵守这些仪式也是得救的必要程序。


　　因为相信“因行为称义”，相信行为的正当是得救的手段，因此，天主教倾向于严厉地约束信徒的行为。中世纪的修道院要求修道士进行刻苦的修行，遵行严厉的纪律。


　　同样，因为“因行为称义”的教义，教会也渴望能够在社会上约束世俗百姓的行为，以使世人能通过善行获得的救赎，以建立世上的基督教王国。


　　这种渴望经常变成对权力的渴望，因为只有政权才具有约素百姓行为的权利。这是教会与政权结合的思想基础，也是教权当初渴望与政权结合的的动机。


　　天主教的政教合一的局面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政教愈合的过程，有着很复杂的因素。在天主教方面，“人因行为称义的”的教义，是促使政教合一的教理基础；在政权方面，也有着与教权结合的渴望，因为通过君权神授的理论可以获得政权的正统性。两个可以相互利用的势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局面。
　　
　　如同基督新教的英文字意Protestantism所表达的一样，作为天主教的抗议派而产生的新教，在“人因何在上帝面前称义”的问题上，也有着与天主教截然不同的看法。


　　基督教新教的最基本的教义是人“借着恩典，因信称义”，就是主张，人“本着恩典，因着信仰，被神救赎”。这个教义引导信教徒主张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


　　这个教义的基本逻辑是，因为人的本性的不可救药的堕落，所以人的行为都带有罪性。人做一件好事或一些好事都不能掩饰其行为的整体的罪性，甚至所谓好事也往往出于人的自利自满自傲等罪性，也不是真正的好事。比如，有许多人的捐助或舍施或帮助他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优越感，甚至是一种自我宣传，而不是来自内心的真正的善行等等。因此，人仅仅靠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是摆脱不了罪性，也就摆脱不了灵魂的灭亡。


　　这个教义说，人的称义和获得救赎，依靠上帝的恩典。救赎来自上帝，来自于上帝对人的怜悯。从人的堕落程度来讲，虽然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得到救赎，但上帝对人有充分的恩典，有充分的怜悯，上帝将救赎作为一种恩典赐给人们。


　　那么，救赎怎样体现呢？这个教义说，救赎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就是，上帝作为人子，降临于世，在十字架上替他们死一回，替他们赎罪；并且将圣灵赐给信仰上帝本身替人赎罪这一事实的人，让他们靠着这个信仰，得到来自上帝的圣灵，使他们因圣灵充满而弃绝罪性，成为再造的新人，从而使身体和灵魂获得救赎。这个救赎意味着身体不再受罪念的困扰，而灵魂则可以不死，并上天堂。


　　也就是说，他们“本着恩典，因为信仰”而被救赎。


　　《圣经》的《罗马书》说“义人因信而生”，人“因信称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新教徒反对并批判天主教的“人能通过赎罪善行等行为”获救的思想，马丁•路德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一书中说：“任何没有信仰的行为，都将受到诅咒”。
　　
新教的“人因信称义”和“信仰乃是上帝的恩赐”的教义，使得新教不倾向于约束人的世俗行为，因为在新教看来，善行来自于信仰，来自于上帝，是圣灵在人的内心做工的结果。人去约束的人行为是没有用的，天主教的实践证明是约束不了的，只有依靠上帝，只有上帝才能真正让人行善。因此，新教认为，真正的基督徒是没必要遵守教义上的清规戒律的，有了上帝赐与的圣灵，人的行为自然就体现了上帝的善，就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保罗说，“哪里有圣灵，哪里就有自由”，指的就是基督徒摆脱宗教律法约束的自由。


　　新教因为不倾向约束人的行为，也就缺乏与政府结合的欲望，缺乏获得世俗权力的欲望。


　　同时，因信称义的教义导致的一个直接结论，就是，既然信仰是上帝赐与的，是上帝亲自做功的结果，那么，信仰在本质上是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事，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此外，新教这个教义还导致了信仰的个人主义，信仰的个人主义认为，既然信仰是上帝赐与的，那么，在信仰生活中，重要的就是个人，个人才是上帝所赐信仰的载体，个人的灵魂是上帝拯救的对象。上帝通过圣灵在个人心灵做功，个人也通过圣灵与上帝直接沟通，这样，在个人与上帝之间，不再存在神父等中间环节，而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


　　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的教义意味着，在信仰上，除了《圣经》和圣灵之外，没有任何权威和信靠，无论政府还是教会的领袖，也就是说，政府和教会的领袖都不能强迫别人的信仰和搞宗教迫害。
　　
　　依据这些教义，新教徒主张政经分离。作为新教的始作俑者，马丁•路得通过对耶稣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教义的诠释，阐述了政教分离的意义，他说：


　　教会与政府分属两个不同的王国，教会管的是属灵的领域，教会通过传播福音，来给人带来属灵的公义性。政府管的则是世俗的领域，政府通过扬善惩恶来保证社会的和平和秩序，它不可能给人带来属灵的公义。政府的唯一任务是专注世俗的秩序，教会的唯一任务则是宣讲和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它们两者在人的生活中承担不同的功能，分管不同的领域。


　　同样，依据这些教义，新教徒主张信仰自由。既然“信仰是上帝的恩赐”，来自于上帝，那么，个人和团体就不能限制别人的信仰。新教徒说，当年耶稣在传播福音的时候，对不信者也并没有强制，他只是通过教训和传道让人们悔改，并没有诉诸任何强制力。马丁路德在给德意志亲王的信中说：“政府的职能不是禁止或教导人们宣讲自己想要的东西——无论是福音还是谎言”。
　　
　　新教徒对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的执著，还源于自己在天主教统治下遭受长期迫害的体验，以及对天主教长期政教合一体制所带来弊端的反省。这些弊端，在新教徒看来，都有害于信仰。


　　首先，政教合一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弊端，是宗教迫害，而宗教迫害会使信仰带有屈从或伪装色彩，从而有损信仰的真实性。
　　基督教在获得政权的支持之前，内部的正统与异端的斗争仅限于教义的争论，并没有血淋淋的宗教迫害。在原始教会时期的对诺斯替主义的排除，在教父时代的“三位一体”信仰的确立，都没有伴随对异端的肉体的压制。在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因为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教义之争逐渐演变为宗教迫害，教会的控制者为维持自己教义的正统性开始用暴力对待异端。在中世纪，天主教获得了对欧洲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的绝对支配之后，宗教迫害发展为统治者对整个社会的所有持异见者的全面压制，魔女裁判、异端裁判、火刑成了这个时代的特色。中世纪末期，基督新教因为对天主教的世俗以及神学权威提出了抗议和挑战，成了天主教剿杀异端的最大规模的牺牲品。在几百年的天主教的对基督新教的迫害中，有大量的新教徒被屠杀，仅在1572年8月23日一个夜晚，新教的胡格诺教派就在巴黎被天主教的国家势力屠杀了2000多人。著名作家 斯迈尔斯写的《信仰的力量》一书，详细地记载了法国天主教徒动用国家力量对新教徒实施的迫害，上万的人被屠杀，流放，禁锢，或被剥夺财产。


　　在天主教对新教的迫害中，虽然有许多新教徒为信仰不屈地献了身，但也有许多新教教徒为保全生命或财产，不得不宣布放弃了新教信仰，重新皈依天主教，但实质上，这些教徒中，有许多人仍然保守着自己的新教信仰和新教的宗教仪式，背着人群举行自己的宗教聚会；或者虽然被武力迫使放弃了新教信仰，但也无法回归天主教而找不到信仰。


　　因此，新教徒们在长期的遭受迫害的历史中认识到：国家权力的强制只能使信仰带有伪装或屈从色彩，不是来自灵魂的真正的信仰。


　　其次，政教合一的另一个弊端，就是教会与政权结合会产生的巨大的世俗利益，而这种世俗利益会使得信仰趋于形式化和带有功利主义目的。


　　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作为神圣权威与世俗权威的相互交换和利用，教会赋予了统治者以正统性，政权则给了教权以大量的土地和其他的世俗的好处和财富。教会因为与政权的结合而成了社会的特权机构，教权阶层也成了享有特权的富裕的贵族阶层。随这种现象而来的，是教会向功利主义机构的蜕化以及信仰的形式化和功利化，许多教士也变成了趋利好财之徒，而不再是神的仆人。比如，原先在宗教仪式中许多代表信仰的活动变成了盈利指向的行动，当时的发行赎罪券和一些其它的宗教行为，直接就是赚钱的行为，某教皇在过足了荣华富贵的日子之后，在死之前竟声称自己实际上并不信上帝。


　　新教徒因此也认识到：国家权力与宗教结合会导致权力对信仰的腐蚀，权力派生的世俗利益让灵魂直接成了世俗利益的的奴仆，信仰由此变成了通向世俗利益的阶梯，而不再是真正的信仰。因此，受权力腐蚀的信仰只能是带有功利主义的假信仰。


　　天主教近千年的政教合一的实践证明，政教合一的体制与信仰无益，反而有害于信仰。
　　
　　主张政教分离，是新教的一个特色，新教在本质上都是主政教合一的，因为这是它基本教义所导致的必然结论。路德阐述了政教分离的教理和《圣经》依据之后，众多的新教教派在因信成义的教义基础之上以及对天主教的政教合一的传统的反省基础之上，主张政教分离。


　　路德之后在德国兴起的敬虔主义运动，是对以后的新教造成很大影响宗教运动，现在的北美的大多数新教教派都很大程度地受了敬虔主义的影响。比如在北美具有众多教友的圣公会、长老会、浸道会、卫理宗等等，都吸收了敬虔主义的教义，一些大的教会支派直接就是敬虔主义的分支，如圣洁会、五旬节派、灵恩派、拿撒勒派、灵召会等等。敬虔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主张彻底的政教分离，该教派的创始人之一施本尔称政教合一为凯撒教宗主义，是天主教的恶劣传统。另一位创始人亲岑道夫主张，国家不能强制宗教信念或习俗，良心具有完全的自由，政府与教会应该完全独立。


　　新教的再洗礼派是激进的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的主张者。再洗礼派现在在北美也很有影响，它的一些主张现在在新教界都成了理所当然的见解，如成人洗礼、反对教会内的迫害异端的做法等等，门诺派教会直接是他的延续。再洗礼派把政教合一称为君士坦丁主义，认为任何教会与政府的官方关系是不合法的，因为耶稣和使徒从头到尾都没有认可这种关系。


　　此外，灵修派、以及现在仍有较大影响的一位神论等，都对政教分离的原则做过阐述。
　　
　　西方世界自天主教确立起绝对的统治以来，信仰被天主教所钳制，社会上没有什么宗教和信仰自由。在天主教统治的末期，由于新教对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的理解和信奉，信仰自由的局面在新教国家瑞士首先出现。


　　瑞士日内瓦在宗教改革时期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城市政府的领导人迎接当时的新教思想家卡尔文来日内瓦帮助完成宗教改革，于是卡尔文成了日内瓦的牧师。由于卡尔文教义的严谨无懈可击的说服力，以及政府部门对卡尔文的近似崇拜程度的信仰，卡尔文对日内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日内瓦成了严格履行卡尔文教义的城市国家，卡尔文的教义在日内瓦得到彻底的普及，并通过日内瓦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日内瓦因此成为宗教改革的中心。


　　卡尔文的严厉的个性、对自身教义的几乎偏执的自信、以及政界人士对卡尔文的信赖，使得日内瓦的政权近乎称为卡尔文的奴仆。卡尔文的教义也严厉地约束了日内瓦人民的世俗生活。这让当时及后世的新教教派指责卡尔文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实际上，这是在革命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对精神领袖的狂信和崇拜所导致的局面，卡尔文终生没有担任日内瓦的任何政府职务，一直是教会的牧师，政府官员也没有被允许担任教职，在体制上，政权与教权是分开的，不像天主教的政教合一，国教的最高领袖往往直接就是政治领袖。


　　卡尔文死后，日内瓦再没出现向卡尔文这样具有强烈个人影响力的精神领袖，于是，由于新教思想的普及和深入人心，由于新教中固有政教分离的教义，日内瓦无可遏制地形成了在天主教以来欧洲首次看到的宗教宽容的局面，成为全欧洲信仰环境最为自由的地区，也成为欧洲的宗教迫害的避难所，众多的人为躲避宗教迫害而躲到日内瓦来，包括在欧洲鼓吹唯物主义而受到通缉的著名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的唯物主义在当时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将它视为敌人，但在日内瓦，伏尔泰受到了日内瓦新教政权的庇护。


　　著名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那些在别处因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信仰而饱受迫害的人们，最后，都在卡尔文主义统治的地区找到了庇护所”。


　　茨威格实际上是厌恶新教而同情天主教的，但他对日内瓦国家的宗教自由局面的描写却很客观。


　　以后，随着卡尔文主义在欧洲的扩展，欧洲爆发了多次卡尔文宗与天主教之间的战争，最为著名的是三十年宗教战争，战争之后，在天主教无法消灭新教的情况下，欧洲逐渐开始了普及政教分离制度的过程。


　　美国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和信仰自由的原则，来源于新教教徒的这种宗教信念。


　　作为新教徒创立的国家，在美国，主要的基督教教派都主张政教分离，除了沿袭了英国国教传统的圣公会以外，几大在殖民地又影响的教派如公理会、浸信会、卫理公会、再洗礼派等，都是政教分离的支持者。美国的建国者们在制定宪法草案时规定：“国会不会制定出一种推崇某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的法律”。在正式的宪法中也导入了正教分离的原则，这正是新教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理念的政治实践。世俗历史学家托马斯贝雷（Thomas Bailey）看到了新教的信仰自由思想对美国宪法的影响，因此，在其关于美国建国史的巨著中，称马丁•路德是“美利坚非直接的建国之父”。美国的社会学家施密特说，“建国者们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不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宗教不重要，而是太重要了”。


　　现在，政教分离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社会生活的一个习俗。除了福音派中的一些右派团体之外，一般美国人都能对政教分离的必要和原委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在前面的论述中，由于涉及到宗教教义，可能对一些读者来说比较难懂，如果除去难解的宗教教义，把美国人对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理解作一个通俗的描述，那么，可以描述成这样：


　　由于新教使得美国人把信仰看成完全是上帝对个人的恩赐，因此，信仰在美国人看来也就是与政府无关的事情，是任何一个人或者团体都不能干涉的事情。政府在美国人看来，仅仅是人民雇来管理公共事务的公务机构，负责国防、治安、卫生等公务，也就是负责处理好人民世俗生活中的公务部分。如果这个公务机构还强迫百姓来信仰某个宗教或干涉百姓的信仰，那么，就是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并且在干涉公民信仰生活了。


　　这种感觉如果用中国人熟悉的词语来打个比方，就是，在美国人眼里，美国这个国家，相当于一个大的社区，人民是住在这里的业主，政府则是人民也就是业主雇佣来的物业公司。物业公司也就是政府主要负责修理和维护设施、打扫垃圾、保护社区安全等工作，信仰则是上帝赐给业主个人的恩赐，是居民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个人的沟通，因此，与这个物业公司毫无关系。假如这个物业公司还强迫或诱导业主来信仰某个宗教，如物业老板所信的某个教或某大法大功之类，那么，这个物业公司就是超越自己的工作范围行为荒诞而且不伦不类了。


　　这就是美国人对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感觉，也其实是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的本质。这种感觉在美国人身上已经内化为一种常识，内化为一种天经地义的道理，但如前所述，获得这种感觉和明白这个道理，则牵涉到长期的宗教教理之争和政治制度之争，花费了近千年工夫。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美国有一些右派团体主张一定程度的政教合一，甚至有的主张建立新教的神权政治，这些团体都在正统的新教教义之外，信仰一些争议较大的非正统的神学思想，如统治神学和千禧年主义的思想等等，这些神学思想都主张通过基督徒的努力把世界建设成基督教社会，因此，信奉这些神学思想的团体救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张政教合一。这些右派团体有时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通过基督教信仰强烈的总统及政府产生的，有时是作为一种强势的社会运动而产生的。比如，现在的小布什政府就很有些神权政治的色彩，“统治神学”的思想在起着作用。但是，无论这些团体怎么有影响，都无法改变美国宪法对政教分离的规定，无法改变美国人对政教分离原则的确信。
　　
　　政教分离的原则起源于新教的宗教理念，没有经过新教的洗礼而接受现代政教分离政治制度的国家，往往把握不住这种感觉，要么有时政治家将信仰作为一种时髦来显摆，要么就冒犯政教分离原则而做出教化政治的举措。比如，日本的一些领导人，估计就没有理解政教分离的意义和本质，常常以公务身份入总理大臣等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在国际场合解释这种行为的时候说“这是我个人精神上事情”，这听起来就有些滑稽，自相矛盾。如果以个人身份，那确实是个人问题，但因此就不应该以公职身份参拜。如果以公职身份参拜，就不是个人问题了，而是一种公务行为，是代表着这政府，这就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也就不是个人的精神的问题了。近来日本宪法又要允许政治家以公职参与一定的宗教活动，那就显得更缺乏对近代国家基本原则的理解，也就相当于让物业公司的人员在小区内以物业公司的名义从事宗教活动，那物业公司也就脱离了它的服务性和公务性本质，脱离了它的原来的宗旨，这将给日本国家的民主政治带来无穷后患。
　　
　　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作为现代开明国家的立法原则一旦被确立，出人预料地表现出了它的现实的世俗功效，给政府带来了现实的巨大好处，这个好处就是：政府因此得以专心致志地处理世俗事务，致力于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而不必卷入宗教的教义之争；或者因为偏袒某教派而导致国家在政治上和国土上的分裂。这个好处体现在大英帝国身上，让世人一揽无遗。大英帝国作为新教国家，在殖民地国家执行了政教分离的政策，承认殖民地国家百姓的信仰自由，没有以政权强制力的方式去改变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也没有以政府强制力的方式让印度成为基督教国，因此，大英帝国不曾面临来自宗教上的反叛或其他压力烦恼，从而长期地维持了从北美洲到亚洲、再到阿拉伯半岛的广袤的日不落帝国。


　　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的这些现实功效，政治家们有目共睹，于是它们在近代开明国家之间迅速地普及开来，据此之故，世俗派学者认为这两个原则起源于近代政治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是实现了政治的现代化并且和社会世俗化的国家的立法表现。但其实，如上所述，其真正的起源还是基督教宗教变革，反映的是宗教改革中产生的基督新教的理念，及其 “因信称义”的教义。
　　
　　我们现代人的很多生活习俗和信念，其实都起源于基督教，只是现在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世俗化国家里而没有意识到罢了。欧洲社会自罗马帝国时代开始，受基督教统治达数千年，基督教的理念深深地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理念，许多生活习惯和理念都与基督教有渊源关系。基督教的这些习惯和理念又伴随着欧洲文明在近代的向全世界的扩张而掺入到全世界，成为人日常的理念和习俗。比如，公历众所周知就是基督教历法，周休日也起源于基督度的礼拜制度，一夫一妻制起源于基督教教会对神职人员的要求等等。


　　世俗化国家的研究者出于其方法论的偏见，不愿承认许多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级思想社会制度等起源于基督教的事实，喜欢从世俗的现象中找到其根源。其实，作为曾经统治西方社会各个方面达近千年的思想和制度，基督教给西方社会和历史打上深深的痕迹一点也不奇怪。即便是反基督的思想也摆脱不了基督教的痕迹，比如马克思的著作里就有大量的基督教术语。从下面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不仅是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等制度起源于基督教，其实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被学者认为是起源于基督教改革，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思想和制度也起源于基督新教的思想。


　　二、其次，我们来看看美国的物质主义


　　在美国，被当作世俗化标志的物质主义，其实起源于基督教新教伦理，并且在现在依然表现和反映的是新教伦理。


　　一般宗教都趋向于把物质的东西称为“恶”，早期的基督教异端诺斯替主义把宇宙万物有形的物质都当作恶，认为是恶魔创造了物质世界，因此凡是物质的，就全是恶的，包括人的肉体。这种思想曾经流行于西方和非洲，在现在的西方也很有市场，著名的精神分析家荣格就被认为是个诺斯替主义者。


　　早期的基督教也把对金钱的追求当做是罪。《圣经》中耶稣说：“你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即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金钱）”，“财主进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难”，“不要积攒财富在这个世界上，容易腐烂，被虫咬，要积攒财富在天上，那里不会被虫咬，也不会锈坏”。因此在早期的基督教里，强烈的物欲被当作是顺从了恶魔的诱惑。基督教在天主教阶段的也保持了这种特点，除了被权力腐蚀的教士之外，真正保持了天主教信仰的教士也把刻苦修行甚至是对肉体的虐待当作通向天国的必由之路，修道院的修士那时以对自身身体的酷刑来保持自己的清心寡欲，以免让自己顺从“肉欲（基督教特指世俗的欲望）”而犯罪。


　　但是，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新教，鼓励人们努力致富，并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财富观。


　　那么，新教为何以及是如何鼓励教徒致富的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作了经典考察和论述。


　　韦伯是德国划时代的思想家，是现代社会学难以跨越的里程碑，被称为西方的“马克思”。韦伯在考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时发现，一般天主教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要远远落后于新教地区的经济发展，天主教国家的资本主义萌生也比新教国家的资本主义的萌生要晚。比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的经济就远比英国、德国、法国的等新教国家的经济落后，其资本主义的萌生也比新教国家要晚。


　　在翻阅教会资料时，韦伯也发现，在欧洲各国，一般天主教徒的子弟都喜好选择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来学习，在社会上也从事得多是收入不高的人文方面的职业，收入不高，赚钱的欲望也淡漠。而清教徒子弟都倾向于学习经济、金融、理工科、医学等等，在社会上从事的职业也多是收益较高的职业，赚钱欲望旺盛，韦伯描述，“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有技术的高级工人，甚至经过搞技术和商业训练的现代企业的员工，大部分都是新教徒”。


　　进而，在考察欧洲及新大陆的社会伦理职业伦理时，韦伯发现，比起天主教徒来，清教徒及路德派的基督新教徒更具有资本主义精神。比如：


　　天主教徒鄙视世俗工作，仅仅把圣职当作对神的侍奉。与之相反，新教徒把自己世俗的职业当作是一种“天职”，即路德说的“上帝给予的职业（Belief）”，把世俗工作的完成和完美当作对神的侍奉，对世俗的工作有着极大的热情和关注；


　　天主教徒的禁欲与世界上其他宗教的禁欲一样，是脱世俗的禁欲，即不关心世俗事务的清心寡欲。新教徒的禁欲则更带有入世性，他们关注现世，致力于世俗职业的成功，但在消费上非常节俭克己禁欲。


　　清教徒的这种入世、敬业、勤勉、节约、乐于致富，乐于投资的生活伦理，与初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勤勉、节约、致富、投资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


　　基于上述研究，韦伯推定，最初的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资本主义阶初始阶段的原始积累得助于基督教新教伦理，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产生得助于早期新教徒的旺盛活跃持之以恒的经济活动。


　　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新教的教义如何造就了教徒的“入世性禁欲”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渊源关系，这种态度如何进了社会的原始积累从而刺激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等过程，并用大量的经济发展史、教会发展史、教会通信资料来予以论证和支持，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新教教义所含有的强烈的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发生所产生的启动作用。


　　韦伯的观点在当时盛行唯物史观的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后又陆续有很多韦伯的支持者对韦伯的观点予以了充实。虽然韦伯的观点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并且在现代也有争论，比如松巴特就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犹太教的合理化盈利精神，但任何一种对韦伯的反驳由于都缺乏史实的论证和支持，所以韦伯德论述至今没有被驳倒。
　　
新教徒由于把工作当作敬虔，当作对上帝的侍奉，新教徒的财富观因此也就有很大区别。


　　路德派的信徒认为，财富是荣耀上帝的，是人努力工作的结果。创造财富，产生富裕和繁荣，服务人类、荣耀上帝，是信徒的义务。卡尔文派的人认为，繁荣和富裕是受神祝福和被拣选的表征，也是在荣耀上帝。


　　新教徒的这种财富观，也有《圣经》的支持。在《旧约》中，被称为“信仰之父”的亚伯拉罕、以及以色列人祖先雅各都是富可敌国的大富豪，他们的财产都被认为是因为信仰上帝而蒙受上帝祝福的结果。《旧约》的《约伯书》讲述，阿拉伯人约伯曾经被撒旦试探而失去一切财产的，最后因为对上帝的至信不移而蒙受祝福，又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财产。在《新约》中耶稣也说：“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而担忧，那都是外邦人所追求的，你所需要的，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追求神的义，然后一切都会加于你”。在这里，“你所需要的”，指的是人生活所需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无论依照旧约还是新约，新教徒认为，信上帝的，上帝都给予祝福，这个祝福当然也包含财富上的祝福，就多多地给上帝的信徒以财富。


　　那么，怎样理解耶稣的“人不可侍奉两主”的论断？新教徒用近代的“公共财富”的概念进行了合理解释。这种理论说，财富有蒙神喜悦和不蒙神喜悦的两种，那种靠勤劳得来、并且用来投资建设、造就社会就业、提高社会福址、造福社会的财富，它的性质是一种“公共财富”，是荣耀上帝蒙神喜悦的；那种靠掠夺盘剥而来又用于浪费奢侈、夸富斗富、欺压邻舍的财富，其性质是“私富”，则是不义的，是罪。在耶稣时代，财主们的财富大都是靠掠夺盘剥而来，又用于浪费奢侈、夸富斗富、欺压邻舍，所以受到耶稣的谴责。
　　
　　美国是由清教徒创立、新教徒占社会主体的国家。早期清教徒的勤勉、节约、乐于致富，乐于投资的生活伦理，曾经是美国初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以后，新教教徒的致富精神和财富观仍然支配着美国社会。


　　我们看到，美国人一方面勤奋工作、拼命地赚钱；另一方面又勤勉地上教堂虔诚地祷告，同时又向各种慈善机构、学校、以及国外慷慨地大把捐钱。这正是典型的清教主义的行为方式。


　　美国人辛劳勤奋地工作、狂热地追求财富，崇尚经济成功，体现着清教徒的创造财富、荣耀上帝的精神。美国有86%的人口信仰教，其中的60%是新教徒，这些教徒把在世俗的职业上的努力，也看作是上帝的侍奉，把勤奋看作是有信仰的表现，反映着新教教徒的“工作就是祷告”、“工作是上帝的面具”、“职业乃是天职”的理念。世俗职业的成功以及相应的报酬都是蒙上帝的祝福，是在荣耀上帝。


　　美国人的巨大财力和富庶的生活，在美国的基督新教教徒看来，是蒙受神的祝福的表现，是相信上帝的结果，是因为相信上帝蒙神救赎的表征，是在荣耀上帝。尤其是在今天，美国国家所用有的巨大财富被有些新教徒比喻为当年所罗门手下的繁华和财富，是在向全世界宣示上帝的祝福，是上帝拣选了美国的表征。


　　那么，世界上贫穷落后野蛮的国家，在美国人看来是因为不信上帝而没蒙受上帝祝福的结果。


　　美国人上教堂勤勉祷告，向各种慈善机构、学校、以及国外慷慨地大把捐钱，在美国人看来，则是作为教徒所必履行的宗教义务。在美国，企业界做的慈善事业要比别的国家多得多，其利润中每年拿出作为捐款的，远比其他国家的企业要多，很多其世界性的慈善基金都是美国企业界的捐款。美国的教会很富有，拥有巨大的资金，而这些资金一般都来自实业界和商界。依靠这些资金，美国的基督教界向全世界派遣了大量的传教士使团。


　　我们在美国的企业家身上可以看到清教徒的精神。被当作今日美国英雄的比尔•盖茨是勤奋工作发财致富的典型，这位企业家靠勤快和智慧是自己成为世界首富。但我们知道，比尔•盖茨给自己的后代留下的财富不多，而多数都留作了慈善基金或发展基金。由于其捐款巨大，盖茨被评为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大财阀洛克菲勒，早年赚钱刻苦勤奋，结果他四十岁时身体就被累跨，但他捐起钱来也出手阔棹，似毫不吝啬，现在全世界许多人仍然因为他的捐款而受益。从他给他儿子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和向儿子传教迫切心情。这类企业家在美国很多，以前读过报纸消息，说某位企业家向教会捐了许多款项，临死前才为人所知，当教会向他表示感谢的时候，他说，不用谢，钱不是他的，是上帝的，托他保管，然后交给所需要的人。如果置身美国，会发现这类例子和故事比比皆是，中国的各类在址书刊也常登载。
　　
　　一面拼命赚钱、追求财富，另一面勤去教堂，大把地向社会捐款，这种现象，在一般世俗化国家的人或研究者眼里，感到不可思议，因此，才会认为美国人患了“人格分裂症”，兼有拜物的利己的和宗教的利他的两种意识，认为美国是“宗教信仰与拜金主义悖论式地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其实，明白了清教主义的工作伦理和金钱观之后，就会明白，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其实有着同样宗教信仰基础，是源于同一宗教的信仰行为。


　　我有个朋友在美国公司工作，他与美国人相处时，经常谈论赚钱的事，久而久之，美国同行说他“He is seculer（他很世俗）”，朋友听了很不服气，心想：“你们大老远从美国来，不就是为了赚钱吗，你们不更俗”。我给他解释了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以后，朋友对美国人的说法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也就是说，谈久了赚钱的事，还要论及信仰和灵魂的事，如果表现出兴趣就是钱，那么，就会被同样喜好赚钱的美国人说称“世俗”。朋友还告诉我，他们在华的顶头老板，是投资公司的总公司里的重要人物，深谙赚钱之道，而且赚起来也心狠手辣，但同样是这位老板，竟然同时还有着传教士的资格证书，让公司的人们一直觉得此人真正伪善，觉得美国人的基督教确实虚伪。朋友说，明白了美国基督教的金钱观之后，这一切也就释然可解了。其实，不只是我的这位朋友，如果你在美国企业工作，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美国员工可能就是基督徒，他们可能在业余时候在某种地方传教。如果进一步，我们在中国观察周围，你就会发现，你的美国朋友，虽然可能是一位外语教是或商人，但他们之中很多人同时可能都是传教人员。
　　
　　这样来描述美国人的经济行为，并不意味着美国人都是正人君子，也不意味着美国的企业界的财富都来得很正道。美国也不乏坑蒙拐骗杀人越货之徒，也不乏时常爆出丑闻的企业。为什么会这样，这就牵扯到新教创造资本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自身的异化问题了。


　　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概念，同样适用于清教资本主义的演变。资本主义的产生早期得助于清教徒的节欲但旺盛而持久的经济活动，起源于新教的创造财富荣耀上帝的宗教理念，这在前面通过韦伯的论述已经有所讲述。但同样也是这位韦伯指出，资本主义一旦确立之后，就是开始了自身的异化过程，这表现为，早期的清教徒的创造财富荣耀上帝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确立之后，逐渐在资本主义的运作中开始退后，取而代之的是为发财而发财的盈利主义，盈利竞争开始成为资本主义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则，荣耀上帝的原则却被抛到脑后。资本主义体制不再为宗教动机所驱动，而仅为逐利动机所驱动，成为单纯的高效率的生产和盈利体制，人的价值和上帝则不复存在。


　　这是韦伯描述的资本主义自身的异化。马克思主义不信上帝，但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在这种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人的价值的被忽略，把它描绘为人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两者描述的同一个异化现象，这个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


　　美国是一个清教伦理仍在起作用的国家，清教精神仍为企业界的主流，因此，美国的资本主义比别的国家的资本主义要显示出更高的信义，更多的邻人爱，劳动者也率先拥有了更多的权利。但美国的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演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化的现象，这就表现为一些经营者的信义的丧失，表现为坑蒙拐骗的行为和其他各种如偷税漏税欺骗股东等丑闻。（1.4万字）


　　
第三章 美国的外交是意识形态外交


　　
　　“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 —— 日本第一任情报局长、驻泰大使冈崎久彦
　　“美国蔑视力量平衡的概念，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秩序的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以及民族自决”。 ——亨利·基辛格
　　
　　一、美国的外交注重意识形态


　　美国自独立以来，就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早期是对西部疆域的拓展，现在被说成是国内事务，实际上当初是从法国西班牙就墨西哥等国或夺或买地获得土地，也是对外活动。南北战争之后，在形成现在的美国的规模之后，美国开始走出美洲，参与更广泛的国际事务，其间主动投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美国已成为影响全世界至为重要的国家，把握着几乎所有国际问题的关键，从台海，到中东，到非洲，到欧洲，都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几乎所有国际热点的当事国领导人，都把美国的态度当作首先必须考量的因素。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北美洲远离世界的纷争热点，美国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对国际事务可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视国家的利害状况，既可以采取的闭门的孤立主义，也可以采取开门的国际主义政策。尽管美国一直有孤立主义的主张，但美国自建国以来孤立主义就没有得志过，开门的国际主义政策一直是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调，包括被认为是孤立主义的门罗主义，其实也是为了获得在拉美和太平洋地区的支配权，是为了向太平洋地区扩展，也是一种开门主义。甚至，我们在美国的国际活动中看到，美国在对他国的问题上经常采取干涉主义态度。


　　为什么美国一直采取开门主义政策，甚至是干涉主义政策？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美国的开门主义和干涉主义，容易被理解是为了争夺资源和抢夺市场等，被认为是追求国家物质利益的行为。一般世俗国家的学者都从利益角度来解释美国的外交动机，笔者曾在全国最大的书店找遍了关于美国外交的书，发现，除了美国人自己写的书介绍了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之外，所有我国学者，都将美国的对外政策解读为追逐利益的行为，没有考虑到意识形态对其内外政策的影响。对二次世界大战的解读也是如此，认为美国参与二战，是美日两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长期争夺利益的结果，日本想独占亚太，美国要求利益均沾，因为利益对立，不可调和，导致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在亚太地区火并。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战，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等等。


　　其实，这种世俗化的利益论考量，是经不住推敲的，考察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所占的分量，就会发现，意识形态才是美国外交政的基石。


　　那么，什么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考察美国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的意识形态表现出这样的内容和特色：
　　1， 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
　　2， 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同样强烈的天命意识。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某自成系统的价值观，在这个意识形态的系统内，价值观一般都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在美国，美国人的选民意识、天命意识、和举国上下的对自由民主的执著，一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自我评判和价值判断，是被认为是绝对有道理和正确的，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构成内容。


　　首先，我们看美国人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美国人认为，自由、民主、人权之好，是不容怀疑的，他们符合上帝的旨意，人的权利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获得了最大的保障。只要是不民主的，不自由的、反人权的，就是坏的。无论在哪个国家，那个民族，也无论其穷或富，民智是否开化，经济水平是否达到一定程度，民主都应该是应该实现的社会制度，人权都应该是受到保障。


　　在美国，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是一个被绝对化了的、含有崇高和神圣的意义的词，意味着几代人的理想和奋斗精神及奋斗历程，就像前几十年在中国提起共产主义、老红军等这样的词一样，被绝对化和意识形态化。人们看到，由于对民主自由的执著和意识形态化理解，美国人有时表现得很单纯，许多由别的国家跑到美国的流亡者，只要声称自己是民主斗士，就会受到百姓和政府背景的人士的支持和爱戴，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相反，只要你表现为不理解或不喜欢民主，你就会遭到感情上等各方面的冷遇。


　　其次，我们看美国人的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同样强烈的天命意识。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上帝的国家，是上帝选中、受上帝祝福、体现上帝荣耀的国家。美国负有上帝赋予的使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美国要做全世界的领导者，将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


　　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在美国的历史上不断地被表述，成为美国人的一种特有的自我感觉。


　　马塞诸殖民地的英国的清教徒宣布，他们建设的新大陆将成为耶稣所说的建在“山上的城”，将成为照耀全世界的光。第一任总督文思洛宣称，新教徒“新世界的开拓，是上帝赋予的使命”。


　　首届总统华盛顿在给各州州长的信中说：“现在，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和自由的美国人成了全世界最受人注目的角色，站在舞台中央。这个舞台，是上帝为了显示人的伟大与杰出而特意设计的。”


　　十九世纪与爱伦•坡等交往甚密的作家约翰•奥萨利班在一篇《前途远大的伟大国家》的文章中说：“我们国家，注定要向人类展示上帝的美好意志，那就是：我们是让人类进步实现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国家，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一使命。这将是我们今后的历史，美国正是为了这一使命而被上帝拣选的。”


　　奥萨班利还说：“美国命中注定要采取好的行动，我们除了对一些可以吸取的经验以外，对过去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远大的未来才是我们的舞台，我们的历史要在未来中创造。在我们的心中，有上帝的真意和慈悲的目标，有没被过去污染的良心，我们正在进入人类未曾踏入过的空间。我们注定要成为引导人类进步的国家，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挡我们的前进，上帝的意志与我们同在。”


　　近期的里根总统则说：“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应该像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所承担的这项使命中虚伪地对待我们的上帝，并因此促使他不再像现在这样保守我们，那么我们必将成为世人谈论的趣闻和笑柄了。”


　　里根还说：“我们必将再度成为自由的楷模和希望的灯塔”。


　　现在的布什总统说：“在美国人的善良、理想和信念当中，无处不看到上帝的旨意”。布什在第二次就任演说中还说，美国要做黑暗世界的灯塔。


　　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还表现为美国人的自信和优越感。托克维尔在其《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点，他说：“美国人在与外国人相处时，不允许说美国的一点坏话，并且无止境地渴望受到外国人称赞”，“如果这个外国人对此有抵触，那么他们就开始自己称赞自己，他们即便是对自己的业绩持有怀疑，但也愿意用自鸣得意的目光来欣赏自己的业绩”。托克维尔举例说：“我曾经向一个美国人说，你们的国家真不错，这个美国人马上回答说，真是这样，世界上再没有这么好的国家了。我夸奖了美国的自由，这个美国人马上对我说，自由是上帝的恩赐，可是世界上还有那个民族配享这样的自由呢。”
　　
　　美国的意识形态中的几个特点，强烈地体现在总统的就职演说上。总统的就职演说一般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大展示，历史学家瑞克申科曼（Rick Shenkman）研究了历届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发现它们有个共性，就是所有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必然会提到以下几点：美国人应该敬畏上帝、美国人应该推动全球自由民主与和平、美国是世界的楷模、美国人应该全民团结、总统对人民的智慧有信心、尊崇开国元勋等。


　　这几个共性都包含了对民主自由的执著以及美国人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美国的意识形态在其建国之初就存在，可以说是美国生来具有传统悠久的东西，我们从首先到达美国成为美洲开发之父的“五月花号”搭乘者们签订的契约中，从早期其他殖民地的文件中，都可以看到以后成为其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以后的美国各个时代重要人物的言论、各时代的主流思想，都表达出这种选民意识和使命感以及对自由民主的信奉，一直延续到美国的今天。


　　这种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建国以后的对外政策的主调，它使得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就在周围世界推销自由民主制度，然后随着美国的实力和影响的扩张，逐步开始在全世界充当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保护人。以后，又加上了推行人权保障体系。
　　
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美国的对外关系史，来看看意识形态是怎样扮演其外交基石角色的。


　　美国在赢得独立后，迅速开始了向西部的扩张。1803年，美国从拿破仑一世那里购得与十三州一样广阔的土地，将美国的国土扩张了将近一倍。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里获得佛洛里达，并与英国划定了加拿大界线。1845年美国从墨西哥手中获得德克萨斯，1846年，在经过与墨西哥的两年战争后，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自此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广袤的大国。


　　在获得德克萨斯之后，澳萨利班阐述了美国向外扩张作的动机，他在《合众国杂志与民主评论》上撰文说：“为了每年都增添的几百万人的自由，我们负有向新大陆不断扩张的明确的天命，这个大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谁也阻挡不了这个使命的完成”。


　　奥萨利班提出的“明确的天命”这个词，为以后的美国人所好用，现在的新保守派们在向美国民众阐述对外的干涉主义外交时也经常使用这个词。“明确的天命”一词，可以说明白地反映了美国人的心态，反映了美国人的天命意识。这个“明确的天命”在殖民地开拓时代，表现为向西挺进，驱除印第安人，赶走天主教徒，不断地获得领土。在这以后，表现为用武力或用胁迫或用宣传向全世界输出美国式的价值观。在这个“明确的天命”的呼召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开拓了西部，来到了太平洋，参与了本来与它不相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主动投入进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反共产主义的盟主，陷身于越战，并且今天，在伊拉克打了个焦头烂额。


　　继而，奥萨利班又撰文主张从墨西哥手里夺取加利福尼亚，并进行了一番颇能引起美国人共鸣的鼓动，也渗透着美国式的意识形态。他说：


　　 “像墨西哥这样愚蠢和混乱的国家，根本无法进行像样的统治。所向披靡的盎格鲁萨克逊移民的先遣团手拿桑树和枪杆已经进入了加利福尼亚，随着他们的脚步，到处都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学校、大学、法院、议会政体、工厂、以及市民的聚会所，这一切都是作为自然的结果产生的，是各个原则的自然发生作用的结果，加利福尼亚获得自由的日子不远了，大西洋帝国成为连接两大洋的帝国的日子，也不远了。”


　　也就是说，作为上帝的选民，盎格鲁萨克逊人注定要驱逐愚蠢的墨西哥人的统治，然后在那里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先进的教育体制，以及公正的司法制度，给那里带来自由和进步。在这里，美国意识形态的关键词都可以找到，也就是民主体制以及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天命。
　　
　　天命意识和对建立民制度的渴望，让美国人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从小小的十三州迅速将领土扩张几倍，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广袤帝国。然后，抱着同样的使命感和对民主主义的执著开始了向海外的扩张。


　　最初反映出美国要向海外扩张意向并且对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纲领，是门罗主义。门罗主义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孤立主义的纲领，实际上，考察当时的国际环境，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美国的向外扩张的纲领。门罗主义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作为新兴国家，不干涉欧洲的事务，欧洲的国家则不许干涉美洲的事务，包括拉丁美洲，任何染指美洲事务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干涉。这个内容进行另一番解读，也就意味着，美洲和拉丁美洲是美国的扩张范围，欧洲不许染指。以后美国以依照这个门罗主义开始从墨西哥夺取广阔领土，并干涉拉丁美洲的事务。美国成为连接两大洋的大国之后，门罗主义经过海权主义的创始人马海姆的演绎，开始适用于太平洋，形成太平洋门罗主义，也就是说，太平洋成为美国的扩张目标。


　　马海姆怎样演绎了太平洋的门罗主义呢，是用是文明论，用一种基于美国意识形态的文明论。马海姆说，环顾宇内，将来能与基督教文明抗衡并很可能对基督教世界产生冲击的，只有东洋文明，也就是黄种人的东亚文明，在马海姆时代，代表东亚文明与基督教文明抗争的，被认为是日本帝国，中国那时被认为是在将来有可能对基督教文明造成威胁的“睡狮”。为防止这种“黄祸”的发生，马海姆说，美国依据历史上强国的经验，应该建立强大的海军力量，建立起海上强权，并且要向太平洋挺进，让太平洋成为新的门罗主义适用范围，也就是美国的后院。尤其是要占领夏威夷，这是抵制“黄祸”的桥头堡，然后要占领菲律宾，这是影响中国的前沿和跳板。这样做的目标，不仅是要防止东洋的黄祸，而且是要“将包围着自己众多古老的异域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入自身的理念之中”。所谓“自己的胸怀，自身的理念”，就是指适用美国意识形态的世界。


　　海权论决定了美国新一轮开拓的方向，美国开始向太平洋挺进。在海权论发表后的不到十年之内，美国就占领了夏威夷、关岛等太平洋诸岛，并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菲律宾。在获得菲律宾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为此激动得“向上帝跪了下来”，他“感谢上帝给了美国人民将这些异教徒改造成基督教徒的机会”从那以后，菲律宾长期都是美国的殖民地，并且接受了基督教。现在，菲律宾与韩国一样成为东方少有的基督教国家，确实融入了美国的理念和怀抱。


　　融合了菲律宾后，就到中国的家门口了，美国开始对中国事务提出自己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


　　众所周知，中国那时正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时代，欧洲集权强国或民主强国彼此争夺世界、瓜分世界，把中国也当作一块可以瓜分的肥肉。美国作为新兴的大国，在这种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针对中国问题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蕴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同的内容。门户开放政策的意义，依据当时美国国务卿约翰海的两次照会的解释，包含着两个明确的原则：一个是中国及有关国际势力促使并保证使中国打开大门，让中国不搞闭关自守并不在中国搞封闭的势力划分，商业机会均等，另一个是保障中国的领土及主权完整。它的本质是反对帝国主义式的瓜分领土，以及接受美国式价值观的输出，也就是美国式意识形态的输出。李普曼说，“门户开放政策是输出美国生活方式”。中国学者把它看作是商业情结与传教士情结的结合物。美国学者说，门户开放是与“独立宣言一样古老”的政策，其动机是让其他异域文明打开大门，接受美国的文明体系。实际上，美国自门户开放政策开始，以后在于中国的交往中一直试图让中国接受美国式的价值体系，让古老的代表性的东方文明纳入美国的基督教文明怀抱。关于这一点，留待下面详述。
　　
然后就是美国人参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新兴的帝国主义向老牌帝国主义挑战。新兴帝国主义因为晚到一步在瓜分世界的大餐中捞得太少，要求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试图从老牌帝国主义嘴里掰出一点残羹剩饭，因而导致帝国主义之间大打出手。新兴帝国主义是指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老牌帝国主义主要以英法为代表。日本在开战前宣称：“如果国际秩序意味着日本这样的强国也只能守一点领土，那么，这个国际秩序还有什么公正可言”。


　　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本来与美国无关，属于纯粹的欧战，美国早期没有参战，属于隔岸观火，卖点军火发点财的角色。但是，当欧洲唯一的共和制大国法国被专制的德国打得支招不住时，美国的意识形态开始起作用了，美国就赶紧出来，向霍亨佐伦王朝的德国宣战，以保卫欧洲的共和制国家，拯救世界的民主力量。在当时，欧洲实行共和制的只有四个国家，而作为实际意义上共和制大国，全世界只有法国和美国是真正的共和制国家。美法两国曾经因为同样的意识形态而长期结盟，当美国为摆脱殖民统治而为独立而战的时候，法国帮助他打仗，并给以其他方面的支持，在美国成为共和制国家之后，法国又赠送其高大无比的自由女神像，一战时，美国又反过来支持他的民主制伙伴。这个自由女神强调着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同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帝国之之间的利益争倾轧，但因为美国参战而带上意识形态色彩。现在，英美法等国家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成是“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战争”，否认这场战争的起初的帝国主义性质，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说法反映了美国当初参战的动机，反映了美国的参战对战争性质的影响。实际上，通过这次战争，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霍亨佐论王朝、罗曼诺夫王朝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欧洲世界产生了众多的民主制国家。所以，一战的结果，客观上是民主主义的胜利，也就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在威尔逊主义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达。威尔逊主义是在一战后和谈期间提出来的，是指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战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秩序而提出的一些列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反对进一步殖民地划分、尊重殖民地人民的人权、民族自治、和平主义等等。就其内容看，带有鲜明的反帝国主义色彩，一反当时的帝国主义潮流，使盛行于世界几百年的帝国主义炮舰外交遭到了来自西方国家内部的人权主义的挑战，这在当时的帝国主义的时代有着很不平凡的意义。尽管威尔逊主义在一战后的世界局势中没受到尊重，并且因为纳粹的崛起和新帝国主义潮流的涌动而受到嘲弄和蹂躏，但是，随着美国在世界的影响的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逐渐在国际政治中发挥出影响来。二战后，随着殖民地人民斗争的胜利，西方世界也在威尔逊主义的影响下，帝国主义时代宣告结束。


　　威尔逊出身于牧师家庭，是个虔诚的清教徒，在国内外政治上是个理想主义者。因为威尔逊主义的提出，以后美国的注重意识形态而不注重实利的外交常被称以威尔逊主义。
　　
　　然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在欧洲是在一战中失败的德国发动的针对战胜国的复仇之战，也是独裁的法西斯国家集团与民主国家集团之间的世界大战，美国基于其意识形态，又一次充当了民主主义保护人的角色。


　　二战初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欧洲以及亚洲的战火都燃烧不及美洲，美国是一个隔岸观火的角色，如果仿效帝国主义国家的手法，美国人也可以扮演一个火中取栗或乘火打劫的角色，延续百年并且在一战后仍在主导世界的帝国主义分赃逻辑和实力逻辑，给了美国这样的机会，美国当时是生产总值世界第一的强国，当时的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都慑于美国的实力，避免将美国卷入战争。


　　希特勒作为一个战略家，在取得欧洲战场胜利之前，他一直避免与美国这个大国发生冲突，虽然他憎恶美国的民主主义，并且将美国列为最后一个要“狠狠揍”的国家，但在解决欧洲事务前，希特勒避免与美国这个巨无霸对抗。二战爆发后，希特勒稳住美国，通过外交途径和自身的演说，多次向美国示好。甚至在美开始利用中立国身份为反纳粹国家运送作战物资之后，纳粹也极力克制，不敢对美国有所为。当时负责大西洋战役的德国雷德尔将军要求希特勒依照国际惯例，对美国船只进行截夺，遭到希特勒的压制，德国军舰遭到美国军舰开火后，德军要求反击，也被希特勒拒绝。1941年7月，美军接替英军占领了冰岛，帮助英军作战，实际上已经参与了战争，德军也认为这是美军的参战行为，要求“有权在必要时可以在护航取击沉美国货船和攻击美国军舰”，希特勒没有同意，只下令将冰岛不再化入战区，以避开美军。罗斯福下令美国军舰见到德国船只就开火，希特勒则在纳粹长老聚会上对此回答说：“罗斯福命令他的船只已经发现德国军舰立即开火，我要求我的军舰遇到美国船只不要开火”。为避免美国参战，希特勒对美国表现出极大限度的忍让和退避。


　　日本在亚洲，为保住长期侵略中国获得的实利，也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为稳住美国，让其不要干涉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活动，日本曾提出一个强国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计划，即把全世界分为四大块，大东亚圈、欧洲圈（含非洲等殖民地）、美洲圈和苏联圈 （含印度、伊朗），由当时的列强依据历史既成事实和地理优势来予以瓜分，其中，大东亚圈自然被考虑为是日本的，美洲圈则被考虑是美国的，在此基础上，日本还提出可以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霸权，不独占太平洋利益，并承诺保证美国的在华既得利益。


　　日本看到了当时的另一强国苏联与德国一道瓜分了波兰，于是幻想美国能与他做交易，而在东亚采取绥靖政策。


　　同时，除了忍让和利诱之外，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还结成三国同盟即轴心国，旨在威胁美国不要干预与欧洲战争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因为轴心国联盟意味着，美国一旦与这些国家交战争，将面临着两面作战的局面，三个国家的领导人相信，美国绝对不敢冒这个险。轴心国缔约后，纳粹外长里宾特洛夫对美国警告说，如果美国参战，“美国不得不与超过两亿五千万的三国人民的团结的力量作战”。


　　但是，美国拒绝与德国或日本独裁阵营做帝国主义式的交易，也不理睬轴心国的威胁。


　　对德国阵营，在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侵占阿尔巴尼亚之后，美国要求这两个独裁国家对不再进一步侵略做出保证，并且列出了不得染指的三十一个国家的名字。在德国进攻波兰，二战正式爆发之后，美国对民主阵营给予大量支持，罗斯福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的军火库”，美国提供军火长略物资给民主阵营，并用军舰护送作战物资到欧洲目的地。1941年，美国驱逐舰涅布拉克号在大西洋向德国潜水艇发射深水炸弹，同年，美军占领冰岛，进入欧洲战区，让冰岛成为援助欧洲民主阵营的基地。还是同年，罗斯福下令，一经发现德国舰只，美国军舰可以立即开火。这实际是向德国不宣而战。


　　对日本军国主义，美国起初要求其从中国满洲之外地区撤兵，并在满州地区不搞事态扩大化。随着日本侵华的升级，美国也开始对日本予以经济制裁，禁止废铁、航空油等向日本出口，并增加对华贷款和援助的额度，连续三次提供当时金额5千万、1亿、两亿美元的贷款。在日本出现南进迹象时，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的全面禁运，使日本的战争机器无法继续运转。在日本抛出橄榄枝，提出四大区域瓜分世界、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霸权、保证美国在华利益等条件后，美国仍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这次包括了从日本经营多年的满洲撤军，这其实是要求日本放弃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来日本所掠夺的所有权益，自然是日本绝对不能接受的。在与日本开战之前，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以义勇军的方式组织美国军人加入飞虎队，来华帮助对日本作战，日本政府就此抗议，美国政府则对此故作不知，后来与日本开战后，美国政府索性将飞虎队编入了美国正规军。


　　美国的这种支持中国抗战，要求日本从中国包括满洲撤军、并且卡断日本战争补给的态度，使得日本军阀认识到，美国是不可能在日本容忍的条件下达成交易的，在天皇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军阀判断，在侵华战争陷入沼泽、战争物资补给被美国人卡断、与美国和解又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日本如果维持现状，那就如同坐以待毙，必死无疑。如果与美国决一死战，虽然胜算不大，但如若侥幸战胜，那么日本就会全线盘活，既可确保近半世纪在亚洲掠夺的利益，也可进而控制太平洋地区，获得石油等战争资源。东条英机在与当时的首相近卫争论是否应该向美国开战时说：“有时人不得不闭上眼睛从清水台往下跳”。清水台是日本的自杀胜地。于是，军阀们铤而走险，发动了赌博式的太平洋战争。


　　美国对法西斯阵营开战，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理由，而不是一种带有经济考量的行为，从战争开始前美国可选择的道路以及在战争中美国付出的巨大代价而言，美国的参战对于他们而言很不经济，美国在战争中牺牲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国民经济倒退几十年，并且在战后为了欧洲和日本的重建，美国又通过马歇尔计划等给与了欧洲和日本两大地区巨额的经济援助，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但美国还是参与了战争，在这里，美国人意识形态又起了作用，在美国看来，法西斯阵营是专制独裁国家，是民主与自由的破坏者，是对美国人认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挑战。美国人说，当自由世界受到前所未有威胁的时候，“美国人有责任保护自由世界”。


　　基辛格在论述二战时说：即便是没有珍珠港，美国也会参加战争，因为“为了自由的未来和美国的安全，罗斯福无疑会让美国参战”，进而，基辛格说，美国的参战“是美国的伟大并勇敢的领袖进行的非凡的外交努力而导致的结果”。


　　日本第一任国家情报局长冈崎久彦在论述二战时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


　　在这里，冈崎所说的道德和国民的好恶，就是指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具体美国人的好恶是什么，将在下面讲述。
　　
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也一直贯穿于二战以后。
　　

二战之后，美国以民主的挽救者身份以及无可比拟的国家实力成了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国借此对西方世界进行了整合。在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美国成了资本主义阵营的盟主，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最强大最坚定的捍卫者。此期间，美国出兵朝鲜，出兵越战。美国大兵卖命流血，目的也是为了防止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的“赤化”。美国在越战遭到了惨败，成为美国自立国以来的首次遭遇的败绩，因此，在美国一直有越战值得不止得打的疑问，但从意识形态来讲，至今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值得，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参战，可能印度支那半岛早全部成共产国家了，这也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角度的评估。

进入七十年代，卡特执政以后，在冷战的环境中，美国在无法改变大多数中立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条件下，为争取中立国家的支持，共同对付社会主义阵营，没有把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当作对外交往的普遍要价。但出于其意识形态，美国提出了人权外交，这个人权外交既被用来苟病社会主义阵营，也成为美国针对其他国家的普遍的要求。自卡特以后，人权开始成为美国的外交的基石，人权的状况成为除政治体制以外的衡量敌友及远近的标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目标。

在以后的历届总统的对外政策中，人权都是其响亮而重要的对外要价，几乎每届总统在选举过程中都把人权外交当作自己未来政策的重要卖点，以获取选民的支持。

共和党总统老布什曾在中国居住多年，拥有众多的中国朋友，被认为能理解中国的现状，带有亲华色彩。但即使这样，布什在执政期间，对中国实施基于人权理由的多年的制裁。

继老布什之后掌权的克林顿总统批评其前任在人权问题上“软弱”，在人权外交上大进一步，克林顿在任八年，打了两场人权战争，一场是为制止种族屠杀而出兵肯尼亚，另一场是在“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下发动的南联盟战争。克林顿当政期间，在国际上支持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两人共同把人权提到高于国家主权的高度。

小布什时代，美国一国独大，世界呈单极格式，美国不再顾忌，在人权之外，又将“政治自由”作为外交公开的对外要价。对中东阿拉伯世界，小布什除了依法反恐为由，打击伊拉克，将独裁者萨达姆送上审判台之外，又靠宣传及威胁，迫使中东实现民主化；对中亚及原苏联地区，小布什靠鼓励颜色革命来促使其进一步民主化，对俄罗斯的被认为破坏司法独立的案件声称要进行制裁；在近期的对非洲债务的免除上，小布什的条件也是非洲对象国的民主化。小布什在二次就职演说中公开宣称，美国人的使命是扫除地球每一角落的专制体制和独裁者。

布什时代的美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就是新保守主义的活跃。新保守主义是一场由基督教福音派人士发动的保守主义运动，主要的策源地是共和党，领导者是共和党的福音派人士。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组成了一个叫做PANC的组织，由现任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斯斐尔德以及评论家布茨、克里斯托等组成，这些人在多种场合对新保守主义外交做了阐述。这些阐述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些观点：

1，美国由于其市场经济的成功，以及在妇女解放、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成就，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绝对影响力的帝国；

2，这个帝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他不同于过去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帝国，过去的帝国的目的是靠武力使原住民服从，获得殖民地；而现在的美国帝国的目的，是给这些国家带来民主与法治。

3，美国政府应该继承里根的成功的外交政策，里根的外交政策是：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推行美国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充分发挥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里根的外交政策成功地拖垮了苏联帝国，并给世界带来了民主化。

4，为确保美国的价值体系，并在世界上推行这个价值体系，美国的应该时刻准备打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历史证明，美国曾经进行的这些局部战争，如夺取菲律宾、出兵西伯利亚、出兵古巴、越南战争、波西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等，都在确保了美国的价值体系起到了作用。

5，在这些局部战争之后，还要考虑这些国家的重建(Nation Building )，为确保这些战争对象国的民主建设，美国应该准备类似于二战后援助欧洲建设的马歇尔基金。

历史上，美国改造他国的成功案例是纳粹德国及军国主义的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是被美国摧毁后在美国的重建下成为独立的繁荣的民主国家的。

我们可以看出，伊拉克现在成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实验地。

实际上，考察美国的外交史，就会发现，新保守主义阐述的外交政策，其实正是美国政府历来一贯的外交政策，只不过是在今天美国独大的世界里，这个政策得到了明确的无所顾忌的表述。

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担任过国务卿、并对现代的美国外交也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基辛格做了一个明了的概述，揭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质。他在《外交》一书中说：

“在旧世界维持和平的最为传统的方法，是维持力量的平衡。但是，美国蔑视力量平衡的概念，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秩序的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以及民族自决”。

基辛格是犹太人，是美国的自由派人士，不属于保守派，也不信仰基督教，是梅特涅实力均衡外教的信奉者，是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巨擘。基辛格在被尼克松拉入自己的团队之前，一直是民主党的热心拥护者，是民主党竞选智囊，并参与过天主教徒肯尼迪的总统竞选。基辛格对中国的态度一直友好，是中美建交的先驱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封锁和制裁中国。在现在，他也在中美合作领域中很活跃，拥有一个专门的咨询机构，从事中美交流。我们看到，即便是这样一个世俗化的美国外交家和不拘意识形态的人物，也认为美国的外交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是“民主主义”。

中国学者一致认为美国的外交是追逐利益的外交，把美国外交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也理解称逐利行为，说全球的民主化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的学者应该从基辛格的观点中获得启示和反省。

第四章 美国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基督教理念的产物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马可福音

“美国人把民主的理想视为上帝的意志” —— 美国政治学家 威廉姆斯

“美国人认为，基督的原则体现在宪政当中，并且，美国人被上帝选中，是将全世界引向正确的宗教和自由的灯塔。” ——马斯登

那么，美国为什么执著于意识形态外交？为什么美国的意识形态表现为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和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

原因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起源于美国人信奉的基督新教，美国人的对民主自由的执著和强烈的选民意识及天命意识，来源于美国人信仰的基督新教。

美国人执著于意识形态外交，是因为他们对基督新教有着固执的信仰，美国人执行意识形态外交，实际是传播基督教文明的行为，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基督教文明秩序。

这个基督教文明秩序，是创建美国的清教徒们梦寐以求的基督教中的千禧王国，是美国人一直力图实现的目标，美国人在这个目标中，看到了自己的天命。

我们首先来看看民主人权自由等思想与基督教的渊源关系，以及他们在美国是怎样用的基督教语言被表达的。

一、民主人权等思想来源于基督新教的个人主义思想

一般人们认为，雏形的民主产生于古希腊的长老议会制。这其实仅仅是民主的外表形式，实质上是贵族群议政治，与现代的民权主义的民主政治是风牛马不相及。现在的民权主义的民主政治是主权在民、全民参与，政府为保护民权而存在，官员是百姓的公仆。古希腊长老议会则是贵族群议，寡头掌权，政府为统治而存在，官员是百姓的管理者，两者根本不同。把民主主义追索到长老制的人仅仅认为群议就是民主，没有理解民主主义的实质。

真正的民权主义的民主思想产生于基督教宗教改革，产生于基督新教的个人主义思想。

众所周知，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的脑海中是没有个人这个概念的，社会生活也不承认独立于个体的存在，个人被视为团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单独的个人。

在中世纪的农村，个人主要通过家庭来生活，家庭是主要的生产单位，个人通过家庭来获得生活的资源，个人则完全从属于家庭，没有现代的与家族独立出来的个人的概念。这表现在：个人的命运由家庭决定，也就是职业结婚育儿等都由家庭做主，不能自己说了算；财产也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家庭，个人的钱仅属于所谓“私房钱”；缴纳税也不以个人名义，而以家族整体名义纳税；荣誉也属于家族，而不属于个人；一人犯罪，全家有时都要承担责任；个人被当作是某某家的一分子，而不是独立的个人，等等。

我们现在看欧美人的名字都是家姓在后名字在前，反映了中世纪的个人完全从属于家庭的遗风。比如夏尔戴高乐，表示是高乐家的夏尔，“戴de”字 在法语中表示从属。马克思夫人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 “冯von”，强调的也是威家的燕妮。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的名字放在家姓的前面，误以为外国人是在强调个人优先，是外国个人主义的表现，其实是将中国的语序生套到欧洲语序里了。

在中世纪，家庭这个团体也被淹没在封建庄园这个大团体，家庭作为庄园的一个生产单位从事生产，多数的情况，个人作为某家庭的一成员，在身份上同时隶属于庄园主，为庄园主做工，向庄园主效忠，同时受庄园主保护。庄园往往具有武装，对外可以作战，对内则可以实施刑罚，具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功能。

在城市，个人也埋没于团体之中，与团体纽带紧密，通过团体来生存。城市的这种典型的团体是手工业者的行会组织。在中世纪，在个人的信仰生活中也没有“个人”这个概念，人们的信仰也依赖于团体，这个团体就是教会。在中世纪，教会被认为是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信徒只有通过教会才能与上帝沟通；《圣经》也只有教会才能持有，个人不允许持有《圣经》；解读《圣经》也只有教会才有权利，个人不许妄自解读《圣经》；灵魂的救赎被认为只有教会的一系列活动如弥撒、圣餐、捐钱、买赎罪券等才能实现，等等。个人的存在信仰活动中完全被无视，个人是在信仰生活中不存在的概念。

总之，中世纪的欧洲，是“个体”“个人”意识完全没有觉醒的社会。

打破中世纪这种团体埋没个体的局面、首先让人产生“个体”意识的，是宗教改革。如前面所述，基督新教是作为反叛中世纪天主教信仰而产生的，因此有着与天主教完全不同的教义和做法。基督新教主张“因信称义”，这个“因信成义”的教义认为，人只有通过信仰才能得救，而不是通过教会活动来获得救赎，也就是说，人的永恒的生命是通过个人对上帝的信仰来获得的，而不是通过某个教会来获得的。既然是通过信仰来获救的，而信仰本质上是个人灵魂的事，是个人与上帝之间发生的关系，那么，个人的信仰就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这个教义在信仰生活中强调个体个人，把个人当作信仰生活中的主体,个人被认为毋须通过教会的中介自然就是与上帝的关系中的另一方。

在教会的运作方式上，新教也强调个人的灵修，注重个人的灵命的增长，平信徒被允许并被认为应该读《圣经》，教会领袖不再垄断信仰。这样，在中世纪，就首先从宗教界产生了不再依附于团体的“个人”的概念。

“个人”意识的产生，促使了人权思想和个人主义的产生。

《圣经》中有一段经文被当作是小《圣经》，被认为集中体现了《圣经》的思想，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这一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被认为是像父亲一样爱着世人的上帝。

在新教的“个体”思想产生之后，神爱世人的教义，被理解为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世人”不再是抽象的人，或某集合概念的人，而成为具体的个人。“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的思想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爱的载体，上帝的爱落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的价值和福址，都为上帝所关注。耶稣说，上帝不愿意失去他任何一只羔羊，一百只羔羊中丢掉一只，上帝也要把它找回来。耶稣的话是“神爱每一个人”的思想的教理依据。美国思想家马格利奇(Muggeridge)说，“在基督教里，每一个人，无论是男是女，患病的或健康的，聪明的或愚拙的，美丽的或丑陋的，都被他的创造者所深爱，正像福音书所说，他的头发都被神数算过”。

“神爱每一个人”的思想，是西方人权思想的源头。人权思想的本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一部分人或某一个人的权利，只有每一个人，无论男女强弱幼壮，无论何时何地，他的权利都受到保障的时候，这才是贯彻了人权思想。任何一个人或一种人的权利受到忽视，都是对人权整体的污损。只保障一部分人的权利的思想是特权思想，与人权思想根本对立。把某一个人或某一种人从人权保障对象中剔出来，是歧视思想，也与人权思想根本对立。

“个体意识”与“神爱世人”的思想的结合，也催生了个人主义。既然神爱每一个人，那么，每一个人都是神爱的对象，是承受神爱的载体。对每一个人的爱体现在对个人的爱上，个人福祉的实现才是上帝的爱的体现，个人因此是这个世界的目的。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造的是个人，以后产生的团体应该是为人的目的而存在，为实现人的福祉而存在。因此，就个人于团体的关系而言，个人应该优先于团体，是团体的目的， 而不应该是团体优先于个人，团体不应该成为个人的目的。这是个人主义思想的起源。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本质是，它认为，就广泛的团体于个人之间的关系来说，个人的福祉才是世界的目的，也是团体的目的，团体是为个人提供服务的手段。

神学上的个人主义浸润欧洲社会，逐渐发展成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以及文化上的个人主义。

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自由经济体制上，它允许每一个人都拿自己的所长和资源来与社会交换，以获得自身最大的利益，最充分地实现自我。

文化上的个人主义则催生了人本主义思想，人本主义思想又催生了近代欧洲的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

人本主义把人的价值被放在了世界的中心，人的价值被认为是最根本的价值。人本主义是宗教个人主义的产物，与宗教上的个人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有根本上不同。他们的区别是，宗教上的个人主义依然遵循神本主义，认为神才是中心，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人才是世界的目的；人本主义则抛去了神的地位，是世俗化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也催生了大众民主主义。

首先，个人主义颠覆了人类自有史以来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自国家产生以来，国家就被认为高于个人，国家的利益被认为代表了个人的利益，个人被认为是国家的附属，随时应该为国家献身。柏拉图说“国家是正义的体现”，亚理士多德说“只有在国家，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亚理士多德认为，家族优先于个人，国家则优先于个人和家庭，并在所有领域具有统制性干涉权利。天主教神学理论的集大成者阿奎那说，国家出于神的意志，对国家的服从是良心的义务。近代的黑格尔说：国家是道德的最高体现，是自我意识得道义实体，是最普遍的善，是自在自为的神圣的存在，是地上的神，绝对理念通过国家在地上达到了最高的自由，人类的历史就是国家的真正的实现。个人在黑格尔那里，应该成为普遍者（国家）的牺牲品。众所周知，黑格尔思想是近代集权主义的哲学起源。

与这些看法正相反，个人主义则认为，个人才是这个世界的目的，个人的完善才是这个世界的至善。所有团体都是为个人的服务的，个人优先于团体，不能给个人带来福祉的团体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国家也是一样，也是一个团体，也应该是为个人的福址而设立的。个人对于国家这个团体来说，国家是实现个人安全和福利的手段，国家的目的是为个人服务，承揽和完成个人在群体生活中的公共事务，如团体内部的卫生、治安、济贫，团体对外的安全的等等，它们的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合法性，都得通过个人所享受到的福祉来体现。

其次，个人主义颠覆了传统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为民主主义提供了合理依据。个人主义产生之前，政府被认为是大众的统治机构，管理机构，官员被认为是统治者和管理者。个人主义产生之后，因为个人的福址被认为是目的，所以，政府被认为是为每一个人服务的公共事务机构，政府的合法性和和效率也只有通过它为个人提供多少程度的福利来评价。

个人与官员的关系不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而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社会的个人是雇主，政府工作人员则是雇员。为保证这种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的实现，保证社会的每一个个人都能行使他的雇主权利，政府人员的任命必须由每一个人来任命，这种任命方式就是投票选举，即由社会的每一个个人而不是某团体来投票选举民意代表，然后由他们来任命政府官员。虽然这还不是一个体现每一个人的权利的最好方式，但是迄今为止人们所发现的表达每一个人权利的最好方式。

同样，为了保证每一个人的权利，在民主体制中，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则。

第三，个人主义催生了民主体制中的三权分立的原则。为了防止公务人员滥用民众的委托，侵犯社会中的个人的权利，公共机构应该由相互牵制和相互检验的部门组成，这就是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相独立的原则的由来。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实现和不受侵犯。

民主主义产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形成今天的大众民主主义，囿于传统的偏见，妇女及个别种族都没有选举权。随着人权思想的深入，民主主义中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被废止，众多的被歧视人群获得了选举权，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普选的大众民主主义。在美国，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妇女才被赋予了选举权，印第安人则更晚。黑人的权利则长期受到忽视。到近期，在人权思想的浸润下，这些情况才逐渐在得到改善。

如上所述，新教教义由上帝对人类的爱，引申出天赋人权思想；又从神爱世人、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发展出政府等团体的目的在于保护个人权利，个人优先与团体的个人主义思想；为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强权的侵犯，使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体现，产生了民权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是西方人权民权民主等意识形态的所走的发展路途。

关于新教思想与个人主义的关系，美国著名学者、哲学家杜威说：“个人主义的根基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信仰，它阐明了个人灵魂的本质，使生活的起伏围绕着个人的命运旋转”。这里的个人灵魂的本质，指的就是新教的因信成义的信仰，指的是个人灵魂与上帝的交流。

美国历史学家戴格勒（Carln Degler）说：“个人主义是遗留给后代的清教主义的核心”，“如果说美国人今天是个个人主义者，那么，清教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主要根源”。

美国社会学家施密特说：“基督教的价值观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奠定了基础”，因为“从灵魂上来讲，神拯救的是个人而不是集团，没有一个人因为是基督团体的成员而获救。”

关于人权思想与新教的关系，马格利奇说“千万不要忘记，人权肇源于基督教信仰”。

关于民主政治与基督教的关系，美国世俗学者桑多斯说“基督教构成了民主和人民自治思想的最深厚的基础。”

美国社会学家施密特说：“基督教影响最深的地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最普遍”。“如果不是基督教促成了独立宣言和宪法指定者的思想，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将不存在。”

编著了《韦氏英语大词典》系列丛书的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韦伯斯特说：“我们的公民应当及早明白，纯正共和主义原则的真正源泉是《圣经》，尤其是《新约全书》”，“《圣经》是世界上最具共和思想的书籍”。

民主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在西方这是一个共识。在西方，凡是独裁的国家首先要摧毁的就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代之以表示人民利益的某个集合概念如“人民”等等。比如，纳粹就称个人主义为极端的利己主义，把“个人的权利”的概念改变为“人民的权利”这个概念，把人民变成脱离了个体的集合概念，然后以人民的名义开始独裁，让人民这个词成为纳粹对实质人的权利的践踏的一个遮羞布。现在德国大众汽车的“Volk”这个词，就起名于希特勒时代，反映着那个时代德国对“人民”这个集合概念的吹捧。天主教时代的“神爱世人”时的“世人”这个概念一样，长期也是一个集合概念，在“神爱世人”没有落实到“爱每一个人”的时候，意味着对异端的迫害和政教合一，意味着对每一个实质上的人的权利的忽视和剥夺。

作为集合概念的“人民”，是集权政治的思想基础，其思想源远流长。在个人主义产生之前，个人被视为团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组织的一个有机单元，在与整体的联系当中才被认为有意义，如同肢体与身体的整体的关系一样，没有了整体，肢体就被当作无意义。就个人与人民的关系来说，脱离了整体的人不被认为是人民，个人被人民这个集合词所取代，个人的存在意义在人民的概念下被抹杀。集权主义者声称自己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等等，实际上，人民没有具体的体现者，“人民”不过是集权统治者当作粉饰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手段。个人主义产生之后，人民这个概念在个人主义那里不再是一个集合概念，而有了具体的体现者，那就是每一个人。个人主义者认为，个人不是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肢体与整体的关系，而是团体的散在单元，是团体中的独立的个体。人民或民众等概念就是由个人组成，个人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的一部分，个人的权利也是人民的权利的一部分。

实际上，没了个人主义，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大厦就会轰然倒塌。美国学者施密特说：“没有个人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无论是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宗教领域。”

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国家，中国人在理解美国的个人主义的时候，往往把个人主义当作是利己主义，唯利是图等等。在中国人眼里，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基本上是一个六亲不认只顾自己的形象，甚至是损人利己的感觉。其实，这是种误解。中国几千年来是个儒教社会，注重团体，崇尚集体主义，中国人几千年来又被统治者的“苍生”等集合概念愚弄，因此没有个人的概念，没有理解个人主义。在美国人看来，个人主义不是损人利己，不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就是邻居爱，就是利他主义，就是要照顾到别人的利益。因为个人主义意味着每个人的权利都要受到尊重，不仅是自己的权利，也是他人的权利。不尊重他人就不是个人主义，损人利己也不是个人主义，因为它践踏了别的个体的权力。个人主义意味着每个人都首先尊重别人的作为个体的权利，然后社会也必须尊重你的个人的权利。一般中国人见美国人既鼓吹个人主义，而又在与人交往中显示出极大的邻人爱，乐于帮助别人，尊重别人生活和权利，因此感到困惑不解，认为这是彼此很矛盾的行为，其实是因为没有理解个人主义的实质。

二、在美国，自由民主都是用基督教语言来表达的

民主自由等思想起源于基督新教的教义，因此，在美国，人权自由民主等思想干脆直接都用基督教语言和基督教逻辑来表达，反映着民主自由思想与基督新教的渊源关系。

关于人的权利，《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都从上帝那里被赋予了一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这里，“自明的（Self evident）”一词，是基督教文化中的惯用语，其意义，就如加里·阿莫斯（Gary Aamos）说：它是指“无需证明，借着上帝的直接启示，通过直觉来认识的真理。该词设定，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并对人的理性设定某些信念。”这个词的使用源于保罗的《罗马书》。

哈理·杜鲁门总统说：“我们相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我们相信，人人是生而平等的，因为人人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另一位总统艾森豪威尔说，人的权利是上帝赐与的，这是美国人的信念。

小布什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在谈到人权的时候说：“因为天堂和地球的创造者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们，所以，在这个地球上，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都享有生来与俱的权利和尊严，都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布什讲的“天堂和地球的创造者”指的是上帝，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讲的上帝是同一概念，他们都说的是《圣经》中的上帝，《圣经》中的创造了地上的万物，也创造了天堂。他们说的“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们”，指的是众所周知的《圣经》中的上帝造人的故事，说上帝依照它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世人。

关于美国的民主制度，《独立宣言》说，“人人都从上帝那里被赋予了一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之间成立了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利来自于人民的同意。无论何时，当某一形式的政府变得危害这一目的时候，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的政府。”也就是说，上帝赋予了人的生命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和实现这些权利，才组成政府。政府的目的是来为民众服务的，政府的组成和合法性都来自于人民。

在这里，独立宣言强调了个人主义，首先是宗教上的个人主义，即人人都从上帝那里获得了权利，而不是一个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其次是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即政府是为这些个人服务的，它的合法性在于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为每一个人的服务。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国家，它的民主政治、自由经济体系全都建立在个人主义思想之上的。美国思想家千宁（W.Channing）对美国人理解的个人主义作了个经典阐述，他说：“人生而有种种权利，就事物的秩序来讲，他们先于社会而存在，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为社会提供了人的能力，他们乃是各种社会制度的伟大目标之所在。”也就是说，各种社会制度都必须为个人而服务。

艾森豪威尔说，因为人的权利是上帝赐与的，所以“人民推选领袖，不是让他们来统治，而是来服务”。也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有着来自上帝的权利，所以，人群中的领袖，只能是被选来为他们服务的。艾森豪威尔还说，凡是反对这一信念的人，在他们眼中没有上帝。也就是说，艾森豪威尔的思想和逻辑是，凡是不民主的也就是反上帝的。

实际上，翻阅美国建国以来的重要史料，你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独立宣言、美国宪法、还是在总统或其他重要人物的演讲当中，美国人在论述人权和民主的正当性的时候，都遵循着“上帝爱人、上帝赐每个人以权利，为保护这些权利，所以要民主和自由”的逻辑。这种逻辑和理论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公式化逻辑，独立宣言以来，美国的意识形态代表者，都从上帝造人和上帝对人的爱开始论述平等人权自由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保证这些权利的角度，来阐述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必要性。

“因为上帝仿佛他自身创造了人们，因此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尊严，因此必须实行保障了每个人权利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这种逻辑和理论，对于基督新教徒占国民多数的美国人而言，也是不言自明、无需论证、理所当然、无可驳辨的公理。

在美国人的国民意识中，自由民主人权之所以是最好的，是因为它与上帝联系在一起的，上帝证明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合理性和公义性。脱离了基督教义，民主自由等将无法被证明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体制之所以之最好的，因为它来源于上帝造人和爱人的教义，体现着上帝的律法和公义，是最符合基督精神的，是基督精神在世俗事务上的体现。《圣经》中的上帝造人以及神爱世人的人的思想，直接成为自由和民主的合理性来源，成为美国人为民主自由辩护的根据。

托克威尔在论述美国的民主时说；“美国人把基督教的观念和自由的观念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他们的脑海中这两个概念不能单独地存在”。

美国的宗教政治学家保罗·威廉姆斯说：“美国人把民主的理想视为上帝的意志，美国人确信民主正是生活的法则，国家必须加入进来，政府必须把民主当作宗教来宣扬。”

抛去上面讲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宗教教义，美国人理解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无可怀疑的公义性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一般都是遵循着这样的思维：

“上帝创造了人，是依照他自己创造的，所以，人是最尊贵的（人权思想），人是这个世界的目的，任何制度和组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权利和设置的，他的和理性和合法性只能从人从中获得的福祉来评价（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

上帝创造了人，是来荣耀上帝的，所以人应该充分的发挥出自身的才能，有充分地发挥学习才能和发挥自身才能的空间和余地，有充分的条件让自己的人性达到一个完美的境地，所以，人必须是自由的，人和制度都不能限制这种自由，如果限制了这些自由，那么人就无法充分发挥自己实现自己，也就无法荣耀上帝（自由主义）。

因此，在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和人权是最符合上帝的旨意的社会制度，是最符合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目的制度，也是对人最仁爱的制度、是最有助人成长和完成自我的制度（全世界都应该是自由民主体制，救世主义）。

每一个信上帝的人，都应该去爱人，爱所有人，他的行动应该体现出上帝的荣耀，应该实现上帝的旨意，所以，帮助其他国家的人去实现自由民主，是相信上帝的人使命和义务（选民意识和使命感、以及干涉主义）。”

这种思维，其实就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自由民主以及天命意识和使命感的完整内容，是美国国民的共识，也就是它的主流意识形态。

美国人的这个共识，落实到具体的体制上，就是美国人奉行的个人的自由和人权的保证体制，就是自由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在美国人的思想里，与上述美国的意识形态相对应，也与上帝联系在一起。如果也抛开这些制度的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宗教教义，用一般美国人的语言和思想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民主自由制度的公义性的理解，那就是这样：

“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并且是依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所以，人有着崇高的尊严和价值，这些尊严和价值必须得到充分的保护。人的尊严和价值表现在他的各种权利上，表现在他的生命权、财产权、身体自由权等权利上，这些权利无论在那里，都不能受到侵犯。所以，全世界的国家和政府都应该尊重和保障人的这些权利（人权宣言和世界人权条约）。

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政府是为人服务的。政府的合法性必须由人民承认，功用必须由他的人民来评价。政府应该是由人民选举的，为人民服务的。这个人民是个人主义的人民，即人人都是人民的一分子，人民的权利的实现必须由每一个人的权利的实现来体现，而不是集合概念的没有体现者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

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是来荣耀上帝的。所以人人都享有生来与具的自由。这个自由让人来充分地实现自己，以来充分地荣耀上帝。这个自由首先包括人择业的自由，人可以充分地依据自己的能力和爱好来选择职业，中世纪的身份和职业的限制是野蛮的；还包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让人能拿自己的能力来与社会交换，使自己的能力获得作充分的发挥。社会主义的不许人自己搞经济的政策实限制人自由的，所以是不好的，必须搞自由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制度）。

这是美国人对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及人权保障制度的认识和感觉 。

此外，美国人的一些个性和习惯也与基督新教的教义联系在一起，比如美国人独立和竞争的个性、以及尊重他人隐私的习惯，也由来于清教主义。他们在美国遵循这样的逻辑，即：

人是荣耀上帝的，所以人应该完善自我。这个完善自我包括自身的修养和自我的实现。尤其是自我的实现，在充分地通过自由实现自我的同时，人应该依靠自己来实现自我，而不是靠他人、父母或亲缘，所以，依靠血缘得来的职业成就是可耻的（个人主义的竞争制度）。

人的权利和自由，同时意味着人的责任。因为人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享有同样的自由和权利。每一个人在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必须尊重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尊重别人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是尊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尊重他人，注重隐私）。

等等，美国人思维方式与基督教的渊源关系，可以说不胜枚举。

在世俗化国家，一般人在谈起民主政治的起源时候，都说民主政治思想起源于洛克的自然法思想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国的学者和理论界也是这么认为，认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新生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因此产生了民主的政治理论。在论述民主政治的合理性时，西方国家都引用洛克和卢梭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国家则引用马克思。在美国，虽然这种世俗的观点也存在，但在主流意识形态当中，民主自由等的合理性仍然被归结为上帝，被归结为上帝对每一个人的爱和权利的赐予。这种归结更真实地反映了人权是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反映了宗教对的民主思想的启蒙，反映了民主政治萌发和成长的轨迹。

三、美国意识形态当中的选民意识和使命感，由来于基督教的选民思想和传教思想，由来于清教徒的教义

由上面可以看出，美国人之所以执著于自由民主等理念和体制，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和体制，最符合基督精神，是基督精神在世俗事务上的体现，它来源于上帝造人和爱人的教义，体现着上帝的律法和公义。就像艾森豪威尔说，凡是反民主的就是反对上帝。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把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和社会秩序推销到全世界，并为此不惜流血采取暴力，牺牲包括美国士兵在内的众多的人的性命？

答案是：美国人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使然，而这种使命感来源于基督教中的选民教义和救世精神，也来源于一些基督教流派中的特殊教义，尤其是清教徒思想和美国民间普遍相信的后千禧年主义，对美国人的改造这个世界的热情有着重要的影响。

基督教有强烈的选民思想，是一个“拣选”和“呼召”门徒的宗教，有强烈的传教要求，因此也是一个救世主义宗教。

基督教认为，这个世界起初也就是在上帝创造之初，是个美好的世界，在伊甸园时代的初期，世界受到上帝的祝福，万物和谐相生，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也认上帝为主，为上帝的灵所充满，过着衣食丰富、没有疾病、没有死亡的幸福生活。

但是，撒旦诱惑人类脱离了上帝，独立自主，不再认上帝为主，要自行判断万物的善恶，于是，人成了脱离上帝的存在，脱离了圣灵，人成为理性与肉欲相冲突的人，世界也成了受到诅咒的世界。

脱离了圣灵的人充满了罪性，行为上也充满了罪恶，按照上帝创造万物的规律和秩序，这样的人也就处于必然灭亡的命运。这个灭亡包括肉体的死亡，也包括灵魂的灭亡。受到诅咒的世界不再万物和谐相生，而是成了自相残杀的世界。

但是，上帝是爱人的，他象父亲看待孩子一样看待自己创造的人类，面对被撒旦败坏的人类，上帝不愿他们灭亡，要救赎他们。

由于人的罪性和作为被造物的局限性，人类自己是找不着救赎之路的。因此，上帝只有自己来救赎人类和世界。

上帝救赎的办法，就是上帝成为耶稣，自身降临人间，在十字架上替人类死了一回，替人类赎罪。然后上帝把十字架救恩的信仰赐给人们，这个十字架救恩的信仰包括：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上帝是自己的主宰，相信上帝已替自己赎罪。上帝让一切相信这个救恩的，罪都得到赦免，不再被追究。并且，对于信上帝救恩的，上帝把伊甸园时的圣灵赐给他们，让他们成为上帝再造的新人，他们因为被上帝的圣灵充满，肉身得以摆脱罪恶的捆绑，不再犯罪；灵魂则因圣灵充满，成为不死的灵魂。这样，人就在身体和灵魂两面都得到了救赎。

这是一个好消息，也就是一个福音，是一个人类有可能再次获得永生而不再死亡的福音。

上帝救赎世人的过程也是一个向世人传播这个福音的过程。被告知了这个福音并且信了这个福音的，也就是被救赎了。上帝先拣选了他的使徒，把上帝替人赎罪的事实展示给他们，并把救恩的信仰赐给他们，然后上帝让他们把这个福音传给门徒们，让门徒们走遍天下，这些门徒世世代代把上帝的信息传给一切上帝预定要救的人，也就是预定要做上帝信徒的人。上帝在人间的时候对他的弟子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传到万邦传遍地极的时候，也就是上帝预定的信徒之数满了的时候，上帝将重新来到人世，让死去的信徒复活，与当时在世的信徒一起，与上帝统治世界一千年。

上帝拣选出来并让他们相信这个福音并传播这个福音的，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体现着上帝救赎的大能，他们因为圣灵充满，身心不再矛盾，不再犯罪，行为上体现着来自上帝的善和智慧，荣耀上帝。上帝要求他们做世上的盐和光，去造福他人，光照他人，他们因为被上帝的圣灵充满而能够做到。

基督徒不仅体现了上帝的救赎的大能，还要与上帝一同做工，把得救的道路传给上帝预定要做上帝信徒的人。

基督教的这种拣选和呼召以及传教的教义，使得信徒带有一种强烈的选民意识和救世的使命感，这种选民意识和救世的使命感驱使信徒们不断地把基督教义向世界各地传播，先是在中亚，再是在欧洲，然后是在美洲，再是亚洲，在短短的两千年里，基督教由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宗教团体，成为一个遍布全世界第一大宗教。

基督教的救世主义，被以后的一些基督教神学思想强调和发展。其中，影响较大并尤其强调基督徒的救世义务的，是后千禧年主义思想。在基督教中，有一个基本教义，就是耶稣基督将再临人世，并建立一个基督统治的千禧王国，然后行使最后的审判。基督何时再临？是在千禧王国建成之后再临？还是在千禧王国建成之后降临？一直有着分歧和争论，主张千禧王国之前降临的，叫前千禧王国主义，也就是说，基督降临是在千禧国之前。主张千禧王国之后降临的，叫后千禧国主义，也就是说基督降临在千禧国之后。

后千禧年主义主张的千禧国是怎样建成的呢，这个主义说，是靠世上的基督徒建成的，基督徒应该努力地去改造这个社会，改造这个世界，用基督教的教义去建设这个社会，建设这个世界。在基督的社会和世界建成的时候，也就是千禧年时代了，然后耶稣蒋再临人世与基督徒共同统治世界一千年。

后千禧年主义把改造世界和在全世界建立基督教王国当作基督在临的前提，当作上帝给基督徒的使命。

后千禧年主义被一些教派所接受，这些教派的特点，就是主张社会变革，主张用基督教原则来改造社会，建立世上的基督教王国。或者，在一些不赞成后千禧年主义的教派里也都不自觉地带上了后千禧年主义的因素。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人口的86%都信耶稣，因此，选民意识和救世的使命感在美国国民意识中普遍存在，救世主义也就成国民意识中一个普遍因素。

在此基础上，美国又是一个清教徒建立的国家，清教徒起源于卡尔文宗，卡尔文宗具有强烈的天命意识和革命诉求。

卡尔文宗坚信“预定论”，也就是相信天命论，就是相信人是否被救是否能成为基督徒，是上帝在创世之前就预定好了的，被拣选的成为基督徒的，是不可逃避的命运。这些人被拣选用来做神的器皿，荣耀上帝，为上帝所用。这种天命论与“通过努力可以成为基督徒”的“功德论”对信徒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造成的影响不同，天命论造成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更强烈。

而且，卡尔文宗曾经掌握过国家政权统治过瑞士日内瓦共和国，实行过彻底地新教的社会革命，因此，卡尔文宗强调改造世界，强调基督徒的社会责任。

起源于卡尔文宗的清教徒在卡尔文的天命观、革命观的基础上，又接受了后千禧年主义，因此，清教徒更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主张改革社会和改造世界，以建立一个实行基督教原则的基督王国。

清教徒的这些革命教义，强化了美国人的选民意识和救世的使命感，使得美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了更为强烈的选民意识和救世思想。

基督教的选民教义让美国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体现了上帝救赎的大能，是被选来要做世上的盐和光，被选来造福他人光照他人的。

这种要造福人间光照人间的意识，让美国人的对外政策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强国，更带上了一些道义色彩。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时代，强国是靠实力说话的，靠实力说话经常意味着炮舰政策和掠夺领土。大英帝国在强盛时期掠夺的领土是众所周知的，一段时间号称日不落帝国。法国德国都曾经掠夺过别国的领土。这些国家受过基督教的浸染，在掠夺和占领过程中，尚显出人道，没有大规模的屠杀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没有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所以表现出异常的残忍和野蛮。日本在强盛时期的帝国主义政策无不伴随着屠杀，日本在占领韩国时期，曾经有过策划，就是把韩国男子全都煽掉，让女子全作慰安妇，以灭绝韩国人，因为他们认为韩国人是劣种。日本在占领旅顺之后，屠城只剩三十六人，而这三十六人也是用来埋死人的。占领南京之后，南京大屠杀则死伤无数。这是帝国主义的实质，靠实力说话的实质。

美国作为强国，则很少这方面的不光彩的纪录。早期，美国人屠杀过印第安人。但自己马上就予以纠正了，并且注意保护印第安人的权益。在向太平洋扩展过程中，占领国菲律宾等国家，但自己也纠正了，现在，菲律宾是独立国家。美国的外交就像基辛格讲的一样，反对实力说话的政策。我们看到，在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把中国当作肥肉来割食，对中国实行炮舰政策的时候，美国没有乘人之危来掠夺中国。美国人与中国近代打的唯一一场仗，是八国联军，那场战争，美国人把它当作一场护教战争，也就是传教士在中国没法保障安全的时候，来出兵中国，这一点再稍后叙述。

美国在威尔逊时代提出的民族自决等国际政策，实际上是要求国际社会结束帝国主义政策，二战后在美国的指导下，西方强国也结束了帝国主义政策。美国占领德国和日本之后，并不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要求各地赔偿，剥夺主权等等，相反，给了这两个国家大量援助，帮助这两个国际建设好民主主义体制后，并不占领他们，而是恢复他们的主权。如果依照帝国主义政策，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做法，至少，日本这个国家早不存在了。现代的新保守主义在强调他们的对外政策时候说，美国只要把民主带给别人，不要求领土。现代新保守主义者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福音派人士。美国的这些反帝国主义政策的做法，正是来源于基督教的要做世上的盐和光、要造福世人光照世人的选民意识。我这样说美国，并不是想给美国人涂脂抹粉，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说明美国政策的实质和它的由来。其实，中国的学者也看到了美国的反帝国主义政策的特点和历史。比如，关于成为美国外交精神代表的威尔逊十四条，北大出版的一本书说：“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因为他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强调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对侵略战争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就世界和平提出了具体的方案。此外，威尔逊十四点计划还站在殖民地国家的立场上，提出了对殖民地的处理以及如何照顾殖民地人民利益的问题，要求与会各国相互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

基督教的传教教义和清教徒的革命思想以及后千禧年主义的基督王国思想，让美国人带有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驱使美国人在全世界积极推广和保护新教资本主义，并且全力以赴，乐此不倦，其目标，是建立全世界范围的基督教文明秩序，实现基督的王国。因此，这种使命感也让美国人的外交带上干涉主义色彩。

我们看到，美国人自登上世界舞台以来就四处插手，四处打仗，自己打，也帮别人打，成为第一大国之后，四处建设军事基地，并四处干涉别国事务，这些行动其实都是一种护教和传教行为，它们都是在保护自由民主等新教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并推广这个价值观和制度。这个思想和制度，在美国人看来，是最符合基督教义的，是基督精神在世俗事务上的体现，是基督的原则对社会的适用。马斯登说“美国人认为，基督的原则体现在宪政当中，并且，美国人被上帝选中，是将全世界引向正确的宗教和自由的灯塔。” 因此，美国也就拼命捍卫和推广这个制度，并且为了推广，不惜用强权和武力，其最终指向，就是在全世界建立起基督教文明体系。

在全世界建立起基督教文明体系，体现着千禧年主义的建立基督国的梦想。这个梦想，驱使着清教徒一直要进行社会改革。英国的清教徒在十七世纪发动清教徒革命，目标就是在英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卡尔文的日内瓦的基督教联邦，用清教徒诠释的基督教原则来改造社会，而后把这个基督教社会推向世界。清教徒革命的领袖克论威尔掌握了政权之后，砍下了国王和国教会主教的脑袋，这还不够，临死前，克论威尔说，“假如上帝再给我十年的生命，我要让全欧洲的君主在我面前发抖”。

美国人继承了清教徒的这个梦想。一部美国的历史，就是向千禧国迈进的历史。美国在殖民地时代，要把美洲建成“山上的城”，就是要先在美洲建成一个基督的国；美国人消灭自己的奴隶制度，就是要消灭阻碍千禧国实现的罪的制度；美国人在国内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立法，让弱势群体的如黑人印地安人妇女儿童的权利，就是想让美国这个“上帝的城”越来越符合基督教的原则；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对外实行干涉主义外交，就是要把这个千禧国推向世界，在全世界建立这个基督的千禧国。马斯登说“美国人认为，美国人在上帝的计划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就是美国是一场改革的中心，这场改革将把世界导向基督教文明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千禧年时代”。布什在二次就任演说中说：“要消灭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独裁者”，与克伦威尔的话很有神似之处。

其实，中国人要理解美国人的改造世界和建立基督王国的热情应该很容易，因为中国曾经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并且要在全世界实现这个目标，为此也曾经要改造世界，要解放全人类，要输出革命。这与清教徒要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千禧国以迎接基督的来临的热情很相似。当初我们怎样激昂地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美国人就一直怎样激昂地要建立基督的千禧王国，当初我们怎样狂热信仰马列主义，并要把它输出都全世界的，现在的美国人就是怎样狂热地信仰新教的民主自由思想，并要把它输出到全世界的。

共产主义者与清教徒在很多地方都很相似，这种相似有很多学者都论述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的著名的政治学者拉斯基，拉斯基指出，共产主义者与清教徒不仅在理想上相似，而且在个性等方面也很相似，他罗列了下面的一些相似之处：

1，清教徒与早期共产主义者一样，具有强烈的选民意识。两者都鄙视世俗及日常习惯。

2，两者都确信自己会赢得整个世界，相信历史的最终结局是自己的胜利。因此，两者都有着强烈的对抗世俗迫害的能力。

3，两者都认为自己是真理，而反对自己的是恶魔，必须予以消灭。

4，清教徒蔑视世俗的学问，早期共产主义者蔑视资产阶级的教养。

5，清教徒信靠《圣经》，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相信马克思主义绝对正确而且万能。

6，两者都反对异端的不宽容，但自己一旦掌握政权，对政敌也不宽容，并且把宽容当作软弱，把软弱当罪恶。

7，蔑视中间派和中庸之道，有时比仇视敌人更仇视中间派。

8，因为恐惧自身不能得救，或从救赎中被排除，因此，有谄媚阿谀及伪善的习惯。

在选民意识和使命感上，两者的相同点具体地表现为：清教徒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自己是解放人类的先锋。两者都崇拜革命，要通过社会改造来实现自己的理想，都积极地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要改造世界。清教徒在英国进行了清教徒革命，建立了起清教徒的国家，在英国失败后，来到北美，要把北美建成“山上之城”，同时要以北美为基地，建立神的千禧国。共产主义者胜利之后，就积极地输出革命，要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信仰遭受了很多挫折，尤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聚变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之后，共产主义者们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的热情减弱了，有些共产主义者消失了，有些则变得务实和世俗。

但是，美国人的千禧国梦想却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而且因为美国人在实现这个梦的过程中几乎是战无不胜，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在相信这个梦，这也是美国近来基督教保守势力大行其道越来越得志的原因。

在美国人看来，清教的千禧王国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推动这个王国实现的力量正在毫不留情地碾碎着这一切敌人。美国人说，瞧，用清教思想装起来的盎格鲁萨克逊人这四百年来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他们先是兴起了盎格鲁萨克逊的大英帝国，占领着世界最广阔的领土，独霸世界两百年，然后兴起了盎格鲁萨克逊的美利坚帝国，领导世界近百年，一直到现在。在他们面前，西班牙人退却了，德意志民族的霍亨佐论王朝灭亡了，希特勒帝国灭亡了，日本人挑战一回以后，就被打得今天还是他们的奴隶，斯拉夫人的社会主义也失败了，现在还没有崛起。

所以，这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清教资本主义一直没有让美国人失望过，他们的信心也就没有减弱，他们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那种要把清教资本主义思想和制度推向全世界，建立起世上的基督王国的使命感，也就没有减弱过。从殖民地开始到现在，美国人就没有打消过他们要做着世界的灯塔和要改造世界的念头，在今天的白宫，新保守派们仍然在梦想着基督降临前的千禧王国，梦想着这个千禧王国怎样在他们手中建成。中国的红卫兵们曾经满腔热血地要改造世界，要解放全人类，如果我们把今天把持白宫的人们理解成自出手以来从未失败过的红卫兵们，我们就能马上理解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了，也就能够理解牧师的女儿赖斯和靠《圣经》摆脱酒瘾的布什为什么现在这样做和将要做什么了。

四、推广民主自由与打击反基督势力是美国互为表里的对外政策

前面说过，日本第一任国家情报局长冈崎在论述二战时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现在，我们就明白冈崎所说的“道德和国民的好恶”是什么了，就是基督教理念。86%信奉基督教的美国国民的道德和好恶都随基督教的标准而定。

小布什上台伊始，在被问及谁是他的政治风格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耶稣是我的政治学老师”。也就是说，耶稣的教义是他的政治学基础，是他的政治指导。这其实是对美国政府政治与外交实质的最好的揭示。

因为民主自由人权等制度义基督教的渊源关系，以及因为美国人对基督教的信奉，美国的外交也表现为对一切反基督教势力的敌对上，与推广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外交相互印证互为表里。

二战时期，美国人之所以要坚决打倒纳粹而不采取任何绥靖主义政策，与自由民主等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的，是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在宗教上对纳粹的憎恶。

希特勒是个反基督教主义者，希特勒在上台之前，为了获得基督教方面的选票，曾对天主教和新教表示了好感，声称将尊重天主教和新教的宗教自由。获取政权后，为巩固地位，也曾表示尊重基督教信仰，甚至曾与天主教合作，挽回上台初始时的打砸抢的恶劣名声。但在政权巩固以后，希特勒就抑制不住对基督教的厌恶，迫不及待地开始对基督教和天主教大打出手。

首先，希特勒要求对全国的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与以纳粹化改造，在全国成立总教会，自上而下，用纳粹的意识形态取代基督教教义，然后，对于坚持基督教义，拒绝用纳粹意识形态取代基督教的教会和信徒，施以毫不留情的镇压。仅在1938年一年，就有800多名对纳粹教义持异议的教会成员被捕，其代表威斯勒博士被杀，涅姆勒博士被关入集中营。被现代基督徒称为“当代使徒”的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彭菲霍尔也是在纳粹执政期间被捕并被绞死在监狱中的。彭菲霍尔的神学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现代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中有不少彭菲霍尔的信仰者，甚至布什的政策也受到他的神学思想的影响。

希特勒的宗教事务部部长凯尔在对全国的牧师发表讲话时调侃基督教说：“基督教信仰就是信仰上帝的儿子基督，这让我发笑。”他要求基督教徒将信仰改为信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信纳粹。希特勒的政治秘书鲍曼说：“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能调和的”。

希特勒为国家总教会制定的三十点指导纲领中说：

5， 国家总教会决心无可改变地根绝——在不吉的800年输入德国的各种异己的外来的基督教信仰。

13，国家总教会要求，立即停止在德国出版和传播《圣经》。

14，国家总教会宣称，在一切文件中，元首的《我的奋斗》是最伟大的。

18，国家总教会将从它的供坛上清除一切耶稣受难像、《圣经》和圣徒像。

19，在讲坛上，除了《我的奋斗》（对德国民族对上帝来说，这是一本最神圣的书），不得有任何东西，在供坛左边侧放一把剑。

30，各大小教堂必须除去基督十字架，必须代之以唯一不可政府的象征 X字。

从这个希特勒的宗教纲领可以看出，所谓国家总教会，就是清除基督教的一切痕迹和影响，而代之以彻头彻尾的纳粹化，也就是希特勒自己要取代耶稣，《我的奋斗》要取代《圣经》。希特勒在另一场合也说过，德意志民族的悲剧就是八百年前接受了外来的基督教。

希特勒的反基督教行为，让美国人想起了在罗马帝国时大肆迫害基督教的尼禄等皇帝，这些人被为是反基督者。反基督者是在《圣经》中预言注定要出现的、来自于撒旦的邪恶势力，其特点是大规模迫害基督教信徒，多数还有系统的反基督教的理论。希特勒被认为是当代反基督者的代表，基督徒占多数的美国国民因为希特勒反基督教举动而上下极度厌恶纳粹德国，必欲除之而后快。

二战以后，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中，美国是资本主义阵营的盟主。美国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情绪，还由来于美国人的基督教信念。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从人类的历史发展规律来讲，随着科学的进步，宗教必然被消灭。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胜利之后，当共产党人依照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时候，基督教势力遭受到惨重打击，基督教领袖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代理，信徒被认为是走卒，有许多基督教人士被逮捕投狱。宗教也被认为是麻痹人民精神额鸦片。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也遵循和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

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这种整合信仰的现象，在美国人看来，是对基督教的新一轮迫害，马克思主义的一套唯物论无神论的学说，在美国人看来，就是撒旦的声音。因此，美国人也就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看作是敌基督的恶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 美国人在中东纠纷中，长期偏袒以色列，也来源于美国人的宗教认识。

犹太教是基督教的母体，早期的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被认为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耶稣和十二使徒以及早期的基督教领袖，都是犹太人。在基督教中，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最先拣选出来传播上帝声音的神的子民。以后虽然犹太人不信基督教，但基督教说，在神的旨意下，必然也要归信基督。基督徒也是上帝的选民，是在犹太人之后被上帝拣选出来的选民，要在世上作造福他人的“盐和光”，作荣耀上帝的器皿。基督徒与犹太人都是上帝赋予了特殊使命的人。

在《圣经》中，尤其在美国的千禧年理论中，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再建以色列国，被当作是耶稣再临人间、建立千禧王国的条件。从里根时代就经常被邀请到白宫做客的牧师哈尔林泽的说教在美国的民众中有巨大影响。林泽说，在人类的末世，将有一场善与恶的大决战，也就是《圣经》启示录中所说的哈米吉多敦之战。在这场战争之后，耶稣基督将作为犹太人的王再临人世，在复兴的以色列之地耶路撒冷统治人类一千年。林泽说，如果想在这场战争中存留下来，那么就一定要理解上帝对以色列的特殊拣选，这样就会在上帝面前称义，与耶稣共享千禧王国。如果反对以色列，攻击以色列，将在末日的审判中被当作反基督的敌人投入地狱的永火。

美国的基督教“道德多数派”领袖福尔威尔也说：“谁反对以色列，谁就是反对上帝”。

美国人相信犹太人占领耶路撒冷更符合上帝的旨意，因为《圣经》上说，上帝将耶路撒冷一带作为流着乃与蜜得的福地赐给了犹太人。美国人也相信，支持犹太人符合上帝的旨意，因为《圣经》中上帝对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说：“凡祝福你的，我也祝福他；凡诅咒你的，我也诅咒他。”

所以，基督徒占多数的美国人坚决支持以色列的建国，支持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建国。以色列每年都接到大量来自外国的援助资金，其中，除外国的犹太人的捐助外，来自美国人的捐助最多，据说已累计达到数百亿美元。

也因此之故，伊斯兰极端分子把对美国的战斗称为对异教徒的圣战，而不仅仅是保家卫国的世俗利益之战。

美国人的对华认识和对华交往的态度上，也深受国民的基督教理念影响，这一点在后面详述。

第五章 美国与欧洲的区别：世俗化了的基督教文明国家与未世俗化的基督教国家的区别
　　
　　“上帝死了” ——尼采
　　“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说，尼采死了” ——美国地铁涂鸦
　　
　　在这里，可能会有读者问，“那么，同样作为基督教国家，为什么欧洲与美国有这么大的不同，比如，在社会发展史上，同样作为基督教国家，欧洲及产生了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并且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国家；在对外政策上，欧洲表现出更大的务实性，而不像美国执著于意识形态。”


　　答案是：欧洲已经世俗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仅仅是基督教留下了很大影响的基督教文明国家。基督教在欧洲已经衰落，世俗的观念、理性观念逐渐占统治匚弧?


　　而美国没有世俗化，仍然是一个由基督教占社会统治地位的宗教化国家。


　　这种世俗化与非世俗化的差别，是欧洲与美国在社会发展史上与对外政策上有所差别的主要原因。
　　
　　欧洲国家一直被认为是与美国同样性质的基督教国家，其实不然，欧洲国家曾经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起源于亚洲，但发展壮大在欧洲，新教改革肇始于欧洲。甚至如前所述，欧洲众多国家曾经是基督教政教合一的国家，基督教长达千年统治欧洲政治文化，统治着欧洲人的灵魂。但是，欧洲近几百年以来，逐渐开始了脱基督教化，开始了世俗化过程。现在，欧洲国家多数都只能说是基督教文明国家，就是风俗习惯还保留者基督教影响，但信仰已经完全衰落。


　　欧洲的世俗化开始于近代。


　　由于天主教长期在欧洲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加以与政权结合而产生的种种弊端，自中世纪起，天主教就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基督教内部的改革派的挑战，另一个是世俗的脱宗教化的挑战。


　　基督教内部的改革派的挑战是基督新教运动，也就是以路德和卡尔文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导致了众多的欧洲国家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束缚，并对基督教作了新的诠释，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基督教。


　　世俗的脱宗教化的挑战是在天主教实力最强大的地区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个运动主张复活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文化，即文化是基督教统治欧洲之前的世俗文化，肯定世俗享乐的正当性，反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张扬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反对基督教的神本主义。


　　到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使文艺复兴代表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逐渐演变成世俗主义。科学的发展，让人对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产生了疑问，让人在自然面前产生了自信，降低了对上帝的依赖和信求。社会经济的进步，也加速了人世俗欲望的增长，削弱了人对彼世和精神的兴趣。欧洲于是开始了世俗化进程。这个世俗化进程随着科学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欧洲成了社会主流运动。


　　在近代，欧洲产生了大量的反基督教思想家，比如法国的笛卡尔、伏尔泰、狄德罗德国的尼采、施特劳斯、马克思等等。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说上帝死在了在欧洲的科学和理性面前。尼采把基督教看作是社会弱势群体的自我安慰，看作是弱势群体在无法实现自己愿望时的一种自我解脱。德国世俗历史学家施特劳斯写了部《耶稣传》，对耶稣是否历史上真有其人提出了疑问，试图从近代科学角度和近代心理学角度论证，基督是一种幻象，基督时代的种种神迹全是当事人心理暗示的结果。他说，耶稣死后，弟子处于一种基督的激动状态时，歇斯底里发作，才看到了复活的耶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路上看到的神绩也是对自己长期迫害基督徒而产生自责心理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认为，宗教是人们对大自然无法解释现象的产生畏惧感的结果，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精神的鸦片，随着科学的进步，历史的发展，宗教必然要在人类生活中消除。达尔文的进化论则干脆认为人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不是上帝用泥土创造的。达尔文理论由于以科学的姿态出现，因此，给欧洲基督教思想造成了很大冲击。


　　在近代的欧洲，反基督的思想、唯物论以及进化论，几乎成了民众意识以及思想界的主流，成为一种时髦和进步的象征。


　　文学界的作品也注重于反映人本身，试图脱离宗教来反映人性。这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大都带有反基督教色彩和强烈人文主义色彩。雨果、巴尔扎克及上世纪初活跃的茨威格等是其代表。


　　与这种思想界与民众意识的世俗化相呼应的，是欧洲的世俗化政治运动的产生。


　　在近代，欧洲的主要的社会运动都以世俗化和反基督教为特征。欧洲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以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为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俗化理性化和反宗教是其特点。上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法西斯纳粹主义运动，是近代欧洲世俗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尼采的反基督思想、偶像崇拜式样的超人思想、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种族伦等世俗化反基督的理论都在纳粹运动中受到追捧和喝彩，成为纳粹运动的思想基础。


　　与欧洲世俗化进程同步进行并且互为因果的，是欧洲的基督教的衰落。经过近两百年的深刻的世俗化进程，现在，在欧洲，基督教已经徒有形骸，宗教在国民生活中已不再占主导地位，基督教徒为少数人群，民众的多数都已经在思想上及生活方式上彻底的世俗化。基督教的影响仅仅在文化习俗及传统上。欧洲国家在现在已经不能说是基督教国家了，只能说是基督教文明国家。


　　据1981年盖洛普作的调查表明，在欧洲主要的大国，从属于某个教会的人口，法国为人口的4%，德国为人口的13%，英国为人口的22%，意大利为人口的7%，丹麦为人口的4%，都占人口的少数。这里还包含了其他宗教教会的成员，不仅仅是基督教会。


　　现在，欧洲人仍然每年都产生大量的反基督教的书籍，罗素的思想、萨特的存在主义等主流思想，都以否认上帝为基本逻辑。


　　而且，因为世俗化，欧洲的色情也成为世界现代色情产业的先导。色情业方面的花样及法律界定，全世界的主要国家都唯欧洲之马首是瞻。北欧的一些国家据说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到群交的情景，法国的色情也被蒙上一层浪漫色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美国学者马斯登说，传统的明显的基督教特征在美国没有磨损多少，但在欧洲，赤裸裸的世俗的意识形态之风却在猛烈吹佛。


　　我国学者也注意到了欧洲的世俗化现象。一篇论文说：“按照现代化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向称世纪中，大众的生活和思想会产生急剧的变化，有关宿命和超自然体验的传统价值观因教育的普及，大众传媒的发展和科学实证精神深入人心而受到贬抑，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将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说明欧洲社会的状况”。
　　
　　作为世俗化的结果，欧洲国家的外交表现出一般世俗化国家的特色：


　　首先，我们看到，欧洲国家是近代帝国主义外交的始作俑者，作为基督教的承续和发展的国家，欧洲在世俗化之后，并没有表现出基督精神的道义，反而更多些强盗作风。


　　欧洲在产业革命之后，社会基本上也完成了世俗化过程，这时的欧洲开始了大规模的向外扩张时代。对于相对落后的其他地区，此时的欧洲国家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抢占领土和掠夺资源的政策。就如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说，以征服和掠夺为目的。欧洲的近代发展可以说是建立在对殖民地国家的资源的掠夺的基础上的。


　　对待中国这样有着一定国力和长期的文明积累的国家，欧洲列强因为难于一口吞下，于是采取了炮舰和瓜分政策。大英帝国对中国开始的鸦片战争，是近代基督文明国家的耻辱。尽管当时的英国基督徒反对华的鸦片贸易，但世俗化国家的民众力量最后还是压倒了宗教力量，国会通过了向清帝国开战，而开战的目的是为了向对方顺利地贩毒。以后，欧洲别的帝国也陆续与中国进行了战争，基本上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性战争。


　　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的对外扩张，欧洲国家说是基督文明的向外扩张，这是给自己涂脂抹粉的说法，这是在基督教影响下强大起来的国家在世俗化后进行的反基督精神的扩张，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已经世俗化，已经成为物质至上势力至上的世俗国家。


　　与之相对比，我们在前面也叙述到，由于美国的自身的历史形成的基督教特色，美国是近代世界中唯一没有世俗化的国家，所以美国的意识形态中还有要成为世上的盐和光的精神，美国在对外交往中，无论是对华还是对他国家，都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的政策，这一点集中地表现在一战后威尔逊原则中，而且在美国的势力成为西方独大的时候，美国对西方国家的整合与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一同结束了帝国主义时代。如果翻阅中国外交史，就会发现，都是美国率先要求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结束对华的不平等条约的。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国家因为世俗化的缘故，其外交政策注重实利，不注重意识形态，利益至上，灵活务实。


　　欧洲在还是基督国家的时候，欧洲的战争多是宗教战争，或带有很强烈的宗教因素，宗教往往是决定敌我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成为世俗化国家之后，欧洲的近代战争就基本上是完全的争夺利益的战争，争夺霸权的战争，这种持续争夺利益和霸权的结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场战争就像在前面所说的一样，是新帝国主义国家要求老牌帝国主义多份一杯羹而引起的战争。


　　大英帝国的务实外交是近代外交的范本，近代英国完成产业革命后的世俗化务实的外交政策，成功地帮助英国建立起世界范围的日不落帝国，并维持了将近两百年。英国的务实的外交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还，维持了英国的近两百年不打败仗的业绩。


　　梅特涅的外交理论建立在完全的世俗的利害考虑上，其基于地缘利害原理建立的地缘政治学说，至今还是外交学中不可动摇的指导性理论，关键在于它揭示了世俗化国家之间的外交本质。


　　美国强大并因此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游戏规则之后，欧洲的务实外交风格仍然没有改变，虽然她们仍然是一个基督教文明国家，与美国信奉同一个意识形态，即民主与自由，在政治上也与美国处于同盟关系，但欧洲国家的外交，仍保持了追求实利的作风，没有像美国那样热衷于意识形态目标，对美国没有亦步亦趋，显示出不同的风格和主张。


　　我们知道，二战结束后，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理由，对中国执行坚决的封杀政策，长期不与中国接触，拒绝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但法国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不顾美国的反对，率先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后，欧洲国家包括英国也都陆续与中国建交了外交关系。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因为战场上的压力和为了打击社会主义中国的锐气，曾考虑向中国扔原子弹，在征求盟国意见时候，遭到了英国法国等盟国的反对。英国法国没有美国那样的意识形态激情，在处理对立事件的时候，更保守和稳重和务实。我们看到，美国在实施动用原子弹和考虑动用原子弹的时候，目标国都是意识形态的敌对国，并且是非基督教文明国家，在这背后，宗教意识和情绪都起了作用，在后详述。


　　改革开放后，美国因为人权问题屡次制裁中国，而制裁又以经济手段为主。欧洲国家则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一般每当美国制裁中国的时候，首先是日本出来充当和事佬，因为日本与中国经济相对密切，其次就是欧洲国家率先打破制裁。中国也看到了这一点，作为反击美国制裁的武器，中国经常将大规模采购订单送给欧洲国家。1996年中国将原预定给波音的飞机订单转给法国的时候，使得美国波音公司遭受巨大损失，法国公司则赚了个金银满盆。当时的总理李鹏说：“欧洲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不加政治条件，我们欢迎，不像美国，动辄就搞制裁”。


　　其实制裁是一个双刃剑，既损害中国利益也有损美国利益，美国一些财团和政治家也反对中国这样大的贸易伙伴进行制裁，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是反对制裁的著名人士，基辛格博士主导着一个对华贸易咨询机构，一直为中国的权益呼吁，为此遭受到美国不少人的批评。一般指责基辛格和在国会中主张制裁中国的人士往往也是基督教的热心人士，如国会中的汤姆迪勒（Tom Delay）、杰希赫尔姆斯、迪克阿米等等。而基辛格则是个犹太人，不信基督教。


　　最近，在对中国的武器销售问题上，美国与欧洲也产生了冲突。欧洲看到了向中国军售的巨大好处和现实意义，主张予以尖端武器解禁，美国出于对共产国家的戒备也就是意识形态的理由对此坚决反对，并且向欧洲国家施加压力，使得中国至今买不到欧盟国家的武器，欧盟国家也因此进入不了中国这块巨大市场。此外，大家知道，以色列向中国的尖端武器的出口也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泡了汤。


　　对待伊斯兰世界，英法德的政策与美国也有所区别，小布什在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时，遭到了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坚决反对。德国和法国为此付出了战后不许进入伊拉克中间市场的代价，全世界也看到了欧洲与美国的差别。


　　美国与欧洲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差异，现在还在持续，注重国际新闻的人都会发现很多这方面的实例。伊斯兰世界的领导人也认识到了这种差异，新当选的伊朗总统就核利用问题向外宣布，“不与美国对话，但与欧盟对话”。现在，伊朗在核问题上都通过欧盟与美国斗法。
　　
　　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对意识形态是否偏重。美国往往基于意识形态动机采取外交行动，欧洲国家则更注重国家利益，追求利益目标。对中国，对伊斯兰世界都是如此。
　　
　　欧洲国家近些年有个例外，引人注目，就是英国的外交。英国自布莱尔当政以来，外交风格一反传统，表现出偏重意识形态的特点，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亦步亦趋，步步紧跟。其主要原因是，近些年在英国主政的首相布莱尔也是一个坚固的基督教保守派信徒，与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好一致。


　　布莱尔是在现代欧洲史上少有的坚固的基督教信徒政治家，是福音派信徒。布莱尔在克林顿时代对美国干涉主义的外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布什时代则毫无保留地支持布什的外交行动。布莱尔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起源于他坚固的基督教保守派的信仰。布莱尔将是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一笔的人物，不在于他的执政业绩，而在于他使英国外交带上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且因为他的意识形态而给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布莱尔执政开始，就打出了“人权大于主权”的旗帜，与国际上迄今流行的主权理论截然对立，将人权提高到神圣的高度。如果这一理论成为国际社会的准则，那么，国际社会也就开始了统一在基督教文明下的进程。布莱尔也就是这一理论的首创者，而且因为其当政时的行为，也成了这一理论的实践者。受布莱尔的影响，克林顿与布莱尔联手打了一场人权战争，也就是针对南联盟战争。在对伊拉克问题上，布莱尔与美国组成英美联军长期轰炸伊拉克，最后，英美主导西方一些国家占领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府。也就是说，布莱尔主义意味着，政府如果践踏人权，就丧失了合法性。这与美国的人权外交实践一脉相承。布莱尔因其作风，被送给一个绰号，叫“战争传教士”。小布什现在也有一个绰号，叫“从军牧师”，两者很相似，同样，两个人的信仰与外交政策也如出一辙。


　　 如果在英国当政的不是布莱尔，那么，英国在近一阶段的外交政策将会有所不同，将秉承其大英帝国传统的世俗化风格，灵活务实，注重实利，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与美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步调一致。

第六章 布什主义把美国的基督教理念外交推到新的高度
　　
　　“我之所以能到白宫，全靠祷告的力量。”
　　“耶稣是我的政治学老师”。 ——乔治•布什
　　
　　如上所述，美国由于没有经历世俗化的进程，所以一直执著于意识形态外交，这个意识形态由来于基督新教，所以，美国人搞的人权以及民主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外交，其实是基督新教理念外交，它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起基督教文明秩序。这个基督教理念外交表现为对民主自由体制的执著和输出，表现为美国人的救世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外交态度。


　　这种基督教理念外交在小布什时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布什无疑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由于小布什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现出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并且由此获得了来自基督教右派的政治上的支持，因此，有人怀疑小布什仅仅把宗教当作了一种政治工具，把对基督教信仰的表明当作了捞取选票的手段。对此，老布什的回答是，“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你们面前的这个男人，将《圣经》反复读了四遍不止”。


　　如果我们看一下小布什的生活史，就会发现，老布什对小布什的说法是可信的。


　　小布什生长在个人主义的国家，个人主义价值观使得小布什一直想摆脱其伟大老子的光环，自己有所作为。但奋斗到将近四十岁，人届中年，小布什仍然一直一事无成，与人合伙作的生意也连遭失败，尤其令人乃以忍受的是，由于长期生长在爸爸光环之下，“仅仅是伟大爸爸的儿子而已”，小布什染上了酗酒的毛病，并且不可自拔。


　　这时，小布什的好友埃文斯——以后在小布什内阁中贵为贸易部长——劝小布什参加一个《圣经》学习会，以后的两年时间，小布什每周都在那里学习。在学习《圣经》期间，小布什戒掉了酗酒的习惯，并且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徒。那时的朋友形容小布什的新生状态是，“酒神，再见。耶稣，您好”。


　　成为基督教徒，对小布什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小布什当选总统后，在一次早餐祷告会上就此述怀说：“信仰对我太重要了，他使我成功时戒骄戒躁，失败时不失望不气 。没有信仰，我会成为另外一个人，没有信仰，我就不会在这里”。


　　小布什在白宫会见新教主要派别的代表时说：“你们知道，我爱喝酒，我本来应该在德克萨斯的酒吧里，而不是在椭圆形办公室。我之所以没在酒吧，而在这里，只有一个原因，我找到了信仰，我发现了上帝。我之所以能到这里，全靠祷告的力量。”
　　
　　小布什的宗教情怀很强烈，在公共场合也从来不掩饰。使布什强烈的宗教情怀显露无遗的，是布什在9.11一周年的纪念仪式上的表现。


　　在“9.11”一周年的纪念日，布什率领全体阁员参加了在纽约圣爱匹斯克教堂举行的纪念仪式，据记载，在仪式上，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总统首席助理官卡德的妻子（也是原教旨主义者，并且拥有牧师资格）起身向前一步，朗读了《圣经》的《以撒亚书》第四十二章《神的仆人》一节，该节起头是：“神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扶持他；我拣选他，喜爱他；我以我的灵充满他；他要为万国带来正义”。朗读完后，赖斯起身朗读了《圣经》的《诗篇》第四十六章《神是我的避难所》。然后，当时的白宫顾问、号称是“宫廷牧师”的福音派信徒休斯朗读了《圣经》的《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我们现在的苦难，跟将来要显明给我们的荣耀相比，算不了什么”，这时，人们注意到，总统布什在席上，已经热泪盈眶，双手捂面，涕嘘不止。 这让人想起当年同样以基督教信仰闻名于世的里根总统，里根在大众场合常说起“上帝”，而说起上帝的时候，往往也是热泪夺眶而出。


　　布什的总统办公会议，首先从全体阁僚对上帝的祷告开始。在布什的白宫，每周都要举行《圣经》学习会。布什的笔杆子、在白宫有着长期工作经历的福莱姆说，布什见到他，经常的问候语是，“喂，你这周的《圣经》学习会为什么没参加”。法国作家洛朗说：“布什的总统府像一个巨大的祷告厅，那些掌权的人早晚阅读《圣经》之余，处理这美国和世界大事”。


　　布什由于虔诚的基督徒形象，被美国舆论称为“上帝的人”。英国《独立周刊》说，小布什“是人们在记忆中最具宗教色彩的政府领袖”。法国《独立报》说，布什总统 “不接受选民的指示，只接受上帝的指示”。德国《镜报》说，布什总统“除了上帝以外，没人能对他说话”。美国人气歌手迈克尔•W. 史密斯 (Michael W. Smith)说“总统的信仰是支撑他的基础，是他在危机时刻的稳定力量。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镇定、自信和专注的个性都不改变。他将坚持不懈和能保持乐观归功于他与上帝的关系。”
　　
　　布什的基督教信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布什的基督教信仰呈现出不同的倾向。


　　在美国，基督教以新教为主。但所谓新教，也有各种流派。如前所述，有自由主义流派和保守派之分，保守派以福音派为主。福音派又分为众多派别，有倾向于强调神爱世人教义卫理公教派，有极右派别的原教旨主义者等等。


　　在刚刚接受基督教时，布什更倾向于妻子劳拉所属的卫理公会的教义，更喜欢“爱”的神学，相信神爱世上一切人，那时，据说让布什备受感动的，是卫理牧师的这样一句说教：“神爱世人，当然不仅爱穷人，也爱富人”。这句话，据说对小布什摆脱出身豪门富家的自卑感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了州长以及总统以后，布什的信仰逐渐趋向于福音派的原教旨主义。《圣经》启示录的末世战争观和原教旨主义的“统治神学”的理论对布什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布什的基督教信仰带有了强烈的启示录式的战斗性色彩，而卫理公派的爱的神学则逐渐淡弱。


　　原教旨主义是福音派中观点最右的派别，主张《圣经》的权威性和无缪性，认为《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来自于上帝，是无可怀疑的真理。在社会政策方面，主张在公立学校中恢复祷告，恢复传统的家庭观念，恢复父权。反对同性恋、反对堕胎。政治上反共、反天主教、反移民，反世俗化，社会理论上反唯物论、反进化论。


　　布什在任得克萨斯州长期间，主张在州的公共节日里设立耶稣日。在当选总统之后，布什下令2001年1月0日为全国祈祷日，实际上每年5月份都有这样一个节日。随后，布什下令停止了对国内外一切计划生育组织的公款支持，因为这些组织大都承认妇女有堕胎权，反堕胎是基督教福音派的基本的社会主张之一。与此同时，布什宣布一个计划，救济在公立学校学习困难的孩子到宗教学校学习。布什还主张，学校应该讲述创造论，即上帝创造人类的神学理论，而不应只讲进化论。


　　在公共演说中，小布什强调，“天堂的大门只向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打开”，这是自由派基督教所不赞同的说法。这种说法，后来被布什的宗教导师、著名福音派传教士葛培理所纠正。葛培理对他说：“谁去天堂，是上帝的事，由上帝决定。人不可以模仿上帝说话”。


　　布什在演说以及谈话中经常使用的是原教旨主义者喜好用的战斗性的词句。众所周知，布什当政不久，就将北朝鲜、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定义为“邪恶轴心”。“邪恶轴心”的“邪恶（Evil）”一词，就是个基督教术语，该词在基督教中指“撒旦”及“邪灵”，是与上帝代表的“善”势不两立的势力。据文稿起草人福莱姆说，当初他使用的是“可恶”一词，布什特意将其改为“邪恶”，于是，“邪恶轴心”的三国成了与美国代表的“善”势不两立的势力。在宣布对阿富汗战争开始时，布什甚至使用了“十字军”一词。


　　布什的政府阁员大多是基督教福音派或原教旨主义者，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副总统切尼、首席顾问卡尔、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前国务卿鲍威尔、现国务卿前安全顾问莱斯、司法部长阿什罗福特、前国防部副部长现世界银行行长沃尔佛、国防政策委主任帕尔等等。


　　现在的国务卿赖斯是布什政府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也是著名的鹰派，她的父亲是亚拉巴马的福音派传教士。阿什罗福特父亲也是牧师，阿什罗福特本人也就是神学家，长期担任宗教组织“上帝之会”和“美国同情协会”领导职务，是主张用基督教神学制度取代世俗制度的“统治神学”的信奉者。阿什罗福特率先在司法部举行全体官员的祷告会，当被询问是否有违政教分离的原则时，他回答说，“我从来不从世俗的角度来判断事务，而是从《圣经》的标准来判断”。
　　
　　原教旨主义重视《圣经》中的启示录表达的思想，即末日来临的思想和以暴力惩罚恶势力的思想。启示录说，自有人类始，就有上帝的力量与撒旦势力的斗争，这种斗争将贯穿于人类的始终。在世界的末日，基督降临之前，上帝的势力与撒旦的势力之间的斗争，将演变成一场将全人类都卷入的大战争，这场战争被称作是米吉多顿战争，这场战争将以耶稣的再临和撒旦势力的被摧毁告终，然后人类将在耶稣的统治下，享受千年至福的太平。在美国的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基督徒向反基督势力的宣战，是上帝的势力对恶势力的宣战，是人类最后的善恶大战的预演。


　　布什就任总统到现在为止，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就是打了两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这两场战争被美国的福音派教徒欢呼为善对恶的战争，被认为是米吉多顿战争的预演。


　　伊斯兰教在基督教福音派的眼中，一直被认为是撒旦的教义。前些年在全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撒旦的篇章》一书就反映了福音派的这种认识，作者拉什迪斯是出生于伊斯兰世界的基督教徒。在美国持这种认识的福音派人士也很普遍。曾经主持过布什就职典礼的牧师小葛培理说：“古兰经鼓励穆斯林对犹太人和基督徒使用暴力，恐怖主义是伊斯兰的传统”，福音派领袖法维尔说：“伊斯兰的先知都是好战之徒”，甚至指名道姓说某某也是恐怖分子。司法部长阿什罗福特说：“古兰经让信徒献出自己的儿子殉教：但在《圣经》中，上帝为人类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一望即知，谁在鼓励流血，谁是邪教”。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立，来自于两个宗教在教义上的不可调和的根本的对立。


　　基督教主张，上帝以耶稣的形式降临人间，替人类赎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一回，把人类从罪与灭亡中救了出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同一上帝的不同位格。因此崇拜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向耶稣祷告就是向上帝祷告，耶稣就是上帝。


　　伊斯兰教则认为耶稣仅仅是天使的一位，在十字架上死的不是耶稣本人。人不能崇拜天使或其他，只能崇拜真主安拉。


　　伊斯兰教抽空了基督教作为十字架神学本质，即抽空了上帝替人类赎罪的神学的本质。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相互指责。伊斯兰教指责基督教崇拜天使而不是崇拜真主本身，是异教徒，是撒旦；基督教则指责伊斯兰否认人类的罪性，否认上帝替人类赎罪，来自撒旦。两者在教义上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彼此争斗近千年，期间经历了象十字军那样的大规模长期的战争。


　　伊斯兰教从产生开始，表现出强烈的扩张性和征服性，短期内就成为与发展了近千年的基督教相抗衡的势力，对基督教世界构成了很大威胁。中世纪后，基督教世界经历了宗教改革，促发了资本主义，带动了产业革命的产生，自此，强大的欧洲迅速地向全世界扩张，并将大部分伊斯兰地区征服为殖民地，伊斯兰自此经历了长期的衰落。从上世纪中叶开始，伊斯兰世界开始了复兴，经过近百年的积聚，伊斯兰的实力和影响力逐渐强增，在世界经济进入石油经济时代之后，伊斯兰因为掌握了世界百分之七十的石油资源和拥有众多的人口的实力，成为影响世界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苏联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倒台后，伊斯兰世界又成了挑战基督教文明的最直接最强大的对手。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靠弱博的方式点起了针对基督教文明的战火。于是，在长期的与基督的较量中本已衰落的不引人注目的伊斯兰世界，又突然成了基督教徒眼中的主要的反基督势力。


　　在福音派看来，伊斯兰教是现代继希特勒纳粹、共产主义者之后又一应该铲除的“邪恶势力”。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不仅仅是邪教，而且是来自撒旦的古老的反基督势力，是与基督教不共戴天的仇敌，是以基督徒为代表的上帝的力量必须摧毁的邪恶势力。


　　布什在第一任期就以反恐为名发动了两场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战争，第一场是针对阿富汗，旨在消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政权。第二场是针对伊拉克，旨在消灭在阿拉伯世界好斗而又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萨达姆政权。两场战争都是以反恐名义进行的，但我们现在知道，萨达姆根本与恐怖主义组织没有联系。这两场战争实质上打击了伊斯兰世界中的最具宗教色彩和最敌对基督教文明的力量，削弱了伊斯兰世界整体的反基督教因素，很大程度反映了伊斯兰教于基督教的千年来的本质对立，反映了原教旨主义的“善的力量应与恶势力作坚决斗争”启示录式的思想。美国的著名的政治学者法瑞德评论这两场战争说：“布什真正相信启示录，相信善与恶的斗争现在到了关键时候”。也就是说，他认为布什相信现在就是末世的开始，而善与恶的斗争也在以更大的规模展开。宗教学家麦克希尔在其《布什的启示录情结》一文中说，“只有了解启示录神学，才能了解布什。布什相信自己为神所召选，负有神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在耶稣基督再临之前，彻底地扫除反基督势力”。《今日自由思想》杂志编辑安妮•盖洛说：“布什认为自己负有一项宗教使命。而且，他的尚武精神与他的宗教密切相关不可分离，他坚信有正义的战争。” 布什的笔杆子曾经长期担任白宫撰稿人福莱姆说：“战争让布什成了十字军骑士”。


　　布什自己也不隐晦这一点，阿富汗战争开始时，布什把对阿富汗的开战称作是十字军东征，遭到阿拉伯盟友的抗议后，布什才改口，在对伊战争宣告胜利的时候，布什对军队说：“无论你们到哪里，都要带着希望的福音。这个福音很古老，一点也不新。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让那些被监禁的人获得释放，让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获得自由’。” 先知以赛亚是《圣经》中登场的预言了耶稣成为基督的著名的宗教人物，《以赛亚书》是基督教经常引用的《圣经》的篇章。在这里，布什对仍然强调战争的宗教色彩，强调善与恶的对立，而不强调反恐。其实这道破了布什战争的实质。
　　
　　世俗化学者以及我们国家的学者都认为，布什的行动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或者是为了获取中东地区的石油。这种见解之肤浅、之牵强附会已经不必反驳，常年为布什撰稿、熟悉布什思想脉路的秘书福莱姆的见解能说明一切问题。弗莱姆在其所著《义人—惊世骇俗的布什总统》一书中说，“不了解基督教福音派（原教旨主义者常常称自己为福音派）的教义，就根本无法了解布什的白宫”。
　　
　　布什的政治还深受原教旨主义的“统治神学”的影响。


　　在美国的原教旨主义者中流行一个思想，被叫做“统治神学”（Dominion Theology）。“统治神学”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初，把世界交给了亚当，让亚当统治世界，但由于亚当的堕落和犯罪，这个世界被撒旦统治了。因此，神的选民的使命是，从撒旦手里把这个世界夺回来。因为神说了，“你们要统治一切”。


　　统治神学说，上帝的两条命令“让万民做我的弟子”，“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意味着神不仅让我们传教，而且让我们消灭世上一切的恶，用上帝的律法来纠正这个世界。


　　因此，夺回这个世界，仅仅靠祷告和传教是不够的，祷告和传教实现不了神的国，还要诉诸各种政治手段，在《圣经》的教理之上，依照《圣经》的教义来改造这个世界。


　　所谓改造，就是采取各种政治手段，建立起基督教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


　　在“统治神学”的思想之上，美国在七十年代兴起了一个叫做“基督徒重建主义（Chiristan Rescontructionism）”的运动，这个运动主张，应该在美国建立神权政治的政府，铲除美国的道德堕落，净化美国，依据《圣经》来重建美国。这个运动的神学理论宣称，只有基督徒完成了这个使命，已经改造好的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才会再临。


　　现在，在美国，宣扬统治神学的原教旨主义者的主要组织为叫做“守诺派（Promise Keepers）”的全国性组织。这个组织的总部在得克萨斯，也就是布什的老家和当州长的地方。这个组织在美国很有影响，是美国在九十年代兴起二战后的第三次宗教热潮的主力。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托尼埃凡斯在布什任得克萨斯州长时代就是布什的好朋友和座上客。埃凡斯经常向布什说教，对布什影响甚大，埃凡斯对布什说：“要学会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据说，布什的统治神学的思想就是从埃凡斯而来的，日本神学者政治学家栗林说，布什在接受了埃凡斯的统治神学之后，就开始以“救世主式的领袖”自居了。


　　我们可以看出，布什的政治带有强烈的统治神学的色彩。


　　布什的政府基本由基督教保守人士组成，主要是福音派和原教旨主义者，内阁会议先从祷告开始，每周都在政府内举行《圣经》学习会，是一届神权色彩很浓的政府。法国的《独立报》说，布什的“白宫掌握在新教的狂信者手中”。布什的内政带有神权政治的味道，反进化论、反堕胎、反同性恋，反映着基督徒再建主义运动的重建美国道德的要求。


　　布什在全世界范围内向撒旦的势力发动进攻，打阿富汗，打伊拉克，保留对伊朗的动武权利，从不放弃对北朝鲜的动武的可能，而且，还明地暗里地围堵中国，把中国也当作一个打击标的。在原教旨主义者的眼里，这些伊斯兰和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国家，都是撒旦的势力。对中东反美色彩不强烈的国家，布什要求他们民主化，对已经实行民主制度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布什要求他们彻底地摆脱原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实行进一步的民主化。对非洲，布什则把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民主化程度联系在一起，民主化成为免除债务或接受经援的条件。这些做法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废除撒旦的统治，建立基督徒的统治。“神的选民要统治世界”，这是统治神学的基本主张。
　　
　　统治神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清教徒信奉的后千禧年主义可以说是统治神学的最根本的源流，清教徒的“神国已临（Kingdom now Theology）的思想就与统治神学如出一辙。受清教徒思想影响，美国政府和美国人一直想把基督教传遍全世界，并在依据基督教的理念在地上建立一个基督教王国。


　　统治神学是发展了上千年的后千禧年主义的现代版本，布什的统治神学式的做派，也是对美国政治和社会传统的继承，只是在统治神学里，基督的王国的建立没有与耶稣的再临有直接关系，而是上帝给基督徒的直接的命令。布什的神学政治和建立基督王国的努力，也有了现代神学的依据，发展并超越了清教徒的后千禧年主义。
　　
　　布什主义是原教旨主义中的末世大战观与统治神学的混合物，两者都是清教传统的神学产物，但侧重面不同。


　　两者都强调创世以来的善的力量与恶的量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但末世大战观以《圣经》为依据，侧重强调未来的善与恶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全世界规模的大战，以及善将战胜恶的前景；统治神学则强调基督徒现在就从撒旦手中将世界解放出来的义务，并且不惜采取暴力手段。末世大战观可以说有充足的《圣经》依据，在《圣经》的许多篇章中都说到末世将有一场旷古空前的善与恶之间的大战，而后救世主将降临，消灭恶势力，建立千禧王国。《以撒亚书》《福音书》《启示录》都作了类似的预言。统治神学则很少《圣经》的依据，虽然有若干《圣经》的话语作为支持，但从《圣经》整体的思想来看，很难说符合《圣经》的整体思路，《圣经》说基督徒要做世上的盐和光，光照他人，造福他人，并要传播上帝的声音，但并没有说去夺回这个世界的统治权，在基督降临之前，这个世界是在上帝的容许下，由撒旦统治的，随后毁灭撒旦统治的，也是上帝本身。因为统治神学的《圣经》依据不充分，所以，统治神学虽然在美国很有影响，有众多信徒，但其神学理论的扛旗人物都是一些在正统神学界中没有影响的人物，如莱士多、盖利诺斯、雷洒通等人，与此相对比，而宣扬末世观的则是神学界的巨擘如葛培理等宗教领袖。


　　小布什之前的里根总统，也是一个以虔诚著称的基督教徒，同样是基督教保守派支持的人物。里根领导美国，靠巨额的军事开支及坚定的反共态度逼迫苏联搞军备竞赛，搞垮了“邪恶帝国”苏联，并推行强硬的意识形态外交，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进程。里根在近期的国民意识调查中，被认为是美国现代复兴之父，被认为是超过了林肯的伟大总统，里根的意识形态外交也被认为是推广和维护美国价值观的标本。但是，里根的基督教信仰与布什的似乎有所不同。里根似乎遵循的是“上帝爱每一个人，所以要民主自由”这样的标准化美国逻辑，虽然也相信启示录，但不偏重启示录的末世大战，所以，里根虽然也推行的是强硬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外交，并且颇有成效，但里根的外交表现出相当的理性和理智。比如，在里根时代，美国“为保护黎巴嫩主权”，反动了越南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出兵海外，但在遭受恐怖袭击，死了二百名士兵之后，马上就撤离了黎巴嫩。同时在袭击哥利纳达时，精密筹划，逮捕了格国总统，美国军人只死伤八名。美国的民主党重要人物共和党的对头帕尔•沃金评论里根时说：“里根作为国家总统，有其相应的安全感，这一点不得不予以评价。” 里根在八四年在人竞选时说“自我执政以来，没有一个国家落入共产主义者的手里，同时，美国没有向别国派一兵一卒。”这种既执著自由民主对反基督势力好勇斗狠，又行事谨慎理性的做法，是里根的作风，也是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传统风格。


　　布什的思想不同于以往的美国总统，如上所述，在基督新教的思想中，布什注重和强调战斗色彩强烈的启示录的末世观，因此，布什的政治和外交，更具有神权政治色彩，更侧重暴力。


　　读过新约《圣经》的人都知道，新约《圣经》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部分讲的是上帝对人类的爱，即上帝牺牲了自己的儿子耶稣来救赎人类；最后的启示录部分讲了上帝的怒，讲的是对撒旦势力的惩罚，即在耶稣再临的时候，将不信者作恶者与撒旦一起打入地狱。两个部分构成了完整的《圣经》的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上帝的形象，也就是，上帝既是慈爱的救赎的上帝，也是公义的惩罚罪恶的上帝。在新约启示录里，上帝行使刑罚的时候，往往用暴力把众多恶势力消灭。


　　美国的评论家门也看到了布什的宗教哲学与前任们的不同。长年为布什执笔写演讲稿的弗罗姆说，尽管布什与里根同样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布什与里根不一样，里根的信仰基础是个人主义。
　　
　　布什的基督教神权政治和外交，获得了基督教国家美国民众的支持。甚至包括天主教的支持，在美国，天主教徒的百分之六十都支持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福音派学术界领袖理查德茂说，小布什“恢复了美国的善恶标准”，原教旨主义者说，把《圣经》的善恶标准带给了世界。人气歌手迈克尔史密斯 (Michael. Smith)说：“布什总统巴自由视为上帝赐与每个人的权利，并将美国看作是将这一自由带给被压迫人民的世界领袖”。布什在第一任期的竞选中，以微弱多数险胜戈尔，差一点没有当选，其人望并不太高。打了两场这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后，布什人气大增，在第二任期的竞选时，依靠基督神权政治积累的人望，获得了压倒性胜利。
　　
　　布什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有其相应的社会背景。近些年，美国经历了又一次宗教复兴。苏联帝国倒台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一国独大，拥有独一无二的超强的军事力量，又是世界首富，领跑着世界经济，对全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时百姓生活富裕，让全世界人向往垂涎。这些都使得美国人再次相信：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是给人带来至福的宗教。这种认识，使得美国近十年掀起了基督教热潮，使基督教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教会源源不断地接到捐款，电视等媒体传教盛行于世，明星等公众人物纷纷告白和强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去教会的人数比以往更多，牧师的共公影响力更强。在这种背景下，基督教保守势力也迅速增长，福音派的势力已经占成人人口三分之一之多。各种保守的宗教思想也获得了更广泛的市场，获得了更多人的信奉和追捧。


　　布什说：“我的政治学老师是耶稣”。


　　“如果我不想信应该用上帝的计划来取代人的计划，我就没法治理国家”。


　　“在自由与恐怖、正义与野蛮的长期的斗争中，上帝从来不中立”。


　　“要铲除世界的一切专制和独裁，不惜流血和暴力”。


　　“要消灭世界上一切的独裁者”。


　　“我们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要以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来决定”。


　　等等，都是反映了这个时代美国人多数人心声的话语，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进一步基督教化。


　　美国杂志《全国媒体人大会》说，在美国这个国家，如果布什总统说：“我最看重的，是信仰”，那么，会有众多的人为之欢呼喝彩；如果布什进一步说：“我日常都是依照信仰来处理国家大事”，那么，会有无数人高举双手，唱和“阿门”，如果布什对大众说，“你们才是将自己献给耶稣的福音的弟兄”，那么，布什的当选，就会被原教旨主义者们看作是“神的手腕”。这种说法有夸张色彩，但确实也反映了布什的社会基础和神权政治的实质，反映了美国的社会实质。

第七章 美国的对华外交：从传教的热忱到对反基督者的仇视、再到异教徒情结


　　美国人的对华外交，也遵循着基督新教的理念。


　　基督教是一个具有强烈传教热忱和救世主义态度的宗教。欧美国家自与中国有接触以来，就把中国当作一个传教的重点国家。上帝对他的子民说，我给你一个金币，你要给我还一百个金币回来。中国自与欧洲接触以来，就以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为欧洲人所知，为他们向往。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传教士感到振奋和激动。让数亿人民归属上帝，对欧美的传教士来说，是一个有挑战性有魅力又有意义的工作。让数亿人口的归顺基督，在基督徒看来，相当于给上帝了数目极为可观的金币。


　　因此，欧美人对在中国传播福音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先到中国来的，是一些欧洲的传教士，主要以耶稣会为主，内容主要为天主教。美国建国以后，美国的教会也差遣传教士来中国，内容也变为基督新教的教义。欧洲世俗化以后，向中国传教的主要力量变成了美国。
　　
　　传统的中国，在美国的基督教徒看来，是一个世俗主义和搞偶像崇拜的国家。所谓世俗主义，是指儒教的现实主义和物质主义。儒教是一个非常世俗主义的思想系统，它表现为注重现世，不谈来世；注重世俗理想，不讲天堂。由于注重现世，儒教又带上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统治者注重秩序，百姓注重家庭，全社会人都追求世俗的价值如福禄寿等，不追求天国。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忌谈鬼怪力神等等。所谓搞偶像崇拜，是指传统中国多数人信奉的佛教。佛教到处竖起佛像，让人跪拜，并且不认为世界是上帝所创，而认为是各种“因缘”的结果，这在基督教看来，是拜偶像宗教，不拜真神，是在自造假神。


　　这样一个中国，在基督教看来，是一个异教统治的国家，还不是赤裸裸反基督的国家。反基督的国家是赤裸裸地反对基督教思想，或者迫害基督教徒的国家，如伊斯兰世界。那是应该消灭的世界。传统的中国仅仅是异教统治的国家，是亟需福音光照的地方。


　　在清朝，美国第一个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实行信仰自由，要求获得在全中国和向中国居民传教的权利。在此之前，英法等国家只被允许在中国的开放城市向外国人传教，向中国居民的传教属于禁止之列。美国在清朝时期，向中国派遣了大量传教士，建立了众多的教会学校，花费了大量人力及资金。截至清朝末期，在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60%为美国人，教会学校的近乎80%以上是美国传教士创办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等都是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他们是现在的北大、清华、复旦等许多现在也领导着中国学术潮流的知名大学的前身。


　　在政治上，美国的对华的态度也较友好。在帝国主义纷纷方懦弱不堪的中国当作肥肉宰割的时候，美国基于基督教精神，对列强强调了对华交往的公义性。美国人提出的对清朝中国的“门户开放”的政策目前所述，就是在保全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中国对基督教文明开放门户。在清朝遭受的多次侵略战争中，只有一次美国派兵参加了战争，那就是义和团运动时的八国联军，而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在美国被认为是一场宗教战争，是美国为保护自己的宗教利益包括新教的自由和教民的权利而进行的一场“护教战争”。当时义和团打出的“灭洋教”的口号和杀死大量的传教士及中国基督教徒的举动，使得美国国会同意出兵参与了对义和团的镇压。除此之外，美国再没有参与任何对华的侵略战争。并且，美国在多种场合提出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美国对华的相对友好，李鸿章对此深有体会，晚清主持外交数十年的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其老师曾国藩也说：“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国常思效顺之心”。事实也如曾国藩、李鸿章所说，当英法日等国把庚子赔款拿回本国作资金积累的时候，美国人拿它在中国建了清华、山西大学等教会学校。 并且，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法等国家也陆续将庚子赔款归还了中国一部分或免除了一部分。


　　在清朝时期，还有一个因素使得欧美传教士向中国传教的激情更为高涨，这就是黄祸论的兴起。黄祸论在欧美由来已久，早在欧洲最先了解到中国的时候，就有类似与黄祸论的论调，欧洲人了解到中国文明的悠久的历史和影响力之后，既感到魅力，又感到忧虑。他们忧虑中国文明会以它极强的生命力感染力以及众多的人口而危害基督教文明，忧虑中国代表的黄种人会突然铺天盖地滴泛滥世界、淹没五湖四海、淹没欧洲。这种忧虑就是“黄祸论”。黄祸论在中国，被理解成欧美人担心黄种人人口太多力量太大而为还白种人的生存空间，实际不全面，黄祸论主要是欧美人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黄种人的文明会危害欧美的基督教文明。


　　在欧洲与中国发生往来频繁以及日本崛起之前，黄祸论还是欧美人脑海中的一个还是一个幻象，但是十九世纪末日本的崛起以及中国劳工向美国的大量涌入，黄祸论在欧美人眼里成了马上即将来临的现实。于是，黄祸论甚嚣尘上，如何阻止黄祸也成了人们关心的热点。美国的黄祸论的主要鼓吹者曼海同时也是美国海权理论的创始人，曼海主张的阻止黄祸的方法是，美国应该向太平洋挺进，占领中国和日本的门户，首先抵制住黄种人日本人的反基督教势力，然后为防范黄种人中国的崛起做准备。曼海的思想强烈地影响了美国，美国以后的海洋政策不折不扣的地执行了曼海的海权理论。


　　还有一个阻止黄祸办法，那就是传教，也就是把黄祸的根源日本和中国基督教化，让他们势力再强大也不会危害基督教文明。曼海也是一个靠传教阻止黄祸的方法的主张者，曼海说：“摆在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文明，首先是中国文明，然后是印度文明及日本文明，纳入自己的怀抱并融入自己的理念当中。”也就是用基督教文明同化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黄祸论甚嚣尘上时，对欧美形成威胁的主要是日本，但中国一直没有躲开欧美人的警觉的眼光，中国被他们视为早晚超过日本的黄祸的根源。因此，把中国基督教化、堵住黄祸的源头的动机，在清朝末期更激发了欧美众多传教士向中国传教的激情。
　　
　　在清朝，由于美国的强烈的基督教国家的性质，向中国传教热情一直不衰减，传教力量也一直强大，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的传教力量对中国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欧洲的教会。美国的新教思想开始成为中国基督教界的主流。
　　
　　国民政府期间，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价值在中国崩溃，基督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基督徒的数量由1900年时的6万人增长到1920年时的36万人，国民政府上层也产生了许多基督教徒，早期如孙中山、宋氏三姐妹及其家族、民国政府总理唐绍仪、王正廷等等。孙中山在海外生活多年，是虔诚的基督徒，属于美国卡尔文宗公理派信徒。他的许多政治活动如让位于袁世凯等等都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并且，在他掌握了一定权力之后，一直支持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他的葬礼也采取了基督教仪式。在民国初期的议会议员当中，基督徒的数量在60多人，占25%左右，很有影响力，这个数字在现在的欧洲国家议会，也属于少见。广州的地方政府官员中基督徒竟占人数的65%，基本上是一个基督徒政府。实际上，考察孙中山革命时期人员的宗教信仰，会发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在早期实际上是以“客家人+广东人+基督徒”这种人员组成进行的。


　　国民党政权以后，在支配中国政局的四大家族即所谓蒋宋孔陈的四大家族中，除陈氏弟兄之外，其余三大家族即蒋宋孔三族全是基督徒家族。宋氏家族的父亲宋耀如是基督徒，早年曾在美国做过有关基督传教事业，印过基督教书籍。母亲徐氏家庭更是基督徒世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与传教士过从甚密的徐光启。宋氏三姐妹及兄弟早年都曾在美国留学，很早归信了基督教。蒋介石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的基督徒。众所周知，蒋介世归信基督，与宋美岭家族有很大关系，宋氏家族对将提出的迎娶宋美玲的条件就是归信基督教。据说蒋介石在研究了《圣经》以后，就受洗信了基督。这个信仰一直维持到蒋介石之死。据蒋的侍卫官回忆，蒋晚年信仰非常虔诚，一早起来先做祷告，并读一段《圣经》，做祷告和读《圣经》时，每念到上帝之处，此公必向东方脱帽敬礼，以向上帝表示敬意。不知此公何以知道上帝住在东方。孔祥熙在九岁时曾得过病，差点死掉，后由基督教医院治好，自此对基督教产生好感，以后，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受洗归信了基督。尔后，也去美国留学，巩固了信仰。此外，在地方军阀势力中，冯玉祥是一个著名的基督将军。


　　由于国民党政权期间，统治中国的四大家族势力的主要三家全是基督教家族，在其周围又聚集了大量的基督教的下属和幕僚。因此，国民党嫡系对中国的统治可以说是基督教家族对中国的统治。这个亲基督教色彩浓重的国民政府获得了美国人的好感，与美国政界有深厚关系并且日后出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等，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并将这种评价向美国政府及社会传递。关于蒋介石的政府，司徒说，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才能遏止住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带来希望。他认为中国将在浸润着基督精神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福音化和自强。关于蒋介石本人，司徒说，蒋才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和真正的维护者。司徒在1937年5月15日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据我所知，报刊杂志中那些关于蒋先生的生活方式的描写，以及关于十年前他如何无情地对待政敌的描述，也许并非空穴来风。但我认为即使如此，这或许是对他更大的推崇。因为从那时候起，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变。自从1926年到1927年，他身系国家安危以来，我便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他的事业。……他甚至在与他最亲近的人相处的时候，也沉默寡言，时刻以公务为念，而不善于做应酬性的闲谈。他具有中国上流人物必不可少的文雅与礼貌。但其处事的认真、率直和坦白，又非常合美国人的胃口。……与各种各样人周旋的非凡才能，受过高度训练的智慧，当机立断的魄力与勇气，永不疲倦的精神，都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军人和政府首脑的基本素质。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中始终处于群雄之首的原因所在。”


　　这样的基督教色彩浓厚的政府，让美国人看到了基督教支配中国的希望。在这种气氛下，美国对中国关系这时得到空前的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也空前强大，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结成了同盟关系，进入了蜜月阶段，中国成为美国予以援助和支持的友邦。


　　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玲也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基督教徒形象在国际政治中为自己赢得支持。


　　宋美龄早年曾长期在美国生活，了解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深知基督教在美国的作用。因此，在嫁给蒋介石，进入中国政治核心之后，宋美岭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宋美岭自幼习读《圣经》，对《圣经》掌握得很娴熟，在与美国高层交往中，《圣经》的词句信手拈来，折服了很多人。率美国义勇军最先参加中国抗战的著名的飞虎队将军陈纳德，在与宋美岭见了面之后，说：她就是我今后要侍奉的公主。在对美国的宣传当中，宋氏的基督教家族背景和深厚的基督教养，也颇为政治家和百姓尊重。宋美岭抗战期间访问美国，在国会演讲，在百姓重游走，获得了众多人的好感，访美收获颇丰，赢得了国会和百姓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蒋介石在宋的指教下，也注意塑造自己的基督徒形象。蒋在与美国人的交往中，经常谈起自己的宗教生活，阐述自己内心的宗教世界，打动这些外国朋友。美国基督徒重的重要人物因此就很欣赏蒋，美国《时代》杂志掌门人亨利鲁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基于同样的信仰和把中国福音化的期望，《时代》杂志把蒋评为1937年年度风云人物，并前后两次将蒋介石宋美玲夫妇列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这是《时代》杂志少有的事情，为蒋夫妇在美国和国际造了不小声势。


　　蒋介石与宋美岭对自己基督徒形象的刻画与宣传，在美国获得了很大成功，起到了无形的走廊说客的作用，为蒋夫妇的政治事业赢得不少分。
　　
　　顺便说一下，由于蒋介石夫妇利用自己基督徒形象而赢得的来自美国的鼎力支持，现代的台湾的政治领导人中也有些人想模仿，以捞取政治实惠。较突出的就是台独的后台老板李登辉。李登辉自称自己是基督教徒，并且逮着机会就在美国人面前显摆，在稿政治时也常用基督教典故，比如，李登辉在鼓吹自己的态度主张时，将自己比作《圣经》中的摩西，说自己将要带领台湾作出“埃及”，这个埃及当然是指中国，台湾则被比喻为在埃及受难的以色列人。因此，李登辉在台湾的绰号叫做“李摩西”。但李登辉的表演拙劣了一些，当需要日本人的支持时，此公又换上日本武士长袍，挥舞日本军刀，一下露了原来是日本武士的马脚。结果，李登辉虽然表演了一下基督徒的角色，在岛内落了个“李摩西”的外号，但在大西洋彼岸，只落得了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声。如果此公真正了解基督教，应该穿上十字军的骑士盔甲，嘴里别说要率台湾走出埃及，要说夺回上帝赐与的流着奶与蜜的福地，或者说台湾必将光复大陆，是“黑暗世界的灯塔”，等等，这样就能获得大洋彼岸的满声喝彩了。当年蒋公夫妇满口《圣经》的词句，披坚执锐，竭力阻挡无神论者的洪水，所以获得了美国的鼎力支持。李登辉对美国的基督教了解不深。
　　
　　当国民党逐渐掌控了中国的全土、几大基督教家族在中国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与中国的国民政府的亲基督教色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逐渐建立起了一套以神道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的体系，尊天皇为“现世神”，也就是活着的神，把对天皇的崇拜抬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天皇成了神在人间的替身。同时，日本在政治上逐渐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建立起一套独裁的专制的国家体系。美国由此与日本疏远，在日本大政民主时代形成的美日合作关系不复存在，美日之间的矛盾逐渐浮到表层，并且日渐尖锐。随着日本的天皇崇拜和法西斯化的程度加剧，日本成了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的邪恶帝国。在美国的基督教徒眼里，对人的崇拜就是对上帝的亵渎，把人提到神的高度来崇拜就是邪教撒旦，军国主义和法西斯都是当时反基督的邪恶势力。此时，美国与日本的矛盾日渐激化，在美国，援助亲基督教的中国国民政府以对抗反基督的日本，成为亚洲外交政策的基础。等到美日开战的时候，联手中国打倒日本则是美国的全民意志了。
　　
　　二战结束后，经过四年内战，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如前所述，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与美国的基督教精神完全对立，于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了美国人眼中的敌人。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夕，中共主要领导人并没有考虑像苏联一边倒，与美国搞敌对，相反，此时的中共领导更想与美国搞好关系，设想借助美国的经验搞经济建设。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毛泽东在与苏共的长期交往当中，吃了不少莫斯科留学“洋派”的苦头，基本上，毛泽东是在与苏共势力的代表李德、李立三、博古、王明等人的斗争中逐渐掌握中共领导权的，因此，与莫斯科长期存有芥蒂。中共在延安时代也与美国建立了良好关系，看到过美国的大手笔援助，也了解美国人援助的慷慨及作用。在延安时，毛泽东曾让周恩来对美国人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制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的经济薄弱，贫穷落后，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能力一下子建设那么好的社会，在现阶段，中国还应该借鉴比苏联社会主义较低阶段的美国的经验建设自己的国家”。言语之间，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想与美国搞好关系，把传统的中美友好继承下去的愿望。


　　但美国囿于意识形态成见，全然不理会中共传递的信息，在与国民党的战争中，美国全力支持了国民党，中共胜利之后，美国又拒不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开始封锁中国，将社会主义中国视为亚洲最大的敌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不得不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朝鲜战争期间，由于中国与美国军队的交战，在美国国民当中，产生了要求政府向北京扔原子弹的声音，那时的报纸经常登一些百姓要求向中国人扔原子弹的呼吁，美国政府也认真地考虑了这个做法。这时的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二战时日本一样的邪恶国家了。在美国基督新教的美国国民心里，一旦你被认为是撒旦、邪恶，那么对你的同情和怜悯或者妥协就都不存在了，你就注定是被灭亡的了，扔一颗瞬间杀死数十万人的原子弹也在所不惜。日本就是因为强烈的反基督教的政治体系和文明，而遭受了美国的原子弹。日本人说，假如当时美国的对手是欧洲国家，美国不会扔原子弹。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美日之间除了现实的矛盾之外还存在的深刻的宗教文化对立。


　　尼克松时代，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甚至战争，美国人看清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实用主义态度，看清了中国在建设自己国家时进行的痛苦摸索。为了对付美国当前的主要敌人苏联，同时也因为美国当时主持外交的是犹太人基辛格，美国对华实现了全面的缓和。众所周知，基辛格是犹太人，不信奉基督教，在外交思想上注重地缘政治及利益关系，是梅特涅派外交信徒，基辛格的思想对美国对华关系的的缓和起到了关键作用。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展开了务实的脱意识形态化的外交，国家利益成为在外交中高于一切的东西，意识形态退居其后。同时邓公在国内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扩大了经济自由，对外国实施开放，开始引进外国的先进体制。这时的美国人不再将中国看作是邪恶帝国，而将中国看作是类似于传统中国的异教之地。此时，影响中国进而改变中国的政策取代了敌对中国的政策，美国于是力图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影响中国，然后逐渐将中国纳入西方价值体系，以实现改造中国的目标。里根访华，沿途一路向中国人宣讲个人主义，苦口婆心地告诉中国人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而是人类赖以尊严地生活的基础，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感觉，这位身系世界安危的大人物，在中国怎么有时间向中国人讲社会学课呢。其实，里根在传教，在向中国传产生于基督教文明的个人主义思想。里根的传教，是当时美国人对华良苦用心的一个缩影。


　　苏联及东欧事变以后，中国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坚持，使得中国又差一点成为“邪恶势力”的代表。但此时的中国宣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并采取了更加务实和脱意识形态的国内外政策，使得美国人看到了中国的传统的世俗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同时中国社会也没有倒退，而是在改革开放上又进了一步，于是，美国又从敌对中国的策略上回到了将中国拉入西方体系并在体系内改造中国的策略。美国这时与中国谈判WTO的加盟，要了高价，得了实惠，同时又将中国纳入了WTO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贸易体系，让中国上了市场经济的世界轨道，而且是一个强制性轨道。这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美中关系的代表性举动。


　　美国进入小布什时代，美国基督教右派势力的急剧扩张，美国的外交政策由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把握，中国的现状已经不能满足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小布什及其代表的美国基督教保守派的要求了。在福音派眼里，中国是一个世俗主义、唯物主义、拜金主义、无神论、鼓励偶像崇拜的国家，是一个仅次于伊斯兰世界的准敌对势力，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基督教文明的力量。布什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公开场合说，“祈祷中国早日成为文明国家”，反映了布什政府对中国的界定。于是，美国在对伊斯兰世界开战的同时，对中国开始了围堵打压。


　　现在，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任何难题都有美国因素：
　　台海的紧张，有美国对台独势力的利用；
　　中日关系的紧张，有美国对日本右派思想及行为纵容以及用日本牵制中国的动机；
　　人民币升值，是为了打压中国出口势头以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纺织品等贸易纠纷，背后是美国驱逐中国产品以帮助穷盟友进入美国市场的意图。


　　总之，处处与中国过不去，公开的叫板与私下的小动作连在一起，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四处受到挠绕和牵制，甚至有时让人感觉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望变得有些渺茫。中国政府说中国要和平崛起，就是要在崛起的过程中不要战争，崛起后也不要战争。但这个和平的愿望似乎有阻挠，就目前来讲，中日关系和台海形势就让人忧虑，二者背后都是美国因素在起作用。这让人想起当年日本在亚太地区于美国叫劲时的情形，那时日本要吞掉中国，一心要与美国妥协，让美国不要干涉中国事务，对美提出平分太平洋霸权的构想并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但美国出于对日本天皇崇拜和法西斯的厌恶，出于遏止黄祸的动机，处处挤压日本，搞得日本人不得不怒而发动自杀性攻击，授予了美国直接打击日本的法律理由。


　　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打压，与美国掌权的福音派视中国为异教徒甚至是反基督势力的异教徒情节有关。


　　
第八章 由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一、读解美国，不要陷入泛利益论的泥沼


　　用利益论来解释国家之间的外交的动机，有其正确性，比如，就像第一章所讲的，利益论非常适用于日本这样的彻底地世俗化的国家。日本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传统上是儒教的世俗主义国家，在近代也没被宗教化过，佛教一直是个人或阶层的信仰问题，从来没被提高到国家或政治权力斗争的高度。所以日本的外交一直遵循着最大程度实现国家利益的原则。


　　用利益论解释欧住国家的外交也有实用性，因为欧洲国家虽然等原为基督教国，但现在已经世俗化，也遵循利益外交的原则。


　　欧洲和日本跟着美国的外交跑，是因为美国是西方美国的盟主的缘故，美国因为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一直是西方的利益的整合者。但当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发生大的冲突的时候，欧洲也日本都会选择摆脱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的道路，而追求实现现实利益的外交，不为意识形态牺牲现实利益。这是世俗化国家的一贯作风。


　　但用利益论来解释美国的外交动机则不灵了，综上所述，美国的外交，是实现基督教理念传播基督教理念的意识形态性外交。占国民86%人口的基督教徒左右着美国的政治经济，自然也左右着美国的外交。这些国民选出的总统，不仅反映着美国国民的世俗要求，也反映着美国国民的宗教诉求，而且，经常总统本人往往就是更加虔诚甚至激进的基督教信徒。这就使得美国在对外上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官工商民结合的传教实体，成为实践基督教理念的团体。


　　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区别，不是宗教政党与世俗化政党的区别，而是基督教信徒的不同集团的区别；克林顿与布什的区别也只是基督教不同派别的区别，或者是个人认识的区别。在对外上，在异教徒面前，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因为都是基督教徒支持的政党缘故，他们执行的外交，都是干涉性的基督教理念外交；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因为都是基督新教的教徒的缘故，都有着基督教的传教热情和救世主义态度，都在为实现全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文明秩序而努力，建立一个从他们的清教徒祖先就开始期盼的基督王国。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是方法和策略上的区别。所以，民主党的克林顿可以打一场人权旗帜下的南联盟战争，共和党的布什也可以打两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


　　在这样的国民和政治家面前，联想起他们的祖先千百年来在欧洲大陆的进行的无数场宗教战争，联想起他们的祖先在欧洲为信仰牺牲性命的宗教热情，再看到依然存在于他们国家的深厚的宗教精神和情绪，利益论显然就不灵了。用利益论来解读美国，会陷入泛利益论的泥沼，而看不清其本质。


　　泛利益论会误导对美国的读解。


　　比如，就如第一章起头所说，利益论的一个名言，就是：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种说法就不适用于美国，容易让人忽略美国外交因基督教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战斗性的本质。


　　美国有永恒的敌人，那就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者。


　　反基督者是一个宗教概念，是指来自撒旦的与基督精神针锋相对的人或实体，《圣经》认为反基督者的出现是必然，并在多处对他的出现作了预言。“反基督者”一词具体所指，因时代而异。在古代，疯狂迫害基督教徒的罗马皇帝尼禄被所有基督教徒认为是反基督者。在现代，希特勒及纳粹、苏联及斯大林都获取过这个称号。现在，独裁的、迫害基督教的，都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者。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反基督的势力或人，都被美国人视为敌人，美国人的政策是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是美国的一贯的持之以恒的政策。先是日本的崇拜天皇的反基督的军国主义体制、希特勒的反基督的纳粹运动、再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运动、然后是近些年复兴的伊斯兰世界。


　　再比如，面对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打压，利益论者解释，中国的崛起威胁了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美国将中国看作争夺世界霸权的潜在对手，所以处处打压中国。


　　这种泛世俗化泛利益论的解释不符合客观实际。中国仅仅是日本经济的三分之一，是美国的近七分之一，欧盟的三分之一。并且，在产业结构上，在军事技术上，中国不仅与美国相差一截、甚至与欧盟日本都相差许多。中国成为美国独霸世界的竞争对手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现在世界上，在多数人眼里，还是与印度、巴西等一样的地区大国。


　　况且，国家实力并不是与美国形成对立的原因，如果论国家势力，欧盟和日本都有可能成为与美国争霸世界的对手，他们与美国的对抗势力和潜力，远在中国之上。但这些国家没有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潜在的威胁，没有与美国在全世界各地争斗。印度的经济发展近些年也非常令人瞩目，也已近两位数的增长率在积聚势力，并且发展了核武力量。但印度也没有被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也没有与美国在各处争风。


　　但中国与美国明里暗里地交手。


　　中美之间现在的对立，究其本质，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社会主义无神论与基督教有神论的对立，是传统的儒家式的务实主义与基督教追求天国精神的对立，是复活的佛教意识与基督教反偶像崇拜精神的对立，是试图将世界纳入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努力与固守传统价值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努力之间的对立。背后，是美国的基督新教信徒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较劲。


　　所以，中美之间的对立关键，是谁接受谁的价值观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官方价值观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解放全人类的宏伟指向，相反，美国一直要建立一个区范围内的基督教文明体系，并一直在为之努力，所以，问题的关键，归根结蒂是，中国能不能接受美国的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文明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靠人民币升值若干，对外贸易自我设限若干，或多买一些美国的波音飞机等做法能解决了的。
　　
　　美国人的外交也会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比如说与苏联联手打击希特勒日本法西斯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放弃意识形态主导的原则。美国人善于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然后再打击次要的敌人。与苏联联手消灭纳粹和法西斯日本之后，美国人就开始了对苏联封锁和对抗。谁是主要敌人，主要看谁是威胁基督教文明世界的当前的主要势力。这种灵活性也符合基督徒性格。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重视智慧的宗教，耶稣多次告诉弟子，传教要有智慧，“要像鸽子一样驯良，像蛇一样智慧”。智慧在基督教里甚至有着与上帝一样的高度，《圣经》的一些篇章说耶稣就是智慧，上帝与智慧一起创造了世界。用智慧解决问题是基督徒处世的一个原则，美国人在外交上也秉承了这一原则。


　　看清美国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外交的本质，而不用泛利益论的方法来分析其外交行为，这很重要，这样就会明白美国人眼中的真正的敌友及真实的外交动机与目的。


　　二、由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具体到中美关系上，把握美国的国家本质，看清美国的外交实质，就会真正把握中美关系的实质，把握住美国的未来的国家及外交走向及中美关系的走向。


　　我们依据美国执著于意识形态外交的特点，立足于上述对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分析，结合国际一些理论和人的看法，来看看今后中美关系今后的可能的互动和走向。
　　
　　依据以上认识，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的现行的体制和价值取向及宗教倾向不变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对立关系不会变。随着基督教保守势力在美国的增长和扩张，这种对立关系甚至可能演变为敌对关系。


　　如上所述，美国人因为其强烈的选民意识和使命感，其外交目标一直是在全世界推广和普及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在全世界建立起实践基督教理念的社会秩序，建立起自清教徒跨渡美洲来就想建立的基督教王国。


　　美国在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的过程，表现为打倒一切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包括，在他们看来不民主的体制，反民主的人物，反基督教的体制，反基督教的人物等等。在过去，美国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了德国的军国主义肇始者霍亨佐论王朝，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到了的过的希特勒政权和日本法西斯政权，通过二战后与苏联的冷战竞争，搞垮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在，目标指向了具有反基督教因素的复活的伊斯兰世界。


　　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初期，美国把红色中国看成了与苏联一样的意识形态大国，对中国实行了打倒的政策。但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人醒悟到，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实际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中国共产主义与其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共产天国，不如说是要追求富国强兵之策摆脱近百年的国家耻辱和民族危机，它的本质是近百年来各种救国方策和主义的一个承续。从那时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再是完全的封杀和打击，而是“在交往中改变中国”的政策。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今天。


　　但在交往中，中国如果不改变它的国家意识形态，那么，中国在美国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过程中，在美国建立世界范围的基督教文明秩序的过程中，就成了障碍，就会成为一个要扫除的敌对目标。


　　实际上，小布什上台以来，由于小布什政权的神权政治色彩，由于现在掌握白宫外交的原教旨主义者们的标准，唯物主义的中国已经被他们列为敌人。布什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在谈到对世界的威胁时候，说：“应该注意的是中国”，说明了美国保守派对中国的界定。


　　环顾世界，在今天，世界已经朝美国努力的方向上大迈了一步，美国的价值观在世界得以扩张，全世界卷入了自由化的潮流，大多数国家变成宗教自由的国家，曾经是美国对头的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宣布要加入北约，也开始了回归四方文明的进程，普京上台后也宣布，基督教中的东正教将成为立国之本，要将俄罗斯再度融入基督教文明。


　　仍然在坚持反基督教的意识形态的世界，就只有伊斯兰和中国了。


　　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下的中国，被美国描述成没有 “宗教自由”的国家，甚至是迫害基督徒、旨在消灭基督教的国家。美国的一些人权团体和宗教团体，每年都要列举中国存在的大量“人权问题”和“宗教迫害”，尤其是对“基督教的迫害”，并在中国重要人物发言中寻找中国敌对基督教的证据，每当发现这些迫害和敌对的证据时，都要在美国国民及政治家产中都要引起新一波反华情绪。


　　美国现在专注于伊斯兰世界的事务，美国有可能被伊斯兰的反基督教势力如原教旨主义者拖入泥沼，美国需要中国在其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斗争中予以协助，并在针对伊斯兰世界改造行动中保持中立，所以，依据“智慧外交的原则”，美国在现阶段把中国还称为朋友，甚至有时把与中国的关系称还为“伙伴关系”。


　　但是，反基督者是美国永恒的敌人，这是美国在其意识形态外交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或早或晚，美国都会与“反基督”的国家或势力冲突，并且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伊斯兰世界问题解决之后，如果中国仍然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仍然是把唯物主义无神论当作时国家主倡的意识形态，那么，由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以及始终如一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外交目标，无论布什之后是谁当权，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将成为美国国民及其政府的眼中的最主要的敌人，中国将被视作美国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最主要障碍，那样，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将走向进一步对立，甚至演变为敌对关系


　　美国作家本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孟洛（ Ross Munro）合作写了一本叫做《不久将与中国斗》的畅销书，这本书告诉读者，中国的唯物主义者是冥顽不化的，不要指望他们会理解美国，会理解美国人的基督教和民主主义。这本书说，美国的国会议员在访华时，曾向一位地方官员问，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吗，据说这位官员很不愉快。作者说，中国难以改变，务实主义让中国走向了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成功之加强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自信，因此，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与美国在各方面发生斗争和冲突。该书清楚地描绘了中国与美国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发生的矛盾与冲突。
　　
　　神学上的一种见解，也会助长美国国民对中国的敌意。


　　长期以来，在部分神学家里有一种见解，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撒旦因素。他们说：中国人千百年来崇拜龙，视蛇为神物，而龙和蛇在基督教文化里都是撒旦的象征，在伊甸园里，人类的始祖就是受蛇也就是撒旦的诱惑才堕落的，在末世，撒旦将以巨龙的形式与上帝争战，最后条巨龙被上帝捆绑扔如永火。中国人千百年来喜好龙崇拜龙、对龙顶礼膜拜，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子孙，引以为傲。这不暗示着中国与龙冥冥中有着某种亲和关系吗。中国人又喜好算卦占卜，听信算卦占卜，而算卦和占卜在基督教文化里被认为是撒旦的伎俩，是通邪术，是唯有撒旦的子民才会做的，是被上帝仇恨和诅咒的；中国人千百年来没有发展出一种追求天国的精神，不追求永生，只崇拜世俗的价值“福禄寿”，而世俗的福禄寿在基督教文化里被视作是“肉欲”，是来自撒旦的诱惑。中国人在与基督教长期的接触中也没有接受基督教，唯独对稿崇拜偶像不信神的佛教情有独钟，崇信千年，顶礼膜拜，而拜偶像信假神也是在基督教中被上帝仇视的。现在中国干脆相信和追捧起了无神论，把基督教当作毒害人民的鸦片，当作在历史的长河中注定要被消灭的东西。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文化和本性，有深深的撒旦的痕迹。


　　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界定，固然激起了美国人的对华传教热情，使得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亟需传播福音的地方，对在中国的传教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这种界定也一直让美国人对中国有着警觉，这个警觉就是，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受撒旦影响的文明会不会哪天也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鲜明的反基督教势力？黄祸论过去反映了这个警觉。


　　现在，这个警觉又反映在中国与反美势力结盟的猜想当中。


　　中国在传统上就与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友好，当年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策略让中国与这两个地区的许多国家结下深厚友谊，近年，中国出于国家的自身利益，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的缘故，发展了与这两个地权国家的传统友谊，其中包括一些反美情绪严重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等等。这种友谊让美国人警觉中国会与反美国国家结成一个反对基督教文明的联盟。


　　尽管中国一直在宣布不与任何国家结成联盟关系，但是美国人一直相信，由于中国传统文明的撒旦色彩，以及现在的意识形态的特色，实际已经存在着一种旨在对抗基督教世界的“儒教-伊斯兰联盟”，这个联盟的现实目标是对抗美国的基督教全球化战略，在将来，会带来全世界范围的基督教与儒教伊斯兰登异质文明的对抗。伊斯兰世界一些领袖的发言，也让美国人对这正联盟的存在更加深信不疑。卡扎菲说：“我们希望看到，以中国为首的儒教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十字军之间的对抗，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十字军的参加者持有偏见，我们和儒教站在一起，与他结盟，与他同一条战线作战，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美国著名者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的一书中》，基于对文明和现实政治的考察，也认为这种联盟已经存在或将会产生。


　　这种神学上的偏见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的警觉，也加深了美国国民对中国的敌意，这种敌意既是神学上的也是政治上的。


　　《圣经》说，在世界的末日会有一场善与恶的世界范围的大战，这场大战之后将是基督的再临和千禧国的实现。在千禧国的信奉者当中，就如前面所说，有人认为在人类扫除了撒旦势力之后耶稣才降临，他们说，现在进行的善的势力的斗争是在为耶稣的再临做准备。统治神学说，神的国已经开始了，现在进行的善与恶的斗争世纪末大战的序曲。


　　在这些末世大战的信奉者当中，由于中国与伊斯兰和其他反美力量的关系，由于中国的近年的令人眩目的崛起，以及对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坚持，有的人就认为，末世大战看来已经进入了序曲阶段，善的势力与恶的势力都大概整合完毕，中国崛起了，而且改变不了传统的世俗主义和偶像崇拜，又加上了一个反基督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离神越来越远，伊斯兰世界又与中国同气相求，所以，末世大战将是在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联盟与以中国为首的“龙—伊斯兰联盟”之间进行。


　　这种敌意将中国看成了上帝命定的撒旦，看成了宗教的最终的标第。
　　
　　但是，同样在美国，也有一种观点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演变表示乐观，这种观点同样立足于对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的认识，立足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形态外交的考察。


　　这种观点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不会恶化，不会在对立以至对抗这条路走下去。中美即将和好，甚至有可能结成同盟。


　　为什么？这种观点说，中国的传统意识儒教并不是像“龙论”所说的那样充满了撒旦要素，是一种现实指向的世俗主义意识，虽然远离神，但不敌对神，不像伊斯兰那样直接否定耶稣的教义。中国长期奉信的佛教也只是偶像崇拜，虽然不信神，但也不敌对神。因此，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上帝缺如”的文明，是“上帝不在”的文明，并不是赤裸裸敌对上帝的文明。


　　这样的文明不敌对基督教，中国自唐朝开始的基督教传入以来，并没有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针对基督教的迫害，甚至在唐朝唐太宗的时候，对基督教表现得相当有善和容纳。朝廷那时帮助传教士传教，提供资金，那时的基督教传教士被封以朝廷命官，基督教人口也占人口的相当的一部分。在清朝的很长一段长期，传教士也被朝廷重用。


　　这样的文明也容易接受上帝，接受基督教，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个例证就是中国的邻国韩国，韩国也儒教与佛教是传统文化中心的国家，但韩国自七十年代开始，短短的三十年里，基督教人口增长到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成为韩国的第一大宗教。


　　这个观点说，中国的现在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也不是基督教世界的致命的敌人，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不是一些意识形态的教条狂，而是崇信实事求是的务实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是在寻找富国强兵之策，而不是要把中国当作意识形态的实验地，所以，中国一直在不断地依据现实在改变它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改变的依据就是实事求是原则。依据这个实事求是的精神，中国的意识形态现在变得越来越务实，越来越脱离共产主义说教，国家也在朝脱意识形态化的方向迈进。


　　因此，中国不是长久的敌人，不是注定要与基督教世界对抗和对立的撒旦的子孙、龙的传人。


　　相反，鉴于中国文明的“上帝缺如”的特性，鉴于中国人对心灵安宁的渴求，中国很可能会变成像邻国韩国一样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而且现在正显示出这样的趋势，基督教信徒呈几何级数地增长，而且越来越向中国的经营层渗透发展，越来越有影响力。


　　中国与美国的联盟，将产生于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之后。


　　这种观点说，如果中国变成像韩国那样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的越来越明晰的脱意识形态化，中国将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基督教大国，成为世界的重要的福音力量。中国因此会受到美国的欢迎，就会与美国彻底和好，甚至很可能会像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关系，结成盟国，共同维护建设和维护世界的文明秩序。那时，基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本质，美国那时将会支持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台湾问题将迎刃而解。
　　
　　比较代表性地反映这种乐观观点的，是美国《时代周刊》长期在华的一位记者埃克曼写的书，中文翻译为《耶稣的羊驯服中国的龙》。


　　这本书的作者在华多年，一直是《时代》周刊的中国地区的负责人，是美国知名的大牌记者，在华期间，与政府官员、学术科研单位学者有着广泛的关系。


　　作者依据自己的在华经历说，近十年来，中国的基督教力量获得了迅猛的发展。首先表现在人数上，据作者断定，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已经不少于五千万，这个包括官方教会和各种没有登记注册的家庭聚会。其次，在基督徒的人员构成上，也呈知识分子化趋势，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许多基督教徒，他们通过自己的知识优势，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再次，是在官员中也产生了一批基督教徒，他们主要是受在美国等海外亲戚的影响。


　　作者说，现在，在中国，无论你去那里，无论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还是偏远的西北山区，你都可以看见耸立的众多的教堂，在教堂里，聚集着多得都站不下挤得密不透风的信徒。除这些官方的教堂之外，同时在许多的家庭中，也举行着同样敬拜耶稣的聚会。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的愈来愈明显的脱意识形态化倾向，也在助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说，中国政府由邓小平时代经江泽民时代，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务实色彩和脱意识形态化，由改革开放黑猫白猫论，到三个代表论，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没有表现出僵硬化，而是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地在脱意识形态化道路上迈进。尤其是令人瞩目的是，与这种脱意识形态化同步发生的是，中国政府对基督教显示出未曾有的宽容，尽管在一些小地方，官员对基督教的聚会还严格掌控，但在大城市，基督徒的聚会已经不受什么外界干涉，这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获得了宽松的环境。


　　作者推断，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宽容，可能与美国政府的压力有关，美国政府对保护基督教的传播很重视，美国国民的宗教热情，都不断地引起务实的中国政府的注意，并逐渐看清美国的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本质。


　　作者认为，这种状态将促使中美之间的形成良好的互动。为什么？作者说，因为，随着中国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认清，随着中国对美国政府的政治本质的看清，务实的中国政府将会拿对基督教的宽容来与美国做交易，以获取美国百姓对中国政府的好感，让美国国内的反华主张没有市场，以减轻美国国会中右派人士对中国的压力，并换取其他的中国的国家利益。这种利益表现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政府急于获得的，比如贸易上的利益，国际政治如台海问题上的利益的等等。而美国基于基督教的国家性质，也乐于并鼓励中国政府来做这种交易。


　　作者说，中国政府将认识到，仅仅靠游廊说客和贸易利诱来争取中国的利益是不够的，决定美国政策的根本，是美国民众的好恶。美国民众和政治家中一部分人反华，主要是因为媒体对中国迫害基督教等负面报道。相反，如果美国民众了解中国基督教的态度，那么，对中国的好感也会增加，政治家和商人的对华友好政策，就会有市场，就会获得支持，这样，就会给中国带来利益。这种认识将会成为中国政府的共识，中国也会沿此道路掌走下去。


　　作者说，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天，中国的基督教人口将站国民人口的30%以上，中国政府的高官当中也会有众多的基督徒，尽管他们可能还是共产党员，但不妨碍他们的基督教信仰。那时，亲基督教的国民与亲基督教的政府将会与美国结成良好的关系，中美不再对立，甚至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形成一致的意见，从而为同盟关系的形成打下基础。


　　作者说，由于中美关系的和好，旨在针对中国的美日同盟关系将不再重要，那时中美将更加接近，美国将承认并尊重中国在东亚的领导地位。


　　同时，作者认为，因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传统的良好关系，中国将成为向伊斯兰国家传播福音的重要力量，因为，中国的官员和商人会向伊斯兰朋友传教，而且，由于伊斯兰世界人对中国人的传统好感，在这种传教活动中，中国人不会被他们敌视。


　　《耶稣的羊驯服中国的龙》这本书基于对美国国家性质的考察，结合中国的现状，对中美关系的演变描绘了一个很美好的前景。
　　
　　对中美关系持乐观展望并且同样立足与中国将福音化依据的，是国外基督教界对中国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主要存在于海外的华人基督教界。这种观点说，《圣经》的传播是由西向东，现在轮到中国了。上帝在现在开始拣选中国人了，中国人吃尽了苦头之后，现在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真理，上帝已为中国人做了很好的预备。中国将像邻国韩国一样，实现了基督教化之后，将实现真正的经济腾飞，将国泰民安，进入蒙上帝祝福的时代。当然，那时，中国与美国的矛盾将不象现在这样尖锐，将和平友好相处。


　　在这种“拣选中国论”当中，还有一种颇为著名的“最先拣选中国论”，这个理论说，实际上帝在拣选犹太人之前，最先拣选了中国人，只是中国人没跟上帝走，被撒旦诱惑，神才转而拣选了犹太人。这种说法颇为一些人欣赏，鼓舞了一些华裔基督教徒，让他们颇有了一些中国仍是最先的感觉。但是，这种说法也被一部分人苟病，说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因为这个理论完全没有《圣经》的依据，属于没有神学依据的论断。


　　无论是“先拣选论”还是“后拣选论”，由于海外华人基督教界与美国基督教界的密切关系，这些说法也在影响着美国基督教民的对中国的认识，影响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界定，对缓和上述神学上对中国的偏见和敌意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也一定程度地影响着中美之间的关系。
　　
　　当然，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人认为中国将要基督教化的看法，难免有些天真和一相情愿，生活在中国的公民很难赞同这种说法。但是，美国人自与中国接触以来，就一直抱着福音化中国的梦想，并且为了这个梦想，众多的美国人包括政府和基督教团体付出了巨大心血和代价，吸收中国留学生、派遣传教士、支持国内基督教团体，支持亲基督教政府等等，美国人为了这个梦想在一直努力，为此很多人把一生都给了中国，比如那位司徒雷登，是美国把中国福音化努力的一个缩影，终生在中国传教，最后骨灰也洒在中国。因此，在现在美国的价值观在世界大行其道，中国相对开放的时代，美国人又重温起福音化中国的梦，一点也不奇怪。考虑到美国国家的基督教性质，考虑到美国政府的外交实质，再考虑到美国人民的基督教热情，美国人所说的因为中国的福音化而实现的中美之间的和好及结盟，姑且可以认为是中美之间有可能存在的前景之一。
　　
　　无论是中美关系悲观论，还是中美关系乐观论，都是基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做出的预测，可以说把握住了美国的对外关系实质，把握了问题的关键，跳出了利益论的传统窠臼，不再从力量均衡和利害得失的角度来把握中美之间的互动，一语中的。至于是悲观论证却还是乐观论正确，主导权似乎在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和百姓一直是务实的，但究竟如何，只有拭目以待了。
　　
　　
补论 中美日关系中的基督教因素、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此补论尚未写，因为这一章又是另外一个大的主题，展开至少两万字左右，如以上文字基本已成一书，就不写了。如果有必要，可以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