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思潮对历史文化的巨大影响
基甸
（本文略经编辑后发表于
《海外校园》第六十九期2005/02）
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改革运动本身跟其历史社会背景和其中的文化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的联系，而宗教改革的思潮又反过来对后世的西方历史文化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1]。本文将从神学思想，工作伦理，政治理念，社会文化和科学进步等方面简述宗教改革思潮对西方历史文化的影响。
[从“出世”到“入世”]
在宗教改革以前的中世纪社会，“基督教”就是罗马天主教，而且“真正的大公教会”只此一家，绝无“分店”，“政教”关系错综复杂，宗教在政治生活中似乎也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罗马天主教对“教外”的社会基本上是持一种相当“反社会”的态度。这一点通过“修道主义”明显地体现出来。对修道主义的信仰来说，敬虔就是远离世俗，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寄居”，世界对修士和修女只是一种诱惑和干扰，修道院的重要性正是在于它为那些追求灵性的男女提供了与世界，也与其他人类隔离开来的途径。修道主义的“世界观”鄙视物质享受和学术追求，强调出离尘世，“修身养性”，以此潜心追求上帝和“灵性”。
而中世纪的神学观念所带来的宗教观更是注重“圣俗二分”。一个人如果真的是“属灵”，真的爱上帝，就一定是要“全时间奉献”去当修士修女，然后成为神职人员--“圣品阶级”，才是真正的“动真格”的基督徒。没有“全时间奉献”的人无论多敬虔多爱主，因为还舍不得这个世界，仍然只是“平信徒”。换句话说，“圣品阶级”的属灵地位是高人一等（不管其信仰生活是否真的圣洁），而“非圣品阶级”只可能是“二流基督徒”（虽然大家也许不会这样明说)。
宗教改革强有力地更新了基督徒的信仰和基督徒的思想。在神学观念上，路德和加尔文这些伟大的改教家为“信仰与世界”的关系带来全新的看法。加尔文的神学重新强调创造和救赎的教义，指出上帝与被造的世界有所分别，但是无法割裂(distinction,
but not separation)。因此基督徒根本不应该弃绝世界。世界尽管已经堕落，但其本身并非邪恶，弃绝世界就等于是弃绝以奇妙创造世界的上帝。基督徒被上帝呼召在这个世界里工作，因为上帝要借此救赎这个世界。基督徒对世界的尊重，关心和服务是因着我们对上帝的忠诚，顺服和爱。创造和救赎的教义否定“出世”的信仰而肯定“入世”的信仰。路德的“信徒皆祭司”的神学消除了“圣品”与“俗品”，“属灵”与“属世”的对分，这不仅是在宗教的领域，也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范畴。路德说，“那些看上去是属世的工作实际上是赞美上帝，并代表上帝所悦纳的顺服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妇女在家洗碗扫地，跟一个神父在教堂讲道可以并无区别--如果都是出于事奉上帝的心志，会一样蒙上帝悦纳。这是路德神学对基督教信仰“呼召”（calling）的观念的新的认识。改革宗神学的“天职”（vocation）的观念也是基于同样的信仰（另外与救赎论上的“预定论”相联系）。上帝呼召他的子民，不但是在信心上，也是在信仰实践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见证上。基督徒的信仰和呼召不再是仅仅局限于“宗教”的层面或者修道院的围墙之内，而成为涉及人生各个方面的“全人”的信仰与呼召。基督徒可以在罗马天主教传统上认为是“属世”的领域荣耀上帝。基督徒可以成为优秀的科学家，成功的商人，勤劳的农民或者尽职的家庭主妇来荣耀上帝，而不一定非要“出世”成为神职人员。平信徒与神职人员的区别只是事奉岗位与分工的不同，而不是属灵地位与身分的不同。
[工作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因着这样的“入世”的，“全人”的信仰，“新教”徒的工作观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中世纪天主教的“属灵贵族”对于“属世”的工作并无敬意。那些选择留在“红尘”而不得不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和家人的饱暖辛苦工作的人就算不是“属肉体”，也只是值得同情的不幸的人。而当“呼召”和“天职”变成“全人”和涵盖人生与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观念的时候，一种更加积极得多的工作伦理就被建立起来。一个人所做的工作无论跟教会的事奉是否有关，都应该是对上帝的恩典的回应和感恩的表现，都可以是事奉上帝，荣耀上帝的，而事奉上帝和荣耀上帝正是基督徒人生的最高目标。历史上那些受到这样的工作伦理影响最深的欧洲国家中很快开始出现经济的繁荣，而这只是宗教改革的一个不在其最初的目标之中的副产物。
这也就让我们很容易想起韦伯那本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其中提出的著名的理论[2，3]。对韦伯的理论后人有很多误解。韦伯并不是说一切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都是宗教改革的结果。罗马天主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和地区当然也有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韦伯所讲的，是一种特别的，对当时来说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跟其它资本主义精神的不同之处，也就是它独特的地方，是资本积累本身不再象以前那样被视为一种威胁个人得救的罪，而同时资本的积累也不象以前那样一定带来“暴发户”式的挥霍和腐败。韦伯把这种对待财富的积极的而同时又带“禁欲主义”色彩的态度跟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主义”直接联系起来。按照“加尔文主义”的信仰，既然救恩已经为上帝所预定，基督徒的商人或资本家就不再需要为他们个人的救恩而担心惧怕，只要财富是用正当手段赚来，而又不是被浪费挥霍掉，资本的积累就不再有道德上的困难。韦伯肯定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受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的结果。韦伯的理论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深具影响。当然在学术上韦伯的理论并不是没有争议性，但是他的理论对我们探讨宗教改革思潮与西方历史文化的关系的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政治理念与社会文化]
宗教改革思想，尤其是“加尔文主义”，也使中世纪“永恒而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理想变革为“变化中的秩序”的认知。中世纪普遍相信现存的权力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一定是上帝所设立的，而这种观念被宗教改革思想颠覆。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树起了“良心自由”的旗帜，同时开始倡导“宗教宽容”的理念（那个时代有很多人在经历了很多的战争和杀戮之后对宗教的不宽容都特别反感）。在整个欧洲，主张限制君主的权力而监督他们履行责任的思想逐渐高涨。基督徒应该顺服统治者的权柄，但是条件是统治者必须顺服上帝的权柄。当统治者擅越或者滥用其权力的时候，他们是与上帝相背离，基督徒公民也就应该“顺服上帝，不顺服人”。暴君应该遭到反抗。这些理念显示了现代的人权和民主的思想与宗教改革神学的渊源。
另一方面，改革宗神学“拣选”的观念把教会中真正的基督徒等同于以色列的子民。上帝与其选民立约（类似旧约中上帝与以色列民立约）的观念逐渐变得重要。“恩典之约”规范了上帝对其子民的责任，也规范了子民对上帝的宗教，社会和政治上的责任。社会架构和个人在其中的运作也由此设立。“加尔文的日内瓦”的政治体制就是这些政治理念的实践。启蒙运动以后这些政治理念在法国以完全世俗/人本的面貌重新浮出水面，并对法国革命产生影响。（孟德斯鸠就认为十六世纪的“加尔文的日内瓦”的政治体制是理想的共和制度，可以作为十八世纪的法国的样板。）“恩约神学”在英国和后来的美国的表现形式就是清教徒信仰。美国的新英格兰拓荒者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观对美国“立国之本”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其思想源头正是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思潮。清教徒信仰对美国历史的深远影响使我们看到一个思想观念可以转化为多么巨大的个人与群体的力量。
宗教改革思想对社会文化的另一个重大的冲击是在婚姻和家庭方面。自奥古斯丁以来罗马天主教对婚姻的看法是相当消极的。守童身被视为最好的选择，而且也是成为修士修女和神职人员的必需--尽管到中世纪性方面的不道德行为与经济上的腐败一样在教会人士中普遍存在。与守童身甚至鳏寡之身相比，婚姻都被视为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婚姻正面的意义也只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消极的意义是帮助防止性方面的罪。然而路德对罗马天主教的抨击的一个方面就是守童身的制度。宗教改革的思想对婚姻有积极得多的看法。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是可以用来象征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神圣盟约。基督徒可以在婚姻中享受彼此的爱和委身，家庭作为社会的单元可以以其和睦与敬虔见证上帝的爱和荣耀。守童身不再是“属灵优越”的标志，也不应该是“全时间奉献”的必要条件。（路德自己本来无意结婚，但后来与一位逃出修道院地修女结为伉俪，他们的婚姻生活非常美满，路德的太太简直是上帝赐给他的“贤内助”，因此路德后来对婚姻的看法更加正面和积极。）
[现代科学的兴起]
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有一些认真的研究表明在受新教思想影响的地区比在受罗马天主教思想影响的地区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更加顺利，并且出现更多的一流的科学家，现代科学的兴起仍然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现象，其成因可能有多种历史和社会的因素。宗教改革思潮不是唯一的成因，但无疑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正如几年前网上一乐兄所说：
“现代科学的兴起是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同时期发生的......文艺复兴以及之前中世纪理性和文化方面的逐渐复苏，都对现代科学有着直接的影响。但简单说单凭希腊传统便足以引起科学革命是过于草率的......虽然现在许多科学工作者秉持自然哲学的宇宙观，认为自然是一个封闭系统，但在现代科学诞生的时期却不是这样。其实从哥白尼至马克斯维尔的大部分现代科学的拓荒者都是以基督教的宇宙观做基础的，而且其中很多都是基督徒......特别有一个信念更影响了这群科学家：宇宙对上帝是开放的，上帝是创造者和定律的赐予者，人可以从创造之物发现上帝已经放在创造之物中的定律......尽管在古代的许多文化当中都存在着发展科学的潜在因子，但现代科学在西方诞生，确实有其文化深层（宗教哲学）的原因。促使大部分现代科学的拓荒者从事观察、归纳、经验的科学工作的宇宙观的先设是：在开放的宇宙中，有等量齐一的自然诸因，或说，在这个有限制的时间距离内，有等量齐一的自然诸因。上帝造了一个有因果律的宇宙，所以人可以从「果」找出「因」，但是上帝和人都在等量齐一的自然诸因之外，换言之，所有存在物并非都在一个巨大而囊括一切的宇宙机械之内......。”[4]
宗教改革思潮，特别是其中的创造神学所导致的基督教（新教）的宇宙观，是现代科学兴起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现代科学的拓荒者”当中有如此之多的笃信上帝的基督徒[5]并非偶然。
今天的人们谈到“宗教与科学”的时候，往往倾向于认为历史上宗教（包括基督教“新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只有负面的阻碍的作用。其实这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一些漫画式的联想往往成为人们偏见的基础，却不一定是真实的。有一件事曾经常常作为“宗教压制科学”的证据被提到，就是“加尔文根据圣经反对哥白尼的日心说，因为圣经是支持地心说的”。据说加尔文在他写的《创世纪》解经书中拿诗篇93：4作为圣经根据，诘问“谁敢把哥白尼的权威置于圣经之上？”。这个“故事”后来流传很广，包括大名鼎鼎的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也有提及。然而这件事情后来被证明是个以讹传讹的“神话”，加尔文根本没有在他的任何著作中写过这样的话。实际上加尔文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哥白尼是何许人也--在1520年代的法国或者瑞士哥白尼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5]这是一个很意味深长的例子。
跟这个“故事”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加尔文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是相当正面的。牛津大学历史神学教授麦格夫（A.
E. McGraph）认为加尔文的神学对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他的贡献之一是他非常正面地肯定了对大自然进行科学研究的价值。正如圣经所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19：4），大自然是上帝的永能和神性的普遍启示。
加尔文肯定科学研究可以发现上帝创造的荣美，其成果可以坚固和提升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加尔文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指出圣经的解释不是完全都是纯粹按照字面的(literalist)。圣经有不同的文体，有些经文不能生硬地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上帝在圣经的启示中有很多时候是“俯就”有限的人类，比如圣经里面上帝关于他自己“拟人化”的描述。而且圣经的主要目的是宣扬上帝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经并非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加尔文的这些观念消除了对圣经的信仰对自然科学发展可能产生的阻碍。[1]
宗教改革是西方历史和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运动之一。宗教改革思潮对当时和后世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和对基督教信仰感兴趣的知识分子都有很有价值的启发和借鉴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本文部分参考 A. E.
McGraph, Reformation Thougths, Chapter 11，Blackwell,
1993 （陈佐人翻译的中译本《宗教改革运动思潮》中无此部分内容）
[2]黄毅：韦伯“非理性”背后的理论——兼论“信仰危机”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54/1/class005400006/hwz6315.htm
[3]瑞镛：我们应如何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
http://godoor.net/whjdt/weib.txt
[4]王一乐：宇宙观与科学
http://godoor.net/jidianlinks/yl-yzg.txt
[5]H.F. Schaefer, Scientists and
Their Gods（科学家和他们的上帝）
http://www.leaderu.com/offices/schaefer/docs/scientists.html
(作者Dr. Schaefer是曾获诺贝尔奖提名的美国乔治亚大学化学系教授，计算量子化学中心主任)
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