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天道
　　

作者：羽戈 提交日期：2005-11-6

　（作者注：本文为“宪政天道”论坛所写的开坛致辞——由于众所周知的原由，该论坛已被关闭，在此哀悼

　
　　太初有道。然而“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不可言说，意味着作为偶在生命的人类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残缺，必须对无限和整全的事物保持真挚的敬畏。可造物主又忽视了人性中癫狂的一面，于是他将很遗憾地看到，人类总是穷尽所能地去追寻“道”之奥妙，以至生出了“道在山水，道在屎溺，道在吃喝玩乐”的虚妄感慨——对“道”的庸俗化表达，也正暗示着人类得道之心的迫切。更有甚者，某些专制的生灵俨然以“道”的化身、“道”的主人自居，内心膨胀如地球，精神圣化如天神，人世独裁、战乱等灾祸，多半由此而生。
　　
　　历史之镜几经崩裂弥合，终于在苦痛的生存经验中映射出了教益：权力本无善恶，而人性的面孔却在善恶之间变幻莫测。所以，无论这个人平时多么端庄谨严，多么智慧无私，一旦攀上权力者的凛然高位，也难保不沦为凶残的暴君。必需有一条坚韧的绳索将他束缚在一定范围之内，捆绑他强横的触手，限定他任性的脚步。之于归家的尤利西斯，为了抵御塞壬女妖极具迷惑力的歌唱，他用绳子缚住了自己，这被后人引申为“宪政之道”（见冯克利《尤利西斯的自缚》）。但又有多少人如尤利西斯那般明智而清醒？因此不可冀望所有的权力者都主动捆束自己的手脚。我们最好事先准备一条耐久锤炼的金丝绳索，在适当的时机抛成圈套，以驯化未来权力者头脑中的马基雅维里因子。这条由自然正当与历史理性合力编织的命名为“宪政”的绳子，正是“天道”之所系，“人道”之所表。
　　
　　从本源上讲，宪政是天道的政体外形；从功用上看，宪政的落实又必然借助于天道的威慑力。有哪个权力者不痴想权力的无限涨大？有哪个权力者甘愿在一个偏狭的小圈子里跳欲望之舞？人们给不出肯定的答案，就要想方设法在他们的头顶悬挂上一把可以令他们时刻警醒的利器。这利器在中国的终极表达，被称为“天”，在西方则是上帝。当然，中西歧异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天道”由于缺乏天与人之间的张力，结果衍生了天人合一、人人皆可成圣、皆可得道而代天立言的幻象，“天道”丧失了对“王道”、对权力者的威慑，所以虽然遭逢着几次催生宪政的良机，但最终却胎死腹中。而西方社会由于划定了上帝与生灵的永恒距离，生发着彼岸与此岸的二元张力，神权与习俗才顺理成章地构成了限止世俗权力之边界的超验纬度，宪政的婴孩才得以在启蒙时代平安地降生。完全可以说，没有天道之力，便没有宪政之形。
　　
　　但我们终归要回到中国，回到一个天道之力已然缺席的国度。我们能否重新建构一个天上的国，以制衡人间的国？即便成功地移植基督教，这一愿望就可以完好地实现？恐怕很难说。打碎一种沉积千年的传统固然不易，在废墟上生产一种福泽万世的新传统则要更为艰辛——我们没有说毫无可能。那么这是否在说，没有基督教或者其它教派的文明滋养，宪政在中国就永远难以扎根？——不妨将答案留给未来。虽然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但我们毕竟要走自己的路子。
　　
　　有一个细节不容漠视，20世纪以来，基督教文明的强壮身影业已在尼采的“上帝死了”的诅咒声中开始动摇，但西方国家依然能为它们的宪政思想找来强力的支撑，那就是基督教所孕育的两千年传统，也可以说是历史感。这似乎是一个启示。中国的宪政主义者能否全然丢弃苦难的历史？能否视表面上破碎不堪、而实质上却根深蒂固的传统为一地前现代的鸡毛？这样的问题最容易引发争端。就在喧嚣的吵嚷声中，却有哲人提醒，经验足够长久，即可化为先验（见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依照这个说法，我们的古典传统难道不能上升成另一重天道？往昔的宪政主义者在反传统一面的激进化与虚无化所造成的伤害，难道不足以引以为戒？空有制度框架而无历史血缘的宪政，未必能长命百岁。五千年的传统与历史，才是中国宪政的天道之源。
　　
　　自古以来，天道系于民心。没有民心支持的政权是不会固若磐石的，尽管当权者可以用鲜血、暴力与谎言骗取一时的宁静，但它失了民众的厚望，终不可能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中国宪政的建设跳不出这个恒常的圈子。因此，我们的宪政主义者必须将眼神从庙堂转向底层，从高蹈的观念世界转向平实的行动世界，与广大的民众一同艰于呼吸视听，唤醒他们维护权利的自觉意识和参与公民事务的政治感觉。正如哈维·曼斯菲尔德所言：“（宪政）依靠的是人民的自豪感，而不是他们的恐惧或一个君主的尊严……人民是宪政体制的裁决者，然而他们是经过了宪政体制的塑造，才成为它的杰出的裁决者。”（《驯化君主》）宪政是人民的宪政——在后极权语境下的中国，犬儒主义横行，政治冷漠症感染着大多数国民，因次认识到这一点尤为关键。而在根本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天道只有通过民心才能显现出来。宪政与天道的关系，取决于宪政与民心的关系。
　　
　　除了历史感和民意，我们还应该将目光投向那些奔赴在中国宪政荆棘路上的先驱者们。正是胡适与顾准等人虽九死而未悔的努力，才让宪政的薪火在一个幽暗的世纪与国度世代相传；正是他们孤独而坚定的背影，才让如今在寒冷黑夜里摸索的后人的心灵感到温暖。他们可能悖逆了一时的俗风，但却顺应了永恒的天道。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而《论语·宪问》有言：“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东方中国是否有走上宪政之道的命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正在于近代中国宪政先烈们于一项光耀千古之伟业的决然开创，在于新时代中国宪政人的艰苦而不懈的耕作，在于他们对自由与民主理念的心魂相守，更在于天道之荣光的神圣普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