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课杂感：信仰与文化

小灶

（基甸注：作者为加州大学物理学博士，现在Westminster神学院学习神学）

我这学期选修了基督教与电影这门课。因为无可否认的是，电影是当今大众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而在改革宗的传统中，福音的文化使命一向很受重视。因此我们学校先于很多福音派人士就开始了对电影艺术的关注，到现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这学期的课程令我非常兴奋，因为它让我不再单以娱乐的眼光来看待电影，而是——用前面的话说——有了一种批判精神。暑假开学前做了一点阅读以后所写评论几部武侠电影的文章（从《十面埋伏》说起）现在已经刊登在最近一期的《海外校园》上；而这门课程结束时的论文也会在随后几天整理发表。Westminster的前设护教学传统，在范泰尔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多地局限在纯粹的神哲学领域，到了薛华的时候就扩展到了社会和文化的范畴；而薛华也被誉为二十世纪对知识分子的宣教士。我想，这些丰富的遗产都是我们华人教会可以拿来学习、借鉴的。

福音从来就不只是关注个人的灵魂得救（我们的信仰被不信者嘲笑为功利式的“信上天堂，不信下地狱”已经够久了。不信者固然有他们眼瞎的地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的攻击对我们难道也没有任何一点提醒的地方吗？），更是关乎整个被造界的更新——我们谁能够否认，复活的基督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救主，更是全宇宙的主呢？（太28：18）因此，福音不仅有不可或缺的文化使命，而且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福音的社会功能——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书信中要我们为执政掌权者祷告，就是最直接的体现。这样看来，我们这学期的先知书课程以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开始，也是很可理解，甚至很有创意的了。毕竟，正如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圣经中的先知并不是占卜算卦式的满足人的好奇心，而是把神在历史中的心意传达出来。而更进一步，神选择在特定的时候启示祂在历史中的救恩计划，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而是为了祂计划的发展、实施。因此，就是我们在最常见的经文解释中，我们可能也忽略一些很重要的层面。比如对以赛亚书7：14的解释，如果我们只是把它理解为对主耶稣的预言，那么我们就忽略了神对亚哈斯王的警告。而现在我们都知道，历史—文法的释经是不允许我们这样做的。

类似地，当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记载下来神给他的启示时，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是对处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的教会有警戒、劝勉、和鼓励的作用。因此启示录前三章也不可以与后来的内容割裂开来理解。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福音对个人和灵魂的拯救层面——如果这样，我们就与自由派没有差别了。事实上，福音的一切社会、文化使命，都是以个人的拯救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就发现了在新约普通书信中使徒们对我们要持守“一次交付”的福音真道的迫切劝戒和对背道的严厉警告。

这样看来，在所谓西方文化重个人和东方文化重集体的争辩中，唯有整全的福音才可以给双方以合适的平衡。这一点在我们最后一门的教会历史课程的学习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教训。在近一两个世纪的自由派与福音派（或基要派）的争辩过程中，自由派因为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而采纳了理性主义的“大一统”尺度，从正面的角度说，坚持和强调了福音的集体和社会功能；但从负面的角度说，则因为他们否定了神藉着十字架所实施的超自然拯救，而使得这些社会和文化使命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另一方面，基要主义者固然因为坚持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这核心真理而更蒙神的悦纳，但其完全个人主义式、消极避世、并进而衍生出“只要我有张进天堂的门票就好”的心态，对福音真理也带来很大的亏欠。毕竟，如前所说，主耶稣不仅是我们个人的救主，更是我们全人的主，全宇宙的主，也是整个历史进程的主，所以也是社会发展的主，好“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1：10）

如果历史上的改革宗神学在以神为中心并进而强调神的至高主权上与我们现代的福音派可以找到很多共鸣的话，那么改革宗神学对福音整全性的强调和对神在历史中的救赎作为的重视则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独特的贡献。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抛弃掉宗派主义的包袱而专注在对福音的理解上，我们也许可以把我们的教会建立得更合神的心意。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华人教会因为没有西方教会那么多的历史和宗派包袱而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但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又回到开头时所建议的对华人自身文化的反思上。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味否定，而一种福音更新文化的模式。所以最后，赵天恩牧师所提出的“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三化异象就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努力的目标。所以在上面回顾了我这学期所学的课程，即基督教与电影、先知书、启示录与普通书信、现代教会史、和教会论，之后，我愿意在这里请弟兄姐妹们不仅为这三化异象祷告，而且也可以思考自己如何可以参与到其中去。毕竟，福音所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张进天堂的门票，而是有更整全的使命和要求。

对基督徒来说，福音与文化的命题就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神学家的奢侈，而是每一位信徒都要思考和经历的责任。举例来说，若不如此的话，你如何保证你所信和所传的耶稣是神藉圣经所启示的耶稣，而不是另一尊称作“耶稣”的菩萨、真人、或圣贤呢？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没有人的释经是可以脱离自己的文化社会环境的。所以没有对自己的背景文化的反思的话，我们往往从圣经中读出来的，不是圣经本身要告诉我们的，而是按自己背景所做的解读，——无论这种背景是大陆基督徒的马列式教育，还是港台基督徒的中国传统文化，——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到了经文之中。

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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