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灶 |
但《魔戒》刚刚发表的时候，却并不被评论家们看好。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像托尔金这样严肃的牛津大学大牌语言文字教授，居然去写这种小儿科的东西”。不过托尔金自己却对“神话故事”，有著特殊的热情。这股热情乃根植于他深厚的基督教信仰和敏锐的文学洞见。 另一位与托尔金在信仰之旅上相互影响的牛津巨匠──鲁易士（C. S. Lewis），亦写出了《那里亚童话》（Tales of Narnia）、《裸颜》（Till We Have Faces）这样的作品。相对而言，若说鲁益士的作品充满了《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式的隐喻，因而比较容易被所谓的“职业评论家”，揪出“藏在外套下的牧师圆领”（虽然这类评论本身往往只是暴露出评论者的浅薄），那麽托尔金的作品，就更像是“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以至于会使最挑剔的评论者哑口无言。 不是意志的结果 虽然托尔金在《魔戒》的序言中明白的告诉读者，他不是要写一部《天路历程》式的隐喻小说，因此不建议读者如此去欣赏他的作品。然而，自《魔戒》出版以後，把它当成基督教隐喻作品来读的人，仍然数不胜数。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把弗罗多当作基督。弗罗多抵挡了诱惑，背负著魔戒（罪恶），经历了背叛（他坚持信任咕噜，咕噜却把他出卖了）；被囚、被剥去衣服、被嘲笑（均发生在西力斯昂哥之塔）；而为要到达末日火山，他还走过了“葛哥洛斯”平原──这与“各各他”的发音也很相近。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弗罗多在最後时刻的“失败”。表面上看来，这似乎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命运不吻合。按隐喻的方式来解读《魔戒》的人，似乎可以从托尔金自己的说法，找到支持。因为按照他的解释，弗罗多在最後时刻被魔戒彻底压垮，并不表示他在道德上的失败，因为魔戒的力量在那时超过了任何“人”所能承受的极限。换句话说，托尔金同意弗罗多在那一刻“死”了。 然而，托尔金反对将弗罗多视为基督的象徵。姑且不论上述解读在结构上的牵强，单就弗罗多的“死”来说，仍有很大的问题。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死”这个行为，而在于“死”所带来的效果（姑且不论基督的死乃出于自愿，而弗罗多则是被迫）：基督的死本身就完成拯救；而弗罗多的“死”，若没有咕噜的“意外”，所完成的不是最终的拯救，而是最终的灭亡。 与此相关的另一点是，索隆的断指带来了第一次的胜利，而弗罗多的断指则带来了第二次的胜利。因此，如果硬要将弗罗多与某个角色对比的话，托尔金在这里是用魔王索隆而非基督与弗罗多对应。所以，我们不能用这种凭己意解读的方式来欣赏文艺作品，应尊重文艺作品自身的规律。 当然，这不是说文艺作品不能蕴涵或者表达基督教精神。事实上，按基督教神学来说，艺术本身不可能起源于“那恶者”；一切的“美”与一切的“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因此在一个信仰虔诚的基督教作家（如托尔金）的作品中，若不能发现基督教信仰的元素，反而是怪事。 以我们前面谈到的“最後拯救”为例，托尔金自己是这样评论的： 正是因为弗罗多的“怜悯”和“对伤害的饶恕”，全世界和弗罗多自己都得到“拯救”。人们告诉过弗罗多，咕噜一定会背叛他，也一定会在最後关头抢劫他。因此，“怜悯”咕噜、不杀他，或是出于愚昧，或是一种对“怜悯”和“慷慨”等价值的神秘信仰（以至于即使当事人正处于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仍会持守这信仰）。 咕噜的确在最後抢劫并伤害了弗罗多──但正由于这最後一刻的恶行，救了弗罗多！正是因为“饶恕”，弗罗多自己得到了拯救和解脱。 在这里，托尔金完全体现了他对英雄主义的基督教式理解：英雄不是意志的结果，而是恩典的产物（注1）。 我们再看《魔戒》中，其他几位英雄人物。 费瑞的英雄“光谱” 根据费瑞（Frye）的看法（注2），若按能力划分，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五种类型的英雄： 第一类是“神话式的英雄”，他们有超自然的能力，比如甘道夫。 第二类是“浪漫主义的英雄”，一般来说是传奇中的主人公，本身不一定有超自然的能力，但却有异于常人的地方，如亚拉冈。 第三类是所谓“高效仿式的英雄”，其本身只是普通人，却带有一种高贵的品格和魅力。许多评论家把弗罗多看作是这一类的代表。 第四类即所谓“平凡的英雄”，费瑞把他们称为“低效仿式的英雄”。因为他们就是普通人，有时甚至还带点喜剧色彩，山姆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最後，现代文学作品中有时还会看到一种所谓“吊诡式的英雄”，或“荒谬的英雄”、“反英雄”。咕噜可以算这种类型的代表。 所以总括来说，五种类型都可以在《魔戒》中找到对应──《魔戒》气魄之宏大，大约在此也可略见一斑吧！ 按费瑞的理论，我们一眼就可看出哈比人山姆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托尔金笔下的哈比人，是我们在乡下最常见到的村民：单纯、善良、诚实，但有时又有一点固执、带著天真的狡黠、甚至贪婪。山姆就是典型的“平凡”的哈比人。 但如果没有山姆在一路上的帮助，弗罗多的使命绝不可能完成。所以，可以说，山姆是“平凡人通过努力而做成了伟大的事蹟”，正符合费瑞对“低效仿式的英雄”的定义。而这正是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地方──你我不需要有什麽超群的品质或能力，也可以做成伟绩、成为英雄，就像山姆那样。 那麽究竟是一些什麽“在平凡人身上都找得到的”因素，最终使山姆成为英雄呢？托尔金的基督教观念在此得到了体现：英雄与否的关键不在于能力，而在于在道德上的品质（这些品质在平常人身上都找得到，所以平常人都可以成为英雄）。托尔金说：“英雄主义乃根植于顺服和爱，而非骄傲和意愿。”在这个意义上，山姆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托尔金在小说中给山姆的角色是弗罗多的仆人，因此，“顺服”的品质，可以得到更多的发挥。在现代社会里，因为“顺服”和“忠诚”在观念上的接近，所以我们可以後者来理解这种品格，而电影《魔戒》（杰克森导演）便是以这种“忠诚”的形像，把山姆呈现给我们。 至于托尔金所说的“爱”，不是指现代爱情故事中的浪漫气氛和情绪，而是与基督教中“望”（hope）相关的观念，即“对美好之事的向往和热爱”，是一种对“美的异象，对比自己更高贵之事的敬畏，一种与寻求自我满足的安逸的争战。”我们常人在生活中，就时常有一些美好、但“不那麽切实际”的幻想。山姆也是如此，不过他把这种幻想付诸行动，甚至为此付上一点代价。 这种爱（或望），也正可以是怜悯的基础──弗罗多与咕噜的关系最能清楚地说明此点。在电影《双城奇谋》的上半部分，有这样一段场景：弗罗多对山姆顽固不化地歧视咕噜生气，他说道：“你不知道它（指魔戒）对他产生的影响……和它仍在继续产生的影响……”“我必须相信他能回转过来。” 这一段有好几个地方都值得提出来。首先，弗罗多、魔戒、咕噜之间的关系，正符合基督教对祭司、罪以及罪人关系的描述（参见《希伯来书》5：1-3），因此也正是圣经要求基督徒怜悯（或悲悯）罪人的原因。 其次，弗罗多对咕噜能“回来”的“信仰”，正符合我们上面说的对“更美之事”的盼望，较之山姆，弗罗多的盼望更内化和深刻。 第三，这种盼望攸关弗罗多的生死，不同于山姆可有可无的幻想。因此可见，“高效仿式的英雄”虽与“低效仿式的英雄”，在构成英雄主义的（道德）要素上类似，但在层次上却更深刻。 一只伸下来的手 另外，从作品的技巧上来说，我们发现基督教伦理当中最核心的信、望、爱等观念，在这里都被巧妙地编织在一起。 山姆和弗罗多所表现出来的品质，比如忠诚（或顺服）、爱（向往、怜悯）等等，若就自身来看，其实并不能保证他们取得费瑞所谓的英雄地位和成绩。相反的，有时甚至正如托尔金所言，怜悯本身是一个愚蠢的行动。顺服、忠诚或信守承诺，也都是一些愚蠢、自寻死路的想法。比如，山姆因为信守诺言，差点儿被淹死；弗罗多因为信守诺言，被魔戒压垮；而他对咕噜的怜悯，导致被咕噜攻击，差点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故事中，这些危机最後被一一化解，乃是由于一些很特别的因素或事件。对不信上帝的人来说，这些关键叫做“偶然因素”，但对托尔金来说，这些危机的解除却是由于一份“恩典”。换句话说，英雄本身的品质，还要加上上帝无微不至的护理，才能保证英雄最终的诞生。英雄在“拯救”时，自己也需要被拯救。 因此《魔戒》影片的导演杰克森，在处理山姆被弗罗多拉上船，以及弗罗多被山姆拉上悬崖的时候，都用了同样的富有基督教寓意和象徵的图像，即一只手从上面伸下去，拉住一只从下面伸上来的手。这实在非常高明──这里即使要说杰克森煽情，恐怕也只能说他煽得恰到好处了。
也许有人会说，就算你可以把偶然讲成恩典好了──时势造英雄，没什么好反对的──但若没有他们本身的坚持，也就没有最后的故事。这难道没有意志的因素在里面吗？ 是的，从个人必须参与其中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同意，个人意志的参与也是重要的。（否则我们前面关于品质的讨论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否定的，是个人自我决定、自主式的意志，即否定的是“我偏要如此＂的意志。我们可以以弗罗多为例： 一是在电影《魔戒远征队》的结尾部分。当弗罗多挣扎着是否要选择离开众人、单独前行时，他回忆起甘道夫的话，于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个选择显然是英雄式的。第二个场景发生在电影第三部《国王归来》的下半段。当弗罗多暂时击退了索伦和咕噜，精疲力竭，又因发现自己冤枉了山姆，身心交困地摔在地上的时候，精灵女王的话再次让他站了起来。这当然也是英雄式的。然而，如果把这两个场景，单单理解为小学作文中类似“想起了雷锋叔叔的话＂，就忽略了非常关键的东西──我们在这里要关注的不是回忆这种形式，事实上这种形式是杰克森的大众化版本，托尔金在小说中的处理要复杂和细腻得多──我们要关注的是所回忆的内容。更具体地说，甘道夫和精灵女王各自对弗罗多所说的一句话。 甘道夫说的是：“所有那些活着看到这种时刻的人，都这么期望。但这不由他们来决定。你所能决定的只是，如何来处理这段赐予你的时间。＂精灵女王说的是：“这任务是被指定给你的，夏尔的弗罗多。如果你不能办到，就没有人能了。＂ 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经典基督教神学问题，即上帝的主权预定与人的自由选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托尔金给我们的答案是：人的选择不仅不因上帝的预定而消失，而且恰恰相反，人之所以能选择，正是由于上帝主权的预定（正因为上帝定了你所处的时间，所以你需要对它做出正确的选择）。更进一步，正因为上帝主权的预定，人的选择变得有价值和意义，甚至成为英雄式的（正因为上帝指定了你，所以你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你的正确选择价值非常）。 换句话说，这里表达的是一种使命，这使命乃来自神圣。而弗罗多的忠诚，无非就是对这来自上面的使命的顺服。而他对上面的顺服和忠诚，当体现在他与别人的关系上，就变成守诺、诚信。换句话说，弗罗多像基督徒一样，当把支点放在那位至高者那里的时候，在垂直层面的顺服，就成为在水平层面的忠诚和诚信。 进一步地说，正因为弗罗多的使命来自上面，就与人们平时所说的使命有根本的不同，具有一种超越的本质；或者说，弗罗多的使命感来自神圣的预定而非擅自的攫取，因而本质上拒绝自主式的自我认定。 最后，正因为这种使命来自上面，来自神圣的预定而非擅自的攫取，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恩典，而非意志（特别是“我偏要如此＂的意志）的决定。归根结底，弗罗多是被“召＂，而非毛遂自荐式地出来完成一项特殊使命。而他的坚持，无非是对这“恩召＂的正确回应而已。 同时，这种来自上面的“召＂，自然就给对“更美之事＂或更高之事的爱和望，提供了基础。在这里可以顺便指出，杰克森对弗罗多跌到，然而又被精灵女王唤醒这一过程的处理非常精采。透过完全重叠的镜头，杰克森把弗罗多“对更美之事的爱、望＂，和“透过精灵女王而传递的召＂，完美地揉在了一起。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山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使他之“被召＂也是一项恩典。他参与弗罗多的旅程，原非自愿。按他原本所做的（偷听甘道夫与弗罗多的谈话），他本应受到“灭口＂的惩罚。然而他的性命不仅得到存留，反而还被赋予了一项神圣的使命，甚至这使命的重要性，是他那简单的头脑，一开始根本不可能理解的。所以他的忠诚，不过是对这“蒙召＂恩典的一种无意识的、但却“幸运＂的回应而已。 相对而言，弗罗多的回应更有意识──透过甘道夫、精灵女王等，他意识到了临到他身上的“呼召＂。他挣扎过、甚至疲倦绝望过，但最终对这“呼召＂作出了正确的回应和选择。 总结上面，我们于是可以说，“低效仿式的英雄＂和“高效仿式的英雄＂的差别，可以归结为对神圣之事在意识上的差别：他们对从上面来的使命的意识（弗罗多比山姆更清楚地认识到临到身上的“呼召＂），和对“更美之事＂（即更高之事）的认知（弗罗多比山姆的“幻想＂更深刻），是不同的。 然而，虽然他们的认知在程度上不同，但他们的反应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英雄性就正体现在他们对这些认知的恰当反应或抉择上。 英雄的抉择仍是对“蒙召＂恩典的回应，而神圣预定的恩典和神圣护理的恩典是并行的。因此当英雄们按照神圣的呼召而走向死亡的时候，神圣护理的“机缘＂、“巧合＂、“偶然＂，也就是“恩典＂，将保证故事的正确走向。 地地道道的“神曲＂ 在费瑞“光谱＂中更高端的“浪漫英雄＂和“神话英雄＂，在这两方面的表现更明显。 比如亚拉冈，评论家早就注意到，他的原形是“中世纪的好基督徒国王＂。而“神圣使命感＂和“对更美之事的向往和热爱＂，都是“中世纪的好基督徒国王＂的典型特点。可惜的是杰克森在这一点的处理上，太过迎合现代观众“自我觉醒式的英雄＂（换句话说，杰克森把亚拉冈“山姆化＂了），使得亚拉冈的形像在主要人物中受到的伤害最大。因为篇幅的原因，这里不再作详细分析。 不过可以顺便指出的一点是，在杰克森的电影第三部《国王归来》中，当最后之战胜利后，影片有很长的篇幅交代亚拉冈的加冕，哈比人回乡等。很多人以为这只是通常的“圆满大结局＂，但事实上这些都是为了表现托尔金“更美之事＂的观念，因此至关重要（虽然托尔金确实也包含了“圆满大结局＂的意思。 不过杰克森对甘道夫的处理，因为大量运用实时镜头，比小说中的人物显得更丰满和有生命力，算是将功补过吧。显然，甘道夫的神圣使命感再也清楚不过，而他对更美之事则不单只有望，更是有因“眼见＂而产生的爱。当甘道夫复活以后，在林中第一次遇见亚拉冈一行三人时，他对他们称呼他为“甘道夫＂似乎有点迷惑，好像闹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甘道夫还是萨鲁曼。 原因其实很简单，用“甘道夫＂自己的话说，他乃“被送回来，直到完成他的使命＂。换句话说，他不过是一个受差遣的神圣使者，一个“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希伯来书》1：14）。 另外，在弗罗多对咕噜的怜悯上，甘道夫的劝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甘道夫的劝告，用基督教的话来说，正符合对神圣护理恩典的期盼，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最后如果我们再算上精灵王爱隆对亚拉冈先祖埃西铎事件的评论，“邪恶被允许再存留一段时间＂，那么《魔戒》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神曲＂了。 回到我们对英雄主义的关注，总结上面的我们可以发现，若把《魔戒》中的英雄人物，按费瑞的分类作一梳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构成英雄主义的要素，最后都集中在关键的两点：神圣呼召的恩典和神圣护理的恩典。 神圣呼召的恩典把英雄们送上征途，赐予他们对“更美之事＂的异象；而他们对这呼召的顺服或正确的回应，使他们在征途上继续走下去（咕噜正好作了相反的选择，因而成为“反英雄＂）。但当这正确的选择似乎正带领他们走向灭亡的时候，神圣护理的恩典不仅使他们的伟绩得以完成，他们自己也得到拯救和升华。 更有意思的是，若我们按费瑞的“光谱＂，作一从低到高的排列的话，我们会发现英雄们地位的高低，正与他们对这两个恩典的意识程度的深浅相对应。因此我们不能不同意，在托尔金的观念中，英雄的确“不是意志的结果，乃是恩典的产物＂。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探讨的是费瑞的分析理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比较偏重在神圣恩典。但基督教信仰从来不因为神圣预定的主权，而否定或抹杀个人抉择和经验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用坎培（Campbell）的“单一神话＂（Monomyth）理论才能作更清楚的解释。这就留待后话了。 所以最后回到本文开头的评论，基于托尔金如此的基督教信仰，当评论家们把《魔戒》作恰当的文学神话分析以后，发掘出其深层的基督教涵义不过是自然的结果。 而在电影中，当甘道夫说完了那句关于“所赐给的时间＂的高论之后，他继续补充、加强他的“宿命论＂：“比尔博注定要发现这枚戒指。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就注定要背负它。＂杰克森把镜头在弗罗多和甘道夫两人之间转换了几次之后（注意二者的不对称性），最后把镜头定格在甘道夫的脸上，来了一个特大号的特写，然后我们听见甘道夫说出了一句最“荒谬的＂话：“而这是一种令人鼓舞的想法。＂你说我们这是在上神学课呢，还是在看电影呢？ 注： 1. Birzer, Bradley J. J. R. R. Tolkien's Sanctifying Myth: Understanding Middle Earth. 2.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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